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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占元先生的《左宗棠评传》是以传记和评论方式相结合的一部关于左宗棠的长篇传记。此传主要由生平篇和思想篇两个部分組成，叙述了左宗棠从乡间寒士三次出仕不第到内可入军机处，外可为封疆大吏的生平经历，以及在军旅生涯中逐渐成型的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思想体系。本传注重同时期典型历史人物的横向比较、思想与外在实践统一等方面来解释左宗棠“大器晚成”的政治成功之路。
【关键词】孙占元；《左宗棠评传》；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左宗棠在清代被誉为“中兴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为在清末时期“力挽狂澜”式的人物。纵览左宗棠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功过参半、极为不易评价的历史人物。有关左宗棠的传记，出版的已经有三四种，但大都是对左宗棠生平进行表述。孙占元的《左宗棠评传》在着重剖析了传主“出仕”以来三次较为重要的履历的前提下，同时又纵向阐述了传主在军旅生涯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同一史实两面阐述，揭示了其思想流变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作为学术性较强的一部传记作品，传、评结合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在对现有资料的归纳整理下，对左宗棠的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以系统的归纳阐述，突出传主爱国御辱、经世致用的特质，同时采用横向比较研究，叙述传主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的“恩怨情仇”。
一、传主思想观念的成型
读传如读史，传记作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必然逃脱不了的是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然而，传记作家也实在不可能如历史学家那样对传主的人生进行事无巨细的叙述，为了让一部作品以及传主的人生可以更为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必然就需要对传主进行一定程度的渲染以及多角度掺杂进一些作者的评判，这样看似有失公允却可以更好地兼顾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孙占元在《左宗棠评传》中就很好地协调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以微观的个人视角对传主的人生从出仕失意到政治得意进行扁平化的叙述，然后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对作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洋务、军事思想进行具体而微的阐释。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对传主的生活履历进行单纯的梳理，而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化因素对传主进行多方面评判，对比与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名人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以多角度视野使传主颇具有一种“圆形人物”的意味。
在对左宗棠的生平叙述上面，作者以传统的传记方式，以时间为顺序的叙事模式首先从其微寒的儒门世家出身写起，虽然作为“乡间寒士”的身份占就了传主大半人生，但这部分内容描述相对是比较简略的，大致描述了左宗棠四十岁“出仕”之前的经历，儒家科教的吸收使传主对“经世致用”颇为留意，后被在清末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贺长龄勉励：“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加固了其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钟爱。由于三次止步于进士，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可以说在清末时期，左宗棠前半生未曾有机会出仕，原因大抵在于此。封建教条下的八股取士已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更尤见“经世致用”所倡导学习、征引古人应该以“救世”为急务的思想仍然未能取代“八股取士”的选拔标准。
本传作者横向对比了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由相见恨晚到“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1]”到分庭抗礼，最终至彼此不通音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镇压人民起义的主力军，曾国藩由帮办团练大臣到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左宗棠由一幕宾跳跃到浙江巡抚，并被赐名“恪靖”。两者最初是由追权走到一起，同时最后也是由于争权而分道扬镳，可以说两人可为惺惺相惜的同僚，但最后却走向了对立的两面。不过，两者也的确有不同之处，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在用兵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兵士的训练、整饬内部吏治，还十分注重调理财税，经营官绅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与曾国藩两次的带兵决策失误以至于数次自杀寻死未遂，以及围剿过程中的争功冒进形成对照，这些对比都极大地丰富了传主的形象。
二、超脱民族大义的实践
传主作为一位极不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的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1]”左宗棠从同治五年十月至通知十二年的近七年时间里，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再次留下了暗淡的一面。然而其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召下，勇于担负起历史责任，为民族而战，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并积极地谋略和筹备，为收复新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又是超脱于国家大义的行为，以民族建设为准绳。
当时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举行起义打击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然而新疆的起义成果却是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霸占，同时俄、英两国也对西北边疆虎视眈眈。面对新形势的危机以及清政府软弱的外交形势下，也就急需一位有强烈的爱国心以及军事经验丰富的人来维护国家主权。作者认为：“从李鸿章、左宗棠的简介来看，就塞防与海防的关系而言，李鸿章单纯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亦是错误的。左宗棠能够从中华民族全局利益着想，虽身处西北，仍关系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坚持用兵新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考虑的，其‘海防与塞防并重’主张的提出，无疑丰富了国家总体防御的战略思想。[1]”这里也是横向对比了左宗棠和李鸿章在面对外国列强入侵不同的外交策略，左宗棠以民族大义为基础也是区别于李鸿章为清而清的地方。
