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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电视纪录片《瞬间》反映的是我党我军摄影队伍的历史丰功，而这支队伍是在抗战中的晋察冀根据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摄制组曾追寻着当年摄影战士的足迹遍访山山水水，在搜寻一个个光辉历史瞬间的同时，更从这片英雄的土地上，体悟到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的永恒。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特点的限制，许多发自编制者内心的感受，只能通过下面粗陋的文字与读者共享了。
烈士的遗作
在《瞬间》使用的历史照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我们曾努力找寻它们的作者，通过他们的讲述，知道几乎每幅名作后面又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如《铁道大翻身》（李峰）、《怠工的民工》（流萤）、《夜攻单县》（袁克忠）、《娘子关前》（蔡尚雄）等。但更多的作品我们是见不到作者了，有的是作者已不在人世，有的是战争年代作者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还有的作品，甚至作者本人都没能见上一眼。
《瞬间》中使用了一幅高明同志拍摄的《挺进坝上》，作品画面上是冬天的塞外高原，雪野茫茫，宏大的背景上，一支八路军正艰难地行进。在雪地的映衬下，长长的队伍由点成线，构成灰黑凝重的“Ｓ”型，伸向无边的天际。整个画面雄奇苍凉，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想象，此时走在队伍中的摄影者，一定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以崇高为特征的审美心理体验。我们很想跟作者探讨一下那个年代摄影作品的这种典型特征，但摄制组历史顾问顾棣告诉我们，作者高明早已在战争年代牺牲了，而且他本人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这张作品。
１９４４年，晋察冀画报社派记者高明随一支向塞外挺进的部队采访，一路上战斗不断，高明也随着拍了许多照片。一次战斗中，高明被敌人的子弹射穿了肚子，他自感伤势严重，就嘱咐身边的团长，他牺牲后，一定要设法把他的相机和胶卷送回画报社。那位团长后来派专人，历经艰险完成了高明同志的遗愿。画报社的同志看了洗出来的照片后都很震撼，就像高明本人的事迹一样，那些来自塞外高原的照片，充满了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那张《挺进坝上》的照片，后来就作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一直挂在晋察冀画报社会客室的墙上。
狼牙山魂
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影而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的，但最早将这件事告诉大众的传媒，却是晋察冀画报社记者拍摄的一组照片：《随军记者采访山中道士》、《脱险归来的两壮士》、《杨成武为两壮士颁奖》。
当年，一位隐居在狼牙山上的道士，看见了五壮士拒敌的经过。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曾向他进行采访，对外报道了五壮士的事迹。采访中我们还听说，这位道士不是五壮士事迹的惟一见证人。几年前，曾有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商人来狼牙山祭奠五壮士，并告诉人们，他就是当年追杀五壮士的日军头领。他讲起追赶途中他的士兵死伤多人，有被石头砸死的，有登山时摔死的，到山顶才知道把他们整得焦头烂额的只有５个八路军战士。看到五壮士跳崖后，被震撼的日军不由自主地默然对崖下肃立，他命令手下士兵将枪里的子弹全部向天鸣放，表示敬意。此举被远处山头的上级看到了，他因此被遣送回国关押了起来，战后才放出来。现在他要跟中国加强友好往来，他的公司的名字就叫“大华”。摄制组成员站在狼牙山顶，从这里俯视太行群山，感到山势格外险峻，山谷间弥漫着薄雾，耳边似响起那气壮山河的呼号，再次感受到五壮士那跨越时空的崇高人格力量。
渤海边的八路军
摄影家石少华曾拍过一些白洋淀雁翎队的非常有名的照片，这些照片也是《瞬间》中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
某画册上有一幅题为《水上抗日游击队在白洋淀上行进》的照片，作者也是石少华。照片的气魄很大，许多只带白帆的船上载满了穿便装的战士，正在破浪前进，但那船上的白帆和过于浩渺的水面，总让人觉得和白洋淀联系不起来。我们征询了一些熟悉石少华作品的老同志的意见，有人说照片应该是在白洋淀拍的，那时的白洋淀是保定通往天津的水道，水面比现在大，而且白洋淀上原来有许多帆船。但船上坐的战士不会是雁翎队，因为装备不像，而且不会集中那么多人，倒很可能是经过白洋淀去渤海的冀中八路军，石少华曾经采访过他们。
我们知道八路军在华北的山地战、袭击战以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可去渤海边的事情却没听说过。但在解放军画报社的资料库中，我们确实找到了一组石少华１９４４年在渤海之滨拍下的照片：长堤上向渤海海滨挺进的队伍，面对大海站岗的战士，在海上正扬帆起航的船队……在已发黄的纸页上，我们看到了当年的资料员对这些照片写下的注解：“１９４４年，由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连失东南沿海海港，盟军在华登陆遭受阻碍之际，晋察冀八路军挺进渤海海滨，在祖国海岸筑起防线。”虽然由于后来抗战形势的发展，这次行动的战略作用没见到后人评说，但我们仍感到了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的英勇卓绝的精神。我们见到的这些照片，虽然后来没能为我们（反映雁翎队）所用，但我们仍为自己了解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激动不已。
从古城里拉出去的起义伪军
在画册《人民战争必胜》中，我们见到一幅《１９３８年平汉线伪警防队１８００人起义》的照片。照片上，起义的伪军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态度拘谨中又带着戒备，在他们周围则站满了儿童团、青抗先的抗日民众。这张照片所透出的凝重的历史真实感吸引了我们。顾棣同志说，照片上的这支队伍就是从保定城里拉出来的，李英儒同志后来还把这事写进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照片是沙飞同志拍的，当年他还兴奋地向别人说起这事，说他要去满城拍伪军起义。由于《野火春风斗古城》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们很想去那传奇般的故事发生处旧地重游。但去满城县打问了许久，甚至按照片上儿童团旗上的地名去查找，都毫无结果。
我们在唐县寻找抗日女自卫队员时，向一位８５岁的老村支书提起这事，他立时肯定地说，这事是发生在唐县北店头村。当年，他们几十个村的抗日组织曾联合出动，北店头村人山人海，围着那些伪军，喊口号、鼓掌、讲话。我们在唐县北店头村见到了副乡长贾国群，他的父亲是当年的老革命，生前曾多次向他讲过此事，他领我们到了队伍整编现场（村小学操场）和队伍在村里的司令部驻地。贾乡长又向我们推荐了当时在现场、后担任过河北大学副校长的贾泉河先生。贾先生后来告诉我们，照片上的队伍原是驻在通州的东北军，七七事变后投降了日军，后来迁到保定、容城、满城一带，在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长厉南的策反下起义反正。部队经过满城到唐县集中整编，刚来时还不大信任我军，后来经过政治教育，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抗日队伍，就是后来屡次给敌人以重创的晋察冀游击军。贾先生当年是民众教育馆的工作人员，参加了组织欢迎他们的工作。我们在北店头村看到的晋察冀游击军司令部的老屋，还是贾先生家的祖屋。
我们也又一次验证了保定一带抗战文学发达的缘故，和《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大批作品一样，《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是以这片英雄土地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创作出来的。
“名将之花”魂去来
可能是当年拍摄时没来得及调焦的缘故，这张照片的画面有些模糊。照片上的战士正操纵一门看来很平常的迫击炮进行战斗。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门日式迫击炮是平型关大捷中的战利品，此时它正参加的战斗是１９３９年的涞源黄土岭战役。战斗中，一枚炮弹击中了被称为“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中将，让日军的这位“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一个本不出名的山谷中。
我们曾试图去寻找照片上那门炮，但和大部分创有殊勋的器物一样，它也湮没在战火征程中了，并没能在博物馆里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但我们来到了当年它创造光荣的地方——在黄土岭的一个小山坡上，当年阿部规秀丧生的那所民宅竟然还原模原样地在那里。没有谁去刻意保留它，只因为这所小院一直就是孤独地座落在这里。房主老大爷说，当年他们一家人被日本兵拦在炕上，１０岁的他缩在奶奶身边，亲眼看到几步外被弹片击中的阿部规秀。房主老大爷说，“就打来一发炮弹炸到院里，弹片飞进来就炸着了他一个人，……想起来，挺神秘的”。
按房主老大爷的说法，那个日本名将是该着死在这儿的。多年的老屋，房主人已不打算修缮它了，房顶墙头长满了荒草。坡前是绿树、庄稼，和平的空气中响着啾啾的鸟叫，让人感到山野中那特有的静谧。假若阿部规秀地下有知，魂游故地，他当作何感慨?芽当年万里迢迢来侵略中国，就是为了在今天的靖国神社中摆上个灵位吗?芽
寻找女自卫队员
抗战爆发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内，原先生存在社会底层、没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人们站了出来，奋勇抗日。这中间最典型的就是妇女，尤其是农村劳动妇女。她们成立自卫组织，站岗放哨，开会出操，运送弹药，救助伤员，在投入抗战的同时，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解放。解放区的摄影作品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像《女子大刀队》、《长缨在手》、《曲阳三八节刺杀表演》、《白洋淀妇女识字班》等。
