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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棒木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来说，王跃进的经历已然构成百听不厌的传奇。不知道什么狗屎运气，王跃进被前来勘探矿藏的地质队看中了，成为棒木村第一个走出去的人。那段时间，总有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尾巴拉出一条笔直的气流，经久不散。村民还曾在村西的大塘中捞出巨大的塑料膜，摊开来至少能覆盖几十亩地，据说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很可能就是天空那段白色尾气。这种塑料膜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太薄了，盖在稻把上绝对会戳出很多洞眼，遮不住雨，若任由它漂在水面上，又担心水里的鱼会缺氧而死，鱼死了，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便分不到鱼，年年有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种事情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发生。村民蹚在水中伸手打捞薄膜的时候，还能在水面看到飞机倏忽来去的倒影。有人说，那是战斗机在演习。也有人说，那是勘探机，因为只有在高空，才能侦测到棒木村的地下何处藏着什么宝矿。难不成勘探机不仅是放屁虫，还都长着火眼金睛吗？勘探机的说法显然更可靠，春天的时候陆续有大卡车运送人和器材过来，紧邻着棒木村，一座座帐篷眨眼间便铺展开来，像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迷彩小蘑菇。
王跃进那时候已经小学毕业，一说肄业，其实他只老老实实上到三年级，后面那几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两头瞒两头骗，跟家里大人说在学校读书，跟学校老师说家里有事，几次三番之后，家长、老师都懒得再管他，反正也不指望他读书上能有出息。王跃进乐得背着书包在乡野田间四处闲逛，采桑果、捞菱盘、掏鸟蛋、偷家鱼、钓螃蟹。初中自然念不成，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只能继续待在村里做好几年闲人。大人们起早贪黑种地、养蚕，小孩子寒来暑往上学、读书，只有他夹在中间，一年到头无所事事得很。倒也自由，春天背个蛇皮袋捉蛇，夏天骑辆自行车卖冰棒，秋天伙同别人开着三卡沿村挨家挨户用橘子、苹果换稻米，冬天扛把挖锹在地头挖黄鳝。心疼田地无辜被毁的人，经常火速跑到现场逮住王跃进，教训他：“跃进啊跃进，你这么能挖地，怎么不去挖你家的祖坟啊！”并勒令王跃进马上将挖出来的泥土一丝不少地填回去，把洞填好，看不出挖过的痕迹才算完。王跃进老实照办，但心里着实惋惜，他都已经看到洞里黄鳝的一小截尾巴了。虽然如此，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他还是能瞅准时机返回，将洞重新挖开，把黄鳝抓走。好在黄鳝畏冷冬眠，否则早就挪窝游走了。不过，他也长了心眼学了乖，为了防止引起众怒，捉到黄鳝后，会把洞尽量填好，最多发泄一般藏泡热尿在里面。在冷飕飕的风口里，新翻出来的冻土像一块深色的补丁，非常碍眼。
没想到王跃进做的这些上不得庄稼人台面的事，倒让地质队的领导很喜欢，地质队正缺这样一个人，既熟悉田间地头，又不用种地、上班、读书，能够随叫随到，甚至24小时待命。于是，王跃进得以坐在车头插着红旗的东风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地带领着地质队的工作人员，像老鼠搬家一样跑来跑去，在东面插一根高高的金属杆，在西面打一口望不到底的深井，在南面爬坡，在北面下河。可惜的是，金属杆从来没被雷火击中过，深井也没凿在谁家院子里，坡地上的果子倒是见少了好多颗，像跌落枝头的人参果遁土而去。王跃进隔天就能从河里摸到一篮子鸭蛋，好像别人家养的鸭子一晚上憋着不下蛋，就为了屙到王跃进的手心里，虽然有些鸭蛋沉在水里过久，隔着变色的蛋壳都能闻到臭味。
棒木村的村民本来对地质队满怀好奇，像土蜂老想去叮一头外来的马或熊，误以为是一朵花，但因为里面夹杂了一个王跃进，热情很快冷淡下来，只是不讨好也不得罪地冷眼旁观。说实话，村民们一开始还期待地质队在地底下能找出什么名堂经，以便坐享其成，现在又反悔了，总觉得这样的好事不该让王跃进占了头功，反而盼望地质队什么也不能发现。农民手里除了地，还有什么是值得依靠的？没有了地，一家老小难道都喝西北风啊！
想归这样想，当地质队真的屁都没发现便潮水般撤退一空的时候，村民们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像收走了小蘑菇的那块空地，留下坑坑洼洼的桩眼，晴天闪烁一窝阳光，雨天被积水注满。地质队留下的生活垃圾经常被风鼓荡起来，在村子上空无所事事地上下翻飞，因为与棒木村的生活格格不入、绝无瓜葛，因而总是那么醒目。