尽管左宗棠在如京辅政期间政绩斐然，然而仍然被奕诉、李鸿章等人排斥出枢桓。1882年左宗棠被“下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与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为晚清南北两地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在江宁（南京）任职期间首先加紧布置、落实了“防边固圉”，对军队“募取精壮补额”，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1]。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这是左宗棠自林则徐期间就形成的观念，时至迟暮之年才有足够的权力去施行，这也是时事与命运在其中所执拗的结果。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左宗棠也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就“自古谈边防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而后能和，[1]”他反对李鸿章那套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并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能力，认为但凡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的，应直接开炮轰击。这些战略主张恰恰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与相对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横向对比，彰显其以民族大义为出发点。
三、传主思想与实践的互辅
针对同一史实从传记和思想两方面去阐释也是本传的一大特色，孙占元在这里把左宗棠列为思想家是较有创新意义的。左宗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多方面都有极为突出的表现，这里以其文化思想揭示本传作者如何体现生平和思想之间的张力问题。
“不为名儒，即为名将”是左宗棠一生追求的价值取向[1]。可以说，左宗棠是怀有成为鸿儒的志向的，他也曾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他的出仕也是意欲以“儒术策治安”。一方面儒学对左宗棠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整体的文化观念，弃科举之后，左宗棠开始一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日常生活多方面实践，初期是在自家“巡行陇亩之间、督工耕作”。后期行军之间、在中国海疆方面，更是极大程度地以“务实”为基础，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甚至“湘军”体系的形成也是基于追求军队战斗力借扩大绅权来实现的，左宗棠把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时务之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文化思想的主流，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海国图志》完整地介绍了世界诸国的状况。左宗棠在平定陕甘之后，在新疆开水渠、教养蚕繅丝便是对林则徐的效仿。孙占元认为：“左宗棠对《海国图志》倍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本传作者在生平篇虽未将左宗棠和魏源直接放到一起叙述，但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左宗棠和魏源却是一脉相承的，所追求的皆以具体实际为基础。
将传主置于其人物关系网络中予以考察，并且进行某种类比，这种写法在这本传记中经常出现，这可以更好地彰显、突出传主的特征。对同一史实进行两方面的表述也很好兼顾到生平经历和思想形成的协调性，但是作为独立的思想来说，“经世致用”并未形成体系，也并没能超脱封建的桎梏。具体要说左宗棠是否可以称得上思想家，这个很难下定论，本传作者在对传主人生履历的论述中形成的一定思想进行升华也不无道理，虽然不免有失客观性，这种“新论”却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孙占元.左宗棠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孙占元；《左宗棠评传》；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左宗棠在清代被誉为“中兴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为在清末时期“力挽狂澜”式的人物。纵览左宗棠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位功过参半、极为不易评价的历史人物。有关左宗棠的传记，出版的已经有三四种，但大都是对左宗棠生平进行表述。孙占元的《左宗棠评传》在着重剖析了传主“出仕”以来三次较为重要的履历的前提下，同时又纵向阐述了传主在军旅生涯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同一史实两面阐述，揭示了其思想流变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性的一面。作为学术性较强的一部传记作品，传、评结合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在对现有资料的归纳整理下，对左宗棠的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以系统的归纳阐述，突出传主爱国御辱、经世致用的特质，同时采用横向比较研究，叙述传主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的“恩怨情仇”。
一、传主思想观念的成型
读传如读史，传记作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必然逃脱不了的是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然而，传记作家也实在不可能如历史学家那样对传主的人生进行事无巨细的叙述，为了让一部作品以及传主的人生可以更为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必然就需要对传主进行一定程度的渲染以及多角度掺杂进一些作者的评判，这样看似有失公允却可以更好地兼顾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孙占元在《左宗棠评传》中就很好地协调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以微观的个人视角对传主的人生从出仕失意到政治得意进行扁平化的叙述，然后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对作者的政治、经济、文化、洋务、军事思想进行具体而微的阐释。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对传主的生活履历进行单纯的梳理，而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化因素对传主进行多方面评判，对比与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名人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以多角度视野使传主颇具有一种“圆形人物”的意味。
在对左宗棠的生平叙述上面，作者以传统的传记方式，以时间为顺序的叙事模式首先从其微寒的儒门世家出身写起，虽然作为“乡间寒士”的身份占就了传主大半人生，但这部分内容描述相对是比较简略的，大致描述了左宗棠四十岁“出仕”之前的经历，儒家科教的吸收使传主对“经世致用”颇为留意，后被在清末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贺长龄勉励：“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加固了其对经世致用之学的钟爱。由于三次止步于进士，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可以说在清末时期，左宗棠前半生未曾有机会出仕，原因大抵在于此。封建教条下的八股取士已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更尤见“经世致用”所倡导学习、征引古人应该以“救世”为急务的思想仍然未能取代“八股取士”的选拔标准。
