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黄瓜是日常食用的普通蔬菜，西汉时由张骞将种子带入中原地区，始称胡瓜。改称黄瓜的时间有南北朝、隋、唐三种说法，原因忌“胡”字，而其花又为黄色等，也有称之为王瓜。在苏轼词、陆游诗、冯梦龙民歌、《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很多明清小说中均有呈现，反映出我国历史的悠久及民俗的丰富多样。
关键词：黄瓜；胡瓜；王瓜；张骞；文学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很多日常生活中常见常闻的普通名物或许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意蕴。黄瓜是我们日常食用的再普通不过的一种蔬菜，不管南方北方的大人小孩，只要一见到它，就知道它的名称和功用。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问一问，这种细长、通身绿色的“瓜”，为什么不叫绿瓜、长瓜，而偏偏叫“黄瓜”呢？
一
黄瓜，属瓜类。瓜字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豳风》有“七月食瓜”之句，《卫风》还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之说。明人陆深在《豫章漫抄》中解释说：“瓜见于《诗经》‘比’也。秦故东陵瓜美，始以味称。昔人谓之瓜果，又谓之茶瓜，盖以之实笾而飨客矣，至于今不废。”内中提到，瓜以味美常被皇室用作祭祀之物。
黄瓜本非产自中原地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得种而始种植，故其初名“胡瓜”。唐代杜宝所撰《大业杂记》载：“四年二月，自京师还东都，造天经、仙都二宫。九月，自漠北还至东都，改吴床为交床、胡瓜为白路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由此记载，后代一般以为在隋大业年间，“胡瓜”被改称作“黄瓜”。如清代鄂尔泰、张廷玉等纂《钦定授时通考》记：“黄瓜一名胡瓜。本草云：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拾遗录》云：‘大业四年，避讳改为黄瓜，俗又呼为王瓜。’”清代张凤羽纂《招远县志》卷之五记：“胡瓜今名黄瓜。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有春、秋二种。”
鄂尔泰、张廷玉等纂《钦定授时通考》所说“王瓜”，也有史料记为是黄瓜的一个别称。王瓜又名土瓜，早在《礼记·月令》中即有记：“[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鄭玄注：“王瓜，萆挈也。”清代薛绍元《台湾通志》记：“王瓜，亦名胡瓜，张骞西域得种，故名。《本草》一名土瓜（《诸罗县志》）。一名莿瓜，以皮有微莿也。《月令》‘四月，王瓜生。台地十二月即有之（《台湾府志》）’。台地熟较早（《彰化县志》）”。在清代的北京还可见将“黄瓜”称作“王瓜”的相关文字记载，如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时品》：“荐新菜果，王瓜樱桃、瓠丝煎饼……乃时品也。”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三回：“（咱）大捆的买王瓜韭菜去作甚么呀？”老舍 《正红旗下》第一章：“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
然而，很早就有人以为“王瓜”与“黄瓜”并非一种，如明代文人归有光曾在《与王子敬》（以下四首解名物称谓）中记：“尝记少时见一书，云：月令王瓜为瓜王，即今之黄瓜。则郑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适应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适见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据也。读柳州海石榴诗，疑是今之千叶石榴，今志书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详考也。志书固有附会，可以为一证。高生日来索此书，必有疑虑，乞更寻捡。月令‘王瓜生’，当宜断为今之黄瓜，‘萆挈’非也。”
二
