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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老鬼的经历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他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文革时揪斗过胡耀邦，下乡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他与他的著名作家母亲杨沫的关系，也因为历次的政治运动而跌宕起伏
老鬼生于1947年，本名马波，作家杨沫之子，父母均是革命干部，但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他曾率人打砸自己父母家，去“抗美援越”。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0年才彻底平反。在内蒙兵团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老鬼是插队时的外号，他沿用至今。如今他与他的大狗，租住在郊区的农家小院，一直写作。
老鬼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一是1988年前后，《血色黄昏》在“知青文学”里的风靡一时；二是他对自己的母亲——作家杨沫的著作如《青春之歌》，毫不掩饰爱憎。
不久前新星出版社重版了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一个凛冽的北京冬日，在北师大的小红楼里，他追溯了如烟往事，以及对母亲的爱恨情仇。
日暮青春
老鬼曾是一个暴烈的“红色打手”。1967年初，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上，曾和另一个中学生“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胡耀邦押到台前。
文化革命刚开始也很紧张，生怕犯错误，因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与以前他说的话有冲突，比如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现在却不执行了，相当困惑。后来找到了规律，只要炮轰单位一把手，就大方向正确，不会犯错。现在看当时的红卫兵很疯狂，可当时并不总处于疯狂状态，基本上都很清醒。天天拼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从中找到依靠和行动的指南。
1968年冬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己跑到内蒙古锡盟下乡。因为名额已满，锡盟知青办不要，我们写了血书才获批准。当时脑里想的是大草原、骏马、摔跤、放牧、喝酒、吃肉……总之，特别浪漫。但很快就发现现实并不那么美好。兵团接管后，领导我们的军人以前是看监狱的，总居高临下，用对待犯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因为我们知青要接受再教育。身边的牧民基本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理想，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革命青年，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什么接受这些人的再教育？非常不解。后来因为开门整党给指导员提意见，指导员借口打架，把我抓起来，并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凑了些罪状，被兵团党委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5年夏，兵团已把我的问题由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自己不再是专政对象了。但多年的专政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就像个麻风病人，在连里没人敢理、没人敢靠近。那时候有人对我露出一丝丝笑容，就觉得特别甜美幸福。尝尽了被划清界限、被孤立的可怕滋味，创巨痛深，我决定写个备忘录，让自己不要忘了这段挨整的经历，把憋在胸中想说的话说出来。就这样，开始了《血色黄昏》的写作。因为长年独自一人劳改，靠写日记，自己跟自己说话——每天干什么活，有什么思想都记录下来，所以写这段经历很容易。
下乡知青中发生过很多事，国人并不都知道。我看一篇文章说下乡女知青被奸污的人数跟南京大屠杀差不多。南京大屠杀号称30万啊。这些女孩也就十五六七，花一样的年纪即被下乡到农村边疆，很多农村都非常遥远偏僻，当地人从没见过城里人，那些小女孩需要保护和依靠，为了生存、回城、招工、上学、好工作，只好违心相许。
兵团的知青集中，这种事尤其普遍。我们当时干活主要是脱坯盖房，一天要干十多个钟头，特别累。有个天津小女孩不堪忍受，想去卫生室当个卫生员，就老找军医恳求，有天晚上就跟军医睡觉了。我在《血色黄昏》里提到。其实她一点不坏，心地善良，就是在战斗班里干活太累，想找个轻松一点的活儿。
多数知青的觉醒，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把接班人找错了，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多祸国殃民啊！恍然大悟，原来他也不是神呀……我被打成反革命，什么对“文化革命不满、仇恨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些罪名扣到我头上，当然不服气了。那时有个跟我在山上一起劳改的农工，特别老实。他被打成反革命就因为他说“毛主席也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他污蔑伟大领袖。这是历史事实，说一说怎么就是污蔑毛主席呢？我也曾给毛主席写过数封信，恳求复查自己的问题。心想老百姓生活这么惨，这么挨整，你怎么都不知道呢？为什么不改一改呢？结果渺无回音，无人理睬。
以后又批邓，说邓小平让知青返城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说上山下乡是基本国策，邓小平反对基本国策。以后，还把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肆镇压……这些都导致了我对红太阳的失望和不满。所以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一点不难过。现在有很多愤青不知道那个时代，还怀念那个时代。非常愚昧、无知，没体验过苛政猛于虎的滋味。
《血色黄昏》手抄本在1979年就已经流传了，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看过，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述说她在部队农场的经历，都有相同的感受。
1987年初耀邦同志下台了，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最初担心书恐怕没戏了，但到那年年底《血色黄昏》终于出版。第一版是40万，后来多次再版，当时天津一个书商就包了20万，还有不少盗版。到现在累计得有100万吧。
有人说，现在《血色黄昏》可能就出版不了了。上世纪60年代，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农民吃不饱，有小孩就编顺口溜，骂红太阳。我当时非常惊讶，农村小孩怎么如此大胆，敢骂毛主席！在《血与铁》中就把这个顺口溜写进去。1998年出版后，没给删；可最近再版的《血与铁》却把老百姓的顺口溜给删了。
