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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学者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创造新的理论，并且彻底变革经济的思考方法，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闭门造车”早在18世纪、19世纪是可能的，或许上一次在20世纪，也就是凯恩斯时代还有可能，但在21世纪的今天将不再现实。
凯恩斯关于市场经济机制和经济形势影响机制的巨作写于1935年，翌年出版发行，这部重要作品对20世纪经济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但要是在经济事务多样化的今天，他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或是到了高层次的总结归纳时他也将无法进行下去。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对比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如今也再没有爱迪生和伊士曼[编者注：乔治·伊士曼（1854-1932）：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柯达公司创立人和胶卷发明人]出现，今天已经不再是天才的发明从车库里横空出世的时代了。
现在是大型研发中心的时代，项目往往跨学科、规模庞大、花费巨大并要历时多年。当然，如今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天才，他们非常灵巧。如果他们生在经济领域，将是大家之幸。
未来经济学中的公式越来越少
这些想法能得出不容反驳的结论，那就是未来的经济一定是非传统的。尽管各个经济学流派强调其独特性，但传统经济学的时代已不复存在。
有些经济学家顽固地认为，自己的模型是唯一合理的，更糟的是，他们还认为，模型适用于时间和空间中看似相同的各种情况。这些经济学家往往都错了。
我们研究的事物是复杂的，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各种现实无处不在，所以内在的各种关系也非常复杂，而这些关系往往是理解、描述事物的前提。
了解现在的情况需要多线程，摈弃传统主流经济学（有人乐意用英式英语称其为主流经济学），使用“异端方法”代替过时的学说。你无法再使用传统的、神圣的“武器”了，因为现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未来经济中的运算和公式将越来越少，嵌入文化背景的程度将相对提高。21世纪的教科书中，文字和模型比描述性的参数和图表的比例更大，这点与20世纪是相反的。经济学系和商学院将要讲授更多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更多的文化研究。这不是说要减少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比重，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增加内容。这一观点在未来将越来越凸显，今天的建议会变成明天的利器。
超级计算机无法消除市场失灵
有些经济学家把希望寄予行为经济学加传统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可以成为改进后者的工具。
如果这其中真能有创造性的东西产生，宏观经济政策也许会少一些失误。但这也会导致经济上的作茧自缚，使我们偏离正道。
我一直认为，如果无法更好理解合理性缺失的行为证据，我们就无法理解经济政策中差错的根源。然而，我也坚信，仅靠基于行为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行为模型是无法使政策制定优化的。
优秀的经济学家可以不依赖复杂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在美国中央银行未封锁经济危机证据的前提下解释美联储的失误，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灾祸。我们也可能再次受到形式战胜内容的威胁。
因为我们经常不够理性，行为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应该为不理性或不够理性的行为建立理论，而不是坚持我们应当保持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化的概括。
计算机化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一方面使用更多更好的数据，另一方面又在利用从物理学到神经科学所取得的科学成果。这可能导致神经经济学的产生[编者注：指近年在美国，一个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创建了一门新学科——“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其要旨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人脑的深层状态。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非理性决策，与人脑的神经生理结构相关]。
理论经济学将来会不会只是实证经济学的工具？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吗？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你不需要对研究目标进行假设，因为可以使用事实上广泛存在的经验主义进行论证。
在美国，有人会说研究目标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某块硬盘上找到。事实上，不是所有信息都在某一块硬盘上，而且我们通常不知道是在哪块硬盘上，但较之以往和现在，经验主义的研究领域正在迅速扩大。
有趣的是我们是如何兜了个圈又回到原点，像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再次对巨型超级计算机的能力寄予厚望。尽管现在已经越来越难见到集权经济时代的老人了，他们曾梦想拥有今天巨型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对市场进行最优规划，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中央电脑计算在未来将逐渐减少甚至消除市场失灵。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但经济思想朝这个方向演变是不太有前途的，因为电脑再能算也架不住经济学家还会误算。
现在的经济学一定是跨学科的
在有些事情上，不仅要观察别人如何计算，还要看人家如何创新。维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是他那个时代重要的经济学家[编者注：维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在今天还会用到。他曾说，如果他不知道西红柿的价格而这又是解决复杂多级方程式组的必要参数，他就会让管家去市场上了解西红柿的价钱。
现在只看市场贸易情况，然后把数据放入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再计算结果，这已经不够了。我们还应该质疑，不断循环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和理论方法，不仅要知道如何计算，还不要忘了计算的内容和原因。
经济学一定是跨学科的。这一论断乍一看也许让人吃惊，经济学如何能成为跨学科的学科呢？
是的，也许现在我们还不能把经济学说成社会科学学科，而只说是跨学科的经济学，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成是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经济的过程。原因是学科交叉时会出现很多情况，而且会越来越多，那才是最有趣的。
经济和社会交叉时，我们研究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社会和政治交叉时，我们研究政治学和权力社会学；经济和环境交叉时，我们研究生态学；经济和文化交叉时，我们研究人类学等；经济和科技的关系是管理学特别关注的内容，也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这样的交叉越来越多。