关于“胡瓜”被改称“黄瓜”的时间，说法也是有分歧的。唐代史学家吴兢著《贞观政要》载：“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依此记，“胡瓜”改称“黄瓜”的时间是在唐代的贞观四年。网络还有传“胡瓜”被改为“黄瓜”是在南北朝时期，为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所定。相传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后，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规定：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某天，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劈头便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着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便未加指责。等到依例“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知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而笑。自此，“胡瓜”被称做“黄瓜”的叫法就在朝野上下传开了。这也可备为一说。
清朝光绪年间所修《畿辅通志》“胡瓜”条，对“黄瓜”之称的由来及以上诸问题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记：“胡瓜，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本草拾遗》）。谨案：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与陈说异。黄瓜正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有毛，五月开花黄色，瓜长尺余，皮有瘖微刺，老则色黄，子如菜瓜子；五月种者秋时熟，色白，人名秋黄瓜，生熟皆可食。又冬时在火室中种，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或谓黄瓜即王瓜，非是。王瓜，《本草》名土瓜，乃《夏小正》之王也。”
宋元以后，“黄瓜”之称即多见于各种公私史乘。如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辑佚》记：“瓜，进上瓜甚大，人止可负二枚，又有小者，西山产亦佳。西瓜、甜瓜、苦瓜、冬瓜、青瓜、黄瓜。”明代宋濂等撰《元史》记：“六年七月，彰德李树结实如小黄瓜。民谣云：‘李生黄瓜，民皆无家’。明代文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记：“京师极重非时之物，如严冬之白扁豆、生黄瓜，一蒂至数镮，皆戚里及中贵为之，仿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谓上初年元旦即进牡丹，而江陵相与冯榼亦各一花，以为异。”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小麦登场，玉米入市。蒜苗为菜，青草肥羊。麦青作撵转，麦仁煮肉粥。豇豆角、豌豆角、蚕豆角、扁豆角，尽为菜品；腌稍瓜、架冬瓜、绿丝瓜、白茭瓜，亦作羹汤。晚酌相宜。西瓜、甜瓜、云南瓜、白黄瓜、白樱桃、白桑椹。甜瓜之品最多，长大黄皮者为金皮香瓜，皮白瓤青为高丽香瓜，其白皮绿点者为脂麻粒，色青小尖者为琵琶轴，味极甘美。”这些记载既体现了“黄瓜”的特性，也体现出古代“瓜”丰富的品种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 以上几则所记均为北京地区的历史情况，实际以“黄瓜”相称，自开始就不局限在北京或其周边地区，南至江浙、北至东北，几乎都有相关的佐证。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记：“菜之品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苔心矮菜、矮黄、大白头、小白头、夏菘。黄芽，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叶，以黄白纤莹者，故名之。芥菜、生菜、菠菜、莴苣、苦荬、葱、薤、韭、大蒜、小蒜、紫茄、水茄、梢瓜、黄瓜、葫芦（又名蒲芦）、冬瓜、瓠子、芋、山药、牛蒡、茭白、蕨菜、萝卜、甘露子、水芹、芦笋、鸡头菜、藕条菜、姜、姜芽、新姜、老姜’。”清人刘源溥撰《锦州府志》中记“蓏之属”包括：“黄瓜、冬瓜、南瓜、西瓜、甜瓜、香瓜、菜瓜、苦瓜、倭瓜、丝瓜、瓠壶卢”，所记已和我们今天对“瓜”的分类基本一致。
改“胡瓜”而稱“黄瓜”，与黄瓜开黄花而结果有关。如清人徐珂编《清稗类钞》解释：“胡瓜为蔬类植物，俗称黄瓜，有卷须，叶作掌状，浅裂，粗糙有毛。夏开黄色合瓣花，雌雄同株。实长数寸，色黄绿，有刺甚多，供食。汉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又有以其色黄而名，如明人叶权撰《贤博编》记：“西瓜，本草不载，止载甜瓜。西瓜、甜瓜，本是二种。洪忠宣公《松漠记闻》：从虏中携归，今禁园乡圃皆有，则是西瓜南宋始至中国。曹子建‘浮甘瓜于绿水’，《南史》‘梁武帝西园食绿沉瓜’，当是甜瓜。杨升庵谓绿沉为西瓜皮色，恐非，盖甜瓜亦有此色也。若‘召平东门五色瓜’，则是本草所谓胡瓜。故北人呼色黄者为黄瓜，色青者为青瓜，今南方俗呼为南瓜”。此处其对“黄瓜”的解释尚乏明确，似与“南瓜”有相混之处。
三
