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禁忌文化是满—通古斯语族传统萨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迟子建小说在精神特质和艺术表达上都鲜明地体现出满-通古斯文化的印记，并因对该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迟子建的文章《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反映出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应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朴素生态哲学思想。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 萨满文化 满—通古斯语族 禁忌文化
　　“禁忌”，国际学术界将其称为Taboo或Tabu，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禁忌随着文化形态的不断转变，逐渐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特性的力量，同时也慢慢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禁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满-通古斯语族也不例外。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特征
　　当满—通古斯语族先民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时，其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一切，于是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和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为了躲避灾难，保证生存繁衍，便根据生活经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祈求通过自我的约束控制，以避免可能遭受的惩罚和厄运，从而形成了最早的禁忌，并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满—通古斯语族传统萨满文化中独特的禁忌文化。这些禁忌文化作为民族的独特精神原型和文化起点，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密码和精神内源。不过因为没有文字，满—通古斯语族只好用口耳传承的方式来接续民族的精神血脉，因此不仅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民间口承文学，也使民族的禁忌文化大量出现并存留在民间口承文学中。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是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生活的核心区域，内置于民间口承文学中的禁忌文化对成长于其中的迟子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之一。检视迟子建近年来的创作，不难发现满-通古斯文化元素在她小说中的频繁出现，甚至可说每一部作品都浸透着对满—通古斯文化的思考，尤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作者面对传统文化的转型危机而向内心深处的满—通古斯文化寻求自救方案的心路历程。这种为缓解现代性压迫而生成的自我澄清过程，迟子建是通过对满—通古斯文化的书写来完成的，所以其文本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神歌等民间口承文学资源，尤其是伴随满—通古斯语族从远古一路走来的内容丰富和内涵深远的禁忌文化，使我们有了就此进行某种文学主题以及文化主题研究的可能和空间。
　　满—通古斯语族的禁忌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独特性，历史和文化含蕴也十分丰富，所以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是借助对满—通古斯语族中有代表性的鄂温克族生活的描写来完成自己的文化检索和思考的。鄂温克族在历史上创造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而禁忌文化正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作为民族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民族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一般来说，禁忌文化可以分为信仰禁忌和世俗禁忌两大类，信仰禁忌主要包括自然禁忌、图腾禁忌、祖先禁忌、神灵禁忌和命运禁忌等，世俗禁忌则主要包括狩猎禁忌、生育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生活禁忌、饮食禁忌、居所禁忌和服饰禁忌等。可以说，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鄂温克族禁忌文化的描述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甚至有着民族历史和文化史诗的韵味。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的文学体现
　　萨满教信仰是中国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原始信仰，以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为哲学观念和思想基础，并衍生出丰富的禁忌文化。其中尤以自然禁忌和图腾禁忌更有代表性。在自然禁忌中，鄂温克族的先民们把自然力或自然物都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超凡能量的对象，形成了对日、月、星、风、雨、雷等物的自然崇拜，并赋予它们神异的灵性和超自然的力量，对其心存恐惧，进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唯恐由于对自然力或自然物不敬而招致祸患，从而产生了自然禁忌的诸多观念与行为。图腾禁忌渊源于图腾观念，是原始人把图腾当作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的一种表现。根据其内容，图腾禁忌又可分为行为禁忌、食物禁忌和言语禁忌三种类型。行为禁忌指对图腾物禁止伤害、禁止捕杀、禁止触摸甚至禁止注视，食物禁忌是指禁止食用图腾，而言语禁忌则是指禁止直接称呼图腾的名称。