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琇:儿女最多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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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卢光琇来说2006年的9月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她的两名试管婴儿——长沙女孩章皿星(湖南省首例试管婴儿)和常德男孩罗优群(国内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双双考上大学啦!
  卢光琇被称为天下“儿女最多的妈妈”,在父亲的指引与感召下,她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步入了生殖与遗传研究领域。从此近三十年的日月穿梭,她使“试管婴儿”在中国由梦幻变成了现实,自己也从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变成了人们传颂的“送子观音”。6000多个小生命因她的研究而降生,她把欢乐带进了一个个充满渴盼的家庭。
  这位拥有最多儿女的母亲、中国的“送子娘娘”,用她近30年的不悔年华,创下了我国的诸多第一:1981年建立了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诞生了首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1988年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降生;1990年建立了第一个胚胎孕前诊断动物模型;1991年探索畸形精子分离技术优选精子取得突破,世界首例畸形精子分离后人工授精的正常婴儿降生;1996年首次克隆小鼠成功;1999年构建治疗性克隆人胚并为世界首创;2001年成功分离、培养出人类胚胎干细胞,建立了第一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2005年主持首例经胚胎筛选阻断遗传病的婴儿降生……从此,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刻下了她令人瞩目的名字。
  
  众多光环下的女强人
  
  一头天生蓬松而卷曲的短发,眼镜后面是一双睿智而有神的眼睛,一脸慈爱的笑容,一袭白大褂,卢光琇就这么走近我们。
  卢光琇,1939年出生在湖南沅陵,1963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曾在湖南衡阳、广东梅县等地做过17年外科医生。1978年,在父亲的指引下,年近四十的卢光琇进入生殖与遗传研究领域。现任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是我国著名的生殖遗传学家,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先后获得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女杰”等称号。
  2006年底,在红网发起的投票选举中,卢光琇被选为“2006感动湖南十大人物”。谈到这个,卢光琇有些激动:“当这个结果出来时,我还在外地出差。当我回来后,别人给我看了报纸我才知道。说实话,我也获得了一些奖励,但是,对于这个老百姓选出来的结果,我特别在乎。我做试管婴儿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花的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很高兴。其实,自我进入这个领域到今天,我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我很感谢。”
  