那块空地此后便一直闲置，专门用来放露天电影，卖梨膏糖的夫妻档或者马戏团，也会把那里当成理想的表演场所。至于地质队临了临了把王跃进带走，让村民心里更不是滋味。这王跃进有什么本事，竟然还被国家单位收编了。更有甚者，在地质队离开后，又出现一种新的流言，认为那是一支假冒的地质队，实则是一个盗墓犯罪团伙，因为被市公安局怀疑，被迫逃之夭夭，又怕泄露了行藏秘密，便强行带走了王跃进。王跃进显然是被他们收买了替他们望风的人，是他们的同伙。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在他走后才被揭穿，又引起更多的憤怒。虽然村子里没有谁家的祖坟遭到破坏，但王跃进想要偷偷挖人家祖坟的罪名已经坐实。那时到处流行一句话：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现在好了，棒木村里自此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多了一个盗墓贼。谁让王跃进经常挖地呢，他做盗墓贼倒也合适，只要给他一把铁锹就行，另外他挖黄鳝锻炼出来的眼力多少也算是派上了用场。他既然可以顺着不起眼的小洞挖到黄鳝的藏身之处，肯定也能找到深埋在地下的散落在尸骸骨殖旁边的黄金白银。
王跃进随着地质队离开村子后，棒木村的生活重新变得波澜不惊，好像地质队从来没有来过棒木村。塘里捞出的塑料膜，有人指出是制造避孕套的原材料。因为计划生育，村里的妇女主任从镇里领来一捧捧的避孕套，挨家挨户铁青着脸发放，好似登门送欠条。村民也都没见过这玩意儿，讪讪地笑，好像和媳妇亲热被外人撞破了，一时感到难为情起来。小孩子不管这些，以为是气球，抢过去对着嘴吹，也像猪尿泡被吹胀。便有人说，这和塘里捞到的塑料膜一样。村民们纷纷惋惜，虽然领的避孕套不用花钱，但心里都明镜似的，城里人才用得起的玩意肯定值钱。
养蜂人的到来，引发了新话题。为什么养蜂人每年都来棒木村赶花期呢？那是因为棒木村地下确实埋着矿，地质队不屑于开采是因为只有薄薄的一层，就像覆盖在水面的塑料膜。地里长出来的菜花吸收的营养不一样，蜜蜂采了棒木村的花粉，酿出的花蜜自然比别处好。蜂场也乘便搁在那块空地上，方格的蜂巢取代了圆顶的帐篷，忙碌的蜂群也像探矿小分队。说到帐篷，养蜂人的帐篷明显不如地质队的帐篷质量好，两相对比，地质队的帐篷才是帐篷，养蜂人的帐篷连狗窝都算不上。如果地质队在棒木村这里真的探到富矿就好了，那样就不仅仅只有蜜蜂能采到好花粉、酿出好花蜜，棒木村所有村民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说不定不比城里人差呢。由此又联想到王跃进，即使他没有掉进地质队这个米缸里，而是被盗墓团伙拖下水，估计现在也成为万元户、10万元户了。 春天的菜花开得香喷喷、黄艳艳的，菜花蛇慵懒地趴在裸地上晒日头，迎来了捉蛇人。村民还以为是王跃进又回来了，但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村里的和王跃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夏天转眼即至，有人一路敲着木板，叫唤着“棒冰棒冰”，一样诱人的声音，一样笨重的自行车，一样的里面塞着一床厚棉絮的木箱子，但不是王跃进，是不知道姓名的別个村子的年轻人。到了秋天，两个男人开着拖拉机，用车厢里的橘子和苹果换稻米，没有哪个是王跃进。冬天的时候，在田间依然能看到挖黄鳝的人，像孤零零的守界树，戴着雷锋帽护耳朵，因为没有将土填回去，所以绝对不是王跃进所为。村民们开始有点怀念王跃进，担心他在外面遇到什么不测，甚至可能野死了。一个人漂泊在外，野死而不能落叶归根，算是顶可怜的悲剧。真的很奇怪，村民们从来不相信王跃进会有好运气，能够炫耀地荣归故里。似乎当年那天他被地质队用卡车带走，就已经用尽了他一生的好运气。
这话听起来像是诅咒，但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呢？王跃进被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带离村子，最后如果能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坏运气而安然返回老家，不也是挺好的结局吗？惊魂未定的他说起这番外出的经历，好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醒时分，他发现自己居然毫发未损地依然身在棒木村，这让他如释重负，说起话来难免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的面相已经改变，而大家对他往日容貌的印象也很浅——好像在极力邀请听众进入他的梦境。
那是一个地质队无疑。而我被他们选中，除了人勤腿快，还因为我能捕蛇、捉鳝，能捞鱼、抓鸟。地质队由于绝大多数时间在野外工作，他们的食物供给虽然不是问题，但花样少得可怜，有时白天只能吃两块压缩饼干充饥，晚上回到营地才能喝一口热汤。队员们经常抱怨说嘴里能淡出鸟来。他们驻扎到棒木村的时候（说到棒木村，王跃进还是有些生疏，似乎能看出那种犹豫，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给他们烧过鱼、煮过虾、蒸过鳖，更别说炒过鳝丝、煲过蛇汤。一时间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我，领导思量琢磨，我虽然帮不上地质队什么大忙，做个厨子还是绰绰有余的，更何况我还善于做野味给队员们打牙祭，于是便把我带走了。我跟着他们吃、喝、穿都不用愁，还能睡帐篷，甚至有工资拿，也就不想家了。我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等几年后，钱挣足了，那时便回来，盖房娶妻，孝敬娘老子，抚养二男三女，积蓄不够的话，大不了重操旧业，继续抓蛇、卖冰棒、换水果、挖黄鳝。我想这棒木村的蛇、鳝总不至于死绝吧，夏天里的冰棒孩子们总不会吃厌吧，用水果换稻米总还是有利可图吧。