记得欧洲二战后有一幅《胜利之吻》的摄影名作，后来曾有一个刊物登出启事寻找照片上被吻的那位姑娘，结果竟来了５０多名应征者。我们也曾想寻找一下照片上的解放区妇女们。我们给有关县（市）发出了照片的复印件寻找线索，摄制组也跑遍了当年拍摄那些照片的地方，但我们遇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尴尬。
寻找工作开始很顺利。在各县（市）党史办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到了太行山区完县的北神南村，唐县的南唐梅村，曲阳县的南、北宋庄和武家湾（确是拍摄那些照片的地方），许多１９３８年参加女子自卫队的大妈都还健在，我们见到的就不下几十位，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认出照片上的人来。她们大都不知道当年有人给她们拍过照片，而且这照片还拿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有的至今还摆放在博物馆供人们瞻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骄傲。
偶尔也有老大妈指着照片说，“这像××，后来跟部队走了。”“这是××，解放前就死了。”但认出的都是年轻时就离开了的人，却认不出自己和身边的老姐妹们。有时旁边人都从脸型、身材上猜出了她们中的某些人，但她们自己没有感觉。也许是老眼昏花的缘故，她们已很难将自己和照片上成群结队的黄花闺女们相联系了。
但只要回忆起当年自卫队的事情，大妈们就全都神采焕发起来。唐县南唐梅村的几位大妈比划起了舞动红缨枪的动作，曲阳北宋庄的几位大妈做起了刺杀表演，口中还连喊杀声。“年轻人有决心，年轻人有热血，年轻的八路军创造了晋察冀。他们英勇，他们牺牲，他们战斗，他们流血，他们为了民族的希望，为了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也绝不会相信这是几位七八十岁的农村老大妈，在唱着她们６０多年前学的歌。唱歌的大妈都是当年完县北神南女子大刀队的成员（“女子大刀队”的巨幅照片现仍在芦沟桥抗战纪念馆悬挂）。这些大妈的表现令所有在场围观的人们都惊讶不已，人们从没见过这么神采奕奕的老太太，更想不到她们有如此传奇的经历。围观的人虽然不太了解这些过去的事情，但知道那中间有他们必须为之仰视的东西。
我们临时改变了拍摄计划，不再非去认出她们中间的“某一个”了。我们不就是要寻找那个年代对今天仍有意义的遗产吗?芽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镜头后来成了我们拍摄的素材中最珍贵的内容之一。
妇女平沟队队长
那些女自卫队员的命运曾令我们一度嗟叹不已。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她们从灶台磨盘旁挺身而出，成了巾帼英豪，有人可能从此走得更远，但更多的人随着事过境迁，又归于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如果没有人去追寻那光闪闪的“瞬间”，这一切便可能湮没在所有人的记忆里。但正因为有过那光辉一刻，那些看去极普通的农村妇女的一生，就有了更重的份量，起码那沉甸甸的感觉已被她们珍重地埋到了心底。遗憾的是那么多妇女活动的照片中，就没找出上面的一个人。可随后定州来的一个电话，帮我们找到了我们最想找到的人。
摄影家流萤抗战期间拍过一张《妇女平沟队》的照片，跟许多仓促拍下的解放区照片不同，这幅照片的画面非常清晰：一大排欢笑着的年轻妇女，虽然都梳着那个时代妇女的发型，衣裳土得不能再土，但都亭亭玉立，神采飞扬。她们肩扛的似乎不是沉重的铁锹，似乎不是要去填敌人的封锁沟，倒有点像拿着道具要出发演出的文工团员。尤其是打头的那个，跟别人隔开了一点，显得又格外开心，给人的这种印象就更深。我们拿这问题问了流萤同志，他说，冀中解放区的妇女就是这个风貌。这个平沟队是定州寺底村一带的，那里靠近敌占区，抗日活动非常坚决。
我们向定州负责党史的同志寻求帮助，一段时间后，电话打回来了，告诉我们找到了妇女平沟队的队长，而且就是照片打头的那个人，她叫李彦罗。
去定州见到李彦罗大妈后，摄制组的人看着照片不约而同地说就是她。岁月沧桑，竟然没抹去她的丰采，人笑得更加爽朗，身板依然挺直——虽然已是７７岁的老人了。
老人告诉我们，拍照片时她１７岁，已经入党了，领着妇女跟着抗日组织做各种工作：破坏敌人交通线，填封锁沟，夜晚去炮楼扰敌，开会放哨。当年，闺女、媳妇都抢着参加她们的队伍，不要谁谁还不高兴呢。
后来，平沟队中的姐妹有的到外边参加了工作，还当了领导；有的嫁到了外面；有的已去世了。李彦罗在当地找了婆家，后来一直就在村里当干部，现在还在做妇女工作。她说：“现在活着在村里的就剩我一个人了。整天瞎忙活，没病没灾的。”
临分手，当年的平沟队长提了个要求，让我们把那张带去的照片（实际是复印件）送给她。“照这照片时，我还故意离得队伍远了点，想把我自己照清楚点。后来就没见过照片，也不知找谁要去。”我们很不好意思地把那张复印照片送给了她，她很珍重地收了起来。
山顶上的炮楼
为拍摄《瞬间》做案头准备时，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这样的内容：１９４２年秋，（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向国内报告说，“华北堡垒，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是山海关到宁夏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圈的四分之一。”这真是令人头皮发麻的数字，可以想象出当年的华北是何等景观。以前在电影中看一日军炮楼，觉得那是可以任意收拾的王八窝。但在真实的斗争中，那些日军炮楼，就像楔在华北大地上的一颗颗大钉子，日寇也由此扩大了控制区域，对我敌后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敌后抗日军民对日军炮楼恨之入骨，把打炮楼叫“拔钉子”。我们看到的历史照片中就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有攻打敌炮楼的，有炸毁炮楼的，有把炮楼拆掉把木料搬回家的……但可能也正是这样干净彻底斗争的结果，在华北大地星罗棋布的日军炮楼，战后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曾觉得这也是一种缺憾。修筑得那么坚固的随处可见的历史见证，再也见不着了。
但在唐县南唐梅村，我们在寻访《长缨在手》中的女自卫队员时却见到了当年日军留下的炮楼。那些扛过红缨枪的老大娘告诉我们，她们当年曾参加对山顶炮楼上的敌人的斗争。“那个炮楼还在”，站在旁边的８５岁的村支书大爷，指着对面山顶上一个黑绰绰的家伙说。
最后，鹤发童颜的老支书带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爬上山顶，我们觉得真不虚此行。炮楼上部已经拆毁，但从遗留的废墟上可以看出当年的规模：炮楼中心部分的面积呈方形，有１０００多平方米。地下弹药库、四角的楼梯、周围的枪眼都清晰可辨。建筑使用的材料是水泥和大石块，十分坚固。看来当初修建时是做了长远打算的。老支书说，当年这炮楼上的敌人有百十来号，日本投降时，他们拒绝向周围的抗日组织交出武器，在一个夜里悄悄溜走了。
这座山光秃秃的，很高，站在山顶有点虎视四方的感觉，可以看到唐河远远地流去，听到山野间的村庄传出的鸡犬之声。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儿设个标志，写上几句什么呢?芽外边的人来了，可以看到鲜活的历史，可以看看当年日军曾这样侵入中国腹地，在太行深山修建这么大的军事侵略设施。如果是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只要他们看到那坚固的炮楼基座像猛兽的铁爪一样深深抠入地下，就能体会到，当年在祖国母亲的胸膛上，侵略者是如何肆意践踏的。
八百斤古铜钱
我们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库看到一张照片，旁边写着：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在宴请阜平农民李盛兰，感谢他把自家的８００多斤古铜钱献给八路军造子弹。我们很想见见这位农民，潜意识中当然也有对这８００斤古铜钱的兴趣。
在阜平高街村，我们寻找到了这户人家。李盛兰老人早已去世，他最小的儿子也６０多岁了。他告诉我们，那８００多斤古铜钱是从自家老房的废墟上挖出来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献给八路军造子弹时，一点也没心疼，那会儿就是想，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比什么都好。
解放后的几十年中，没人再提起这件事。保定电视台来采访时，他家里人很惊讶。他们还拿出了精心保存下来的文物：当年晋察冀军区领导的邀请信，军区记者在捐铜钱现场拍的照片。信和照片都已经发黄了，老人给我们指点着，照片上那个端着铜钱的光头小孩就是他本人。我们发现，这张照片在画报社资料库中也没有了。
在阜平县城的一个桥头小店中，我们还见到了李盛兰老人的孙子。这位不到３０岁的小老板，很为自己的爷爷自豪，但丝毫不心疼那笔本来有可能在他手上升值的“巨富”。他说，就没想过那铜钱是属于他们的，就相信自个干活挣自己的饭比什么都踏实。来时路上，我们曾一直争论那些铜钱到底能值多少钱，但自从见了李家的人之后，我们就再不为那８００斤古铜钱的价值操心了。临走时，我们在他们店里买了一箱矿泉水，年轻的老板客气了两句后，笑嗬嗬地收下了这应属于他的钱。小店的位置不错，我们盼李家后人的生意能红火起来。
八路军和老百姓
在原来印象中，解放区摄影作品由于反映的对象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构图材料的主体一般都选择人，不会像许多现代摄影作品那样，有时会把植物或动物作为构图主体，而人在画面上只是一种陪衬，从而来表达作者某种特定的意蕴。再加上摄影设备的局限，当年的摄影者似乎在技巧上也不会太追求精致、讲究的。对于我们的这种认识，顾棣同志很不以为然，他说，就不说沙飞、石少华那些名作了，就是一些不大出名的作品，比如杨振亚同志抗战期间拍的一幅《春耕》，在构图的新奇大胆上，就一点不比现在的某些获奖作品差。