“黄瓜”一词较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由北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的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总集，主要收录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作品，其中的“清商曲辞三”有诗说：“郎去摘黄瓜，郎来收赤枣。郎耕种麻地，今作西舍道。”曹寅编《全唐诗》内有张祜《相和歌辞·读曲歌五首》中写：“郎去摘黄瓜，郎来收赤枣。郎耕种麻地，今作西舍道。”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载：“有内臣卢押班者，心尝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杂剧伶人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萝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杖二伶。”北宋著名文人苏轼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词咏：“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又有《病中游祖塔院》诗写：“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有《秋怀》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明末清初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收樊阜的《田间杂咏（六首）》其一说：“夏至熟黄瓜，秋来酿白酒。新妇笑嘻嘻，小儿扶壁走。”十分通俗流畅，明白如话。
“黄瓜”一词自明代以后，就在很多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如明代著名文人冯梦龙的民歌集《山歌》中有一篇《黄瓜》中说：“黄瓜生来像姐儿，只为你聪脆清香括?子渠，一碟两碟，千丝万丝，蒜来伴你，想是爱吃醋的。”凌濛初的小说集“二拍”中有几处以“黄瓜”做比男性生殖器官的文字，较粗俗。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二回，写到金莲宝象国国王送上的礼单，上面有：“黄金一千两，白金一万两，活猪三百口，活羊五百牵，活鸡一千只，鲜鱼五十担，腌鱼一百担，稻米五百担，柴草一千担，椰子十担，西瓜、甘蔗各五十担，波罗蜜、蕉子各十担，黄瓜、葫芦各五十担，葱、蒜各十担，槟榔老叶十担，咂瓮酒二百尊。”在这份礼单内黄瓜能与黄金、白金、活猪、活羊等贵重之物并列，显得其在当时尚属奇缺。
清代，黄瓜应该变得较常见了，很多世情小说中多见述及。如清初《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九回写狄员外招待某远来的道长，端上：“四碟小菜、一碗炒豆腐、一碗黄瓜调面筋、一碗熟白菜、一碗拌黄瓜、一碟薄饼、小米绿豆水饭。”第四十八回，形容狄希陈脊梁被打的情况说：“只见狄希陈脊梁上黄瓜茄子似的，青红柳绿，打的好不可怜。”李绿园所著《歧路灯》的第八十五回写谭绍闻看到菜园的景致：“庚伏初届，未月正中。蝉吟繁树之间，蚁斗仄径之上。垂繘而汲，放一桶更提一桶；盈科而进，满一畦再递一畦。驼背老妪，半文钱，得葱韭，更指黄瓜两条。重髫小厮，一瓢饮，啖香杏，还羡蜜桃一个。”颇有田园之趣。饭食摆上，谭绍闻一看，乃是：“一盘韭菜，一盘莴苣，一盘黄瓜，一盘煎的鸡蛋，中间放了一大碗煮熟的鸡蛋，两个小菜碟儿，两个小盐醋碟儿，一盘蒸食。品数虽甚家常，却精洁朴素，满桌都是敬气。”近代文康的著名小说《儿女英雄传 》第六回有一段精彩的描写道：“那女子赶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里走！’在背后举起刀来，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喀嚓，从左助里砍将过来，把个和尚弄成了‘黄瓜腌葱’——剩了个斜岔儿了。”以“黄瓜腌葱”来写和尚被打的惨象，极简省而又生动地反映出侠女何玉凤身手的快捷利落。
曹雪芹的《红楼梦》主要描写“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生活，未见述及“黄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以文言叙事，集内却专有一篇写及黄瓜，名为《瓜异》，全篇写道：“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这二十六个字，使本篇成为《聊斋志异》全书最短的作品。
以上对“黄瓜”之名进行了粗略的考源，同时对王瓜、胡瓜之名也进行了辨析；又从不同地域的各类史乘见到了古代“瓜”类的丰富性，由不同时代与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到对“黄瓜”的多样体现，从而对我国多样的生活习俗与悠久的历史将有更加深入和生动地了解。