谁能想到在野外的生活会是如此枯燥呢？队员们还能看书，或者听收音机，或者给家人写信，或者干脆对着照片发呆。我打小便不爱读书，虽然算是上了几年学，知识早就连书本一起都还给老师，很多字它们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即使借到书也看不进去，装装样子而已。收音机更不好意思管人借，最多站在声音里蹭一耳朵听听，但十次有八次听不懂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们说我的耳朵缺少训练，我认为是乡下人的耳朵不顶用。倒是有人善意提出帮我写信，但我娘老子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清，信纸上无论我请人写什么，不都是“满纸荒唐言”吗？照片上的人是好看，像真的一样，还对着人笑，我倒越发不敢看了，担心会被“勾魂”。这种氛围下，在外这些年，我从来不知道我身在何方，有时候在水一方，有时候在山一方，只记得卡车载着地质队进山出山，或者顺水忽上忽下。有时还坐火车，还坐飞机，就是以前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的飞机，然后再换卡车。卡车都是一模一样的，像一个胚子出来的，飞机不是，有的大有的小，火车也不是，有的长有的短。
在地质队里，我能做的事没几件，无外乎每次驻扎下来就到处转悠，张网捉些鸟鱼，下套捕些走兽，或者挖鳝、捉蛇，为队员们改善改善伙食。但也经常不顺心，有的地方没黄鳝，有的地方没菜花蛇。毒蛇虽然也能吃，但捉它们很危险，而且据说在营地吃了毒蛇，留下气味，其他毒蛇会前来报仇。有的地方冰层太厚求鱼不方便，有的地方鸟都飞得太高。这还不是大问题，更麻烦的是，有几个地方的鱼和鸟都吃人的尸体，所以当地人不吃它们，以为禁忌。而我对此很难理解，难免犯错，惹下麻烦。渐渐的，领导觉得我成了地质队的累赘。想想也是，我在棒木村里能做的事，换随便一个棒木村的人也都能做，甚至比我做得更好，原本就不显得特殊，换到别的地方，我自然难以派上用场。有些当地的食材我甚至听都没听过，更别说我能用它们翻出花样、烹饪出美味佳肴。也就是说，即使做厨师，我也是不合格的。
好在队员们都很喜欢我，即使我不能让他们打牙祭，他们依然愿意容忍我在他们身边出没，即使他们在看书、听收音机、写家书、看照片，也不觉得我影响、干扰到他们。我是一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正因为此，他们接纳了我，好像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有时是有血有肉的身体，有时是可有可无的影子，有时就只是他们口中一个非常熟悉或者全然陌生的名字。他们会抬起眼睛看我，空若无物，眼神定定地穿过我，看向不可知的别处。这时候，我有时会忽然忘了我是谁，记不起来我为什么身在此处，在他们中间。
总之，我慢慢适应了我的新角色，在他们看书、看照片、看信的时候看他们，在他们听收音机的时候听他们，甚至我也能陶醉在他们观看照片时的甜蜜和忘我中，感受到他们写信时的欲言又止和怅然若失。通过和他们的朝夕相处，我觉得我受到了感染，有了变化，初始不明显，等待发觉时吓了一大跳。我完全没想到，我成了这样的人。
是这样的，地质队在我看来就是站在地面了解土地深处的一群人。这一点和农民完全不同，农民种庄稼只会用锄头和钉耙刨开浅浅的一层，还不如我挖黄鳝的洞深，可再深的黄鳝洞也没有他们用机器打出的洞深。他们在旷野挖出笔直的地道，比村里的井更深，却很少钻进去一探究竟，虽然他们经常和我开玩笑，说一直挖下去，就能把美国挖出来，还让我钻进他们打出来的深井里。美国肯定不可能藏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深井里。他们一点也不期望井底掉出来一个美国，只是静等地下水的涌现。他们会提取深处的水、土壤和石头做实验。除了打井，他们还会举着一枚圆环仪器不知疲倦地到处察看，好像在测量或者捕捉野外的风丝、风片、风声。 这竟然是我在地质队唯一的一次爬树经历。从那么高的树巅下到地面，我再也不渴望爬树，或者任何的高处了。他们经常怂恿我，“王跃进，你不是能爬高吗？你快点爬到高点的地方，看看补给车到哪里了？”“看看天边那块乌云，它的尾巴垂到哪里了？”“看看三小分队，他们现在在哪里？”“看看领导什么时候归队？”好像只要我爬到高处，不仅能看得远，还能未卜先知。好像我既然能看到远处迤逦而行的卡车，就能看穿一切。当然，他们是在揶揄我。当然，他们也希望在枯燥的野外生活中找点乐子，就好像读书、写信，听收音机、看照片。看我爬高显然也是一个乐子。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能爬高的人，飞檐走壁，身轻如燕，这么说来，武侠小说中怀有绝顶轻功的人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机会遇到罢了。他们端详我的手，检查我的脚，研究我的腰，甚至怀疑我的屁股上藏着一根起平衡作用的尾巴。他们问我：“王跃进，在那么高的高处，你的呼吸是不是很困难？你的心跳是不是很剧烈，像张飞给关羽擂鼓一样？”在高处，我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呼吸正常，心跳匀速。要说不正常，只有我的视力显得很不正常，让我感到害怕。譬如说，我能“看到”时间，那还只是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错觉，是我和地质队的人长期朝夕相处，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刺激，产生了混乱和虚妄。我连自己几年前的事情都记不清，怎么配谈时间呢？虽然我确实像一只蚂蚁遇到大象，感受到过于庞大带来的压迫和紧张，我指的是他们关于时间的谈论和表达的其他所有知识，必然会在我心中造成似是而非的影响。我既不能消化和摆脱，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我只能“说出”，但对着他们，我连“说”的勇气和能力都极度匮乏。我只能“看”，就好像在高处我所看到的，除了卡车，我还看到了其他。我只对他们说了卡车，其他影像我只字未提，苦于我不能理解我所看到的，因而也就无法说出。这困扰了我，不亚于一场大病，看起来除了离开地质队，我别无他法。于是，我在放弃自己之前，重新回归到了棒木村。
