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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动却始终软弱无力,他寄希望于国联和欧美强国的主持公道,又将国策重心放在“安内”之上,以致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丢城失土,丧权辱国。
蒋介石集国民政府军事统帅和国家元首于一身,外交事务又“大权独揽”,在民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历程。
留学和亡命日本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蔚然成风,蒋介石也加入了留日学生的行列。1908年春,进入东京“振武学校”,成为第11期炮兵科学生。1910年冬,蒋介石在该校毕业后,作为士官候补生被分配到日本北海道高田野炮兵第13联队实习。10个月的日本军队生活,使蒋介石接受了严格的“武士道”训练,对他日后的治军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师团长长罔评价蒋氏说:“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在此期间,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黄郛等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也结交了一批与中国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日本政治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归国参加反清革命,被日本军队开除。其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追随孙中山数度亡命日本,继续与援助中国革命党人的日本政治家交结,成为日后蒋介石实施对日政策的重要人脉关系。
“四一二政变”的日本背景
当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身领导北伐战争之际,其留日背景和右倾态度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日方采用各种手段促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1927年1月底,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断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首领,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实施分化谋略比出兵更为适宜。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奉命抢先与蒋建立联系。4月初,币原训令矢田催促蒋介石迅速采取反共行动。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表示:蒋本人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行动的紧急任务”。蒋介石在日本支持下已下定“清党”决心。
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一手制造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时,蒋介石派遣蒋百里赴日活动,清除日本政府对他的疑虑,揭开了蒋介石实施亲日外交的序幕。
“倭寇炮中遗留不死之身”
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的宏愿与日本对中国实行南北分治的战略很快发生尖锐冲突。
9月28日,在内外交困中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企图走东京路线,争取日本支持他的“统一”计划。在东京,他首先拜谒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并经头山满安排广泛与日本各界政要接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蒋介石强调三点:1.中日精诚合作;2.日本不干涉而且帮助中国北伐,完成统一;3.日本对华政策放弃武力,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田中则强调要蒋介石倾注全力掌握长江以南,不要急于北伐;并提出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问题。两人虽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对于国民革命军是否马上进行北伐,未取得一致意见,从而为蒋日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祸根。
1928年初,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率部进行“第二次北伐”。5月初,日本军队悍然制造济南惨案,妄图阻挠北伐,造成中国军民巨大伤亡,连蒋介石本人也处“在日本炮火之中”,自称“余实倭寇炮中遗留不死之身”。他没有接受冯玉祥等与日军决一死战的意见,而是采取绕道北伐的忍辱负重之举,实现了关内外的“统一”,并表示:“日军占领济南,意阻挠北伐,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付诸流水。目前无论如何要暂时隐忍,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济南惨案是蒋介石由亲日转向反日之分水岭。
在“抗日”与“安内”间徘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始终在“抗日”与“安内”间徘徊,具体表现为对于日本侵略的“隐忍不发”和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直接导源于“攘外必先安内” 的基本国策。蒋介石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始终没有停止过与反蒋派系和共产党的战争,当“安内”与“抗日”相交织时,蒋介石总是将“安内”放在首位。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继续发动“剿共”战争,以除去“心腹之患”。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他虽然不甘心屈服于日本的侵略,但总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他在国际上走英美路线,不肯承诺日本的狂妄侵略要求,但又十分惧怕日本,不敢与之抗争,而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加以周旋。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与其依靠欧美和国际联盟的政策有关。他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既要将中国改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要和世界各国来决战。”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他不是立足于自身的自卫和抗争,而是靠打“欧美牌”和“国联牌”,以欧美势力来遏制日本侵略。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日本侵华行径的痛恨和决心收复失地的誓言,如“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等,常常表示“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非与日本决战,中国断难完成革命”,甚至写下遗嘱“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等,说明他不甘心于日本的侵略。然而,他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动却始终软弱无力,他寄希望于国联和欧美强国的主持公道,又将国策重心放在“安内”之上,以致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丢城失土,丧权辱国。