1988年随着《血色黄昏》轰动全国，我送给了胡耀邦一本，想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1989年春，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写信者李洪欣是一位耀邦老部下的女婿——在信中说：“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感慨。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曾经押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没有置之不理，认认真真托人捎话给我。
杨沫与《青春之歌》
1914年8月25日，老鬼的母亲杨沫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杨成勋，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芳，即著名演员白杨。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中过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先后创办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新华大学。“他通过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租，以此维持学校的运转，他自己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讨来好几房的姨太太，不管全家老小。”
1924年，杨沫10岁，这个地主之家开始衰败。杨沫的母亲丁凤仪整天与一帮阔太太打牌、看戏，把孩子当成出气筒，常常动手打。
后来杨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父母不和，我虽然生活在书香之家里，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破裂的、冷酷无情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的性格。
杨沫深受美国舞蹈家邓肯影响，个性叛逆，因违抗母亲要她嫁给一军官而逃婚。为了找工作，四处求人。当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的张中行获悉后，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帮忙：“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张中行非常欣赏比他小5岁的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
张中行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母亲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自己老娘病危也不回去照顾，母亲很快就怀了孕。
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现代，特别神往。”张中行却劝她少看赤色书刊，当心坐牢。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
1936年，母亲在香河教书，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母亲说，“我听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才到香河来躲避的。我对马非常同情。”“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
张中行感觉不妙，把母亲从香河接到天津。这时母亲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又从天津偷跑回北京，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母亲在日记里写道：1936年6月10日，她和马建民结合了。
父亲是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属于有点文化的农民干部。刚开始母亲对他很崇拜，但后来就不行了。两个人的差异越来越大。1951年母亲把我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勾起了前尘往事。
1941年左右，母亲因病来到路西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休养。在10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编辑。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亲密的友谊，路扬送给母亲一本《鲁迅选集》。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次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离队，到敌占区了。以后，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很羞愧，整风时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
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后者解释他是经过领导批准去敌占区看病，并想和母亲“死灰复燃”。但母亲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
1951年9月，母亲收到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信中说他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给他回了信。10月，母亲开始写作《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时，收到了路扬的信，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母亲心想虽然和他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青春之歌》中牺牲掉的革命者卢嘉川，原型之一便是一生不能在一起的路扬。
1956年，40万字的小说最后定名为《青春之歌》。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登出《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短短几个月时间，小说《青春之歌》即产生了巨大影响。母亲也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一再拦阻林道静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其原型为张中行。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其实，真正的张中行比书里要好。晚年，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
晚年的张中行名气很大。
两代人的隔阂与弥合
