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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才模，男，1973年10月生，重庆市南川区人，笔名铁牛。十七岁开始务农，种过庄稼，搞过养殖。1997年流入广东，干过工地，进过工厂，开过茶楼，经营过饭店。现在广东从事个体加工行业。有散文、诗歌散见《青年文学家》《参花》《散文百家》。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农村，所有的婚姻关系都是由媒婆牵线撮合的，首先是孩子要乖，其次家庭条件要好。媒婆如果发现了张家的老大和江家的老幺年纪差不多，双方父母关系都还过得去的话，女方如果没意见，到男方家一提这事就基本上成了。事儿成了后，由双方商定好良辰吉时，再由女方带上舅娘或大姨小姨的，总之是百分百的实亲实戚的这种，和女孩子一起，到男方去看看房子和男孩子，再随便吃顿饭。饭后由男方把事先装好在背兜里的礼品、衣服这些东西背起送女方回去。通常都要有七八背的，然后这事就基本上成了，这叫“踩地皮”。之后双方父母就以亲家相称，以前不是一辈的都叫一辈了，双方的孩子还没过门，就開始叫对方的父母为父和母。逢年过节，或是任何一方长辈过生这些，彼此都是要走动的。女孩到男孩边，男方必须准备好一套衣服，男孩到女孩边，女方会缝一双鞋和一对袜底板的。礼尚往来，日增情长。心知肚明以后要同床共枕的两夫妻，这中间一般是互不打扰的，最幼稚的是两个人说句话打个招呼都是很少的，如果被人看见都是要被取笑的。男孩在的地方，女孩一般都得躲，比如男孩在女孩家吃饭，像是这种时候，女孩一般都是躲在厨房里的。
慢慢的再到“放话”，“娶同意”，最后才是结婚。所有过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双方父母都没讨到什么便宜，男方背的那些礼物、腊肉、衣服这些，除了几套衣服是属于女孩的外，其它那些都是要拿来分给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其实也不是很稀罕这东西的，拿了这些东西，到结婚那天，他们也是要缝衣服、订被子、送钞票的。倒霉的是双方的父母，男方为凑每次的礼物绞尽脑汁，特别是为那几拾块腊肉，一年就一头猪，一头猪只能砍八块肉，去买没钱，只能这家借那家借。搞个媳妇进屋真不容易，通常要还好多年的债。女方父母为嫁个女儿，至少提前两年就要准备好木料来干好，再请师傅来订齐家具，至少就要搞个个把月。出钱钱没得，事情还得办，买棉花，缝被子……至少要凑够三二拾个礼夫来抬的东西才算合适。
下放到户，分到几块好地或有几亩好田的，或是喂了头能生仔的母猪或母牛的，总之，相比之下条件稍稍好点的人家讨个老婆嫁个人户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庆幸家里有在单位上班的，那时叫“铁饭碗”，男孩女孩歪点拐点都没事。如果是又歪又拐又穷，百分之百的光棍。
村里有位识几个字的，会弹几颗算盘珠珠的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半边碗”，六个儿子的六个儿媳妇，个个站出来一条是一条的。像这样的家庭，这坡的仙女，那沟的凤凰都喜欢向这里飞。
我的家庭是很清贫的，我父亲除了抅几根田坎插几行秧苗很拿手之外，也没什么别的优势，家里唯一的财富除了力气还是力气。母亲又是位心直口快之人，平时说话也没少得罪人。本身就这样的家庭，像这样的条件，想讨个老婆那真是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不容易呦。偶尔来位喜欢说媒的大姨大妈的，管她来干什么，鸡蛋是少不了要煮两个给她吃的。经常是仅有的“引窝蛋”都会被吃掉，害得第二天早上母鸡生不下蛋来呱呱乱叫。
表叔娘倒是位好心的人，她赶场路过在我家找了口水喝这点小事就要给我说个媳妇来回报，李家的幺女，背柴打猪草等等凶得狠，人又长得细乖细乖的。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堂哥从一位教师混到了政府，牛逼。好心的表叔娘，我母亲差点没给她跪下。来来回回的折腾了好多回，对方说图个我家离乡政府近赶场方便应下了这门婚事。
订下了“采地皮”的日子，我落星的大爹，石门的三舅……她们都为将来的媳妇缝好了衣服，早早地来到了我家，和我母亲一起洗猪脚，杀公鸡，忙这忙哪，有说有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母那样高兴。天虽然下着雪，但没人觉得冷。
我爷爷存在圈角的老青钢，也舍得拿出来架进了火坑里，存来存去都舍不得吃的猪脚，摸来摸去都舍不得卖掉的公鸡，还有我母亲刨开三尺厚的积雪挖出来的洋生。万事俱备，只等着把所有好吃的端上桌子。一家人围着火坑有说有笑。我穿着哥哥走嫂子家才能穿的半新裤子，裤脚折高点也不是，折低点也不是，头发用洗衣粉洗了一次又一次，梳这边也不合适，那边也不合适。
两点多钟了，火坑里的火苗减小又增大，增大又减小，猪脚的骨头都差不多成了汤，大公鸡在锅里已分不出脑壳和屁股。母亲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吼我父亲到丫口去看看来没来好摆饭。
来了，好心的表叔娘推门进来的时候，满头都是雪，额头冒着汗，她一边把拐杖立到门后一边用衣袖擦着满脸的汗。我父亲招呼着“老表，坐，坐”，表叔娘坐都没来得及坐下就说：那“龟子女”不来了。
三点多钟才吃完中午饭，吃完饭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散了。母亲敝了一肚子的火终于泄放了出来，不是骂我父亲就是骂我，没有一个人敢吱声，一家人在绝望笼罩的气息中惶惶不安。很晚很晚她还在骂，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才停的，总之，我是在无奈的绝望中和百般的委屈中睡着了。