作者简介：许振东（1966—），男，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文学博士，主研方向为明清文学与京畿文化。
关键词：黄瓜；胡瓜；王瓜；张骞；文学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很多日常生活中常见常闻的普通名物或许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意蕴。黄瓜是我们日常食用的再普通不过的一种蔬菜，不管南方北方的大人小孩，只要一见到它，就知道它的名称和功用。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问一问，这种细长、通身绿色的“瓜”，为什么不叫绿瓜、长瓜，而偏偏叫“黄瓜”呢？
一
黄瓜，属瓜类。瓜字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豳风》有“七月食瓜”之句，《卫风》还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之说。明人陆深在《豫章漫抄》中解释说：“瓜见于《诗经》‘比’也。秦故东陵瓜美，始以味称。昔人谓之瓜果，又谓之茶瓜，盖以之实笾而飨客矣，至于今不废。”内中提到，瓜以味美常被皇室用作祭祀之物。
黄瓜本非产自中原地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得种而始种植，故其初名“胡瓜”。唐代杜宝所撰《大业杂记》载：“四年二月，自京师还东都，造天经、仙都二宫。九月，自漠北还至东都，改吴床为交床、胡瓜为白路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由此记载，后代一般以为在隋大业年间，“胡瓜”被改称作“黄瓜”。如清代鄂尔泰、张廷玉等纂《钦定授时通考》记：“黄瓜一名胡瓜。本草云：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拾遗录》云：‘大业四年，避讳改为黄瓜，俗又呼为王瓜。’”清代张凤羽纂《招远县志》卷之五记：“胡瓜今名黄瓜。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有春、秋二种。”
鄂尔泰、张廷玉等纂《钦定授时通考》所说“王瓜”，也有史料记为是黄瓜的一个别称。王瓜又名土瓜，早在《礼记·月令》中即有记：“[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鄭玄注：“王瓜，萆挈也。”清代薛绍元《台湾通志》记：“王瓜，亦名胡瓜，张骞西域得种，故名。《本草》一名土瓜（《诸罗县志》）。一名莿瓜，以皮有微莿也。《月令》‘四月，王瓜生。台地十二月即有之（《台湾府志》）’。台地熟较早（《彰化县志》）”。在清代的北京还可见将“黄瓜”称作“王瓜”的相关文字记载，如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时品》：“荐新菜果，王瓜樱桃、瓠丝煎饼……乃时品也。”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三回：“（咱）大捆的买王瓜韭菜去作甚么呀？”老舍 《正红旗下》第一章：“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
然而，很早就有人以为“王瓜”与“黄瓜”并非一种，如明代文人归有光曾在《与王子敬》（以下四首解名物称谓）中记：“尝记少时见一书，云：月令王瓜为瓜王，即今之黄瓜。则郑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适应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适见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为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据也。读柳州海石榴诗，疑是今之千叶石榴，今志书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详考也。志书固有附会，可以为一证。高生日来索此书，必有疑虑，乞更寻捡。月令‘王瓜生’，当宜断为今之黄瓜，‘萆挈’非也。”
二