  父亲将她引入全新的领域
  
  提起事业,父亲成了卢光琇谈得最多的人:“是父亲把我引上了医学这条路。”
  卢光琇的父亲是中国遗传学的创始人——卢惠霖。出生在20世纪初的卢惠霖对“东亚病夫”这个称号深恶痛绝,并立志要提高中国人口素质。青年时候,他远赴英国,拜在享誉世界的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细胞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门下学习,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如何提高中国人身体素质”的工作。
  幼年的卢光琇经常在父亲的带领下上山采集动植物标本。“我本来是想学园艺的。但是我的三个姐姐都分别从军、从工离开了两位老人。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学医,留在爸爸身边。”卢光琇1963年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后来到衡阳人民医院,当了一名心仪已久的外科医生。经过十年的磨练,成为了“湘南女刀手”。后调往广东梅县人民医院,由于她出色的工作,不久便成为了闻名当地的外科大夫。
  1978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卢光琇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在局部解剖-外科手术学教研室任教。
  “我父亲的梦想就是优生强国,一直在找实现理想的途径。一次会诊给了他一个启示,把遗传病诊断和人体胚外发生——胚胎移植手术结合起来,一旦发现受精卵某个遗传基因有毛病,就可以拆除其病变部分,实行积极优生。1978年,英国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了,我父亲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梦想的平台。可惜他当时的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被调回湖南照顾他。”那一年,先后在湖南衡阳、广东梅县做了17年外科医生的卢光琇回到了卢老身边,在湘雅医学院任教。
  “当时,父亲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是很犹豫的。我那时已经40岁了,那个领域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甚至于我认为取卵细胞是个外科手术。但是想到父亲这一辈子,我就答应了。”说起容易做来难。此时,已年近四十的卢光琇还是遗传生殖领域的门外汉,她的事业不得不从遗传学和细胞学的基本知识入手。好强的卢光琇带着几分好奇、几许忐忑,执着地上路了。
  在父亲的安排下,卢光琇去了北京,进了三姐夫的实验室从头学起,洗试管、做卫生,一切做得一丝不苟。掌握基本技术之后,她回到长沙。历尽艰苦,卢光琇在1981年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精子库,并把实验室当成了家。
  但是,卢老还是不满意。“父亲从没有夸奖过我。他总是说我这里做得不够,那里做得太少。我妈妈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就帮我说情,说你女儿做得够好了,你还想她做成什么样啊?我也不理解,有时候甚至觉得父亲有些不近人情。”
  卢光琇说起了父亲病危时的一件事。“父亲86岁时,病情恶化,心跳停止了几分钟,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单。我当时在耶鲁大学进修,父亲不让家里人告诉我,怕我分心。几天后,我学习期满,带了很多仪器回国。父亲也不让我去看他,直接让人从机场接我去了实验室。当我把仪器安置好,已经是几天以后了。等我见到父亲时,他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一种严格的爱,对于我,对于优生事业。但是当时我就没想到那么多。”卢光琇并不是很清楚父亲的急切,但她加紧了研究步伐,试管婴儿的研究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没有基本的器械和材料,卢光琇打着父亲的旗号一样一样去讨。一个试管、一个玻璃片、一块白布做成的帐子就成了“无菌房”……就这样,卢光琇建起了自己的试管婴儿实验室。
  让卢光琇记忆犹新的还是冷冻精子实验。由于传统观念的禁锢,她费尽了口舌,想尽了办法,也没有人愿意捐献精子,就连自己3个年轻的助手也因世俗的桎梏不敢捐献,科研不得不中断。焦虑的卢光琇无意间向爱人流露出了自己的忧虑和无奈。此时,通情达理的丈夫毅然捐出了自己的精子,使实验得以继续。
  1985年,当试管婴儿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七五攻关项目之后,她基本上都在试管婴儿实验室里,吃饭都是家人送的,有时有一餐没一餐,导致经常胃痛不已。有一次,为了连续观察胚胎的体外发育,她在实验室整整呆了三天三夜,胃痛得倒在了地上,仍不肯离开,被同事和学生抬到了手术床上休息。但到了观察时间,她又按着肚子起来观察。回想起那段日子,卢光琇感慨道:“那时候真是急得不得了,实验老是不成功。我父亲老早就说了,不看到试管婴儿出生,我死不瞑目;那些长辈们看到我就说,光琇,你要努力啊,你一定要给你爸爸争气啊!我自己也很急啊,用了那么多的钱,却还是没有个结果出来,那不等于白花了吗?”
  努力没有白费。1988年6月5日,湖南省首例试管婴儿顺利诞生;两天后,国内首例共胚胎移植试管婴儿也呱呱坠地了。卢惠霖老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中国的试管婴儿,并把小婴孩深情地抱在了怀里。这历史性的一幕被拍成了照片,挂在了现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三楼的候诊厅里。想起当时的情景,卢光琇眼睛有些湿润了:“没有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后来所有的研究都是在他的框架下进行的。他去世好几年了,我没有什么报答给他的。对于父亲,我唯一的欣慰就是,让他在有生之年看见了中国的试管婴儿的诞生,没有让他对我失望。”
  