后来，我们在历史资料中找到了顾老说的那幅作品（在解放后出版的书刊中没有选用过）。作品拍摄的距离很近，形成了强烈的广角镜头的效果。迎面是两匹格外高大的马，它们和身后的犁杖都显得很大，后面扶犁的军人在阔野中却相对显得很小。由于生产工具（马、犁）被夸张地表现了，因而在观者心中突出了“生产”的巨大意义，而形体上显小了的军人，却令人感到了他和大地的联系，以及人在艰难环境中顽强生存的意志和力量。这是一幅意蕴深厚、相当“现代”的作品。尤其旁边的注解文字写着：１９４４年，军区司令部的战马在帮助老乡春耕。那时，日寇的连续“扫荡”和大旱灾，使部队和群众的生存都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晋察冀边区政府从上到下都开展起大生产运动，军民共渡难关。此次《瞬间》中使用的一些军民生产的照片，就都是那段时间拍摄下来的。
在我们根据那些照片故地重游的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了一个关于聂荣臻同志的故事。一次在阜平采访，一位老乡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曾经向聂荣臻发过火。那时，聂荣臻有独自散步的习惯，每天天不亮都要去驻地附近的田野里走走。一次被那位老乡看见了，老乡没认出在自家地里走着的聂司令员，就大声吆喝，让别踩麦子。当时，聂荣臻虽然只是在田埂上走走，但听到喊声后还是很小心地退了出来。第二天，路边的麦地旁就插上了由军区司令部写的“不准踩麦地”的牌子。听了这件事后，再看看手中那些边区高级领导参加大生产的照片，我们感到了其中的份量。
前人栽下的树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我们一般都是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的：前辈创下了江山，让我们后辈过好日子。而我们在拍摄《瞬间》的过程中，却真实地见到了革命先辈在战争年代为后人留下来的树，而且是漫山遍野的树。
我们在记录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的照片上，看到了几张植树造林的照片。当时觉得几乎不可思议。面临着日寇的封锁、“扫荡”，整日生活在战火威胁下的解放区军民，难道还有心情种树，是不是只从宣传角度出发的摆拍呢？当我们带着照片去老区查询时，阜平党史办的一位同志指着其中一张聂荣臻种树的照片说：“这是在黄芽沟，听说当年他们（晋察冀军区）在那儿栽了好多好多树。”我们在黄芽沟找到了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据他们回忆，那些年上级每年都号召种树，领导也亲自带头种。儿童团栽的儿童林，青抗先栽的青年林，一片连着一片。那些年，沟里的树长得密密麻麻，从远处看，连房屋都掩在树丛中。只是学大寨时开荒造田又把树砍了。我们在黄芽沟的荒滩地上看到还有些稀稀疏疏的树，许多地方还残留着露出地面的老树根。我们的镜头中已无法出现聂荣臻同志带领部下栽下的树林了。
看我们失望的样子，党史办的同志提起听一些老同志说，当年边区政府还有更大的林场，就在阜平的驼梁山和附近的山西门限石一带。这一下子又解开了我们心中一个更大的谜团。我们曾在历史照片中见过一张《晋察冀农林植牧局第一林场》，尽管山林中的木牌上有“晋察冀”三个字，但我们仍怀疑是否搞错了，是不是后来的……
我们终于找到了听说的那两个地方，见到了那大片的、原来只知道是原始次生林的国营林场。经查，这里的山上本来就长着茂密的树木，抗战中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不使它遭到破坏，下令保护了起来，并继续在山上种树，从此打下了今天国营林场的基础。
我们站在山头上，摄像机划过的是漫山遍野的绿色。飒飒松涛声中，我们在解读着先辈们当年的理想。作为乘凉人，我们能为我们的后人栽好树吗？
边区运动会的女飞人
那是沙飞当年拍摄的一幅照片。在简陋的山间运动场上，几名学生模样的女选手正奋力奔向百米终点，跑在最前边的那位已经挺身撞线，在旁边观众的欢呼声中，她兴奋地扬起溢满着青春光彩的脸。这位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学生运动会的女飞人，就是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的高哲。
高哲同志如今还健在，我们在北京的家中见到了她。１９３８年，高哲是河南开封师范的一名学生。国难当头，中国已经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和富裕的家庭吵翻之后，她只身离家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后随抗大来到晋察冀。在阜平穷山沟的那些年月中，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艰苦，而是许多年轻人在一起对新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的追求。
提起那张照片，她异常兴奋，说她也是几年前从一本画册上才知道有人拍了这张照片，把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记录了下来，成了她一生中最光华的写照。
据我们观察，老人现在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和许多老同志一样，高哲也曾受过一些委屈。“文革”前后的许多年中，她全家一直在西北，后来才到北京。从一所中医院院长位子上离休的她，家里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孩子不在身边，只有身患癌症的老伴相伴家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她乐观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她去上街，把背包斜挎在肩上，挺着腰板大步走路。当我们夸她有精神时，她立即甩着胳膊走起“操练步”来，说：“我们在抗大训练时就是这样走的。”
我们看着这位８３岁的老大姐，心中充满对人生沧桑的感悟。
民主选出的女县长
１９４０年的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举中，唐县产生了一位女县长，这位女县长后来政绩斐然。摄影家叶曼之在选举大会现场拍摄的照片上，刚当选的女县长陈舜玉神采奕奕，格外引人注目。
《瞬间》摄制组经多方打听，知道已８６岁的女县长陈舜玉今还健在，并在北京长安街２２号楼的住宅中见到了她。老人正在家中摹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字写得有相当的水准，显出了深厚的功底。后来才知道，陈舜玉当年是福建法政学院的大学生，祖上也是福建的高门大户，爷爷就是那位前清状元、光绪皇帝的老师陈宝琛。谈起６０年前的往事，老人兴致勃勃起来。她的爱人张林池是前任农业部长，保定（清苑）人，现年９０岁了，头脑还很清楚，坐在旁边不时帮助陈舜玉回忆往事。陈舜玉说当时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太穷了、太苦了，那时想无论如何也得给老百姓做点什么。再就是那么穷苦的老百姓，觉悟却高得很，选县长时去了那么多人，人们那么兴奋，像遇到什么大喜事，尤其是妇女们。她还记得妇女代表们送给她的５件礼物：一个是铁球，鼓励她把全县人民团结得像钢铁一样坚强。一面镜子，让她明镜高悬，办事光明公正。还有一根针上穿着线，让她在参加抗日的各阶层间穿针引线。
分别时，陈舜玉老人一再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歉意，说她现在年龄太大了，说话表达不好，让我们千万别生她的气。送下楼的小保姆悄悄对我们说，接到我们要采访的电话后，陈舜玉一夜都没睡好觉，一直在念叨当年的事，结果越这样就越说不清楚，她为此很着急，家里人为此还劝了她好久。我们回身望着这被称为“部长楼”的高层建筑，心中对这位老前辈涌起一股亲切的情感。
边区参议会的大礼堂
我们就解放区摄影问题向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进行采访时，周老提到当年在阜平县举行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他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很气派的大礼堂里开的，而那个礼堂就建在山沟里。
在此之前，我们已见到不少边区民主选举，各界代表出席参议会的照片，对战争年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兴趣。周老提到的那个大礼堂我们在照片上见到过，还琢磨过这是在什么地方的礼堂呢。但周老说大礼堂已被日军的飞机炸掉了。
后来去阜平，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礼堂是建在离县城很远的温塘村，被日军炸毁近六十年了，连遗址都没了。但我们还是赶到了那里。我们寻访到的一位老大爷十分肯定地说他知道大礼堂的确切位置，因为当年召开参议会时他就在那里做服务工作，负责烧开水，聂荣臻同志还跟他聊过天。
老人左拐右拐领我们走进了一道山沟，一路上没遇到一个人。走着走着，地势突然开阔起来，群山中间出现了一片平地，平地周围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间房屋，而在老人指给我们的当年大礼堂的位置上，已经盖起了一所规格整齐的小学校。
平地周围的山上，还能看出防空洞的遗迹。老人说当年建大礼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日本飞机后来一共轰炸过６次，最后一次才把礼堂炸毁了。老人还记得当年开参议会的盛况，“各行各业的人多了去了，净从远地方来的。当兵的、做买卖的，什么人都有，连尼姑、和尚都有……”老人谈得很是兴奋。
《瞬间》开拍以后，我们一直觉得是我们对中国革命史进行再学习的一次机会，对历史上许多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统一战线、解放区民主政治等。我们曾在解放区历史照片中见过一张《参议员李天俦弹劾完县县长案》，当时很不理解，因为过去觉得“参议员”“弹劾”这些都是专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的东西（“弹劾”在汉语词典中也确实解释为“资本主义国家参议会中抨击政府工作人员”），原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早已在成功地进行着民主政治探索了。
我们临走时，又回头静静地看着这块有着特别意义的他方，心中升腾起一种神圣的感觉，历史风云似乎在眼前浮现。在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上建起的小学校中央，作为人民共和国象征的五星红旗，正在蓝天下迎风飘扬。
抗战期间的“两面小学”
老摄影家流萤同志抗战期间拍过一张《两面小学》，照片上一群孩子在木制黑板前上课，黑板上方挂着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旗子，但在黑板中却赫然写着“打倒日寇，准备反攻”几个大字。流莹同志曾告诉我们，当时他是和武工队一起去敌占区活动，在一个村里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便记录了下来。
