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剖析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构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以河南省安阳县吕村战鼓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生态学相关理论对民族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进行探究。得出结果和结论：（1）文化自信体现文化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为内部特质的积累，以及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环境适应下由于基因重组而促使新特质产生。（2）特质积累与文化生态适应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局面构建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3）本民族同质文化积累包括正值积累和负值积累两方面。（4）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文化生态适应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人类需求四方面因素。
关键词：吕村战鼓 传统体育 文化特质 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10（a）-0161-03
文化传承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能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与民族文化认同感。国内学者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也由形而上学式的完全继承或者彻底革新，转化为更加辩证性的看待文化传承。屈植斌、顾晓艳提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从微观层面着眼，追溯文化最小单位“特质”，通过共时和历时两个局面的分析，构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剖析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结合现状推理出传承过程中出現问题的环节。
1 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1.1 传统体育文化特质的积累
传统体育文化的历时性传承是文化特质积累的过程。传承人的数量、传承人的影响力度、传承对象在一定历时阶段被深化的频次、传承对象的传播广度、传承对象的设备储备量、传承对象功能的增减程度、传承对象的特征强度等成为影响文化继承的直接要素。特质的历时积累分为正值积累和负值积累，正值积累是指文化特质总量呈递增趋势发展的状态，如：我国传统武术的受众群体、武术社团组织数量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传播途径和地域也更为广泛，登封少林寺的国际影响力度、传承人的影响力度逐年增大。如：现代武术传播途径变得多样化，有学校教育、网络游戏、体育产业、影视作品、武术赛事、期刊杂志、武馆、表演舞台等多种传播渠道传统武术的功能也不断衍生，古代武术的主要功能为军事功能、生存安全功能、宗教信仰功能、健身功能，现代武术运动的主要社会功能为强身健体、娱乐养性、商业娱乐、深化民族认同意识等功能。负值积累是指文化特质总量呈递减趋势发展的状态，如：龙州土拳已经进入存忆忘技的状态，传承人受到严重威胁；湘西苗寨的“百狮会”受到现代体育项目的影响，宗族组织的传统体育活动发展受到高度限制。
1.2 传统体育文化新特质的异生
发展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一件事物只有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并且不断进行自身的演变才能够得到发展，对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发展则是不断适应文化生态环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特质的过程。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人类需求四方面。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造成了本民族文化特质相互接触，异化出新特质。文化生态环境在历时的空间交错条件下，其结构不断地发生改变，如地理环境中山洪、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为导致植被覆盖率下降严重、工业污染及河流水质污染，造成传统体育文化的变异，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距离文化层最远，状态最为稳固，对文化的影响敏感性较小。社会环境中政治、经济变化较直接影响到同属于社会范畴的文化，对文化的作用较为直接，特定历史时间节点领导阶层的政治动态、推行的政策纲要、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传统体育为文化的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对文化具有第一选择权，距离文化层最近，其变化对文化影响最为敏感，kenHale指出，应结合自身地理位置以及民族资源的优势，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加大青少年群体的参与程度。如赣南茶舞受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多元化影响，结合校园文化、融入时代精神，不断对采茶舞的动作进行创编，将采茶舞引入校园促进了文化新特质的生成。
2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的传承模式
2.1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特质的积累
2.1.1 安阳县吕村战鼓来源的传承
吕村战鼓的来由历经百年，依旧相传于当地村民口中，关于吕村战鼓的起源不止一种，如：武王伐纣时多次败兵于哼哈二将，九天玄女示意姜子牙用鼓来制服哼哈二将，武王照此行事遂降服二将，此后有了“ 击鼓震天将”的传说；闯王起兵失败，百姓擂鼓助威，清军败退等演绎。通过调查，吕村战鼓起源流传最广也可信度最强的为“圣会创鼓”。第九代吕村战鼓传承人南太生老人阐述其起源于北宋，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辽国经常带兵南下扰乱百姓，北宋随派兵抵制，安阳地处中原，自然成了两军交兵之地。在宋营中，一名叫圣会的战鼓手骁勇善战，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安置在安阳县吕村养伤，在村民的悉心照料下，圣会很快得以康复，他看到村内有鼓，就将军营中鼓舞士气、庆功祝捷的鼓点与作战当中的一些身体姿态相结合敲打起来，当地村民见之十分喜爱，圣会便集中当地青壮年，进行传授。有一次，北辽军队为收刮民脂民膏，便要夜袭吕村，但是当听到村内有军鼓声，以为有宋军驻防，便弃甲逃走。此后村民更加热爱战鼓，当地更是形成了“人人操鼓槌、夜夜战鼓响”的局面。
2.1.2 安阳县吕村战鼓特点的继承
