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是中共中央赋予各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意义重大。为了推进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开展，2017年民建中央成立了专题调研组，到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进行调研，对140户贫困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完成调查问卷205份，召开省级座谈会3次、市级座谈会4次、县级座谈会3次，实地考察贫困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示范点、扶贫产业化项目基地等，与农村基层党政干部、驻村扶贫干部、农村合作组织负责人和贫困户进行座谈交流。
　　总的来说，相关省（区）党委和政府能够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搞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帮扶措施针对性、实效性强，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效比较显著。2017年贵州省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0万人、四川省108.5万贫困人口脱贫、广西自治区95万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脱贫户满意度高，社会反响好。但是调研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
　　一、精准扶贫中的深层次问题显现
　　从土地供给看，搬迁地既要保证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又要符合避灾要求，但现有贫困地区一些地理和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已被开发利用，适宜搬迁可选择的地方比较有限。从安置点农业用地看，移民安置住房已占用大量土地，迁入地原有农户不愿再无偿将承包地调剂给移民，致使一些移民出现“就业无岗、种粮无地、低保无份”的情况，如果对非移民耕地进行调整，则极易因争地引发社会矛盾。从环保看，现行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采取“就近集中安置”方式，一些搬迁地虽然盖了新房、修了新路，但由于资金紧张，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仍然存在不配套、不到位的情况，催生了新的环境问题，导致移民安置点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变成新的污染源。
　　二、部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有待加强
　　一是有的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较慢，工业化程度低，第三产业不发达，農业生产仍然规模小、效率低、成本高，靠天吃饭现象依然存在。二是种植业利润微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由于多数地域条件相近的贫困县乡大都发展相同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缺乏品牌特色，同质化竞争激烈，收益时涨时跌。三是有的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基础薄弱，县域经济发展缺少大企业、大项目、大产业、大品牌的带动，二三产业容纳就业有限，部分易地搬迁的安置点受地域条件限制，难以依托园区和企业全部安置移民就业，致使有的搬迁移民失去稳定的生活来源。
　　三、地方财力薄弱，难以强力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贫困地区大都处于“老、少、边、山、穷”地域，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到2020年要完成脱贫摘帽任务需要投入大，而省（区）的财力却相对薄弱，省（区）贫困县的财政更为紧张，用于保人员工资、保工作正常运转都捉襟见肘。而且国家实行“营改增”后，部分地方的自有财力减少，使得自主脱贫的财力支持就更弱了。
　　为此，建议：
　　第一，加强对深层次问题的政策研究。一是加强对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研究。认真开展新一轮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社会组织形态等改革的研究，及时制定和出台深化改革的政策，废弃过时、错配的政策，调整执行不力、空转的政策，使国家公共政策资源发挥最优托底效应，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脱贫致富的最大收益。二是易地搬迁应与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融为一体，改变贫困群众生活生产的环境和方式。加大农村贫困地区给排水、道路、电力、通讯、防洪抗震、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医疗、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在具体问题上多征求贫困农户的意愿，循序渐进、量体裁衣，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第二，因地制宜，强化产业扶贫。一是有计划地增加贫困地区的国家重点项目和工程，将开发和保护并重。引进能够利用贫困地区资源、形成规模生产、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市场经营主体，发展适合当地环境条件、品质优良、市场竞争力强、价格好、收益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第二产业的原料生产、农产品的深加工等，提高资源的附加值。二是建立金融扶贫滚动发展模式。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精准扶贫模式，将财政一次性使用的无偿扶贫资金转变为金融多次周转使用的信贷资金，使有限资金发挥最大作用，财政资金则用于贴息、免息、担保、培训及风险补偿等。金融机构要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需求入手，探索符合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金融产品，积极为扶持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做好服务。三是加大对“农村致富带头人”的扶持力度。政府支持其带头成立专业合作社、专业化农事服务组织，吸引贫困群众参与其中，在土地、金融等相关政策领域给予适当倾斜和照顾，促进与龙头企业合作，提高扶贫产业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程度。
　　第三，减轻重度贫困地区的财力负担。一是2018—2020年，对重度贫困县实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资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二是加大中央财政对重度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在2020年之前将增值税全额或高比例留给重度贫困地区，明确规定资金用于专项改善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2020年之后考虑逐年提高上交比例，适时恢复到法定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