在定州寺底村，我们找到了当年的那所小学。破旧的院落，现在是村委会所在地。我们说明来意后，大队干部建议用广播喇叭寻找一下当年的学生。在我们将信将疑中，高音喇叭中已响起浓浓的方音：“在闹日本的时候，上本村小学的人，请到村委会来一下，有记者采访。”半个小时不到竟然已来了七八个老人。他们都不知道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可对照片上的内容却再熟悉不过了，热情地指点当时黑板摆在哪儿、老师站在哪儿，并互相争议着他们自己都坐在哪儿。老人们讲，抗战初期这里曾是解放区，他们都在抗日政府办的村小学读书，后来变成了敌占区，小学不能办了，老师就招呼他们去村外的庄稼地里偷着上课，书事先藏在村外隐蔽的地方，用的时候拿出来。再后来日本人在附近村里开了学校，但大部分人都借口路远不去上。再后来日本人答应村里的小学继续开，但得讲他们指定的内容。于是就办起了这样的“两面小学”，黑板上方挂上日本人的旗子，老师照讲抗日的内容，只有在敌人来村里时才胡乱应付一些什么。老人们说，当年学的文化课内容确实忘了，但老师教他们的“不当日本的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却一辈子忘不了了。一位老人还回忆说：一次，日本人到村里来，站在台上给人们讲话，拿着红红绿绿的东洋糖块往下扔，有的不懂事的小孩就过去捡，但在村小学里上学的孩子没一个上去捡的。
老人们后来还一起唱起了当年老师教他们的歌，那是一支他们唱起来就很动情的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杀敌的武器刀枪……”他们的声音很洪亮，神情很激昂，有的老人还挥手打起了拍子。
尽管这段歌最后没能在片中用上，但那歌声却很久都在我们心头激荡，我们从中体会到了当年他们的那种精神。有这种精神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难忘刘耀梅
叶曼之同志曾拍过一幅《刘耀梅之死》，那是一张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难以面对的照片：被日寇杀害的年轻的妇救会主任，她的裸尸俯卧在血泊中，头颅竟被拧转一百八十度仰面朝上……血雨腥风扑面而来。
从美学理论上讲，越是美好的事物，当它毁灭时在人心中造成的悲剧效果就越强烈，但《刘耀梅之死》造成的刺激是太强烈了，以致我们在选择这张照片时曾犹豫良久，因为后期制作时有的女编辑员都不敢看那血淋淋的镜头。这么恐怖的画面，真有必要拿去刺激今天的观众吗？
但那又确是一幅名作。是摄影者在敌人没完全撤退时，在屠杀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此片同其他反映日军“扫荡”暴行的照片一起，经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向全世界发行，对揭露侵略者的野兽行径和唤醒公众的良知，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我们还了解到，当年的刘耀梅是个非常可爱能干的姑娘，她的故乡在阜平县罗峪村，她的哥哥还活着。但我们风尘仆仆赶去时，老人不巧去省城看病了。我们在村中拍外景时，一位老大爷告诉我们，当年就是他们４个年轻人为刘耀梅收的尸。“小梅子，那是大好人啊，村里那会儿谁不夸她好……”已经８０多岁的老人万分愤慨起来，“日本人审她，用刀子割她身上的肉，她就没改口，骂日本……那头砍断了，就连着一点皮儿，腿上的肉被挖走了，让日本人烤着吃了……”
我们采访老人时，有个小姑娘一直在边上玩，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她就是刘耀梅的侄孙女。看着孩子那甜甜的圆脸，摄制组成员一时相视无言，大家心中似乎有同感：生者和死者间的距离，有时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遥远，面对着这样灿烂绚丽的生命，人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她不再受摧残，这是永远值得思索的课题。
最后《瞬间》的成片中，照片、回忆、小姑娘全部用上了，因为我们在反复斟酌这一段素材时，既不忍、不愿去看，又被一股力量督促着不得不去看，因为作者和观众面对这样的镜头时，心中被唤醒的是一种责任，作为经受过战争蹂躏的中国人的责任。
谁来谢罪
当年在定州的北疃村，日寇曾残酷地向地道中施放毒瓦斯，杀害我军民８００多人，摄影工作者曾记录下了现场的惨景。
我们在北疃烈士陵园拍摄外景时见到了守陵的老人李计水。他曾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是从地道中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多年来他没有离开过这里，一直陪伴着这些惨死的冤魂。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许多年来，总有一些日本人来到陵园祭扫，他开始时很反感，认为他们不怀好意，后来看到他们态度很真诚，有的还流露出非常难过的神情。经了解才知道，他们中有的人就是当年惨案参与者的后代，是他们的长辈让他们来这里忏悔谢罪来了。“这些人不错，有人性。”守陵老人感慨地说。
但我们想，真正该来谢罪的还不应是这些人啊。我们见到的另一位北疃惨案的幸存者李德祥老人告诉我们，他曾参加了１９４６年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当他出庭作证时，日本战犯上坂胜（北疃惨案指挥者）听说他是惨案的幸存者后，当众跪下向他磕头认罪。他还亲眼见到通田茂、林木士久、铁金太郎等一批日军高级将领在法庭上低头认罪。但老人的儿子告诉我们，８０年代日本的左翼组织曾接老人赴日报告日军当年的战争罪行，会场上总会遇到右翼势力的听众干扰。一次，他们竟拿出当年定州的汉奸组织写的欢迎信，企图证明日军侵略中国是受欢迎的。
历史的真实面目早已昭示天下，历史的血债却始终不能得到彻底清算。
我们眼前出现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要人的影子，又叠现出跪倒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墓前的德国总理勃兰特，还有我们看过的那一张张照片上的死难同胞……
我们能忘记那还在被不断否定的历史吗？
一个中国
在制作《瞬间》的“战争黑与白”一集时，摄制组曾有人提议选用一幅《国旗飘扬在大境门城头》的历史照片。画面上，一名八路军战士站在大境门的古城墙上，脸上洋溢着收复国土后的自豪，天空下，一面旗帜高高飘扬着。但就是由于这面旗帜的缘故，这张照片最后还是被放弃了。因为那面旗帜是青天白日旗，即中华民国的国旗，大多数人觉得它太刺眼了。
突然想起来要回忆一下，我们头脑中的八路军的标志又是什么呢？好像从来不打旗子，帽徽则是两粒扣子。可这种形象是解放后出产的电影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情况呢？通过这次广泛地接触历史照片，我们才弄清历史的原貌。原来，当年八路军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士兵，帽子上缀的都是统一的徽章，无论是边区政府开大会，还是八路军上战场，打的也都是统一的旗子，即都是“青天白日”，尽管这让人心理上非常不舒服。也许这是解放后我们在公开场合很少见过这些历史作品的原因之一。我们就此问题询问过一些老摄影家，当年为什么不在拍照时有意避讳一下呢?芽他们回答：避讳什么？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当时那是国家的标志。
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从ｌ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年，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的荒唐误国，有蒋氏政权的独裁腐败，但中华民国是３７年间中国的名称，八路军战士也是背着“我是中华民国的军人，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的誓词作战的（中共北方局与十八集团军规定的“军民誓约”）。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幅《国旗飘扬在大境门城头》上的战士，他心中想的也一定是：外国侵略者赶跑了，中国自己的旗帜又飘扬在国土上空，我们将迎接这苦苦挣扎出来的新中国的黎明……
想一想国共两党在抗战前１０年那勿庸讳言的血海深仇，可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义面前，凡中国人就要共赴国难，否则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
面对这些融铸着沉甸甸的历史的照片，我们又想起了海峡那边。难道中国人尝受的苦难还不够多?芽外人利用我们兄弟相争而钻的空子还少？难道“一国两制”提供的创造空间还不够大?芽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家不能坐到一起谈吗？当然，这一切必须的前提是：只有坚持一个中国，我们之间才有话说。
不能忘记的牺牲
著名摄影家石少华有一幅名作《美军观察员杜伦上尉在地道中》，他本人曾写文章介绍过这幅照片的拍摄经过：１９４４年，美国盟军派观察组来了解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在冀中考察的杜伦上尉尽管换上了当地农民的装束，但他那个头和容貌还是露了马脚，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围在了一个村子里，紧急中杜伦和陪同人员钻进了地道。地道上面日军凶恶地拷打群众的声音传了进来。地道里面，一位女干部带着的婴儿又大声哭了起来。此时的杜伦神情紧张，侧头倾听上面传来的声音。石少华就是在这个时刻按下的快门。更让人震撼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开始他们还听见那位母亲在低声哄婴儿吃奶，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敌人撤走之后，人们爬出了洞口，只见年轻的母亲头伏在胸前哭泣着，怀中还抱着已不会动弹了的孩子。原来她是在危急之中用奶头堵住了孩子的嘴，孩子竟被活活憋死了。看到此景的杜伦张嘴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们找到了事件发生的地方——任丘市坯里村。抗战期间这里曾密如蛛网的地道早已都坍塌，无法进行拍摄了。但提起那件事，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他们还告诉我们，那位女干部就是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妻子，而魏司令员当年在这一带则是鼎鼎大名。“对不起魏司令啊，人家是把儿子托付给咱村了啊?选”几位老人都这详说。