安阳县吕村战鼓传承至如今已经有十代传承人，其独特的表演形式依旧为传承人所继承下来。吕村战鼓的表演性形式为身体随击打鼓声摆动，勾勒出古代将官与敌厮杀的画面。击鼓用的鼓槌一端弯曲，形状像武士的战刀，其对打形式也模仿武士厮杀的场景；鼓手背部有三面旗，手中的大铙、大镲类似于古代武士的防护用具，服装也模仿古代武术的战服，十分宽松，使人行动方便；战鼓配乐以2/4拍为主，分为四段，战鼓配乐由6大部分16个鼓点组成， 具体内容有：（1）聚将鼓点；（2）三点卯点；（3）排兵布阵点：步兵布阵、骑兵布阵；（4）两军斯杀点；（5）穷追猛打；（6）普天同庆点。 2.1.3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特质的负值积累现状
安阳县吕村战鼓的男性和青少年传承人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安阳吕村战鼓的功能缺失，由最初的战场助威、确保人身安全、祭祀实用性功能转变为休闲健身、商业表演等娱乐性、商业化功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被削弱。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导致吕村生产方式改变，非农业人口增加，安阳县非农业人口2014年是1980年的近3倍，城镇化水平提升30个百分点。男女比例约在1：1，1980年女性较2014年相比增长近15万人口。安阳县吕村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家族模式受到破坏，家人之间的联系不在那么紧密，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显著增加，由起初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生产方式转化为以工厂、市企业为单位，成年人剩余劳动力、尤其以成年男性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市区转移。沃德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留在村落的成年男性对学习传统战鼓文化的低至没有欲望，战鼓文化发展失去动力，文化特质也失去积累的载体。
2.2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新特质的异生
安阳县吕村战鼓的发展即为吕村战鼓文化生态环境适应下新特质的产生，而新特质的产生需要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背景下进行不同特质之间的接触。
2.2.1 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综合作用，吕村战鼓的传承人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男性先天生理条件要比女性更为优越，更加能够展示出战士们同仇敌忾的精神，渲染出鲜活的战争氛围，因此吕村战鼓的传承者以男性占主导地位。据南太生老人阐述，从1957年开始，“ 大跃进”“文革”等主张文化低标准，战鼓此后搁置一旁，传承人也由此断带，到1969 年，由南太生老人提议恢复吕村战鼓，战鼓才又逐渐得以传承。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生男生女都一样”，直至近年来二胎政策才全面开放。独生子女群体增大，就总基数而言且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数量相比差异不大，但是留守与村落的实际人口女性群体要明显大于男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结构改变，吕村多数青壮年男性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大中小城市转移，迫于现实需求家庭对子女、家人的期待更倾向于“走出去”，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受眾群体出现异化。战鼓文化传承再次受到威胁，南太生老人结合当时的文化生态背景，调动现存资源，将村中的一些女性组织起来进行操练，随后战鼓逐渐得到发展，时至今日吕村战鼓已经被女性传承人所主导。
2.2.2 文化特质的创造主体日趋老龄化
安阳县区域老龄化趋势明显，战鼓传承人整体年龄偏高。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相关数据表明，1999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26亿，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据安阳县年鉴记载，2016年安阳县60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16万，老龄化日益趋势明显。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不需要承担较大的经济负担，拥有更多的娱乐休闲时间，构成吕村战鼓传承者的老龄化的因素之一。
3 结语
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文化自信的发展目标，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在历时文化特质积累，以及新特质的异生的传承过程中受到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战鼓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综上所述，弘扬文化自信，积极践行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成为重点环节。
参考文献
[1] 屈植斌，顾晓艳.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运行机制的系统构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4）：45-51.
[2] 齐超.割裂与重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反思[J].体育学刊，2016，23（1）：18-21.
[3] 王洪珅，韩玉姬，梁勤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演进轴线：生态适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4）.
[4] 郭玉成，李守培.武术传播研究历程与进展述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5（4）：301-304.
[5] IWUF.Event Calendar 2018[EB/OL].http：//www.iwuf.org/document/.2018.3.1.
[6] 秦炜棋.广西濒危拳艺龙州土拳传承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47-51.
[7] 田祖国，王庆庆.场域变迁与重构：湘西村落传统体育发展的人类学阐释[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8）：110-113.
[8] MAZZANTI M.VaIuing culturaI heritage in a multi-attribute framework microeconomic perspective sandpolicy implications[J].JSoc，2003，32（5）：549-569.
[9] HALEK.Endangered Languages[J].Language，1992，68（1）：1-42.
[10] 彭颖.关于赣南茶舞进入体育教学课堂的尝试[J].福建茶叶，2017，39（11）：182.