根据鄂温克族的分布地域，其图腾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比如说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崇拜蛇图腾和熊图腾，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雅鲁河流域鄂温克族崇拜蛇图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对人与熊的关系有许多描述，比如“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了罪，上天才把它变成兽，用四条腿走路”等等。不过，鄂温克人一方面把熊作为图腾来崇拜、供奉，但生存所需却又猎杀熊和吃熊，所以捕猎熊后，鄂温克人为了释放心中的恐慌与不安，便以一种约定的仪式来延续这种图腾禁忌：“他们把熊抬回营地后，迎候的人都伫立着，假意垂泪，或者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上一刻，想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人要吃它们的肉，而是乌鸦”，这让我们看到了鄂温克族人关于熊的特殊的图腾崇拜和禁忌。
　　就世俗禁忌而言，迟子建把描写的重点放在了狩猎禁忌、生育禁忌和婚姻禁忌等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鄂温克族来说，狩猎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而狩猎的结果则关乎族群的生存发展，因此在将能否获得猎物视为神灵的奖赏或惩罚的信仰中，族人对狩猎者的语言、行为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禁忌。小说中出现的多次关于狩猎禁忌的描述，如“大人们出猎前，常常要在神像前磕头”等等。其次，由于先民对人类的生殖繁衍充满了神秘感，加之狩猎生产和部落战争的需要等原因，于是形成了怀孕禁忌和分娩禁忌等各种生育禁忌。如小说中“不能让新娘睡熊皮褥子，那样会不生养的”等等，同时他们还把分娩过程中出现的血污看做是不洁之物，怕在家中分娩给家人带来灾祸，因此女人分娩时要搬进专门搭建的“亚塔珠”中，甚至“男人是绝对不能进亚塔珠的。女人也很忌讳帮别人助产，据说那样会使自己的丈夫早死”。
　　鄂温克族禁忌文化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有诸多禁忌。他们在礼仪、交往、行为以及语言等各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禁忌要求，并在日常生活当中严格的遵守。如鄂温克人认为人间之所以会有各种灾祸与不幸，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中冒犯了神灵。就像小说所描写的，伊万的妻子娜杰什卡顺手在伊万的头上摸了一把，依芙琳斥责娜杰什卡“我们这个民族的女人，是不能随意摸男人的头的，认为男人的头上有神灵，摸了它，会惹恼神灵，加罪于我们”。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的文学内涵
　　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内部的禁忌文化进行文化密码的破译，可以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鄂温克族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神秘性，而且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诸多禁忌是普遍存在于鄂温克人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的。当然，产生如此众多禁忌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来说主要还是与鄂温克族的萨满教信仰和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是鄂温克族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的一种无意识的选择。不过，即便禁忌文化有着鲜明的不足，但是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角度考量，都能够发现禁忌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是多元性的，对鄂温克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回到文本的创作和表现上来，我们可以体会到迟子建从鄂温克族众多的禁忌文化中选取素材的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求，如世俗禁忌中的婚姻禁忌一类描写；二是突出维护自然与社会秩序的禁忌文化，如信仰禁忌等，此外作者对带有负面社会功能的禁忌文化则根本没有涉及。这就让我们感觉到，迟子建之所以着重叙述鄂温克族的具有正面意义的禁忌文化，是因为她敏锐地意识到禁忌文化对鄂温克族生存的重要意义和影响。这些禁忌文化是鄂温克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宏观体现，蕴含着鄂温克人的民族世界观、伦理观以及审美观，并制约着鄂温克族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无意识地表现出鄂温克族朴素的生态意识。也就是说，鄂温克人这种依靠禁忌文化所维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人们适应环境，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质性作用，而这恰是与迟子建一贯的创作思想相吻合的。所以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 鄂温克族的禁忌文化只是一种文学题材，但经过迟子建的艺术创造后以一种鲜活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便不同于专业典籍和民间口承文学中的禁忌文化，而只属于一种文学艺术。因此，当我们透过表象来把握小说中鄂温克族禁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底蕴时，便可以更深刻地从经过艺术加工的鄂温克族禁忌文化中解读出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应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朴素生态哲学思想，也许，这才是迟子建所要阐述的真正文学内涵。
　　（作者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满—通古斯文化视阈下的迟子建小说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55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