“那么，爷爷，你在大树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对外面世界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孩子来说，传奇固然听不厌，他们对自己好奇的问题更是紧抓着不放。作为第一个走出棒木村，并且在第二个走出棒木村的人还没有出现时，就已经回到棒木村的王跃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人，老得足以说出人生中所有的秘密，却依旧困惑于如何向孩子们说出他当年所见。囿于语言，他仍然会迟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为好，但生活经验（哪怕是棒木村有限的生活经验）又促使他必须尝试说点什么，尤其是随着年岁增长的见闻，通过某种神奇的契合，无疑暗示并助长了他的勇气。
“我看到了什么？”老人王跃进喃喃自语，身体微微颤抖，好像正站在时间的某个触角上轻轻摇晃，刹那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旷野中高处的树冠，正在极目远眺。
“在找到那辆卡车之后，我把目光迎向更远处，那辆卡车很快驶出了我的下眼眶，在我的上下眼皮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的东西了。除了风，但风我是看不见的，只有吹过身体时才能感觉到。我一直看着远处，也许是所有的远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到了，就像过去的时间被我想当然地察觉到，我自以为看到了未来的时间。假使在现在，过去的时间拥挤着畏缩不前，越积越多，就像洪水一样汇聚到一起，只等着开闸泄洪，“轰”的一下就全跑出来了。未来的时间不是这样的，它若有若无，似隐似现，只借助某些具体形象的渐次确立而得以呈现。它从容不迫，与其说在趋近，不如说是远离，就像旷野中的鬼火一样。你如果离得太近，它反而会远离躲避你呐。未来的时间就这样，尽管谁都相信它的存在，但谁也看不到它，更别说趋近了。不过，万事万物都有罅隙和裂缝，时间也是。过去的时间凝聚的是坚固，未来的时间仰仗的是缥缈。最初，我看到一团灰蒙蒙的东西，像阴影一样悄无声息地四下蔓延，但某个局部随时又会被光所照亮。好像我这边渐渐闭合的夜幕并不笼罩它们，另有一个太阳和月亮在围着它们打转。这让我产生了晕眩。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海市蜃楼。我曾经见过几次，宛如生长于云端，够不着，也戳不破。我在树上所见到的并不是海市蜃楼，它是活的，或者说是活动的，在阴影里蛰伏的时候像水浪，在阳光里显形的时候像火焰。当我怀着惊惧看向它的时候，它停住了，甚至在后退，像潮水退却那样。我放弃了看它，而是看向所有的空，它又开始主动慢慢接近了。夜的气息伴着凉意，在树杈间更为明显。星空像浩瀚的沙丘有了呼吸。我甚至能感到一滴露水正在我的眉宇间形成。
“孩子们，我看到了什么？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是凌驾于时间之上的变幻的形状。它像水一样不具形，也不像火焰那般有方向。我能感受到它刺骨的寒冷，又能体会到它莫名的灼热。似乎能把一切都冰封，把冰封的万物融化，把融化的所有重新冷却、塑型。我看见了新时代的大洪水，那是摩天大楼，如镜像一样被不停复制出来，蔓延扩张，挤满所有的空隙。摩天大楼的洪水，侵占所有的土地，塞满所有的空间。那是城市这头怪物的细胞。在几万年前，地球表面零星地散布着穴居人的洞穴，穴居人像土蜂一样钻进钻出，身上经常沾满野花的花粉。后来出现了村庄、卫城和城市。城市就是新的巴别塔，身体盘踞在大地上，触角尽可能伸向空中。最后的城市就是巴别塔，将覆盖所有的地表，接触并遮蔽所有的天空。当到了那时，城市便是新的大洪水，淹没了一切，等到这股洪水消退，第三只鸽子衔来的将是一段水泥钢筋。这就是我在旷野中看到的阴影和火焰。
“很多次，我随着地质队从城市中心穿过，或者绕行于它的边缘。我没有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但我感觉到它发展壮大的野心和牺牲一切的决心。在城市边缘住过哪怕一天的人都会有切身体会，城市联合体就像细菌一样迅速蔓延。第二天和前一天完全是不一样的，突然蹿出来的光怪陆离会让人误以为已经置身城市的中心和闹市区。城市的去中心化显然是一个阴谋，当每一个边缘地带都自以为是中心时，它就被城市完全吞噬掉了，被吞噬的又自动转化成饕餮，张开饥饿的嘴巴，急不可耐地去吞吃更外围的一切。
“这就是我看到的，城市让摩天大厦成为它的拐杖和马匹，正在急行军，绕地球一圈又一圈，直到把地球围成密不透风的水泥茧。我还看到你们，孩子们，你们的脸在城市的霓虹灯中闪现，你们的身形在大街小巷流淌。我看到你们在送外卖，在送快递，在洗车，在开滴滴，在扫大街，在造房子，在开电梯，在端菜，在洗盘子，在当月嫂，在做保姆，在流水线上呆若木鸡，在看周末电影上午场，在吃冰激凌和爆米花，在逛一元钱超市，在立交桥上乞讨，在当狭小空间的租客，在小心翼翼地刷信用卡，在不切实际地幻想，幻想能有朝一日摆脱现在的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过上光鲜体面的一生。光鲜体面也许会来临，但那时人生很有可能已近尾声。