在华北某城市一所僻静的院子里，我们见到了那位女干部，但魏司令员已在几年前去世。谈起过去的战斗生涯，老人家仍历历在目，但绝口不谈那件往事。５０多年过去，这根最敏感的心弦，还是不能被拨动。
只是翻看她家中的照片时，老人总把家里现在最大的孩子称为老二，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几个月的小生命在母亲心中的位置。
应老人的要求，除了她家的小院和几张旧照片外，这次采访我们没有录下任何镜头，但在最后的片子中，这是一段最令我们难忘也最令观众感动的内容。
烈士的遗作
在《瞬间》使用的历史照片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我们曾努力找寻它们的作者，通过他们的讲述，知道几乎每幅名作后面又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如《铁道大翻身》（李峰）、《怠工的民工》（流萤）、《夜攻单县》（袁克忠）、《娘子关前》（蔡尚雄）等。但更多的作品我们是见不到作者了，有的是作者已不在人世，有的是战争年代作者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还有的作品，甚至作者本人都没能见上一眼。
《瞬间》中使用了一幅高明同志拍摄的《挺进坝上》，作品画面上是冬天的塞外高原，雪野茫茫，宏大的背景上，一支八路军正艰难地行进。在雪地的映衬下，长长的队伍由点成线，构成灰黑凝重的“Ｓ”型，伸向无边的天际。整个画面雄奇苍凉，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想象，此时走在队伍中的摄影者，一定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以崇高为特征的审美心理体验。我们很想跟作者探讨一下那个年代摄影作品的这种典型特征，但摄制组历史顾问顾棣告诉我们，作者高明早已在战争年代牺牲了，而且他本人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这张作品。
１９４４年，晋察冀画报社派记者高明随一支向塞外挺进的部队采访，一路上战斗不断，高明也随着拍了许多照片。一次战斗中，高明被敌人的子弹射穿了肚子，他自感伤势严重，就嘱咐身边的团长，他牺牲后，一定要设法把他的相机和胶卷送回画报社。那位团长后来派专人，历经艰险完成了高明同志的遗愿。画报社的同志看了洗出来的照片后都很震撼，就像高明本人的事迹一样，那些来自塞外高原的照片，充满了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那张《挺进坝上》的照片，后来就作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一直挂在晋察冀画报社会客室的墙上。
狼牙山魂
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电影而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的，但最早将这件事告诉大众的传媒，却是晋察冀画报社记者拍摄的一组照片：《随军记者采访山中道士》、《脱险归来的两壮士》、《杨成武为两壮士颁奖》。
当年，一位隐居在狼牙山上的道士，看见了五壮士拒敌的经过。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曾向他进行采访，对外报道了五壮士的事迹。采访中我们还听说，这位道士不是五壮士事迹的惟一见证人。几年前，曾有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商人来狼牙山祭奠五壮士，并告诉人们，他就是当年追杀五壮士的日军头领。他讲起追赶途中他的士兵死伤多人，有被石头砸死的，有登山时摔死的，到山顶才知道把他们整得焦头烂额的只有５个八路军战士。看到五壮士跳崖后，被震撼的日军不由自主地默然对崖下肃立，他命令手下士兵将枪里的子弹全部向天鸣放，表示敬意。此举被远处山头的上级看到了，他因此被遣送回国关押了起来，战后才放出来。现在他要跟中国加强友好往来，他的公司的名字就叫“大华”。摄制组成员站在狼牙山顶，从这里俯视太行群山，感到山势格外险峻，山谷间弥漫着薄雾，耳边似响起那气壮山河的呼号，再次感受到五壮士那跨越时空的崇高人格力量。
渤海边的八路军
摄影家石少华曾拍过一些白洋淀雁翎队的非常有名的照片，这些照片也是《瞬间》中重点表现的内容之一。
某画册上有一幅题为《水上抗日游击队在白洋淀上行进》的照片，作者也是石少华。照片的气魄很大，许多只带白帆的船上载满了穿便装的战士，正在破浪前进，但那船上的白帆和过于浩渺的水面，总让人觉得和白洋淀联系不起来。我们征询了一些熟悉石少华作品的老同志的意见，有人说照片应该是在白洋淀拍的，那时的白洋淀是保定通往天津的水道，水面比现在大，而且白洋淀上原来有许多帆船。但船上坐的战士不会是雁翎队，因为装备不像，而且不会集中那么多人，倒很可能是经过白洋淀去渤海的冀中八路军，石少华曾经采访过他们。
我们知道八路军在华北的山地战、袭击战以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可去渤海边的事情却没听说过。但在解放军画报社的资料库中，我们确实找到了一组石少华１９４４年在渤海之滨拍下的照片：长堤上向渤海海滨挺进的队伍，面对大海站岗的战士，在海上正扬帆起航的船队……在已发黄的纸页上，我们看到了当年的资料员对这些照片写下的注解：“１９４４年，由于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连失东南沿海海港，盟军在华登陆遭受阻碍之际，晋察冀八路军挺进渤海海滨，在祖国海岸筑起防线。”虽然由于后来抗战形势的发展，这次行动的战略作用没见到后人评说，但我们仍感到了在敌后作战的八路军的英勇卓绝的精神。我们见到的这些照片，虽然后来没能为我们（反映雁翎队）所用，但我们仍为自己了解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激动不已。
从古城里拉出去的起义伪军
在画册《人民战争必胜》中，我们见到一幅《１９３８年平汉线伪警防队１８００人起义》的照片。照片上，起义的伪军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态度拘谨中又带着戒备，在他们周围则站满了儿童团、青抗先的抗日民众。这张照片所透出的凝重的历史真实感吸引了我们。顾棣同志说，照片上的这支队伍就是从保定城里拉出来的，李英儒同志后来还把这事写进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照片是沙飞同志拍的，当年他还兴奋地向别人说起这事，说他要去满城拍伪军起义。由于《野火春风斗古城》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们很想去那传奇般的故事发生处旧地重游。但去满城县打问了许久，甚至按照片上儿童团旗上的地名去查找，都毫无结果。
我们在唐县寻找抗日女自卫队员时，向一位８５岁的老村支书提起这事，他立时肯定地说，这事是发生在唐县北店头村。当年，他们几十个村的抗日组织曾联合出动，北店头村人山人海，围着那些伪军，喊口号、鼓掌、讲话。我们在唐县北店头村见到了副乡长贾国群，他的父亲是当年的老革命，生前曾多次向他讲过此事，他领我们到了队伍整编现场（村小学操场）和队伍在村里的司令部驻地。贾乡长又向我们推荐了当时在现场、后担任过河北大学副校长的贾泉河先生。贾先生后来告诉我们，照片上的队伍原是驻在通州的东北军，七七事变后投降了日军，后来迁到保定、容城、满城一带，在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长厉南的策反下起义反正。部队经过满城到唐县集中整编，刚来时还不大信任我军，后来经过政治教育，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抗日队伍，就是后来屡次给敌人以重创的晋察冀游击军。贾先生当年是民众教育馆的工作人员，参加了组织欢迎他们的工作。我们在北店头村看到的晋察冀游击军司令部的老屋，还是贾先生家的祖屋。
我们也又一次验证了保定一带抗战文学发达的缘故，和《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大批作品一样，《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是以这片英雄土地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创作出来的。
“名将之花”魂去来
可能是当年拍摄时没来得及调焦的缘故，这张照片的画面有些模糊。照片上的战士正操纵一门看来很平常的迫击炮进行战斗。据有关资料记载，这门日式迫击炮是平型关大捷中的战利品，此时它正参加的战斗是１９３９年的涞源黄土岭战役。战斗中，一枚炮弹击中了被称为“山地战专家”的阿部规秀中将，让日军的这位“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一个本不出名的山谷中。
我们曾试图去寻找照片上那门炮，但和大部分创有殊勋的器物一样，它也湮没在战火征程中了，并没能在博物馆里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但我们来到了当年它创造光荣的地方——在黄土岭的一个小山坡上，当年阿部规秀丧生的那所民宅竟然还原模原样地在那里。没有谁去刻意保留它，只因为这所小院一直就是孤独地座落在这里。房主老大爷说，当年他们一家人被日本兵拦在炕上，１０岁的他缩在奶奶身边，亲眼看到几步外被弹片击中的阿部规秀。房主老大爷说，“就打来一发炮弹炸到院里，弹片飞进来就炸着了他一个人，……想起来，挺神秘的”。
按房主老大爷的说法，那个日本名将是该着死在这儿的。多年的老屋，房主人已不打算修缮它了，房顶墙头长满了荒草。坡前是绿树、庄稼，和平的空气中响着啾啾的鸟叫，让人感到山野中那特有的静谧。假若阿部规秀地下有知，魂游故地，他当作何感慨?芽当年万里迢迢来侵略中国，就是为了在今天的靖国神社中摆上个灵位吗?芽
寻找女自卫队员
抗战爆发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内，原先生存在社会底层、没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人们站了出来，奋勇抗日。这中间最典型的就是妇女，尤其是农村劳动妇女。她们成立自卫组织，站岗放哨，开会出操，运送弹药，救助伤员，在投入抗战的同时，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解放。解放区的摄影作品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像《女子大刀队》、《长缨在手》、《曲阳三八节刺杀表演》、《白洋淀妇女识字班》等。