杨沫对自己的孩子很少呵护，是位革命母亲，致使孩子们的成长充满怨尤，生活平添坎坷。
我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共产党当年是靠暴力起家的，电影里也老是那些打仗厮杀的镜头。小时候特别想当兵，看不起文人。《青春之歌》也看不下去，觉得不光彩。别人都是干部子弟，我妈却是个作家，在我眼里就是“资产阶级”，很自卑。我希望母亲是个女八路。初中语文课上，老师讲《青春之歌》的节选《林道静在狱中》，自己觉得特别难为情。看电影《青春之歌》也觉得有点假，有宣传、说教的味道。
由于自己思想极左，觉得母亲资产阶级，文革中还造了她的反，很伤母亲的心。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盼来回信，却是让我低头认罪。后来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才盼来母亲一封回信，还总是被批判。
1975年开始写《血色黄昏》时，母亲反对，说你写这个就等于是控诉兵团对你的迫害。兵团领导是解放军，你也就等于控诉解放军。当时正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父母怕惹事，坚决不让我写。为防止他们偷我稿子，就把手稿藏在枕头里带到大同，后来却发现稿子不翼而飞，估计是父母拿走，我就给父亲写信，要求他返还，并威胁他不许销毁。结果父亲来信，说我过河拆桥，跟我断绝关系。我只好给母亲写信请她帮忙索要，结果母亲也骂了我一顿，表示跟我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为这部书稿两年被禁止登入家门。
母亲组织观念很强。80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曾跟一法国记者接触过，告诉了她一些中国知青的真实情况，引起学校有关部门注意，说我破坏了外事纪律，擅自跟外国记者来往。但辅导员赵啧老师非常好，竭力为我说话，中文系总支书吕梁也主张教育，对我持保护态度。惟母亲得知后，好像我犯了叛国罪，十分紧张，立即给系里写信表态，请学校对我严肃处理，不要客气，她绝不包庇……我当时非常寒心。母亲应该在孩子处境不好时，保护自己的孩子啊，哪有把自己孩子抛出去，任单位随意处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与母亲甚少来往。
1988年我的书出来后，影响很大，冯牧、张光年等都很肯定，母亲才意识到这部作品有价值，改变了态度。以后当别人说《血色黄昏》不好的时候，她还多次替我说话。我到美国之后，她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说她原来不了解我，通过这本书才渐渐了解，很想念我等等。我看后，非常感动。四十多岁才第一次有了受到母亲呵护的感觉。
1989年母亲和李叔叔结婚，受正直善良、钟爱孩子的李叔叔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她长久被扭曲的人性恢复，与亲人关系趋于亲密和融洽。逢年过节不再与外人过，都和家人相守一起。冰冷无情的革命性退消，她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慈爱的母亲。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这一段是我和母亲通信最多的时候，跟在草原时完全不同。每写一封信，母亲马上回复。我有什么困难，母亲都倾全力帮忙。缺钱，她帮我找钱；缺关系，她帮我介绍关系；缺书，她帮我搞书……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慈祥善良，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温暖。
在老母走后的这15年中，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母亲相见，常常鼻酸欲泪。每回忆起晚年的母亲点点滴滴，以及最后一次电话中，她缓慢、绵软又熟悉的话音，心就发抖。我有恋母情结，因为得不到的最爱。对母亲爱恨交加。恨她是源于对她的爱。所喜欢的女人也都类似母亲的模样：大圆脸、大圆眼、大扁鼻子、大阔嘴巴，百看不厌。
老鬼生于1947年，本名马波，作家杨沫之子，父母均是革命干部，但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他曾率人打砸自己父母家，去“抗美援越”。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0年才彻底平反。在内蒙兵团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老鬼是插队时的外号，他沿用至今。如今他与他的大狗，租住在郊区的农家小院，一直写作。
老鬼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一是1988年前后，《血色黄昏》在“知青文学”里的风靡一时；二是他对自己的母亲——作家杨沫的著作如《青春之歌》，毫不掩饰爱憎。
不久前新星出版社重版了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一个凛冽的北京冬日，在北师大的小红楼里，他追溯了如烟往事，以及对母亲的爱恨情仇。
日暮青春
老鬼曾是一个暴烈的“红色打手”。1967年初，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上，曾和另一个中学生“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胡耀邦押到台前。
文化革命刚开始也很紧张，生怕犯错误，因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与以前他说的话有冲突，比如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现在却不执行了，相当困惑。后来找到了规律，只要炮轰单位一把手，就大方向正确，不会犯错。现在看当时的红卫兵很疯狂，可当时并不总处于疯狂状态，基本上都很清醒。天天拼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从中找到依靠和行动的指南。
1968年冬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己跑到内蒙古锡盟下乡。因为名额已满，锡盟知青办不要，我们写了血书才获批准。当时脑里想的是大草原、骏马、摔跤、放牧、喝酒、吃肉……总之，特别浪漫。但很快就发现现实并不那么美好。兵团接管后，领导我们的军人以前是看监狱的，总居高临下，用对待犯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因为我们知青要接受再教育。身边的牧民基本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理想，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革命青年，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为什么接受这些人的再教育？非常不解。后来因为开门整党给指导员提意见，指导员借口打架，把我抓起来，并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凑了些罪状，被兵团党委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5年夏，兵团已把我的问题由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自己不再是专政对象了。但多年的专政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就像个麻风病人，在连里没人敢理、没人敢靠近。那时候有人对我露出一丝丝笑容，就觉得特别甜美幸福。尝尽了被划清界限、被孤立的可怕滋味，创巨痛深，我决定写个备忘录，让自己不要忘了这段挨整的经历，把憋在胸中想说的话说出来。就这样，开始了《血色黄昏》的写作。因为长年独自一人劳改，靠写日记，自己跟自己说话——每天干什么活，有什么思想都记录下来，所以写这段经历很容易。