  老百姓心目中的送子观音
  
  试管婴儿实验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的患者纷纷前来求医。“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并非中国独有。1999年,一对多年未曾生育的加拿大夫妇得知卢光琇在加探亲,专程拜访,卢光热情接待并作了初步检查。两个月后,这对夫妻相随着来到长沙,经过两次试管婴儿手术,助孕成功,回到加拿大顺利生下了3个胖小子。每当夫妻俩带着3个小家伙上街,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好奇的人们,孩子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到如今,在她手上诞生的试管婴儿和人工授精婴儿已有6000余例,卢光琇成了“儿女最多的妈妈”。她所领导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平均每个月就有200多个患者慕名前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卢光琇有了这样一个称号:“送子观音”。
  说起这个称号,卢光琇很诚恳地说:“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号。听起来,好像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似的,我受不起。其实,这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也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想来,往事历历在目。
  精子库成立之初,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是卫生部领导表态:一定要把这个课题做下去!由于合作伙伴突然退出,找不到做实验的卵细胞,试管婴儿一度有夭折的危险。学校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寻找解决方案。
  “但最感谢的还应该是老百姓。”卢光琇说起了一件事,“1984年,由于科研需要,我去省财政厅拿钱。当时,一个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让我牢记一辈子的话:‘卢老的课题,我们一定支持。只是,现在财政厅里没钱了,还要下去拿税。这样吧,我们下半年给你。’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搞科研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通过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了,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于是,我尽量节省每一个铜板,尽量保证每一个铜板都用在科研上。现在成功了,我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患者,抓住每一个回报的机会。”
  卢光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不仅为他们解决生理上的问题,也帮助他们解决心理上的问题。一对广东夫妇来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双方各项生理指标都符合标准,男方就认为是女方生不出孩子,开始嫌弃女方。卢光琇知道后,轮流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告诉男方,没有孩子,男方也有责任,怀不了孕,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本来就给女方造成很大困扰,做丈夫的更要体谅妻子。再说,孩子虽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是家庭生活的全部;她告诉女方,要减轻思想负担。这样,经过卢光琇的努力,这对夫妇回到广州一年后,一个白胖小子来到了他们身边。
  这样的事情很多,但最让卢光琇自豪的还是去“傻瓜村”的一次调研。
  被外界称为“傻瓜村”的,是湘西大庸市天门山汪家村。“那时候,那里很多农民连庄稼和蔬菜的地膜挖孔都不会,更不要说科学种田了。我们开始以为是遗传方面出了问题,于是在1992年,先后派了6个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经过三年的调查发现,‘傻瓜村’的‘罪魁祸首’并不是遗传病,而是当地缺碘引起的‘克汀病’。”卢光琇把调查报告分别寄给了国家民政部和中国残联。
  结果是卢光琇没想到的。在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下,以该报告为背景材料,国务院确立1995年为“补碘年”。事后,卢光琇还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多处奔走,为村里争取到了不少资金,帮助村里建起了简易公路,搭建了电网,办了幼儿园和小学。几年后,当卢光琇再次来到汪家村时,她欣慰地看到大部分村民家里住上了砖瓦房,装上了电视接收器。“傻瓜村”扔掉了傻帽子。
  “开始,还有人说我在全民‘下海’的时候下乡做调查很傻,其实我也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心结——父亲未竟的事业,为了中国的优生优育。”卢光琇笑得很开心:“我起初也没想到能做到那样,确实很高兴。我想,一个人,这一辈子能为人民做上一两件好事那就值了。”
  