记得欧洲二战后有一幅《胜利之吻》的摄影名作，后来曾有一个刊物登出启事寻找照片上被吻的那位姑娘，结果竟来了５０多名应征者。我们也曾想寻找一下照片上的解放区妇女们。我们给有关县（市）发出了照片的复印件寻找线索，摄制组也跑遍了当年拍摄那些照片的地方，但我们遇到的完全是另一种尴尬。
寻找工作开始很顺利。在各县（市）党史办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到了太行山区完县的北神南村，唐县的南唐梅村，曲阳县的南、北宋庄和武家湾（确是拍摄那些照片的地方），许多１９３８年参加女子自卫队的大妈都还健在，我们见到的就不下几十位，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认出照片上的人来。她们大都不知道当年有人给她们拍过照片，而且这照片还拿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有的至今还摆放在博物馆供人们瞻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骄傲。
偶尔也有老大妈指着照片说，“这像××，后来跟部队走了。”“这是××，解放前就死了。”但认出的都是年轻时就离开了的人，却认不出自己和身边的老姐妹们。有时旁边人都从脸型、身材上猜出了她们中的某些人，但她们自己没有感觉。也许是老眼昏花的缘故，她们已很难将自己和照片上成群结队的黄花闺女们相联系了。
但只要回忆起当年自卫队的事情，大妈们就全都神采焕发起来。唐县南唐梅村的几位大妈比划起了舞动红缨枪的动作，曲阳北宋庄的几位大妈做起了刺杀表演，口中还连喊杀声。“年轻人有决心，年轻人有热血，年轻的八路军创造了晋察冀。他们英勇，他们牺牲，他们战斗，他们流血，他们为了民族的希望，为了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也绝不会相信这是几位七八十岁的农村老大妈，在唱着她们６０多年前学的歌。唱歌的大妈都是当年完县北神南女子大刀队的成员（“女子大刀队”的巨幅照片现仍在芦沟桥抗战纪念馆悬挂）。这些大妈的表现令所有在场围观的人们都惊讶不已，人们从没见过这么神采奕奕的老太太，更想不到她们有如此传奇的经历。围观的人虽然不太了解这些过去的事情，但知道那中间有他们必须为之仰视的东西。
我们临时改变了拍摄计划，不再非去认出她们中间的“某一个”了。我们不就是要寻找那个年代对今天仍有意义的遗产吗?芽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镜头后来成了我们拍摄的素材中最珍贵的内容之一。
妇女平沟队队长
那些女自卫队员的命运曾令我们一度嗟叹不已。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她们从灶台磨盘旁挺身而出，成了巾帼英豪，有人可能从此走得更远，但更多的人随着事过境迁，又归于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如果没有人去追寻那光闪闪的“瞬间”，这一切便可能湮没在所有人的记忆里。但正因为有过那光辉一刻，那些看去极普通的农村妇女的一生，就有了更重的份量，起码那沉甸甸的感觉已被她们珍重地埋到了心底。遗憾的是那么多妇女活动的照片中，就没找出上面的一个人。可随后定州来的一个电话，帮我们找到了我们最想找到的人。
摄影家流萤抗战期间拍过一张《妇女平沟队》的照片，跟许多仓促拍下的解放区照片不同，这幅照片的画面非常清晰：一大排欢笑着的年轻妇女，虽然都梳着那个时代妇女的发型，衣裳土得不能再土，但都亭亭玉立，神采飞扬。她们肩扛的似乎不是沉重的铁锹，似乎不是要去填敌人的封锁沟，倒有点像拿着道具要出发演出的文工团员。尤其是打头的那个，跟别人隔开了一点，显得又格外开心，给人的这种印象就更深。我们拿这问题问了流萤同志，他说，冀中解放区的妇女就是这个风貌。这个平沟队是定州寺底村一带的，那里靠近敌占区，抗日活动非常坚决。
我们向定州负责党史的同志寻求帮助，一段时间后，电话打回来了，告诉我们找到了妇女平沟队的队长，而且就是照片打头的那个人，她叫李彦罗。
去定州见到李彦罗大妈后，摄制组的人看着照片不约而同地说就是她。岁月沧桑，竟然没抹去她的丰采，人笑得更加爽朗，身板依然挺直——虽然已是７７岁的老人了。
老人告诉我们，拍照片时她１７岁，已经入党了，领着妇女跟着抗日组织做各种工作：破坏敌人交通线，填封锁沟，夜晚去炮楼扰敌，开会放哨。当年，闺女、媳妇都抢着参加她们的队伍，不要谁谁还不高兴呢。
后来，平沟队中的姐妹有的到外边参加了工作，还当了领导；有的嫁到了外面；有的已去世了。李彦罗在当地找了婆家，后来一直就在村里当干部，现在还在做妇女工作。她说：“现在活着在村里的就剩我一个人了。整天瞎忙活，没病没灾的。”
临分手，当年的平沟队长提了个要求，让我们把那张带去的照片（实际是复印件）送给她。“照这照片时，我还故意离得队伍远了点，想把我自己照清楚点。后来就没见过照片，也不知找谁要去。”我们很不好意思地把那张复印照片送给了她，她很珍重地收了起来。
山顶上的炮楼
为拍摄《瞬间》做案头准备时，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这样的内容：１９４２年秋，（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向国内报告说，“华北堡垒，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是山海关到宁夏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圈的四分之一。”这真是令人头皮发麻的数字，可以想象出当年的华北是何等景观。以前在电影中看一日军炮楼，觉得那是可以任意收拾的王八窝。但在真实的斗争中，那些日军炮楼，就像楔在华北大地上的一颗颗大钉子，日寇也由此扩大了控制区域，对我敌后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敌后抗日军民对日军炮楼恨之入骨，把打炮楼叫“拔钉子”。我们看到的历史照片中就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有攻打敌炮楼的，有炸毁炮楼的，有把炮楼拆掉把木料搬回家的……但可能也正是这样干净彻底斗争的结果，在华北大地星罗棋布的日军炮楼，战后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曾觉得这也是一种缺憾。修筑得那么坚固的随处可见的历史见证，再也见不着了。
但在唐县南唐梅村，我们在寻访《长缨在手》中的女自卫队员时却见到了当年日军留下的炮楼。那些扛过红缨枪的老大娘告诉我们，她们当年曾参加对山顶炮楼上的敌人的斗争。“那个炮楼还在”，站在旁边的８５岁的村支书大爷，指着对面山顶上一个黑绰绰的家伙说。
最后，鹤发童颜的老支书带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爬上山顶，我们觉得真不虚此行。炮楼上部已经拆毁，但从遗留的废墟上可以看出当年的规模：炮楼中心部分的面积呈方形，有１０００多平方米。地下弹药库、四角的楼梯、周围的枪眼都清晰可辨。建筑使用的材料是水泥和大石块，十分坚固。看来当初修建时是做了长远打算的。老支书说，当年这炮楼上的敌人有百十来号，日本投降时，他们拒绝向周围的抗日组织交出武器，在一个夜里悄悄溜走了。
这座山光秃秃的，很高，站在山顶有点虎视四方的感觉，可以看到唐河远远地流去，听到山野间的村庄传出的鸡犬之声。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儿设个标志，写上几句什么呢?芽外边的人来了，可以看到鲜活的历史，可以看看当年日军曾这样侵入中国腹地，在太行深山修建这么大的军事侵略设施。如果是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只要他们看到那坚固的炮楼基座像猛兽的铁爪一样深深抠入地下，就能体会到，当年在祖国母亲的胸膛上，侵略者是如何肆意践踏的。
八百斤古铜钱
我们在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库看到一张照片，旁边写着：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在宴请阜平农民李盛兰，感谢他把自家的８００多斤古铜钱献给八路军造子弹。我们很想见见这位农民，潜意识中当然也有对这８００斤古铜钱的兴趣。
在阜平高街村，我们寻找到了这户人家。李盛兰老人早已去世，他最小的儿子也６０多岁了。他告诉我们，那８００多斤古铜钱是从自家老房的废墟上挖出来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献给八路军造子弹时，一点也没心疼，那会儿就是想，把日本鬼子赶走了比什么都好。
解放后的几十年中，没人再提起这件事。保定电视台来采访时，他家里人很惊讶。他们还拿出了精心保存下来的文物：当年晋察冀军区领导的邀请信，军区记者在捐铜钱现场拍的照片。信和照片都已经发黄了，老人给我们指点着，照片上那个端着铜钱的光头小孩就是他本人。我们发现，这张照片在画报社资料库中也没有了。
在阜平县城的一个桥头小店中，我们还见到了李盛兰老人的孙子。这位不到３０岁的小老板，很为自己的爷爷自豪，但丝毫不心疼那笔本来有可能在他手上升值的“巨富”。他说，就没想过那铜钱是属于他们的，就相信自个干活挣自己的饭比什么都踏实。来时路上，我们曾一直争论那些铜钱到底能值多少钱，但自从见了李家的人之后，我们就再不为那８００斤古铜钱的价值操心了。临走时，我们在他们店里买了一箱矿泉水，年轻的老板客气了两句后，笑嗬嗬地收下了这应属于他的钱。小店的位置不错，我们盼李家后人的生意能红火起来。
八路军和老百姓
在原来印象中，解放区摄影作品由于反映的对象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构图材料的主体一般都选择人，不会像许多现代摄影作品那样，有时会把植物或动物作为构图主体，而人在画面上只是一种陪衬，从而来表达作者某种特定的意蕴。再加上摄影设备的局限，当年的摄影者似乎在技巧上也不会太追求精致、讲究的。对于我们的这种认识，顾棣同志很不以为然，他说，就不说沙飞、石少华那些名作了，就是一些不大出名的作品，比如杨振亚同志抗战期间拍的一幅《春耕》，在构图的新奇大胆上，就一点不比现在的某些获奖作品差。
后来，我们在历史资料中找到了顾老说的那幅作品（在解放后出版的书刊中没有选用过）。作品拍摄的距离很近，形成了强烈的广角镜头的效果。迎面是两匹格外高大的马，它们和身后的犁杖都显得很大，后面扶犁的军人在阔野中却相对显得很小。由于生产工具（马、犁）被夸张地表现了，因而在观者心中突出了“生产”的巨大意义，而形体上显小了的军人，却令人感到了他和大地的联系，以及人在艰难环境中顽强生存的意志和力量。这是一幅意蕴深厚、相当“现代”的作品。尤其旁边的注解文字写着：１９４４年，军区司令部的战马在帮助老乡春耕。那时，日寇的连续“扫荡”和大旱灾，使部队和群众的生存都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晋察冀边区政府从上到下都开展起大生产运动，军民共渡难关。此次《瞬间》中使用的一些军民生产的照片，就都是那段时间拍摄下来的。