下乡知青中发生过很多事，国人并不都知道。我看一篇文章说下乡女知青被奸污的人数跟南京大屠杀差不多。南京大屠杀号称30万啊。这些女孩也就十五六七，花一样的年纪即被下乡到农村边疆，很多农村都非常遥远偏僻，当地人从没见过城里人，那些小女孩需要保护和依靠，为了生存、回城、招工、上学、好工作，只好违心相许。
兵团的知青集中，这种事尤其普遍。我们当时干活主要是脱坯盖房，一天要干十多个钟头，特别累。有个天津小女孩不堪忍受，想去卫生室当个卫生员，就老找军医恳求，有天晚上就跟军医睡觉了。我在《血色黄昏》里提到。其实她一点不坏，心地善良，就是在战斗班里干活太累，想找个轻松一点的活儿。
多数知青的觉醒，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把接班人找错了，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多祸国殃民啊！恍然大悟，原来他也不是神呀……我被打成反革命，什么对“文化革命不满、仇恨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些罪名扣到我头上，当然不服气了。那时有个跟我在山上一起劳改的农工，特别老实。他被打成反革命就因为他说“毛主席也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他污蔑伟大领袖。这是历史事实，说一说怎么就是污蔑毛主席呢？我也曾给毛主席写过数封信，恳求复查自己的问题。心想老百姓生活这么惨，这么挨整，你怎么都不知道呢？为什么不改一改呢？结果渺无回音，无人理睬。
以后又批邓，说邓小平让知青返城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说上山下乡是基本国策，邓小平反对基本国策。以后，还把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肆镇压……这些都导致了我对红太阳的失望和不满。所以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一点不难过。现在有很多愤青不知道那个时代，还怀念那个时代。非常愚昧、无知，没体验过苛政猛于虎的滋味。
《血色黄昏》手抄本在1979年就已经流传了，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看过，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述说她在部队农场的经历，都有相同的感受。
1987年初耀邦同志下台了，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最初担心书恐怕没戏了，但到那年年底《血色黄昏》终于出版。第一版是40万，后来多次再版，当时天津一个书商就包了20万，还有不少盗版。到现在累计得有100万吧。
有人说，现在《血色黄昏》可能就出版不了了。上世纪60年代，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农民吃不饱，有小孩就编顺口溜，骂红太阳。我当时非常惊讶，农村小孩怎么如此大胆，敢骂毛主席！在《血与铁》中就把这个顺口溜写进去。1998年出版后，没给删；可最近再版的《血与铁》却把老百姓的顺口溜给删了。
1988年随着《血色黄昏》轰动全国，我送给了胡耀邦一本，想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1989年春，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写信者李洪欣是一位耀邦老部下的女婿——在信中说：“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感慨。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曾经押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没有置之不理，认认真真托人捎话给我。
杨沫与《青春之歌》
1914年8月25日，老鬼的母亲杨沫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杨成勋，二妹杨成亮，三妹杨成芳，即著名演员白杨。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中过举，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先后创办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新华大学。“他通过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租，以此维持学校的运转，他自己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讨来好几房的姨太太，不管全家老小。”
1924年，杨沫10岁，这个地主之家开始衰败。杨沫的母亲丁凤仪整天与一帮阔太太打牌、看戏，把孩子当成出气筒，常常动手打。
后来杨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父母不和，我虽然生活在书香之家里，人们还管我叫着大小姐。可是，数九寒天我穿着露着脚后跟的破袜破鞋，脚后跟生着冻疮，流着脓血。浑身长满虱子，成天和街头捡煤渣的孩子一起玩。”破裂的、冷酷无情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敏感、多疑、忧郁、不重亲情的性格。
杨沫深受美国舞蹈家邓肯影响，个性叛逆，因违抗母亲要她嫁给一军官而逃婚。为了找工作，四处求人。当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的张中行获悉后，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帮忙：“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张中行非常欣赏比他小5岁的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
张中行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母亲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自己老娘病危也不回去照顾，母亲很快就怀了孕。
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现代，特别神往。”张中行却劝她少看赤色书刊，当心坐牢。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
1936年，母亲在香河教书，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母亲说，“我听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才到香河来躲避的。我对马非常同情。”“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
张中行感觉不妙，把母亲从香河接到天津。这时母亲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又从天津偷跑回北京，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母亲在日记里写道：1936年6月10日，她和马建民结合了。
