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就像很多现代人无乡可归一样，我也是一个没有家乡可以回的人。”说这句话时，林柏樑换了一副他极少显露的严肃面孔。
林柏樑不是一个能轻易严肃起来的人。说话时，他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睛眯成一条线，藏在那副椭圆眼镜框后面，嘴唇下那一撮花白的胡须，让他显得更好靠近。他说话虽然缓慢，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交谈中，他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更愿意把他看成是一个乐观、随性的人。
1978年，台湾画家席德进给26岁的林柏樑画了一幅素描。我们站在位于台南的海马迴画廊展厅内，在那幅棱角分明的素描面前，林柏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愤青。”他好像轻易戳中了自己的笑点，瞬间开始放声大笑，笑声直冲云霄，还在空中打了好几个转；但是，他能做到情绪收放自如，笑声收得也快，接着说：“年轻人没有愤怒就不是年轻人。”
1952年出生的林柏樑，已然过了愤青的年纪，“我现在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会很温和。”
当62岁的林柏樑，站在自己26岁时的画像面前时，我感觉时间被微缩成了简单的数字，顺序一调，便跳跃了几十年，一股强大的时空力量将我席卷，时间风云变幻般地在眼前流逝，过去与现在，急速对比起来。
作为摄影师的林柏樑，正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才找到自己拍照的意义：“我的照片好像都在凭吊一些正在消逝的东西，好像是未来的遗照。”
林柏樑有一种敏锐的历史感，他站在当下，为了未来拍照。正如他感叹自己出生地高雄，“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变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没有家乡可以回的人”，以这种逻辑推而广之，他所谓的“现代人没有家乡可以回”，并非是他对过去简单的怀念，而是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人文价值逐渐流失的惋惜。这种人文情怀，正是他的摄影动机所在。
把握摄影的命题
林柏樑看重摄影的纪实天性。他所拍摄的主题，如古迹风景、庶民生活、传统节庆、文人肖像、社会弱势群体，等等，无不关涉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中，传统文化的变迁和没落。“我拍鹿港的龙山寺，其实并不是在拍古迹，而是在感慨台湾的变迁和落寞。”
在访谈中，林柏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在他照片表层之下的精神价值，比如，“我实际上是在讲台湾的命运”、“我实际上是在讲台湾原住民的命运”、“我实际上是在讲社会的价值判断”，等等。他总是会认真地解释点什么，想要给自己的影像找到更重要的存在价值。
或许，林柏樑是刻意要解释给我听，对于一个出生年代与生活环境和他完全不同的大陆到访者，他下意识地想要在一开始纠正理解中必然会出现的些许歧义，达到对影像的表里认同。
林柏樑擅长记录不可挽回的时光，他兴奋于在社会发展中，探寻传统的价值。而他25岁时对传统带有觉醒意味的理解，来自于一位在台湾艺术领域占有一定分量的画家——席德进。
席德进出生、成长于四川省，受教于林风眠，25岁到台湾，又先后在美国、巴黎游历过几年，受西画的影响深刻。
“他在巴黎的博物馆看到很多东方艺术作品，受到很大冲击，在西方的世界，他想要进入抽象表达的世界，但进不去；结果，他在东方传统艺术里面找到了根。”在林柏樑看来，席德进是台湾艺术现代化的先觉者，“他1966年从巴黎回来时，买了一台照相机，那时候他就开始记录台湾的庙宇、古迹、民间艺人，有系统地在杂志发表文章，并写了一本《台湾艺术》。回过头来看，他很用心地观察民间文化、艺术、建筑，用水彩画台湾的古厝、风景，他把握到了台湾的气息。”
受到西方艺术的刺激、影响后，转而向自身的文化根基寻求艺术源头的席德进，影响了他当时的学生林柏樑。
现在看来，林柏樑向席德进拜师的行为，仍然具有相当的勇气，也不失叛逆的意味。高二时，他在《今日世界》杂志上看到席德进的画后，便写信过去，并收到席德进的回信。一来二去，席德进答应教他画画。
高中没毕业，要从高雄去台北，跟席德进学习画画，是林柏樑自己的决定，但在他家，这似乎引发了一场风暴，“他们就是不同意，后来，我妈妈去跟爸爸说情，他才同意。”
“但席德进没有教我，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画画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那时他在大学教书，上的课也很少。”似乎席德进并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林柏樑形容自己为“画家的书童”，他更多的工作，是协助席德进料理家务。
即便如此，席德进仍然在林柏樑的艺术生涯里，有意无意间扮演了启蒙导师的角色。
“我给席德进当助手的那一年是1975年，那年他到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教书，假日学生都会来找他。在那时，我认识了后来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些画家。虽然我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但耳濡目染，也能跟他们谈论美术了。”
“同时，也因为跟席德进在四天内从北到南游览台湾，打开了我的眼界。”
那四天里，席德进对着台湾老街、民宅、古老寺庙和乡下景致记录、画画，林柏樑一旁观看。对年轻的林柏樑来讲，通过席德进了解传统文化，虽然间接，但也让林柏樑在此基础上，逐渐把握到他日后用摄影表达的命题。
走上摄影之路