为了不忽略重要的学科交叉，我们需要寻找一副合适的眼镜，而不是被片面理解的传统经济演讲中学者的眼镜。如果我们同意思考能创造未来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意跨学科思考能创造伟大的未来。我们应从整体上，特别是要从与管理的关系上，好好研究经济学。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www.ceweekly.cn/Special/Kolodko/
“闭门造车”早在18世纪、19世纪是可能的，或许上一次在20世纪，也就是凯恩斯时代还有可能，但在21世纪的今天将不再现实。
凯恩斯关于市场经济机制和经济形势影响机制的巨作写于1935年，翌年出版发行，这部重要作品对20世纪经济思想的演变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但要是在经济事务多样化的今天，他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或是到了高层次的总结归纳时他也将无法进行下去。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对比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如今也再没有爱迪生和伊士曼[编者注：乔治·伊士曼（1854-1932）：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柯达公司创立人和胶卷发明人]出现，今天已经不再是天才的发明从车库里横空出世的时代了。
现在是大型研发中心的时代，项目往往跨学科、规模庞大、花费巨大并要历时多年。当然，如今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天才，他们非常灵巧。如果他们生在经济领域，将是大家之幸。
未来经济学中的公式越来越少
这些想法能得出不容反驳的结论，那就是未来的经济一定是非传统的。尽管各个经济学流派强调其独特性，但传统经济学的时代已不复存在。
有些经济学家顽固地认为，自己的模型是唯一合理的，更糟的是，他们还认为，模型适用于时间和空间中看似相同的各种情况。这些经济学家往往都错了。
我们研究的事物是复杂的，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技术各种现实无处不在，所以内在的各种关系也非常复杂，而这些关系往往是理解、描述事物的前提。
了解现在的情况需要多线程，摈弃传统主流经济学（有人乐意用英式英语称其为主流经济学），使用“异端方法”代替过时的学说。你无法再使用传统的、神圣的“武器”了，因为现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未来经济中的运算和公式将越来越少，嵌入文化背景的程度将相对提高。21世纪的教科书中，文字和模型比描述性的参数和图表的比例更大，这点与20世纪是相反的。经济学系和商学院将要讲授更多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更多的文化研究。这不是说要减少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比重，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增加内容。这一观点在未来将越来越凸显，今天的建议会变成明天的利器。
超级计算机无法消除市场失灵
有些经济学家把希望寄予行为经济学加传统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可以成为改进后者的工具。
如果这其中真能有创造性的东西产生，宏观经济政策也许会少一些失误。但这也会导致经济上的作茧自缚，使我们偏离正道。
我一直认为，如果无法更好理解合理性缺失的行为证据，我们就无法理解经济政策中差错的根源。然而，我也坚信，仅靠基于行为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行为模型是无法使政策制定优化的。
优秀的经济学家可以不依赖复杂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在美国中央银行未封锁经济危机证据的前提下解释美联储的失误，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灾祸。我们也可能再次受到形式战胜内容的威胁。
因为我们经常不够理性，行为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应该为不理性或不够理性的行为建立理论，而不是坚持我们应当保持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化的概括。
计算机化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一方面使用更多更好的数据，另一方面又在利用从物理学到神经科学所取得的科学成果。这可能导致神经经济学的产生[编者注：指近年在美国，一个由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创建了一门新学科——“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其要旨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人脑的深层状态。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非理性决策，与人脑的神经生理结构相关]。
理论经济学将来会不会只是实证经济学的工具？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吗？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你不需要对研究目标进行假设，因为可以使用事实上广泛存在的经验主义进行论证。
在美国，有人会说研究目标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某块硬盘上找到。事实上，不是所有信息都在某一块硬盘上，而且我们通常不知道是在哪块硬盘上，但较之以往和现在，经验主义的研究领域正在迅速扩大。
有趣的是我们是如何兜了个圈又回到原点，像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再次对巨型超级计算机的能力寄予厚望。尽管现在已经越来越难见到集权经济时代的老人了，他们曾梦想拥有今天巨型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对市场进行最优规划，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中央电脑计算在未来将逐渐减少甚至消除市场失灵。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但经济思想朝这个方向演变是不太有前途的，因为电脑再能算也架不住经济学家还会误算。
现在的经济学一定是跨学科的
在有些事情上，不仅要观察别人如何计算，还要看人家如何创新。维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是他那个时代重要的经济学家[编者注：维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在今天还会用到。他曾说，如果他不知道西红柿的价格而这又是解决复杂多级方程式组的必要参数，他就会让管家去市场上了解西红柿的价钱。
现在只看市场贸易情况，然后把数据放入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再计算结果，这已经不够了。我们还应该质疑，不断循环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和理论方法，不仅要知道如何计算，还不要忘了计算的内容和原因。
经济学一定是跨学科的。这一论断乍一看也许让人吃惊，经济学如何能成为跨学科的学科呢？
是的，也许现在我们还不能把经济学说成社会科学学科，而只说是跨学科的经济学，或者如果你愿意，说成是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经济的过程。原因是学科交叉时会出现很多情况，而且会越来越多，那才是最有趣的。
经济和社会交叉时，我们研究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社会和政治交叉时，我们研究政治学和权力社会学；经济和环境交叉时，我们研究生态学；经济和文化交叉时，我们研究人类学等；经济和科技的关系是管理学特别关注的内容，也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这样的交叉越来越多。
为了不忽略重要的学科交叉，我们需要寻找一副合适的眼镜，而不是被片面理解的传统经济演讲中学者的眼镜。如果我们同意思考能创造未来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同意跨学科思考能创造伟大的未来。我们应从整体上，特别是要从与管理的关系上，好好研究经济学。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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