那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隔壁的石匠，一个五十多岁都没讨到老婆的光棍。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农村，所有的婚姻关系都是由媒婆牵线撮合的，首先是孩子要乖，其次家庭条件要好。媒婆如果发现了张家的老大和江家的老幺年纪差不多，双方父母关系都还过得去的话，女方如果没意见，到男方家一提这事就基本上成了。事儿成了后，由双方商定好良辰吉时，再由女方带上舅娘或大姨小姨的，总之是百分百的实亲实戚的这种，和女孩子一起，到男方去看看房子和男孩子，再随便吃顿饭。饭后由男方把事先装好在背兜里的礼品、衣服这些东西背起送女方回去。通常都要有七八背的，然后这事就基本上成了，这叫“踩地皮”。之后双方父母就以亲家相称，以前不是一辈的都叫一辈了，双方的孩子还没过门，就開始叫对方的父母为父和母。逢年过节，或是任何一方长辈过生这些，彼此都是要走动的。女孩到男孩边，男方必须准备好一套衣服，男孩到女孩边，女方会缝一双鞋和一对袜底板的。礼尚往来，日增情长。心知肚明以后要同床共枕的两夫妻，这中间一般是互不打扰的，最幼稚的是两个人说句话打个招呼都是很少的，如果被人看见都是要被取笑的。男孩在的地方，女孩一般都得躲，比如男孩在女孩家吃饭，像是这种时候，女孩一般都是躲在厨房里的。
慢慢的再到“放话”，“娶同意”，最后才是结婚。所有过程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双方父母都没讨到什么便宜，男方背的那些礼物、腊肉、衣服这些，除了几套衣服是属于女孩的外，其它那些都是要拿来分给七大姑八大姨的，他们其实也不是很稀罕这东西的，拿了这些东西，到结婚那天，他们也是要缝衣服、订被子、送钞票的。倒霉的是双方的父母，男方为凑每次的礼物绞尽脑汁，特别是为那几拾块腊肉，一年就一头猪，一头猪只能砍八块肉，去买没钱，只能这家借那家借。搞个媳妇进屋真不容易，通常要还好多年的债。女方父母为嫁个女儿，至少提前两年就要准备好木料来干好，再请师傅来订齐家具，至少就要搞个个把月。出钱钱没得，事情还得办，买棉花，缝被子……至少要凑够三二拾个礼夫来抬的东西才算合适。
下放到户，分到几块好地或有几亩好田的，或是喂了头能生仔的母猪或母牛的，总之，相比之下条件稍稍好点的人家讨个老婆嫁个人户基本没什么问题。如果庆幸家里有在单位上班的，那时叫“铁饭碗”，男孩女孩歪点拐点都没事。如果是又歪又拐又穷，百分之百的光棍。
村里有位识几个字的，会弹几颗算盘珠珠的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半边碗”，六个儿子的六个儿媳妇，个个站出来一条是一条的。像这样的家庭，这坡的仙女，那沟的凤凰都喜欢向这里飞。
我的家庭是很清贫的，我父亲除了抅几根田坎插几行秧苗很拿手之外，也没什么别的优势，家里唯一的财富除了力气还是力气。母亲又是位心直口快之人，平时说话也没少得罪人。本身就这样的家庭，像这样的条件，想讨个老婆那真是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不容易呦。偶尔来位喜欢说媒的大姨大妈的，管她来干什么，鸡蛋是少不了要煮两个给她吃的。经常是仅有的“引窝蛋”都会被吃掉，害得第二天早上母鸡生不下蛋来呱呱乱叫。
表叔娘倒是位好心的人，她赶场路过在我家找了口水喝这点小事就要给我说个媳妇来回报，李家的幺女，背柴打猪草等等凶得狠，人又长得细乖细乖的。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堂哥从一位教师混到了政府，牛逼。好心的表叔娘，我母亲差点没给她跪下。来来回回的折腾了好多回，对方说图个我家离乡政府近赶场方便应下了这门婚事。
订下了“采地皮”的日子，我落星的大爹，石门的三舅……她们都为将来的媳妇缝好了衣服，早早地来到了我家，和我母亲一起洗猪脚，杀公鸡，忙这忙哪，有说有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母那样高兴。天虽然下着雪，但没人觉得冷。
我爷爷存在圈角的老青钢，也舍得拿出来架进了火坑里，存来存去都舍不得吃的猪脚，摸来摸去都舍不得卖掉的公鸡，还有我母亲刨开三尺厚的积雪挖出来的洋生。万事俱备，只等着把所有好吃的端上桌子。一家人围着火坑有说有笑。我穿着哥哥走嫂子家才能穿的半新裤子，裤脚折高点也不是，折低点也不是，头发用洗衣粉洗了一次又一次，梳这边也不合适，那边也不合适。
两点多钟了，火坑里的火苗减小又增大，增大又减小，猪脚的骨头都差不多成了汤，大公鸡在锅里已分不出脑壳和屁股。母亲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吼我父亲到丫口去看看来没来好摆饭。
来了，好心的表叔娘推门进来的时候，满头都是雪，额头冒着汗，她一边把拐杖立到门后一边用衣袖擦着满脸的汗。我父亲招呼着“老表，坐，坐”，表叔娘坐都没来得及坐下就说：那“龟子女”不来了。
三点多钟才吃完中午饭，吃完饭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散了。母亲敝了一肚子的火终于泄放了出来，不是骂我父亲就是骂我，没有一个人敢吱声，一家人在绝望笼罩的气息中惶惶不安。很晚很晚她还在骂，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才停的，总之，我是在无奈的绝望中和百般的委屈中睡着了。
那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隔壁的石匠，一个五十多岁都没讨到老婆的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