  把目光转向更高的目标
  
  2005年,卢光琇主持的我国首例经胚胎筛选阻断遗传病的婴儿降生。该技术可以避免有遗传性疾病的婴儿的出生,达到了优生的目的。
  2006年3月底,年近八旬的“世界试管婴儿之父”、世界生殖医学头号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在参加了长沙首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生殖医学学术年会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卢光琇的实验室,并与她的研究生们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谈话。在耳闻目睹了卢光琇及其学生的工作后,这位科学老人一次次竖起了大拇指。
  2006年9月,湖南省首例试管婴儿章皿星和我国首例共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标志着我国首批试管婴儿均已健康长大。
  一切看起来都是顺利的。但卢光琇不这么认为:“其实,这些年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失败。当研究转入新的阶段,这样的遭遇是自然的。我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
  早在1994年,卢光琇就将目光转向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和治疗性克隆领域。
  1999年,卢光琇在世界上首次成功构建了人类体细胞治疗性克隆技术。这标志着为个人定制个性化器官已取得关键性突破,比美国相关研究早了整整两年。在此基础上,卢光琇在2001年成功分离、培养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并建立了国内第一株人类胚胎干细胞系,进而建立了有68系的干细胞库。
  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卢光琇和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一个干细胞正在向癌细胞转化。“这不是件小事情呢!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不得了啊,很慌张。可是,我觉得很好。阳性结果也是一种结果,往往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给人的印象更深刻。通过这件事情,安全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规范了实验室的标准,取得了一个个进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失败,让我们试管婴儿的成功率由最初的5%提高到了现在的50%。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要感谢失败呢!”卢光琇又一次笑了。
  目前,卢光琇和她的团队已经初步掌握了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成造血细胞和神经细胞的技术,建立了54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胚胎干细胞系,为根治糖尿病、帕金森症等常见难治性疾病打下了基础。
  卢光琇这样形容干细胞的技术前景:“干细胞可以克隆出供移植用的人体组织和器官,人的哪个器官坏了,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就像汽车零件坏了再换一个一样。这就是‘治疗性克隆’。不过,现在的技术还处于萌芽阶段,各大研究机构目前正在不断进行理论突破,真正应用于临床要10年到15年左右。”
  在经过多次实验后,卢光琇还研发了一种新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可以使克隆胚的体外发育成功率达到82%,囊胚形成率达5%。也就是说,卢光琇目前建立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系,将来完全可以诱导分裂形成人体的某些组织甚至器官。
  卢光琇想得很远:“辅助生殖技术仅仅造福10%的不孕夫妇,干细胞及克隆技术却可以惠及整个民族。现在,器官移植配型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但治疗性克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譬如某个妇女来做试管婴儿,我取你8个卵,放两个进去,你生一个孩子,剩余的6个我可以给你做干细胞建系。建系之后长期保存下来,将来就可以用来治疗这个孩子可能发生的疾病,或者你将来得了什么病需要干细胞,也可以从这里来拿,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卵子或精子,至少有一半的组织抗原相同。我希望这项技术将来能够像做试管婴儿一样应用于临床,做成一个产业。不仅是为了让中国人受益,也是为了全人类。”
  和父亲一样,卢光琇在后来人身上寄予了厚望。年近七十的她笑着拈起旁边一片枯萎的兰花,说:“我经常跟学生说,我现在是这花了,你们却正是好时候。我准备明年就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专心带学生。我期望后面的第三代人能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要超过我,不然我这个老师就白当了。我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就像我父亲一样,我也严格对待我的学生。林格做得也很出色,但是我从来没夸奖过他。可能他还不是很理解。但是,我想,以后他就会明白了。”林格是卢光琇的小儿子,现在已是国家干细胞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
  从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到“送子观音”,卢光琇对生命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她很欣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话: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一个人来到世上并生活下来,是因为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一个人不应该老是想着他欠我的、她欠我的,儿女们也不应该老觉得父母欠他们的,要房子,要车子。这样生活很辛苦。我们要学着感恩,欣赏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也是一种动力。我正在努力。”
  