在我们根据那些照片故地重游的过程中，我们还听到了一个关于聂荣臻同志的故事。一次在阜平采访，一位老乡很自豪地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曾经向聂荣臻发过火。那时，聂荣臻有独自散步的习惯，每天天不亮都要去驻地附近的田野里走走。一次被那位老乡看见了，老乡没认出在自家地里走着的聂司令员，就大声吆喝，让别踩麦子。当时，聂荣臻虽然只是在田埂上走走，但听到喊声后还是很小心地退了出来。第二天，路边的麦地旁就插上了由军区司令部写的“不准踩麦地”的牌子。听了这件事后，再看看手中那些边区高级领导参加大生产的照片，我们感到了其中的份量。
前人栽下的树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我们一般都是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的：前辈创下了江山，让我们后辈过好日子。而我们在拍摄《瞬间》的过程中，却真实地见到了革命先辈在战争年代为后人留下来的树，而且是漫山遍野的树。
我们在记录当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的照片上，看到了几张植树造林的照片。当时觉得几乎不可思议。面临着日寇的封锁、“扫荡”，整日生活在战火威胁下的解放区军民，难道还有心情种树，是不是只从宣传角度出发的摆拍呢？当我们带着照片去老区查询时，阜平党史办的一位同志指着其中一张聂荣臻种树的照片说：“这是在黄芽沟，听说当年他们（晋察冀军区）在那儿栽了好多好多树。”我们在黄芽沟找到了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据他们回忆，那些年上级每年都号召种树，领导也亲自带头种。儿童团栽的儿童林，青抗先栽的青年林，一片连着一片。那些年，沟里的树长得密密麻麻，从远处看，连房屋都掩在树丛中。只是学大寨时开荒造田又把树砍了。我们在黄芽沟的荒滩地上看到还有些稀稀疏疏的树，许多地方还残留着露出地面的老树根。我们的镜头中已无法出现聂荣臻同志带领部下栽下的树林了。
看我们失望的样子，党史办的同志提起听一些老同志说，当年边区政府还有更大的林场，就在阜平的驼梁山和附近的山西门限石一带。这一下子又解开了我们心中一个更大的谜团。我们曾在历史照片中见过一张《晋察冀农林植牧局第一林场》，尽管山林中的木牌上有“晋察冀”三个字，但我们仍怀疑是否搞错了，是不是后来的……
我们终于找到了听说的那两个地方，见到了那大片的、原来只知道是原始次生林的国营林场。经查，这里的山上本来就长着茂密的树木，抗战中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为不使它遭到破坏，下令保护了起来，并继续在山上种树，从此打下了今天国营林场的基础。
我们站在山头上，摄像机划过的是漫山遍野的绿色。飒飒松涛声中，我们在解读着先辈们当年的理想。作为乘凉人，我们能为我们的后人栽好树吗？
边区运动会的女飞人
那是沙飞当年拍摄的一幅照片。在简陋的山间运动场上，几名学生模样的女选手正奋力奔向百米终点，跑在最前边的那位已经挺身撞线，在旁边观众的欢呼声中，她兴奋地扬起溢满着青春光彩的脸。这位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学生运动会的女飞人，就是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的高哲。
高哲同志如今还健在，我们在北京的家中见到了她。１９３８年，高哲是河南开封师范的一名学生。国难当头，中国已经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和富裕的家庭吵翻之后，她只身离家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后随抗大来到晋察冀。在阜平穷山沟的那些年月中，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艰苦，而是许多年轻人在一起对新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的追求。
提起那张照片，她异常兴奋，说她也是几年前从一本画册上才知道有人拍了这张照片，把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记录了下来，成了她一生中最光华的写照。
据我们观察，老人现在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和许多老同志一样，高哲也曾受过一些委屈。“文革”前后的许多年中，她全家一直在西北，后来才到北京。从一所中医院院长位子上离休的她，家里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孩子不在身边，只有身患癌症的老伴相伴家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她乐观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她去上街，把背包斜挎在肩上，挺着腰板大步走路。当我们夸她有精神时，她立即甩着胳膊走起“操练步”来，说：“我们在抗大训练时就是这样走的。”
我们看着这位８３岁的老大姐，心中充满对人生沧桑的感悟。
民主选出的女县长
１９４０年的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举中，唐县产生了一位女县长，这位女县长后来政绩斐然。摄影家叶曼之在选举大会现场拍摄的照片上，刚当选的女县长陈舜玉神采奕奕，格外引人注目。
《瞬间》摄制组经多方打听，知道已８６岁的女县长陈舜玉今还健在，并在北京长安街２２号楼的住宅中见到了她。老人正在家中摹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字写得有相当的水准，显出了深厚的功底。后来才知道，陈舜玉当年是福建法政学院的大学生，祖上也是福建的高门大户，爷爷就是那位前清状元、光绪皇帝的老师陈宝琛。谈起６０年前的往事，老人兴致勃勃起来。她的爱人张林池是前任农业部长，保定（清苑）人，现年９０岁了，头脑还很清楚，坐在旁边不时帮助陈舜玉回忆往事。陈舜玉说当时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太穷了、太苦了，那时想无论如何也得给老百姓做点什么。再就是那么穷苦的老百姓，觉悟却高得很，选县长时去了那么多人，人们那么兴奋，像遇到什么大喜事，尤其是妇女们。她还记得妇女代表们送给她的５件礼物：一个是铁球，鼓励她把全县人民团结得像钢铁一样坚强。一面镜子，让她明镜高悬，办事光明公正。还有一根针上穿着线，让她在参加抗日的各阶层间穿针引线。
分别时，陈舜玉老人一再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歉意，说她现在年龄太大了，说话表达不好，让我们千万别生她的气。送下楼的小保姆悄悄对我们说，接到我们要采访的电话后，陈舜玉一夜都没睡好觉，一直在念叨当年的事，结果越这样就越说不清楚，她为此很着急，家里人为此还劝了她好久。我们回身望着这被称为“部长楼”的高层建筑，心中对这位老前辈涌起一股亲切的情感。
边区参议会的大礼堂
我们就解放区摄影问题向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进行采访时，周老提到当年在阜平县举行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他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很气派的大礼堂里开的，而那个礼堂就建在山沟里。
在此之前，我们已见到不少边区民主选举，各界代表出席参议会的照片，对战争年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兴趣。周老提到的那个大礼堂我们在照片上见到过，还琢磨过这是在什么地方的礼堂呢。但周老说大礼堂已被日军的飞机炸掉了。
后来去阜平，当地的同志告诉我们礼堂是建在离县城很远的温塘村，被日军炸毁近六十年了，连遗址都没了。但我们还是赶到了那里。我们寻访到的一位老大爷十分肯定地说他知道大礼堂的确切位置，因为当年召开参议会时他就在那里做服务工作，负责烧开水，聂荣臻同志还跟他聊过天。
老人左拐右拐领我们走进了一道山沟，一路上没遇到一个人。走着走着，地势突然开阔起来，群山中间出现了一片平地，平地周围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间房屋，而在老人指给我们的当年大礼堂的位置上，已经盖起了一所规格整齐的小学校。
平地周围的山上，还能看出防空洞的遗迹。老人说当年建大礼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日本飞机后来一共轰炸过６次，最后一次才把礼堂炸毁了。老人还记得当年开参议会的盛况，“各行各业的人多了去了，净从远地方来的。当兵的、做买卖的，什么人都有，连尼姑、和尚都有……”老人谈得很是兴奋。
《瞬间》开拍以后，我们一直觉得是我们对中国革命史进行再学习的一次机会，对历史上许多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统一战线、解放区民主政治等。我们曾在解放区历史照片中见过一张《参议员李天俦弹劾完县县长案》，当时很不理解，因为过去觉得“参议员”“弹劾”这些都是专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的东西（“弹劾”在汉语词典中也确实解释为“资本主义国家参议会中抨击政府工作人员”），原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早已在成功地进行着民主政治探索了。
我们临走时，又回头静静地看着这块有着特别意义的他方，心中升腾起一种神圣的感觉，历史风云似乎在眼前浮现。在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上建起的小学校中央，作为人民共和国象征的五星红旗，正在蓝天下迎风飘扬。
抗战期间的“两面小学”
老摄影家流萤同志抗战期间拍过一张《两面小学》，照片上一群孩子在木制黑板前上课，黑板上方挂着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旗子，但在黑板中却赫然写着“打倒日寇，准备反攻”几个大字。流莹同志曾告诉我们，当时他是和武工队一起去敌占区活动，在一个村里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便记录了下来。
