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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一流的医疗设备要比英国好太多，但中国也有很多场景是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比如同一诊室里放两张诊桌，再比如一排病人坐在椅子上输液。”英國伯明翰大学的Edward Ng教授在《我的中国全科之行》报告中说道。
这位听不太懂中文的老外，在夸赞了中国的美景与美食之后，诚恳地呼吁大家一起努力解决中国基层医疗的严峻问题。
巨大缺口与重重困境
援引国家卫计委基层司诸宏明司长提供的数据，中国基层全科医生现有数量不足20万，缺口达到20-30万。而建设中国的基层医疗、发展全科医生制度则面临着人才短缺和医患不信任等诸多困境。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政府开始强调基层医疗的重要性。2011年至今，国务院及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的规划》、《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意见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建立全科医生的制度做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
但以基层医疗为特点的全科医学在中国长期处于尴尬地位，这项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赤脚医生的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存在医生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瓶颈，以及医疗资源不均衡、医患不信任、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复杂背景。
2017年3月7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全科医学教育发展与基层能力建设战略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内外医疗和教育相关政府人士、地方医院代表以及中外医药企业负责人，共同讨论中国全科医生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并一起见证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
其实早在2011年，北大医学部就率先成了立全科医学系。迟春华副主任在介绍学系发展成果时提到：“2015年，（北医全科医学系）有两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生留在社区，后来有一位毕业生从金融岗位回到全科医生岗位，到2016年，目前一共有10位毕业生在全科医生的岗位工作，其中5位在基层社区。”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北医全科医学系的骄傲，另一方面则是杯水车薪的尴尬。
突破口1：完善分级诊疗
构建完善的分级诊疗和转诊制度，是解决医疗困境的关键，也是发展全科医生的重要基础。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曾说过：“我们搞医改的有一句话叫作，分级诊疗真正构建成功之时，就是我们改革的成功之日。”
对于分级诊疗的概念，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方力争主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事实上我们现在概念上的分级诊疗，是侧重于医疗机构进行分级诊疗，我们更应该从学科间的不同专业去分级诊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纵向诊疗模式下的分级诊疗，是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社区门诊负责首诊，联合体内双向转诊，综合医院疑难会诊，最终在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完成专科协调。
突破口2：重建医患关系
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有89%的居民认为他们最信赖的职业是医生。“如果连医生都不可信任了，那居民还有什么安全感？”在谈到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Edward Ng教授有很大感触。
医生应该是一个被信任的职业。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更应该超出一般的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Edward Ng教授认为，发展全科医生是解决中国当前医患矛盾和不信任状态最好的突破口。“信任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自己赢取的。全科医生除了表现出足够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还应该注重在诊疗的过程中和病人一起做决策。建立一个更加长久的关系，关系越长久，信任越稳固。”
这种让全科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决策的诊疗行为，包含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也体现了全科医生的精髓——做了解病人和尊重病人的长久朋友。
突破口3：加强全科医学教育
英国国家教育局的Martin提到英国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工程：从小学的兴趣培养开始，一直到住院医规培，都要注重全科医学的教育。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半的医学毕业生，选择全科这个职业。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卫计委全科医学教育基地、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北京市全科医师培训基地。中心主任吴浩在分析我国全科医生培养时表示：目前的全科医生培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门诊教学薄弱，应诊能力训练严重不足。二是基层社区实践基地不知道教什么，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生应诊训练能力的培训方法。三是全科医生服务质量的评价面临巨大的挑战。
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推进全科人才培养，是五年前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系设立的初衷。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首创以全科医学专业为导向的垂直分层教学培训模式，并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考核和双向多维度的评估机制。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也因此成为国内首家通过RCGP教育认证的机构。此外，齐齐哈尔医学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等也都在短暂的全科医学教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基层培养模式”。
突破口4：资源的全方位下沉
2010年，国家在政策层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意见的实施意见》。据西安医学院党委书记范兵的介绍，目前学院接受西部地区全科医学本科生七百多名，研究生70多个。但是对于这些培养出来的全科人才，会不会心甘情愿地来农村偏远地区工作，范书记则有点担忧。
Martin表示，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英国在尝试做一个招生计划，不仅招生对象针对于农村偏远地区学生，培训也是放在农村地区的。这样相对来说，培养出来的全科医生就有一个较大的可能性，留在这个地区工作。在英格兰，这样的招生计划是从中学就开始的，鼓励他们直接留在英格兰地区，并配有一定的奖励措施。
在偏远地区发展全科教育，更成功的是澳大利亚。正因为澳大利亚的地广人稀，因此他们建立起了针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全科教育培训体系，通过远程在线等手段，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一系列教育培训。当然这种培训的内容也是和城市医学院不尽相同的。
辉瑞中国负责与北医全科医学合作项目的杨少愚认为，吸引全科医生回到农村，关键是政府和各方力量一道，将资源全方位下沉。
突破口5：改变就医习惯
患者的不良就医习惯也需要改变。刚刚成立的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家强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路过北京儿童医院，看见很多家长抱着孩子排队挂号。其实也就是感冒发烧而已。”