父亲是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属于有点文化的农民干部。刚开始母亲对他很崇拜，但后来就不行了。两个人的差异越来越大。1951年母亲把我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勾起了前尘往事。
1941年左右，母亲因病来到路西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休养。在10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编辑。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亲密的友谊，路扬送给母亲一本《鲁迅选集》。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次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离队，到敌占区了。以后，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很羞愧，整风时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
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后者解释他是经过领导批准去敌占区看病，并想和母亲“死灰复燃”。但母亲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
1951年9月，母亲收到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信中说他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给他回了信。10月，母亲开始写作《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时，收到了路扬的信，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母亲心想虽然和他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青春之歌》中牺牲掉的革命者卢嘉川，原型之一便是一生不能在一起的路扬。
1956年，40万字的小说最后定名为《青春之歌》。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登出《青春之歌》即将出版的消息。短短几个月时间，小说《青春之歌》即产生了巨大影响。母亲也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一跃成为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一再拦阻林道静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其原型为张中行。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其实，真正的张中行比书里要好。晚年，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
晚年的张中行名气很大。
两代人的隔阂与弥合
杨沫对自己的孩子很少呵护，是位革命母亲，致使孩子们的成长充满怨尤，生活平添坎坷。
我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共产党当年是靠暴力起家的，电影里也老是那些打仗厮杀的镜头。小时候特别想当兵，看不起文人。《青春之歌》也看不下去，觉得不光彩。别人都是干部子弟，我妈却是个作家，在我眼里就是“资产阶级”，很自卑。我希望母亲是个女八路。初中语文课上，老师讲《青春之歌》的节选《林道静在狱中》，自己觉得特别难为情。看电影《青春之歌》也觉得有点假，有宣传、说教的味道。
由于自己思想极左，觉得母亲资产阶级，文革中还造了她的反，很伤母亲的心。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盼来回信，却是让我低头认罪。后来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才盼来母亲一封回信，还总是被批判。
1975年开始写《血色黄昏》时，母亲反对，说你写这个就等于是控诉兵团对你的迫害。兵团领导是解放军，你也就等于控诉解放军。当时正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父母怕惹事，坚决不让我写。为防止他们偷我稿子，就把手稿藏在枕头里带到大同，后来却发现稿子不翼而飞，估计是父母拿走，我就给父亲写信，要求他返还，并威胁他不许销毁。结果父亲来信，说我过河拆桥，跟我断绝关系。我只好给母亲写信请她帮忙索要，结果母亲也骂了我一顿，表示跟我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为这部书稿两年被禁止登入家门。
母亲组织观念很强。80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曾跟一法国记者接触过，告诉了她一些中国知青的真实情况，引起学校有关部门注意，说我破坏了外事纪律，擅自跟外国记者来往。但辅导员赵啧老师非常好，竭力为我说话，中文系总支书吕梁也主张教育，对我持保护态度。惟母亲得知后，好像我犯了叛国罪，十分紧张，立即给系里写信表态，请学校对我严肃处理，不要客气，她绝不包庇……我当时非常寒心。母亲应该在孩子处境不好时，保护自己的孩子啊，哪有把自己孩子抛出去，任单位随意处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与母亲甚少来往。
1988年我的书出来后，影响很大，冯牧、张光年等都很肯定，母亲才意识到这部作品有价值，改变了态度。以后当别人说《血色黄昏》不好的时候，她还多次替我说话。我到美国之后，她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说她原来不了解我，通过这本书才渐渐了解，很想念我等等。我看后，非常感动。四十多岁才第一次有了受到母亲呵护的感觉。
1989年母亲和李叔叔结婚，受正直善良、钟爱孩子的李叔叔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她长久被扭曲的人性恢复，与亲人关系趋于亲密和融洽。逢年过节不再与外人过，都和家人相守一起。冰冷无情的革命性退消，她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慈爱的母亲。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这一段是我和母亲通信最多的时候，跟在草原时完全不同。每写一封信，母亲马上回复。我有什么困难，母亲都倾全力帮忙。缺钱，她帮我找钱；缺关系，她帮我介绍关系；缺书，她帮我搞书……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慈祥善良，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温暖。
在老母走后的这15年中，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母亲相见，常常鼻酸欲泪。每回忆起晚年的母亲点点滴滴，以及最后一次电话中，她缓慢、绵软又熟悉的话音，心就发抖。我有恋母情结，因为得不到的最爱。对母亲爱恨交加。恨她是源于对她的爱。所喜欢的女人也都类似母亲的模样：大圆脸、大圆眼、大扁鼻子、大阔嘴巴，百看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