“抗日到底”的对日战略
然而,日本侵略者先东北再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狂妄野心已非蒋介石的有限让步政策所能容忍,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蒋介石已转向彻底的抗日立场。战时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明显特点是:
以全民族全面抗战为战时外交的后盾和主体。蒋介石曾反复声明:中国将“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生存”,“从最恶的局面作打算,尽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以求上可以对得起祖先,外可以告世界”,表示了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
以制止日本侵略、保障中国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为战时外交目标。随着战争的升级,蒋介石明确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全中国,赶出鸭绿江;战争后期还以收复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失地,以及恢复朝鲜独立地位为中国抗战之“底”,并通过开罗会议实现了这些目标。
“苦撑待变”,争取美、英、法、苏诸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和国际反日战线的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重视争取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援,并参加反法西斯国际同盟,支持和联合周边弱小民族,如朝、越、缅、印、菲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造成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
对日绝交后,蒋介石没有中断与日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与谈判,但曾遭遇种种非议。蒋介石的日记表明,这些举措并非对日实行妥协,其目的一是以对日议和为牌,迫使美、英、法、苏等国加大援华力度;二是破坏日本所推行的“以华制华”阴谋,推迟汪伪政府成立等。
日本投降与“以德报怨”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并认为“化敌为友乃政治家最高技能”。
从长远的中日关系战略角度考虑,蒋介石希望中日避免冤冤相报, “希望着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从应对战后国内外现实时局的战术考虑,蒋介石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该演说在放下武器的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甚至产生感激之情。
曾想以日本为终老之地
1949年4月中旬,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急召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归国赴溪口单独会面,要求他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蒋说,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就干脆长住日本了。”这说明蒋介石在布置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的同时,也在考虑台湾失守后的逃亡终老之地,并应对美国逼迫他出洋的举动。朱世明返日后,很快为蒋氏选择了箱根附近前闲院宫亲王的故邸,大小房间20间,环境优美,设计新颖,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等。据蒋介石的心腹秘书透露,后由于蒋介石确定以台湾为“光复”基地和此事的泄露,朱世明反为蒋氏暗杀于日本叶山以灭口。蒋介石在败走之际作此考虑,反映了蒋介石在民国时期与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
蒋介石集国民政府军事统帅和国家元首于一身,外交事务又“大权独揽”,在民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历程。
留学和亡命日本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蔚然成风,蒋介石也加入了留日学生的行列。1908年春,进入东京“振武学校”,成为第11期炮兵科学生。1910年冬,蒋介石在该校毕业后,作为士官候补生被分配到日本北海道高田野炮兵第13联队实习。10个月的日本军队生活,使蒋介石接受了严格的“武士道”训练,对他日后的治军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师团长长罔评价蒋氏说:“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在此期间,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黄郛等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也结交了一批与中国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日本政治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归国参加反清革命,被日本军队开除。其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追随孙中山数度亡命日本,继续与援助中国革命党人的日本政治家交结,成为日后蒋介石实施对日政策的重要人脉关系。
“四一二政变”的日本背景
当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身领导北伐战争之际,其留日背景和右倾态度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日方采用各种手段促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1927年1月底,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断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首领,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实施分化谋略比出兵更为适宜。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奉命抢先与蒋建立联系。4月初,币原训令矢田催促蒋介石迅速采取反共行动。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表示:蒋本人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行动的紧急任务”。蒋介石在日本支持下已下定“清党”决心。
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一手制造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时,蒋介石派遣蒋百里赴日活动,清除日本政府对他的疑虑,揭开了蒋介石实施亲日外交的序幕。
“倭寇炮中遗留不死之身”
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的宏愿与日本对中国实行南北分治的战略很快发生尖锐冲突。
9月28日,在内外交困中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企图走东京路线,争取日本支持他的“统一”计划。在东京,他首先拜谒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并经头山满安排广泛与日本各界政要接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蒋介石强调三点:1.中日精诚合作;2.日本不干涉而且帮助中国北伐,完成统一;3.日本对华政策放弃武力,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田中则强调要蒋介石倾注全力掌握长江以南,不要急于北伐;并提出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问题。两人虽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对于国民革命军是否马上进行北伐,未取得一致意见,从而为蒋日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祸根。