[11] 杨杰利.河南安阳吕村战鼓舞的历史形态及现状研究[D].中山大学，2011.
[12]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2.
[13] 范嫄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SWOT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7.
关键词：吕村战鼓 传统体育 文化特质 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8）10（a）-0161-03
文化传承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能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与民族文化认同感。国内学者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也由形而上学式的完全继承或者彻底革新，转化为更加辩证性的看待文化传承。屈植斌、顾晓艳提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从微观层面着眼，追溯文化最小单位“特质”，通过共时和历时两个局面的分析，构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剖析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结合现状推理出传承过程中出現问题的环节。
1 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1.1 传统体育文化特质的积累
传统体育文化的历时性传承是文化特质积累的过程。传承人的数量、传承人的影响力度、传承对象在一定历时阶段被深化的频次、传承对象的传播广度、传承对象的设备储备量、传承对象功能的增减程度、传承对象的特征强度等成为影响文化继承的直接要素。特质的历时积累分为正值积累和负值积累，正值积累是指文化特质总量呈递增趋势发展的状态，如：我国传统武术的受众群体、武术社团组织数量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传播途径和地域也更为广泛，登封少林寺的国际影响力度、传承人的影响力度逐年增大。如：现代武术传播途径变得多样化，有学校教育、网络游戏、体育产业、影视作品、武术赛事、期刊杂志、武馆、表演舞台等多种传播渠道传统武术的功能也不断衍生，古代武术的主要功能为军事功能、生存安全功能、宗教信仰功能、健身功能，现代武术运动的主要社会功能为强身健体、娱乐养性、商业娱乐、深化民族认同意识等功能。负值积累是指文化特质总量呈递减趋势发展的状态，如：龙州土拳已经进入存忆忘技的状态，传承人受到严重威胁；湘西苗寨的“百狮会”受到现代体育项目的影响，宗族组织的传统体育活动发展受到高度限制。
1.2 传统体育文化新特质的异生
发展是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一件事物只有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并且不断进行自身的演变才能够得到发展，对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发展则是不断适应文化生态环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特质的过程。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人类需求四方面。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造成了本民族文化特质相互接触，异化出新特质。文化生态环境在历时的空间交错条件下，其结构不断地发生改变，如地理环境中山洪、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为导致植被覆盖率下降严重、工业污染及河流水质污染，造成传统体育文化的变异，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距离文化层最远，状态最为稳固，对文化的影响敏感性较小。社会环境中政治、经济变化较直接影响到同属于社会范畴的文化，对文化的作用较为直接，特定历史时间节点领导阶层的政治动态、推行的政策纲要、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传统体育为文化的发展。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对文化具有第一选择权，距离文化层最近，其变化对文化影响最为敏感，kenHale指出，应结合自身地理位置以及民族资源的优势，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加大青少年群体的参与程度。如赣南茶舞受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多元化影响，结合校园文化、融入时代精神，不断对采茶舞的动作进行创编，将采茶舞引入校园促进了文化新特质的生成。
2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的传承模式
2.1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特质的积累
2.1.1 安阳县吕村战鼓来源的传承
吕村战鼓的来由历经百年，依旧相传于当地村民口中，关于吕村战鼓的起源不止一种，如：武王伐纣时多次败兵于哼哈二将，九天玄女示意姜子牙用鼓来制服哼哈二将，武王照此行事遂降服二将，此后有了“ 击鼓震天将”的传说；闯王起兵失败，百姓擂鼓助威，清军败退等演绎。通过调查，吕村战鼓起源流传最广也可信度最强的为“圣会创鼓”。第九代吕村战鼓传承人南太生老人阐述其起源于北宋，当时北方游牧民族辽国经常带兵南下扰乱百姓，北宋随派兵抵制，安阳地处中原，自然成了两军交兵之地。在宋营中，一名叫圣会的战鼓手骁勇善战，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安置在安阳县吕村养伤，在村民的悉心照料下，圣会很快得以康复，他看到村内有鼓，就将军营中鼓舞士气、庆功祝捷的鼓点与作战当中的一些身体姿态相结合敲打起来，当地村民见之十分喜爱，圣会便集中当地青壮年，进行传授。有一次，北辽军队为收刮民脂民膏，便要夜袭吕村，但是当听到村内有军鼓声，以为有宋军驻防，便弃甲逃走。此后村民更加热爱战鼓，当地更是形成了“人人操鼓槌、夜夜战鼓响”的局面。
2.1.2 安阳县吕村战鼓特点的继承
安阳县吕村战鼓传承至如今已经有十代传承人，其独特的表演形式依旧为传承人所继承下来。吕村战鼓的表演性形式为身体随击打鼓声摆动，勾勒出古代将官与敌厮杀的画面。击鼓用的鼓槌一端弯曲，形状像武士的战刀，其对打形式也模仿武士厮杀的场景；鼓手背部有三面旗，手中的大铙、大镲类似于古代武士的防护用具，服装也模仿古代武术的战服，十分宽松，使人行动方便；战鼓配乐以2/4拍为主，分为四段，战鼓配乐由6大部分16个鼓点组成， 具体内容有：（1）聚将鼓点；（2）三点卯点；（3）排兵布阵点：步兵布阵、骑兵布阵；（4）两军斯杀点；（5）穷追猛打；（6）普天同庆点。 2.1.3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特质的负值积累现状