关于“胡瓜”被改称“黄瓜”的时间，说法也是有分歧的。唐代史学家吴兢著《贞观政要》载：“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依此记，“胡瓜”改称“黄瓜”的时间是在唐代的贞观四年。网络还有传“胡瓜”被改为“黄瓜”是在南北朝时期，为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所定。相传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后，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规定：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某天，他看到襄国郡守樊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他，劈头便问：“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慌乱着答道：“这都怪胡人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便未加指责。等到依例“御赐午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知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石勒听后，满意而笑。自此，“胡瓜”被称做“黄瓜”的叫法就在朝野上下传开了。这也可备为一说。
清朝光绪年间所修《畿辅通志》“胡瓜”条，对“黄瓜”之称的由来及以上诸问题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记：“胡瓜，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本草拾遗》）。谨案：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与陈说异。黄瓜正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有毛，五月开花黄色，瓜长尺余，皮有瘖微刺，老则色黄，子如菜瓜子；五月种者秋时熟，色白，人名秋黄瓜，生熟皆可食。又冬时在火室中种，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或谓黄瓜即王瓜，非是。王瓜，《本草》名土瓜，乃《夏小正》之王也。”
宋元以后，“黄瓜”之称即多见于各种公私史乘。如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辑佚》记：“瓜，进上瓜甚大，人止可负二枚，又有小者，西山产亦佳。西瓜、甜瓜、苦瓜、冬瓜、青瓜、黄瓜。”明代宋濂等撰《元史》记：“六年七月，彰德李树结实如小黄瓜。民谣云：‘李生黄瓜，民皆无家’。明代文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记：“京师极重非时之物，如严冬之白扁豆、生黄瓜，一蒂至数镮，皆戚里及中贵为之，仿禁中法膳用者。弇州谓上初年元旦即进牡丹，而江陵相与冯榼亦各一花，以为异。”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小麦登场，玉米入市。蒜苗为菜，青草肥羊。麦青作撵转，麦仁煮肉粥。豇豆角、豌豆角、蚕豆角、扁豆角，尽为菜品；腌稍瓜、架冬瓜、绿丝瓜、白茭瓜，亦作羹汤。晚酌相宜。西瓜、甜瓜、云南瓜、白黄瓜、白樱桃、白桑椹。甜瓜之品最多，长大黄皮者为金皮香瓜，皮白瓤青为高丽香瓜，其白皮绿点者为脂麻粒，色青小尖者为琵琶轴，味极甘美。”这些记载既体现了“黄瓜”的特性，也体现出古代“瓜”丰富的品种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 以上几则所记均为北京地区的历史情况，实际以“黄瓜”相称，自开始就不局限在北京或其周边地区，南至江浙、北至东北，几乎都有相关的佐证。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记：“菜之品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苔心矮菜、矮黄、大白头、小白头、夏菘。黄芽，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叶，以黄白纤莹者，故名之。芥菜、生菜、菠菜、莴苣、苦荬、葱、薤、韭、大蒜、小蒜、紫茄、水茄、梢瓜、黄瓜、葫芦（又名蒲芦）、冬瓜、瓠子、芋、山药、牛蒡、茭白、蕨菜、萝卜、甘露子、水芹、芦笋、鸡头菜、藕条菜、姜、姜芽、新姜、老姜’。”清人刘源溥撰《锦州府志》中记“蓏之属”包括：“黄瓜、冬瓜、南瓜、西瓜、甜瓜、香瓜、菜瓜、苦瓜、倭瓜、丝瓜、瓠壶卢”，所记已和我们今天对“瓜”的分类基本一致。
改“胡瓜”而稱“黄瓜”，与黄瓜开黄花而结果有关。如清人徐珂编《清稗类钞》解释：“胡瓜为蔬类植物，俗称黄瓜，有卷须，叶作掌状，浅裂，粗糙有毛。夏开黄色合瓣花，雌雄同株。实长数寸，色黄绿，有刺甚多，供食。汉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又有以其色黄而名，如明人叶权撰《贤博编》记：“西瓜，本草不载，止载甜瓜。西瓜、甜瓜，本是二种。洪忠宣公《松漠记闻》：从虏中携归，今禁园乡圃皆有，则是西瓜南宋始至中国。曹子建‘浮甘瓜于绿水’，《南史》‘梁武帝西园食绿沉瓜’，当是甜瓜。杨升庵谓绿沉为西瓜皮色，恐非，盖甜瓜亦有此色也。若‘召平东门五色瓜’，则是本草所谓胡瓜。故北人呼色黄者为黄瓜，色青者为青瓜，今南方俗呼为南瓜”。此处其对“黄瓜”的解释尚乏明确，似与“南瓜”有相混之处。
三