“这就是我看到的，在高大的建筑群之间，那一张张脸。每个人穷尽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坚持一直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所有的力气只是用来让齿轮徐徐转动。无数齿轮的咬合带动，无非让城市扩张得更快。就是在那棵树的树巅，我看到城市的逼近，不会放过任何一处旷野，碾压所有的乡村，将之变成领地和附属，一网打尽，然后形成新的一轮滔天洪水。
“然后，我看到了棒木村，它和我離开时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化。我们的棒木村就在高楼大厦幻影的后面，很容易忽略它，一旦忽略再想找到它就难了。我甚至能找到田野中我捉黄鳝挖出的洞，看到那像补丁一样的被我翻出来的冻土。为什么我要跟着地质队出来呢？为什么我不能待在棒木村呢？如果城市注定要将所有的乡村一扫而空，我在家里坐等城市登门拜访，不是更省心吗？就像你们看见的，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棒木村通上了电，通上了自来水，通上了电话和网络，开通了快递和外卖业务，邮政局和711也有了。等到村里出现的高楼装上了电梯，它真的就跟城市一样了。夜深人静，当你坐在抽水马桶上，你也会感到一种息息相通、四通八达、无所不在、泛着臭味、让人绝望。
“这就是我在高处看到的景象，它已经发生了。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王跃进那时候已经小学毕业，一说肄业，其实他只老老实实上到三年级，后面那几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两头瞒两头骗，跟家里大人说在学校读书，跟学校老师说家里有事，几次三番之后，家长、老师都懒得再管他，反正也不指望他读书上能有出息。王跃进乐得背着书包在乡野田间四处闲逛，采桑果、捞菱盘、掏鸟蛋、偷家鱼、钓螃蟹。初中自然念不成，地里的活也指望不上，只能继续待在村里做好几年闲人。大人们起早贪黑种地、养蚕，小孩子寒来暑往上学、读书，只有他夹在中间，一年到头无所事事得很。倒也自由，春天背个蛇皮袋捉蛇，夏天骑辆自行车卖冰棒，秋天伙同别人开着三卡沿村挨家挨户用橘子、苹果换稻米，冬天扛把挖锹在地头挖黄鳝。心疼田地无辜被毁的人，经常火速跑到现场逮住王跃进，教训他：“跃进啊跃进，你这么能挖地，怎么不去挖你家的祖坟啊！”并勒令王跃进马上将挖出来的泥土一丝不少地填回去，把洞填好，看不出挖过的痕迹才算完。王跃进老实照办，但心里着实惋惜，他都已经看到洞里黄鳝的一小截尾巴了。虽然如此，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他还是能瞅准时机返回，将洞重新挖开，把黄鳝抓走。好在黄鳝畏冷冬眠，否则早就挪窝游走了。不过，他也长了心眼学了乖，为了防止引起众怒，捉到黄鳝后，会把洞尽量填好，最多发泄一般藏泡热尿在里面。在冷飕飕的风口里，新翻出来的冻土像一块深色的补丁，非常碍眼。
没想到王跃进做的这些上不得庄稼人台面的事，倒让地质队的领导很喜欢，地质队正缺这样一个人，既熟悉田间地头，又不用种地、上班、读书，能够随叫随到，甚至24小时待命。于是，王跃进得以坐在车头插着红旗的东风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地带领着地质队的工作人员，像老鼠搬家一样跑来跑去，在东面插一根高高的金属杆，在西面打一口望不到底的深井，在南面爬坡，在北面下河。可惜的是，金属杆从来没被雷火击中过，深井也没凿在谁家院子里，坡地上的果子倒是见少了好多颗，像跌落枝头的人参果遁土而去。王跃进隔天就能从河里摸到一篮子鸭蛋，好像别人家养的鸭子一晚上憋着不下蛋，就为了屙到王跃进的手心里，虽然有些鸭蛋沉在水里过久，隔着变色的蛋壳都能闻到臭味。
棒木村的村民本来对地质队满怀好奇，像土蜂老想去叮一头外来的马或熊，误以为是一朵花，但因为里面夹杂了一个王跃进，热情很快冷淡下来，只是不讨好也不得罪地冷眼旁观。说实话，村民们一开始还期待地质队在地底下能找出什么名堂经，以便坐享其成，现在又反悔了，总觉得这样的好事不该让王跃进占了头功，反而盼望地质队什么也不能发现。农民手里除了地，还有什么是值得依靠的？没有了地，一家老小难道都喝西北风啊！
想归这样想，当地质队真的屁都没发现便潮水般撤退一空的时候，村民们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像收走了小蘑菇的那块空地，留下坑坑洼洼的桩眼，晴天闪烁一窝阳光，雨天被积水注满。地质队留下的生活垃圾经常被风鼓荡起来，在村子上空无所事事地上下翻飞，因为与棒木村的生活格格不入、绝无瓜葛，因而总是那么醒目。
那块空地此后便一直闲置，专门用来放露天电影，卖梨膏糖的夫妻档或者马戏团，也会把那里当成理想的表演场所。至于地质队临了临了把王跃进带走，让村民心里更不是滋味。这王跃进有什么本事，竟然还被国家单位收编了。更有甚者，在地质队离开后，又出现一种新的流言，认为那是一支假冒的地质队，实则是一个盗墓犯罪团伙，因为被市公安局怀疑，被迫逃之夭夭，又怕泄露了行藏秘密，便强行带走了王跃进。王跃进显然是被他们收买了替他们望风的人，是他们的同伙。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在他走后才被揭穿，又引起更多的憤怒。虽然村子里没有谁家的祖坟遭到破坏，但王跃进想要偷偷挖人家祖坟的罪名已经坐实。那时到处流行一句话：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现在好了，棒木村里自此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多了一个盗墓贼。谁让王跃进经常挖地呢，他做盗墓贼倒也合适，只要给他一把铁锹就行，另外他挖黄鳝锻炼出来的眼力多少也算是派上了用场。他既然可以顺着不起眼的小洞挖到黄鳝的藏身之处，肯定也能找到深埋在地下的散落在尸骸骨殖旁边的黄金白银。