本传作者横向对比了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关系由相见恨晚到“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1]”到分庭抗礼，最终至彼此不通音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镇压人民起义的主力军，曾国藩由帮办团练大臣到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左宗棠由一幕宾跳跃到浙江巡抚，并被赐名“恪靖”。两者最初是由追权走到一起，同时最后也是由于争权而分道扬镳，可以说两人可为惺惺相惜的同僚，但最后却走向了对立的两面。不过，两者也的确有不同之处，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在用兵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兵士的训练、整饬内部吏治，还十分注重调理财税，经营官绅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与曾国藩两次的带兵决策失误以至于数次自杀寻死未遂，以及围剿过程中的争功冒进形成对照，这些对比都极大地丰富了传主的形象。
二、超脱民族大义的实践
传主作为一位极不容易评价的历史人物，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的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1]”左宗棠从同治五年十月至通知十二年的近七年时间里，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再次留下了暗淡的一面。然而其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召下，勇于担负起历史责任，为民族而战，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并积极地谋略和筹备，为收复新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又是超脱于国家大义的行为，以民族建设为准绳。
当时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举行起义打击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然而新疆的起义成果却是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霸占，同时俄、英两国也对西北边疆虎视眈眈。面对新形势的危机以及清政府软弱的外交形势下，也就急需一位有强烈的爱国心以及军事经验丰富的人来维护国家主权。作者认为：“从李鸿章、左宗棠的简介来看，就塞防与海防的关系而言，李鸿章单纯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亦是错误的。左宗棠能够从中华民族全局利益着想，虽身处西北，仍关系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坚持用兵新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考虑的，其‘海防与塞防并重’主张的提出，无疑丰富了国家总体防御的战略思想。[1]”这里也是横向对比了左宗棠和李鸿章在面对外国列强入侵不同的外交策略，左宗棠以民族大义为基础也是区别于李鸿章为清而清的地方。
尽管左宗棠在如京辅政期间政绩斐然，然而仍然被奕诉、李鸿章等人排斥出枢桓。1882年左宗棠被“下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与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为晚清南北两地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在江宁（南京）任职期间首先加紧布置、落实了“防边固圉”，对军队“募取精壮补额”，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1]。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这是左宗棠自林则徐期间就形成的观念，时至迟暮之年才有足够的权力去施行，这也是时事与命运在其中所执拗的结果。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左宗棠也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就“自古谈边防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而后能和，[1]”他反对李鸿章那套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并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能力，认为但凡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的，应直接开炮轰击。这些战略主张恰恰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与相对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横向对比，彰显其以民族大义为出发点。
三、传主思想与实践的互辅
针对同一史实从传记和思想两方面去阐释也是本传的一大特色，孙占元在这里把左宗棠列为思想家是较有创新意义的。左宗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多方面都有极为突出的表现，这里以其文化思想揭示本传作者如何体现生平和思想之间的张力问题。
“不为名儒，即为名将”是左宗棠一生追求的价值取向[1]。可以说，左宗棠是怀有成为鸿儒的志向的，他也曾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他的出仕也是意欲以“儒术策治安”。一方面儒学对左宗棠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整体的文化观念，弃科举之后，左宗棠开始一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并在日常生活多方面实践，初期是在自家“巡行陇亩之间、督工耕作”。后期行军之间、在中国海疆方面，更是极大程度地以“务实”为基础，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甚至“湘军”体系的形成也是基于追求军队战斗力借扩大绅权来实现的，左宗棠把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时务之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文化思想的主流，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编《海国图志》完整地介绍了世界诸国的状况。左宗棠在平定陕甘之后，在新疆开水渠、教养蚕繅丝便是对林则徐的效仿。孙占元认为：“左宗棠对《海国图志》倍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本传作者在生平篇虽未将左宗棠和魏源直接放到一起叙述，但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左宗棠和魏源却是一脉相承的，所追求的皆以具体实际为基础。
将传主置于其人物关系网络中予以考察，并且进行某种类比，这种写法在这本传记中经常出现，这可以更好地彰显、突出传主的特征。对同一史实进行两方面的表述也很好兼顾到生平经历和思想形成的协调性，但是作为独立的思想来说，“经世致用”并未形成体系，也并没能超脱封建的桎梏。具体要说左宗棠是否可以称得上思想家，这个很难下定论，本传作者在对传主人生履历的论述中形成的一定思想进行升华也不无道理，虽然不免有失客观性，这种“新论”却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孙占元.左宗棠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