“黄瓜”一词较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由北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的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总集，主要收录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作品，其中的“清商曲辞三”有诗说：“郎去摘黄瓜，郎来收赤枣。郎耕种麻地，今作西舍道。”曹寅编《全唐诗》内有张祜《相和歌辞·读曲歌五首》中写：“郎去摘黄瓜，郎来收赤枣。郎耕种麻地，今作西舍道。”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载：“有内臣卢押班者，心尝轻范。一日军府开宴，有杂剧伶人称参军梦得一黄瓜，长丈余，是何祥也？一伶贺曰：‘黄瓜上有刺，必作黄州刺史。’一伶批其颊曰：‘若梦见镇府萝卜，须作蔡州节度使？’范疑卢所教，即杖二伶。”北宋著名文人苏轼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词咏：“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又有《病中游祖塔院》诗写：“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有《秋怀》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明末清初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收樊阜的《田间杂咏（六首）》其一说：“夏至熟黄瓜，秋来酿白酒。新妇笑嘻嘻，小儿扶壁走。”十分通俗流畅，明白如话。
“黄瓜”一词自明代以后，就在很多通俗文学作品中出现。如明代著名文人冯梦龙的民歌集《山歌》中有一篇《黄瓜》中说：“黄瓜生来像姐儿，只为你聪脆清香括?子渠，一碟两碟，千丝万丝，蒜来伴你，想是爱吃醋的。”凌濛初的小说集“二拍”中有几处以“黄瓜”做比男性生殖器官的文字，较粗俗。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二回，写到金莲宝象国国王送上的礼单，上面有：“黄金一千两，白金一万两，活猪三百口，活羊五百牵，活鸡一千只，鲜鱼五十担，腌鱼一百担，稻米五百担，柴草一千担，椰子十担，西瓜、甘蔗各五十担，波罗蜜、蕉子各十担，黄瓜、葫芦各五十担，葱、蒜各十担，槟榔老叶十担，咂瓮酒二百尊。”在这份礼单内黄瓜能与黄金、白金、活猪、活羊等贵重之物并列，显得其在当时尚属奇缺。
清代，黄瓜应该变得较常见了，很多世情小说中多见述及。如清初《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九回写狄员外招待某远来的道长，端上：“四碟小菜、一碗炒豆腐、一碗黄瓜调面筋、一碗熟白菜、一碗拌黄瓜、一碟薄饼、小米绿豆水饭。”第四十八回，形容狄希陈脊梁被打的情况说：“只见狄希陈脊梁上黄瓜茄子似的，青红柳绿，打的好不可怜。”李绿园所著《歧路灯》的第八十五回写谭绍闻看到菜园的景致：“庚伏初届，未月正中。蝉吟繁树之间，蚁斗仄径之上。垂繘而汲，放一桶更提一桶；盈科而进，满一畦再递一畦。驼背老妪，半文钱，得葱韭，更指黄瓜两条。重髫小厮，一瓢饮，啖香杏，还羡蜜桃一个。”颇有田园之趣。饭食摆上，谭绍闻一看，乃是：“一盘韭菜，一盘莴苣，一盘黄瓜，一盘煎的鸡蛋，中间放了一大碗煮熟的鸡蛋，两个小菜碟儿，两个小盐醋碟儿，一盘蒸食。品数虽甚家常，却精洁朴素，满桌都是敬气。”近代文康的著名小说《儿女英雄传 》第六回有一段精彩的描写道：“那女子赶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里走！’在背后举起刀来，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喀嚓，从左助里砍将过来，把个和尚弄成了‘黄瓜腌葱’——剩了个斜岔儿了。”以“黄瓜腌葱”来写和尚被打的惨象，极简省而又生动地反映出侠女何玉凤身手的快捷利落。
曹雪芹的《红楼梦》主要描写“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生活，未见述及“黄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以文言叙事，集内却专有一篇写及黄瓜，名为《瓜异》，全篇写道：“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这二十六个字，使本篇成为《聊斋志异》全书最短的作品。
以上对“黄瓜”之名进行了粗略的考源，同时对王瓜、胡瓜之名也进行了辨析；又从不同地域的各类史乘见到了古代“瓜”类的丰富性，由不同时代与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认识到对“黄瓜”的多样体现，从而对我国多样的生活习俗与悠久的历史将有更加深入和生动地了解。
作者简介：许振东（1966—），男，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文学博士，主研方向为明清文学与京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