在定州寺底村，我们找到了当年的那所小学。破旧的院落，现在是村委会所在地。我们说明来意后，大队干部建议用广播喇叭寻找一下当年的学生。在我们将信将疑中，高音喇叭中已响起浓浓的方音：“在闹日本的时候，上本村小学的人，请到村委会来一下，有记者采访。”半个小时不到竟然已来了七八个老人。他们都不知道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可对照片上的内容却再熟悉不过了，热情地指点当时黑板摆在哪儿、老师站在哪儿，并互相争议着他们自己都坐在哪儿。老人们讲，抗战初期这里曾是解放区，他们都在抗日政府办的村小学读书，后来变成了敌占区，小学不能办了，老师就招呼他们去村外的庄稼地里偷着上课，书事先藏在村外隐蔽的地方，用的时候拿出来。再后来日本人在附近村里开了学校，但大部分人都借口路远不去上。再后来日本人答应村里的小学继续开，但得讲他们指定的内容。于是就办起了这样的“两面小学”，黑板上方挂上日本人的旗子，老师照讲抗日的内容，只有在敌人来村里时才胡乱应付一些什么。老人们说，当年学的文化课内容确实忘了，但老师教他们的“不当日本的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却一辈子忘不了了。一位老人还回忆说：一次，日本人到村里来，站在台上给人们讲话，拿着红红绿绿的东洋糖块往下扔，有的不懂事的小孩就过去捡，但在村小学里上学的孩子没一个上去捡的。
老人们后来还一起唱起了当年老师教他们的歌，那是一支他们唱起来就很动情的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杀敌的武器刀枪……”他们的声音很洪亮，神情很激昂，有的老人还挥手打起了拍子。
尽管这段歌最后没能在片中用上，但那歌声却很久都在我们心头激荡，我们从中体会到了当年他们的那种精神。有这种精神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难忘刘耀梅
叶曼之同志曾拍过一幅《刘耀梅之死》，那是一张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难以面对的照片：被日寇杀害的年轻的妇救会主任，她的裸尸俯卧在血泊中，头颅竟被拧转一百八十度仰面朝上……血雨腥风扑面而来。
从美学理论上讲，越是美好的事物，当它毁灭时在人心中造成的悲剧效果就越强烈，但《刘耀梅之死》造成的刺激是太强烈了，以致我们在选择这张照片时曾犹豫良久，因为后期制作时有的女编辑员都不敢看那血淋淋的镜头。这么恐怖的画面，真有必要拿去刺激今天的观众吗？
但那又确是一幅名作。是摄影者在敌人没完全撤退时，在屠杀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此片同其他反映日军“扫荡”暴行的照片一起，经联合国战后救济总署向全世界发行，对揭露侵略者的野兽行径和唤醒公众的良知，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我们还了解到，当年的刘耀梅是个非常可爱能干的姑娘，她的故乡在阜平县罗峪村，她的哥哥还活着。但我们风尘仆仆赶去时，老人不巧去省城看病了。我们在村中拍外景时，一位老大爷告诉我们，当年就是他们４个年轻人为刘耀梅收的尸。“小梅子，那是大好人啊，村里那会儿谁不夸她好……”已经８０多岁的老人万分愤慨起来，“日本人审她，用刀子割她身上的肉，她就没改口，骂日本……那头砍断了，就连着一点皮儿，腿上的肉被挖走了，让日本人烤着吃了……”
我们采访老人时，有个小姑娘一直在边上玩，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她就是刘耀梅的侄孙女。看着孩子那甜甜的圆脸，摄制组成员一时相视无言，大家心中似乎有同感：生者和死者间的距离，有时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遥远，面对着这样灿烂绚丽的生命，人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她不再受摧残，这是永远值得思索的课题。
最后《瞬间》的成片中，照片、回忆、小姑娘全部用上了，因为我们在反复斟酌这一段素材时，既不忍、不愿去看，又被一股力量督促着不得不去看，因为作者和观众面对这样的镜头时，心中被唤醒的是一种责任，作为经受过战争蹂躏的中国人的责任。
谁来谢罪
当年在定州的北疃村，日寇曾残酷地向地道中施放毒瓦斯，杀害我军民８００多人，摄影工作者曾记录下了现场的惨景。
我们在北疃烈士陵园拍摄外景时见到了守陵的老人李计水。他曾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是从地道中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多年来他没有离开过这里，一直陪伴着这些惨死的冤魂。他告诉了我们一件事。许多年来，总有一些日本人来到陵园祭扫，他开始时很反感，认为他们不怀好意，后来看到他们态度很真诚，有的还流露出非常难过的神情。经了解才知道，他们中有的人就是当年惨案参与者的后代，是他们的长辈让他们来这里忏悔谢罪来了。“这些人不错，有人性。”守陵老人感慨地说。
但我们想，真正该来谢罪的还不应是这些人啊。我们见到的另一位北疃惨案的幸存者李德祥老人告诉我们，他曾参加了１９４６年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当他出庭作证时，日本战犯上坂胜（北疃惨案指挥者）听说他是惨案的幸存者后，当众跪下向他磕头认罪。他还亲眼见到通田茂、林木士久、铁金太郎等一批日军高级将领在法庭上低头认罪。但老人的儿子告诉我们，８０年代日本的左翼组织曾接老人赴日报告日军当年的战争罪行，会场上总会遇到右翼势力的听众干扰。一次，他们竟拿出当年定州的汉奸组织写的欢迎信，企图证明日军侵略中国是受欢迎的。
历史的真实面目早已昭示天下，历史的血债却始终不能得到彻底清算。
我们眼前出现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要人的影子，又叠现出跪倒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墓前的德国总理勃兰特，还有我们看过的那一张张照片上的死难同胞……
我们能忘记那还在被不断否定的历史吗？
一个中国
在制作《瞬间》的“战争黑与白”一集时，摄制组曾有人提议选用一幅《国旗飘扬在大境门城头》的历史照片。画面上，一名八路军战士站在大境门的古城墙上，脸上洋溢着收复国土后的自豪，天空下，一面旗帜高高飘扬着。但就是由于这面旗帜的缘故，这张照片最后还是被放弃了。因为那面旗帜是青天白日旗，即中华民国的国旗，大多数人觉得它太刺眼了。
突然想起来要回忆一下，我们头脑中的八路军的标志又是什么呢？好像从来不打旗子，帽徽则是两粒扣子。可这种形象是解放后出产的电影告诉我们的，真实的情况呢？通过这次广泛地接触历史照片，我们才弄清历史的原貌。原来，当年八路军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士兵，帽子上缀的都是统一的徽章，无论是边区政府开大会，还是八路军上战场，打的也都是统一的旗子，即都是“青天白日”，尽管这让人心理上非常不舒服。也许这是解放后我们在公开场合很少见过这些历史作品的原因之一。我们就此问题询问过一些老摄影家，当年为什么不在拍照时有意避讳一下呢?芽他们回答：避讳什么？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当时那是国家的标志。
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从ｌ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年，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的荒唐误国，有蒋氏政权的独裁腐败，但中华民国是３７年间中国的名称，八路军战士也是背着“我是中华民国的军人，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的誓词作战的（中共北方局与十八集团军规定的“军民誓约”）。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幅《国旗飘扬在大境门城头》上的战士，他心中想的也一定是：外国侵略者赶跑了，中国自己的旗帜又飘扬在国土上空，我们将迎接这苦苦挣扎出来的新中国的黎明……
想一想国共两党在抗战前１０年那勿庸讳言的血海深仇，可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义面前，凡中国人就要共赴国难，否则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
面对这些融铸着沉甸甸的历史的照片，我们又想起了海峡那边。难道中国人尝受的苦难还不够多?芽外人利用我们兄弟相争而钻的空子还少？难道“一国两制”提供的创造空间还不够大?芽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家不能坐到一起谈吗？当然，这一切必须的前提是：只有坚持一个中国，我们之间才有话说。
不能忘记的牺牲
著名摄影家石少华有一幅名作《美军观察员杜伦上尉在地道中》，他本人曾写文章介绍过这幅照片的拍摄经过：１９４４年，美国盟军派观察组来了解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在冀中考察的杜伦上尉尽管换上了当地农民的装束，但他那个头和容貌还是露了马脚，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围在了一个村子里，紧急中杜伦和陪同人员钻进了地道。地道上面日军凶恶地拷打群众的声音传了进来。地道里面，一位女干部带着的婴儿又大声哭了起来。此时的杜伦神情紧张，侧头倾听上面传来的声音。石少华就是在这个时刻按下的快门。更让人震撼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开始他们还听见那位母亲在低声哄婴儿吃奶，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敌人撤走之后，人们爬出了洞口，只见年轻的母亲头伏在胸前哭泣着，怀中还抱着已不会动弹了的孩子。原来她是在危急之中用奶头堵住了孩子的嘴，孩子竟被活活憋死了。看到此景的杜伦张嘴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们找到了事件发生的地方——任丘市坯里村。抗战期间这里曾密如蛛网的地道早已都坍塌，无法进行拍摄了。但提起那件事，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他们还告诉我们，那位女干部就是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妻子，而魏司令员当年在这一带则是鼎鼎大名。“对不起魏司令啊，人家是把儿子托付给咱村了啊?选”几位老人都这详说。
在华北某城市一所僻静的院子里，我们见到了那位女干部，但魏司令员已在几年前去世。谈起过去的战斗生涯，老人家仍历历在目，但绝口不谈那件往事。５０多年过去，这根最敏感的心弦，还是不能被拨动。
只是翻看她家中的照片时，老人总把家里现在最大的孩子称为老二，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几个月的小生命在母亲心中的位置。
应老人的要求，除了她家的小院和几张旧照片外，这次采访我们没有录下任何镜头，但在最后的片子中，这是一段最令我们难忘也最令观众感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