1928年初,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率部进行“第二次北伐”。5月初,日本军队悍然制造济南惨案,妄图阻挠北伐,造成中国军民巨大伤亡,连蒋介石本人也处“在日本炮火之中”,自称“余实倭寇炮中遗留不死之身”。他没有接受冯玉祥等与日军决一死战的意见,而是采取绕道北伐的忍辱负重之举,实现了关内外的“统一”,并表示:“日军占领济南,意阻挠北伐,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付诸流水。目前无论如何要暂时隐忍,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济南惨案是蒋介石由亲日转向反日之分水岭。
在“抗日”与“安内”间徘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始终在“抗日”与“安内”间徘徊,具体表现为对于日本侵略的“隐忍不发”和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直接导源于“攘外必先安内” 的基本国策。蒋介石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始终没有停止过与反蒋派系和共产党的战争,当“安内”与“抗日”相交织时,蒋介石总是将“安内”放在首位。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继续发动“剿共”战争,以除去“心腹之患”。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他虽然不甘心屈服于日本的侵略,但总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他在国际上走英美路线,不肯承诺日本的狂妄侵略要求,但又十分惧怕日本,不敢与之抗争,而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加以周旋。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与其依靠欧美和国际联盟的政策有关。他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既要将中国改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要和世界各国来决战。”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他不是立足于自身的自卫和抗争,而是靠打“欧美牌”和“国联牌”,以欧美势力来遏制日本侵略。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日本侵华行径的痛恨和决心收复失地的誓言,如“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等,常常表示“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非与日本决战,中国断难完成革命”,甚至写下遗嘱“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等,说明他不甘心于日本的侵略。然而,他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动却始终软弱无力,他寄希望于国联和欧美强国的主持公道,又将国策重心放在“安内”之上,以致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丢城失土,丧权辱国。
“抗日到底”的对日战略
然而,日本侵略者先东北再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狂妄野心已非蒋介石的有限让步政策所能容忍,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蒋介石已转向彻底的抗日立场。战时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明显特点是:
以全民族全面抗战为战时外交的后盾和主体。蒋介石曾反复声明:中国将“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生存”,“从最恶的局面作打算,尽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以求上可以对得起祖先,外可以告世界”,表示了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
以制止日本侵略、保障中国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为战时外交目标。随着战争的升级,蒋介石明确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全中国,赶出鸭绿江;战争后期还以收复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失地,以及恢复朝鲜独立地位为中国抗战之“底”,并通过开罗会议实现了这些目标。
“苦撑待变”,争取美、英、法、苏诸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和国际反日战线的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重视争取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援,并参加反法西斯国际同盟,支持和联合周边弱小民族,如朝、越、缅、印、菲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造成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
对日绝交后,蒋介石没有中断与日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与谈判,但曾遭遇种种非议。蒋介石的日记表明,这些举措并非对日实行妥协,其目的一是以对日议和为牌,迫使美、英、法、苏等国加大援华力度;二是破坏日本所推行的“以华制华”阴谋,推迟汪伪政府成立等。
日本投降与“以德报怨”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并认为“化敌为友乃政治家最高技能”。
从长远的中日关系战略角度考虑,蒋介石希望中日避免冤冤相报, “希望着这一次战争是世界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末一次的战争”。从应对战后国内外现实时局的战术考虑,蒋介石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该演说在放下武器的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甚至产生感激之情。
曾想以日本为终老之地
1949年4月中旬,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急召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归国赴溪口单独会面,要求他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蒋说,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就干脆长住日本了。”这说明蒋介石在布置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的同时,也在考虑台湾失守后的逃亡终老之地,并应对美国逼迫他出洋的举动。朱世明返日后,很快为蒋氏选择了箱根附近前闲院宫亲王的故邸,大小房间20间,环境优美,设计新颖,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等。据蒋介石的心腹秘书透露,后由于蒋介石确定以台湾为“光复”基地和此事的泄露,朱世明反为蒋氏暗杀于日本叶山以灭口。蒋介石在败走之际作此考虑,反映了蒋介石在民国时期与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