王跃进随着地质队离开村子后，棒木村的生活重新变得波澜不惊，好像地质队从来没有来过棒木村。塘里捞出的塑料膜，有人指出是制造避孕套的原材料。因为计划生育，村里的妇女主任从镇里领来一捧捧的避孕套，挨家挨户铁青着脸发放，好似登门送欠条。村民也都没见过这玩意儿，讪讪地笑，好像和媳妇亲热被外人撞破了，一时感到难为情起来。小孩子不管这些，以为是气球，抢过去对着嘴吹，也像猪尿泡被吹胀。便有人说，这和塘里捞到的塑料膜一样。村民们纷纷惋惜，虽然领的避孕套不用花钱，但心里都明镜似的，城里人才用得起的玩意肯定值钱。
养蜂人的到来，引发了新话题。为什么养蜂人每年都来棒木村赶花期呢？那是因为棒木村地下确实埋着矿，地质队不屑于开采是因为只有薄薄的一层，就像覆盖在水面的塑料膜。地里长出来的菜花吸收的营养不一样，蜜蜂采了棒木村的花粉，酿出的花蜜自然比别处好。蜂场也乘便搁在那块空地上，方格的蜂巢取代了圆顶的帐篷，忙碌的蜂群也像探矿小分队。说到帐篷，养蜂人的帐篷明显不如地质队的帐篷质量好，两相对比，地质队的帐篷才是帐篷，养蜂人的帐篷连狗窝都算不上。如果地质队在棒木村这里真的探到富矿就好了，那样就不仅仅只有蜜蜂能采到好花粉、酿出好花蜜，棒木村所有村民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说不定不比城里人差呢。由此又联想到王跃进，即使他没有掉进地质队这个米缸里，而是被盗墓团伙拖下水，估计现在也成为万元户、10万元户了。 春天的菜花开得香喷喷、黄艳艳的，菜花蛇慵懒地趴在裸地上晒日头，迎来了捉蛇人。村民还以为是王跃进又回来了，但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村里的和王跃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夏天转眼即至，有人一路敲着木板，叫唤着“棒冰棒冰”，一样诱人的声音，一样笨重的自行车，一样的里面塞着一床厚棉絮的木箱子，但不是王跃进，是不知道姓名的別个村子的年轻人。到了秋天，两个男人开着拖拉机，用车厢里的橘子和苹果换稻米，没有哪个是王跃进。冬天的时候，在田间依然能看到挖黄鳝的人，像孤零零的守界树，戴着雷锋帽护耳朵，因为没有将土填回去，所以绝对不是王跃进所为。村民们开始有点怀念王跃进，担心他在外面遇到什么不测，甚至可能野死了。一个人漂泊在外，野死而不能落叶归根，算是顶可怜的悲剧。真的很奇怪，村民们从来不相信王跃进会有好运气，能够炫耀地荣归故里。似乎当年那天他被地质队用卡车带走，就已经用尽了他一生的好运气。
这话听起来像是诅咒，但何尝不是一种安慰呢？王跃进被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带离村子，最后如果能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坏运气而安然返回老家，不也是挺好的结局吗？惊魂未定的他说起这番外出的经历，好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醒时分，他发现自己居然毫发未损地依然身在棒木村，这让他如释重负，说起话来难免眉飞色舞——这是因为他的面相已经改变，而大家对他往日容貌的印象也很浅——好像在极力邀请听众进入他的梦境。
那是一个地质队无疑。而我被他们选中，除了人勤腿快，还因为我能捕蛇、捉鳝，能捞鱼、抓鸟。地质队由于绝大多数时间在野外工作，他们的食物供给虽然不是问题，但花样少得可怜，有时白天只能吃两块压缩饼干充饥，晚上回到营地才能喝一口热汤。队员们经常抱怨说嘴里能淡出鸟来。他们驻扎到棒木村的时候（说到棒木村，王跃进还是有些生疏，似乎能看出那种犹豫，他本来想说的是“我们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给他们烧过鱼、煮过虾、蒸过鳖，更别说炒过鳝丝、煲过蛇汤。一时间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我，领导思量琢磨，我虽然帮不上地质队什么大忙，做个厨子还是绰绰有余的，更何况我还善于做野味给队员们打牙祭，于是便把我带走了。我跟着他们吃、喝、穿都不用愁，还能睡帐篷，甚至有工资拿，也就不想家了。我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等几年后，钱挣足了，那时便回来，盖房娶妻，孝敬娘老子，抚养二男三女，积蓄不够的话，大不了重操旧业，继续抓蛇、卖冰棒、换水果、挖黄鳝。我想这棒木村的蛇、鳝总不至于死绝吧，夏天里的冰棒孩子们总不会吃厌吧，用水果换稻米总还是有利可图吧。
谁能想到在野外的生活会是如此枯燥呢？队员们还能看书，或者听收音机，或者给家人写信，或者干脆对着照片发呆。我打小便不爱读书，虽然算是上了几年学，知识早就连书本一起都还给老师，很多字它们认识我，我不认识它们，即使借到书也看不进去，装装样子而已。收音机更不好意思管人借，最多站在声音里蹭一耳朵听听，但十次有八次听不懂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们说我的耳朵缺少训练，我认为是乡下人的耳朵不顶用。倒是有人善意提出帮我写信，但我娘老子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清，信纸上无论我请人写什么，不都是“满纸荒唐言”吗？照片上的人是好看，像真的一样，还对着人笑，我倒越发不敢看了，担心会被“勾魂”。这种氛围下，在外这些年，我从来不知道我身在何方，有时候在水一方，有时候在山一方，只记得卡车载着地质队进山出山，或者顺水忽上忽下。有时还坐火车，还坐飞机，就是以前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的飞机，然后再换卡车。卡车都是一模一样的，像一个胚子出来的，飞机不是，有的大有的小，火车也不是，有的长有的短。