“在过去的几年，我问了几十位国际上的儿科专家，问在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孩子只要感冒发烧了就要去医院，而且还要去儿童医院？他们都回答说很少这样。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现象。大家都在喊，我们的儿科大夫十分紧缺。如果我们的全科不发展，儿科再发展也是不够的。”
这位听不太懂中文的老外，在夸赞了中国的美景与美食之后，诚恳地呼吁大家一起努力解决中国基层医疗的严峻问题。
巨大缺口与重重困境
援引国家卫计委基层司诸宏明司长提供的数据，中国基层全科医生现有数量不足20万，缺口达到20-30万。而建设中国的基层医疗、发展全科医生制度则面临着人才短缺和医患不信任等诸多困境。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以来，政府开始强调基层医疗的重要性。2011年至今，国务院及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的规划》、《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意见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建立全科医生的制度做了全方位的顶层设计。
但以基层医疗为特点的全科医学在中国长期处于尴尬地位，这项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赤脚医生的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存在医生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瓶颈，以及医疗资源不均衡、医患不信任、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复杂背景。
2017年3月7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全科医学教育发展与基层能力建设战略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内外医疗和教育相关政府人士、地方医院代表以及中外医药企业负责人，共同讨论中国全科医生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并一起见证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
其实早在2011年，北大医学部就率先成了立全科医学系。迟春华副主任在介绍学系发展成果时提到：“2015年，（北医全科医学系）有两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生留在社区，后来有一位毕业生从金融岗位回到全科医生岗位，到2016年，目前一共有10位毕业生在全科医生的岗位工作，其中5位在基层社区。”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北医全科医学系的骄傲，另一方面则是杯水车薪的尴尬。
突破口1：完善分级诊疗
构建完善的分级诊疗和转诊制度，是解决医疗困境的关键，也是发展全科医生的重要基础。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曾说过：“我们搞医改的有一句话叫作，分级诊疗真正构建成功之时，就是我们改革的成功之日。”
对于分级诊疗的概念，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方力争主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事实上我们现在概念上的分级诊疗，是侧重于医疗机构进行分级诊疗，我们更应该从学科间的不同专业去分级诊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纵向诊疗模式下的分级诊疗，是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社区门诊负责首诊，联合体内双向转诊，综合医院疑难会诊，最终在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完成专科协调。
突破口2：重建医患关系
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有89%的居民认为他们最信赖的职业是医生。“如果连医生都不可信任了，那居民还有什么安全感？”在谈到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Edward Ng教授有很大感触。
医生应该是一个被信任的职业。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更应该超出一般的医患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Edward Ng教授认为，发展全科医生是解决中国当前医患矛盾和不信任状态最好的突破口。“信任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自己赢取的。全科医生除了表现出足够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还应该注重在诊疗的过程中和病人一起做决策。建立一个更加长久的关系，关系越长久，信任越稳固。”
这种让全科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决策的诊疗行为，包含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也体现了全科医生的精髓——做了解病人和尊重病人的长久朋友。
突破口3：加强全科医学教育
英国国家教育局的Martin提到英国政府正在实施的一项工程：从小学的兴趣培养开始，一直到住院医规培，都要注重全科医学的教育。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半的医学毕业生，选择全科这个职业。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卫计委全科医学教育基地、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北京市全科医师培训基地。中心主任吴浩在分析我国全科医生培养时表示：目前的全科医生培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门诊教学薄弱，应诊能力训练严重不足。二是基层社区实践基地不知道教什么，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生应诊训练能力的培训方法。三是全科医生服务质量的评价面临巨大的挑战。
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全科医生培养体系，推进全科人才培养，是五年前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系设立的初衷。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首创以全科医学专业为导向的垂直分层教学培训模式，并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考核和双向多维度的评估机制。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也因此成为国内首家通过RCGP教育认证的机构。此外，齐齐哈尔医学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等也都在短暂的全科医学教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基层培养模式”。
突破口4：资源的全方位下沉
2010年，国家在政策层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意见的实施意见》。据西安医学院党委书记范兵的介绍，目前学院接受西部地区全科医学本科生七百多名，研究生70多个。但是对于这些培养出来的全科人才，会不会心甘情愿地来农村偏远地区工作，范书记则有点担忧。
Martin表示，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过英国在尝试做一个招生计划，不仅招生对象针对于农村偏远地区学生，培训也是放在农村地区的。这样相对来说，培养出来的全科医生就有一个较大的可能性，留在这个地区工作。在英格兰，这样的招生计划是从中学就开始的，鼓励他们直接留在英格兰地区，并配有一定的奖励措施。
在偏远地区发展全科教育，更成功的是澳大利亚。正因为澳大利亚的地广人稀，因此他们建立起了针对农村偏远地区的全科教育培训体系，通过远程在线等手段，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一系列教育培训。当然这种培训的内容也是和城市医学院不尽相同的。
辉瑞中国负责与北医全科医学合作项目的杨少愚认为，吸引全科医生回到农村，关键是政府和各方力量一道，将资源全方位下沉。
突破口5：改变就医习惯
患者的不良就医习惯也需要改变。刚刚成立的北大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家强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路过北京儿童医院，看见很多家长抱着孩子排队挂号。其实也就是感冒发烧而已。”
“在过去的几年，我问了几十位国际上的儿科专家，问在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孩子只要感冒发烧了就要去医院，而且还要去儿童医院？他们都回答说很少这样。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现象。大家都在喊，我们的儿科大夫十分紧缺。如果我们的全科不发展，儿科再发展也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