安阳县吕村战鼓的男性和青少年传承人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安阳吕村战鼓的功能缺失，由最初的战场助威、确保人身安全、祭祀实用性功能转变为休闲健身、商业表演等娱乐性、商业化功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被削弱。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导致吕村生产方式改变，非农业人口增加，安阳县非农业人口2014年是1980年的近3倍，城镇化水平提升30个百分点。男女比例约在1：1，1980年女性较2014年相比增长近15万人口。安阳县吕村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家族模式受到破坏，家人之间的联系不在那么紧密，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显著增加，由起初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生产方式转化为以工厂、市企业为单位，成年人剩余劳动力、尤其以成年男性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市区转移。沃德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留在村落的成年男性对学习传统战鼓文化的低至没有欲望，战鼓文化发展失去动力，文化特质也失去积累的载体。
2.2 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新特质的异生
安阳县吕村战鼓的发展即为吕村战鼓文化生态环境适应下新特质的产生，而新特质的产生需要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背景下进行不同特质之间的接触。
2.2.1 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综合作用，吕村战鼓的传承人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男性先天生理条件要比女性更为优越，更加能够展示出战士们同仇敌忾的精神，渲染出鲜活的战争氛围，因此吕村战鼓的传承者以男性占主导地位。据南太生老人阐述，从1957年开始，“ 大跃进”“文革”等主张文化低标准，战鼓此后搁置一旁，传承人也由此断带，到1969 年，由南太生老人提议恢复吕村战鼓，战鼓才又逐渐得以传承。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生男生女都一样”，直至近年来二胎政策才全面开放。独生子女群体增大，就总基数而言且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数量相比差异不大，但是留守与村落的实际人口女性群体要明显大于男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结构改变，吕村多数青壮年男性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大中小城市转移，迫于现实需求家庭对子女、家人的期待更倾向于“走出去”，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受眾群体出现异化。战鼓文化传承再次受到威胁，南太生老人结合当时的文化生态背景，调动现存资源，将村中的一些女性组织起来进行操练，随后战鼓逐渐得到发展，时至今日吕村战鼓已经被女性传承人所主导。
2.2.2 文化特质的创造主体日趋老龄化
安阳县区域老龄化趋势明显，战鼓传承人整体年龄偏高。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相关数据表明，1999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26亿，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据安阳县年鉴记载，2016年安阳县60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16万，老龄化日益趋势明显。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不需要承担较大的经济负担，拥有更多的娱乐休闲时间，构成吕村战鼓传承者的老龄化的因素之一。
3 结语
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文化自信的发展目标，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安阳县吕村战鼓文化在历时文化特质积累，以及新特质的异生的传承过程中受到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战鼓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综上所述，弘扬文化自信，积极践行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成为重点环节。
参考文献
[1] 屈植斌，顾晓艳.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运行机制的系统构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4）：45-51.
[2] 齐超.割裂与重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反思[J].体育学刊，2016，23（1）：18-21.
[3] 王洪珅，韩玉姬，梁勤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演进轴线：生态适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4）.
[4] 郭玉成，李守培.武术传播研究历程与进展述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5（4）：301-304.
[5] IWUF.Event Calendar 2018[EB/OL].http：//www.iwuf.org/document/.2018.3.1.
[6] 秦炜棋.广西濒危拳艺龙州土拳传承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47-51.
[7] 田祖国，王庆庆.场域变迁与重构：湘西村落传统体育发展的人类学阐释[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8）：110-113.
[8] MAZZANTI M.VaIuing culturaI heritage in a multi-attribute framework microeconomic perspective sandpolicy implications[J].JSoc，2003，32（5）：549-569.
[9] HALEK.Endangered Languages[J].Language，1992，68（1）：1-42.
[10] 彭颖.关于赣南茶舞进入体育教学课堂的尝试[J].福建茶叶，2017，39（11）：182.
[11] 杨杰利.河南安阳吕村战鼓舞的历史形态及现状研究[D].中山大学，2011.
[12]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2.
[13] 范嫄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SWOT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