  生殖专家的奥运缘
  
  2008年6月4日,从奥运冠军熊倪手中接过“祥云”火炬后,69岁的长沙第2棒火炬手卢光琇以矫健的身姿跑完了传递路程。
  身为生殖与遗传领域学的专家,卢光琇与体育也有着深深的感情。卢光琇小时候就有“假小子”之称,田径、球类无一不精。年轻时,她曾横渡湘江,又在湖南省女子篮球队打过主力。直到读大学,还边读书边打球。第一届全运会时,尚在读大一的卢光琇就被选去代表湖南省队参加了女子篮球项目的比赛。后来,卢光琇成为了湖南省女子篮球队的一员,逐渐成为主力队员、队长。当时在队里被称为‘篮球场上的小燕子’,因为当时卢光琇瘦瘦小小的,梳着两个小辫子,一跳一跳的。”还上过《新湖南报》呢!”卢光琇对此记忆犹新,“大概是1958、1959年的时候,题目叫《球场上的小燕子》。我那时是11号,留着两条长辫子。报纸上文章一登,教练回来对我说,嚯,卢光琇,你成名人了,连卖水果的都在说,那个11号小姑娘,跑跳活跃,投篮准确,真是厉害。”
  到50岁时,卢光琇还能打满整场球,打球一直持续到60岁。
  这位我国第一个人工精子库、第一例试管婴儿的缔造者,在谈起运动习惯时,仍保留着科学家的严谨。“比如说,我现在早上起来进行快走,我会测试心率的变化。平时做哑铃、俯卧撑等运动,同时也要结合做其他的有氧运动。”
  更让人意外的是,卢光琇还是一名体育运动的多面手。年轻时,卢光琇曾经多次参加学校的田径比赛,卢光琇的100米最好成绩是13秒9。
  因为对体育的深深感情,卢光琇对奥运会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奥运精神应是鼓励大家共同参与、奋发图强的精神。因此,我们应该淡化总想拿金牌的心理。奥运重在参与。”
  
  甲壳虫老太太
  
  现在,如果在长沙大街上看到一辆甲壳虫尾厢印有“我是新手老太太,请多关照”,还有老爷爷、老奶奶的巨幅卡通画,你不要惊讶,新手老太太正是69岁的卢光琇。
  卢光琇教授还在60岁时,就计划学车买车,亲自驾驶。那年,她在加拿大学习。加拿大驾照只考理论与操作。卢教授理论考试很顺利通过。而操作部分,须跟着一位获得驾照的老师上路学习,再参加考试。
  卢教授请定居在加拿大的儿子当老师,可儿子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卢教授的洋驾照落空。
  单位给卢教授配备了司机,但是她经常要工作到晚上8点才下班。“司机有自己的家庭,怎么好意思天天要司机非正常时间出车?”
  直到2008年五一后,卢教授下决心学车。因为之前,卢教授一位75岁的朋友请她全家吃饭。满头白发的朋友开着车来接卢教授夫妇。“我见他娴熟的技术,羡慕得不得了,比我老头还老的老头居然在亲自开车,从容地穿梭在车流中。”
  原指望开车的事交给老伴解决,蹭老伴的车这辈子也算是过了私家车瘾,可老伴就是“不争气”,70岁时还没有把学车提上议程。“老伴靠不住了,我想还不如自己抓紧法律允许的最后时间里学车。”
  两个月后,没有找任何熟人,卢教授顺利拿到了驾照。她形容,“高兴得如同当年攻克了试管婴儿的难题。”
  最初三个月,卢教授的司机始终坐在她车旁,指点秘籍。卢教授的操作很规范,驾车近5个月,还未出现一次违规扣分,车身也未有任何碰撞。司机说,“卢教授开车很稳当,最初陪她的几个月时间看来都是多余的。”
  卢教授身体很好,视力1.5以上,上下班都是自己亲自开车。每天早7点,黄色甲壳虫从河西爬上湘江二桥,速度很慢,每小时40公里。有次上桥时,交警在前面向她示意停车,敬礼后,边检查证件边说,“娭毑啊,开得这么慢,你老人家平时多练练车落!”突然,交警合上驾照,啪地又一次敬礼,“卢教授,您好!”卢教授伸出头来,“我是按照路面最低限速行使的,没有违规吧。”
  对于卢教授来讲,买了车后,才算是真正大开眼界。以前的生活圈,要不呆在家里、单位,要不就是国外。至于长沙城,她竟然不太熟悉路。现在周末,卢教授邀着老伴到街头溜达,红星市场买蔬菜,井湾子买家具,望城游农家乐……卢教授还经常把车开到岳麓山下,停好车。然后,跑步上山,再跑下来。再开车回家。
  不熟悉路,有些路标也不明晰,让卢教授驾车很紧张,常常要把车停在路边仔细琢磨一番,或者与老伴论理一番后再走。给卢教授拨通手机,如果没接,请你多理解,她准在开车,她是新手、是老太太,而且对长沙又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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