在地质队里，我能做的事没几件，无外乎每次驻扎下来就到处转悠，张网捉些鸟鱼，下套捕些走兽，或者挖鳝、捉蛇，为队员们改善改善伙食。但也经常不顺心，有的地方没黄鳝，有的地方没菜花蛇。毒蛇虽然也能吃，但捉它们很危险，而且据说在营地吃了毒蛇，留下气味，其他毒蛇会前来报仇。有的地方冰层太厚求鱼不方便，有的地方鸟都飞得太高。这还不是大问题，更麻烦的是，有几个地方的鱼和鸟都吃人的尸体，所以当地人不吃它们，以为禁忌。而我对此很难理解，难免犯错，惹下麻烦。渐渐的，领导觉得我成了地质队的累赘。想想也是，我在棒木村里能做的事，换随便一个棒木村的人也都能做，甚至比我做得更好，原本就不显得特殊，换到别的地方，我自然难以派上用场。有些当地的食材我甚至听都没听过，更别说我能用它们翻出花样、烹饪出美味佳肴。也就是说，即使做厨师，我也是不合格的。
好在队员们都很喜欢我，即使我不能让他们打牙祭，他们依然愿意容忍我在他们身边出没，即使他们在看书、听收音机、写家书、看照片，也不觉得我影响、干扰到他们。我是一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正因为此，他们接纳了我，好像我既存在，又不存在，有时是有血有肉的身体，有时是可有可无的影子，有时就只是他们口中一个非常熟悉或者全然陌生的名字。他们会抬起眼睛看我，空若无物，眼神定定地穿过我，看向不可知的别处。这时候，我有时会忽然忘了我是谁，记不起来我为什么身在此处，在他们中间。
总之，我慢慢适应了我的新角色，在他们看书、看照片、看信的时候看他们，在他们听收音机的时候听他们，甚至我也能陶醉在他们观看照片时的甜蜜和忘我中，感受到他们写信时的欲言又止和怅然若失。通过和他们的朝夕相处，我觉得我受到了感染，有了变化，初始不明显，等待发觉时吓了一大跳。我完全没想到，我成了这样的人。
是这样的，地质队在我看来就是站在地面了解土地深处的一群人。这一点和农民完全不同，农民种庄稼只会用锄头和钉耙刨开浅浅的一层，还不如我挖黄鳝的洞深，可再深的黄鳝洞也没有他们用机器打出的洞深。他们在旷野挖出笔直的地道，比村里的井更深，却很少钻进去一探究竟，虽然他们经常和我开玩笑，说一直挖下去，就能把美国挖出来，还让我钻进他们打出来的深井里。美国肯定不可能藏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深井里。他们一点也不期望井底掉出来一个美国，只是静等地下水的涌现。他们会提取深处的水、土壤和石头做实验。除了打井，他们还会举着一枚圆环仪器不知疲倦地到处察看，好像在测量或者捕捉野外的风丝、风片、风声。 这竟然是我在地质队唯一的一次爬树经历。从那么高的树巅下到地面，我再也不渴望爬树，或者任何的高处了。他们经常怂恿我，“王跃进，你不是能爬高吗？你快点爬到高点的地方，看看补给车到哪里了？”“看看天边那块乌云，它的尾巴垂到哪里了？”“看看三小分队，他们现在在哪里？”“看看领导什么时候归队？”好像只要我爬到高处，不仅能看得远，还能未卜先知。好像我既然能看到远处迤逦而行的卡车，就能看穿一切。当然，他们是在揶揄我。当然，他们也希望在枯燥的野外生活中找点乐子，就好像读书、写信，听收音机、看照片。看我爬高显然也是一个乐子。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能爬高的人，飞檐走壁，身轻如燕，这么说来，武侠小说中怀有绝顶轻功的人肯定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机会遇到罢了。他们端详我的手，检查我的脚，研究我的腰，甚至怀疑我的屁股上藏着一根起平衡作用的尾巴。他们问我：“王跃进，在那么高的高处，你的呼吸是不是很困难？你的心跳是不是很剧烈，像张飞给关羽擂鼓一样？”在高处，我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呼吸正常，心跳匀速。要说不正常，只有我的视力显得很不正常，让我感到害怕。譬如说，我能“看到”时间，那还只是一种感觉，或者说是一种错觉，是我和地质队的人长期朝夕相处，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刺激，产生了混乱和虚妄。我连自己几年前的事情都记不清，怎么配谈时间呢？虽然我确实像一只蚂蚁遇到大象，感受到过于庞大带来的压迫和紧张，我指的是他们关于时间的谈论和表达的其他所有知识，必然会在我心中造成似是而非的影响。我既不能消化和摆脱，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我只能“说出”，但对着他们，我连“说”的勇气和能力都极度匮乏。我只能“看”，就好像在高处我所看到的，除了卡车，我还看到了其他。我只对他们说了卡车，其他影像我只字未提，苦于我不能理解我所看到的，因而也就无法说出。这困扰了我，不亚于一场大病，看起来除了离开地质队，我别无他法。于是，我在放弃自己之前，重新回归到了棒木村。
“那么，爷爷，你在大树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对外面世界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孩子来说，传奇固然听不厌，他们对自己好奇的问题更是紧抓着不放。作为第一个走出棒木村，并且在第二个走出棒木村的人还没有出现时，就已经回到棒木村的王跃进，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人，老得足以说出人生中所有的秘密，却依旧困惑于如何向孩子们说出他当年所见。囿于语言，他仍然会迟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为好，但生活经验（哪怕是棒木村有限的生活经验）又促使他必须尝试说点什么，尤其是随着年岁增长的见闻，通过某种神奇的契合，无疑暗示并助长了他的勇气。
“我看到了什么？”老人王跃进喃喃自语，身体微微颤抖，好像正站在时间的某个触角上轻轻摇晃，刹那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旷野中高处的树冠，正在极目远眺。
“在找到那辆卡车之后，我把目光迎向更远处，那辆卡车很快驶出了我的下眼眶，在我的上下眼皮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的东西了。除了风，但风我是看不见的，只有吹过身体时才能感觉到。我一直看着远处，也许是所有的远处，渐渐的，我觉得我看到了，就像过去的时间被我想当然地察觉到，我自以为看到了未来的时间。假使在现在，过去的时间拥挤着畏缩不前，越积越多，就像洪水一样汇聚到一起，只等着开闸泄洪，“轰”的一下就全跑出来了。未来的时间不是这样的，它若有若无，似隐似现，只借助某些具体形象的渐次确立而得以呈现。它从容不迫，与其说在趋近，不如说是远离，就像旷野中的鬼火一样。你如果离得太近，它反而会远离躲避你呐。未来的时间就这样，尽管谁都相信它的存在，但谁也看不到它，更别说趋近了。不过，万事万物都有罅隙和裂缝，时间也是。过去的时间凝聚的是坚固，未来的时间仰仗的是缥缈。最初，我看到一团灰蒙蒙的东西，像阴影一样悄无声息地四下蔓延，但某个局部随时又会被光所照亮。好像我这边渐渐闭合的夜幕并不笼罩它们，另有一个太阳和月亮在围着它们打转。这让我产生了晕眩。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海市蜃楼。我曾经见过几次，宛如生长于云端，够不着，也戳不破。我在树上所见到的并不是海市蜃楼，它是活的，或者说是活动的，在阴影里蛰伏的时候像水浪，在阳光里显形的时候像火焰。当我怀着惊惧看向它的时候，它停住了，甚至在后退，像潮水退却那样。我放弃了看它，而是看向所有的空，它又开始主动慢慢接近了。夜的气息伴着凉意，在树杈间更为明显。星空像浩瀚的沙丘有了呼吸。我甚至能感到一滴露水正在我的眉宇间形成。
“孩子们，我看到了什么？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是凌驾于时间之上的变幻的形状。它像水一样不具形，也不像火焰那般有方向。我能感受到它刺骨的寒冷，又能体会到它莫名的灼热。似乎能把一切都冰封，把冰封的万物融化，把融化的所有重新冷却、塑型。我看见了新时代的大洪水，那是摩天大楼，如镜像一样被不停复制出来，蔓延扩张，挤满所有的空隙。摩天大楼的洪水，侵占所有的土地，塞满所有的空间。那是城市这头怪物的细胞。在几万年前，地球表面零星地散布着穴居人的洞穴，穴居人像土蜂一样钻进钻出，身上经常沾满野花的花粉。后来出现了村庄、卫城和城市。城市就是新的巴别塔，身体盘踞在大地上，触角尽可能伸向空中。最后的城市就是巴别塔，将覆盖所有的地表，接触并遮蔽所有的天空。当到了那时，城市便是新的大洪水，淹没了一切，等到这股洪水消退，第三只鸽子衔来的将是一段水泥钢筋。这就是我在旷野中看到的阴影和火焰。
“很多次，我随着地质队从城市中心穿过，或者绕行于它的边缘。我没有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但我感觉到它发展壮大的野心和牺牲一切的决心。在城市边缘住过哪怕一天的人都会有切身体会，城市联合体就像细菌一样迅速蔓延。第二天和前一天完全是不一样的，突然蹿出来的光怪陆离会让人误以为已经置身城市的中心和闹市区。城市的去中心化显然是一个阴谋，当每一个边缘地带都自以为是中心时，它就被城市完全吞噬掉了，被吞噬的又自动转化成饕餮，张开饥饿的嘴巴，急不可耐地去吞吃更外围的一切。
“这就是我看到的，城市让摩天大厦成为它的拐杖和马匹，正在急行军，绕地球一圈又一圈，直到把地球围成密不透风的水泥茧。我还看到你们，孩子们，你们的脸在城市的霓虹灯中闪现，你们的身形在大街小巷流淌。我看到你们在送外卖，在送快递，在洗车，在开滴滴，在扫大街，在造房子，在开电梯，在端菜，在洗盘子，在当月嫂，在做保姆，在流水线上呆若木鸡，在看周末电影上午场，在吃冰激凌和爆米花，在逛一元钱超市，在立交桥上乞讨，在当狭小空间的租客，在小心翼翼地刷信用卡，在不切实际地幻想，幻想能有朝一日摆脱现在的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过上光鲜体面的一生。光鲜体面也许会来临，但那时人生很有可能已近尾声。
“这就是我看到的，在高大的建筑群之间，那一张张脸。每个人穷尽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坚持一直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所有的力气只是用来让齿轮徐徐转动。无数齿轮的咬合带动，无非让城市扩张得更快。就是在那棵树的树巅，我看到城市的逼近，不会放过任何一处旷野，碾压所有的乡村，将之变成领地和附属，一网打尽，然后形成新的一轮滔天洪水。
“然后，我看到了棒木村，它和我離开时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化。我们的棒木村就在高楼大厦幻影的后面，很容易忽略它，一旦忽略再想找到它就难了。我甚至能找到田野中我捉黄鳝挖出的洞，看到那像补丁一样的被我翻出来的冻土。为什么我要跟着地质队出来呢？为什么我不能待在棒木村呢？如果城市注定要将所有的乡村一扫而空，我在家里坐等城市登门拜访，不是更省心吗？就像你们看见的，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棒木村通上了电，通上了自来水，通上了电话和网络，开通了快递和外卖业务，邮政局和711也有了。等到村里出现的高楼装上了电梯，它真的就跟城市一样了。夜深人静，当你坐在抽水马桶上，你也会感到一种息息相通、四通八达、无所不在、泛着臭味、让人绝望。
“这就是我在高处看到的景象，它已经发生了。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