林柏樑开始摄影，也是因为席德进。
“那时，刚好有人找他要照片，他说可以找我去拍，便介绍我去给杂志拍照。这样，我就开始给《宇宙光》杂志拍照，也开始给《雄狮美术》拍台北故宫的文物。”
将摄影作为职业，也是林柏樑自己的决定。
一方面，在于他面对现实寻找出路的紧迫感，“我在席德进身边呆了一年之后，已经25岁了，只是在当一个画家的书童，他也没有意识要教我画画。”另一方面，或许在席德进身边呆久了，耳濡目染间，他逐渐认清画画是一条很难成功的道路，“我如果要成为一个画家，靠画画维生，至少要十年以上，但十年不保证我可以成功。”
当然，务实的考量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他对影像的敏感，“我第一次被照片震撼到是看到自己拍的照片，一个小孩脸部的特写，他扮演家将（台湾的一种民俗活动，原指神将权名，通常 八位。家将为阵头之一，负责提拿鬼怪妖邪）。因为小孩很容易夭折，父母就把小孩给神明当弃子，来保佑他成长。他的脸被颜料涂得乱七八糟，露出无辜的神情，那无形的压力，让我想到自己，我的心好像被针刺到一样。从那之后，我感受到摄影的强大力量，而且能在瞬间迸发。思考三个月后，我发现似乎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 之后，林柏樑陆续为台湾的报纸杂志拍摄，如《皇冠》《中国时报》《大自然》《人间》等。其中，高信疆负责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是当时对纪实摄影比较重视的媒体，而且这些刊物的人文关怀风格，对当时的台湾摄影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杂志倡导摄影并非是肤浅记录，而重在冷静观察。这多少对林柏樑摄影的风格，以及对社会的理解产生过影响。
“我从摄影上得到无穷尽的财富，见证了台湾1970、1980、1990年代的变化，一般人接触不到这么广泛的人、事、物。这给我很多体悟。”摄影带给林柏樑的丰富阅历，“是金钱买不来的”，对于摄影带来的精神回报，无疑他很享受。
1983年，林柏樑加入台湾视觉艺术团体，“V-10视觉艺术群”。“‘V-10’强调个人创作，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感受，我的作品有一点纪实和抽象。” 1986年和2003年，他都陆续参加了“V-10”的群展，参展照片的主题，有人物、风景，还有民俗。
一番简要的介绍后，他依然没有忘记要解释几句：“我的照片不能只从表面来看。”
1996年，林柏樑接受徕卡相机委托拍摄广告，到兰屿（台湾的一个岛）拍摄台湾原住民达悟族，“到目前为止，那是我这一生最好的照片”，在这张林柏樑自认为最好的照片里，两位着正式传统服装的原住民，面朝大海背对镜头，标题为“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拍摄台北“公娼”
林柏樑擅长运用影像思考群体命运。他更广为人知的纪实作品《台湾公娼运动》，便是对台湾政府废除“公娼”政策下“公娼”命运的记录与思考。
1997年，台北市议会通过废除《台北市娼妓管理办法》，废除自日据时代开始的合法“公娼”制度。当时，部分“公娼”走向街头抗议。1999年，支持“公娼”运动的学者、社会人士成立了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林柏樑正是应了在协会工作的一位朋友请求，开始拍摄台北的“公娼”。
“我前后大概拍摄了三年，很难拍，几乎没有办法，都只能拍背影和局部。开始只有一个愿意被拍，但后来她们都接纳我了。”
唯一一个愿意被拍的，是林柏樑称之为官姐的官秀琴。
“官姐父亲是矿工，肺纤维化后，人到中年，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她是长女，便牺牲自己把弟弟妹妹带大，甚至她哥哥的卡车都是她买的。即使这样，她哥哥还是看不起她。她离开正常社会久了，连衣服也需要让别人帮忙买。她没有容身之地，生活空间只在娼馆附近。”
林柏樑愿意理解她们的困境，为这群社会边缘人寻求帮助，“开摄影展时，去了很多媒体，报道对她们的帮助很大。很多人来看展，包括以前的嫖客，有一个后来就自动跑来帮忙。”
即便如此，这个群体依然躲不过命运。2001年3月29日后，“公娼”正式列入不合法范围。而没有其他谋生能力的官秀琴，因付不出卡债，跳海自尽。
“那些‘公娼’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没有其他谋生能力。有人曾帮忙其中一位弄了个槟榔摊，可是她不会加减乘除，因此酗酒，两三天之后，她被发现在家中晕倒。现在，是‘日日春协会’在照顾她。”
“社会给她们的污名太大，她们不仅是社会边缘人，更是站在崖边的女人，再一步就掉下去了。”
对着自己拍过的照片，林柏樑愿意用人道主义的善良，去理解这个社会。比如，1980年在台北南昌街拍的一张照片里，一位双手手肘全断的老兵，在街头卖东西以自食其力，遇到了一位收废纸的同乡，同乡停下来，点燃一根香烟，放到老兵的口中，“这一幕，看得我感触良深，既温馨，又残酷。”
拍摄文学容颜
摄影使林柏樑练就了一双善于发现的敏感眼睛，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有温和的个性。2013年8月，由台湾青年摄影师陈伯义发起，台南的海马迴画廊为林柏樑举办了名为“私人备忘“的个展，展示他30多年摄影生涯的重要作品。陈伯义称林柏樑为“老师”，在一场对谈中，陈伯义说：“老师私底下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不爽的事情就像怒目金刚一样。但我觉得老师的照片却非常柔软，他不会把自己的批判强加在照片里。这是老师创作和个性之间的反差。”
对于被总结出来的“反差”，林柏樑甚为赞同，“我是典型的天秤座，随时在追求一种平衡。我平时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也会骂，但照相机一拿起来，心就静下来了，不会过于火爆，很多事情不能轻易下判断。”
1998年，林柏樑受托拍摄了台湾一系列文学作家的肖像，例如陈火泉、巫永福、周梦蝶、叶石涛、东方白、七等生、杨牧、李昂等人的，该系列被称为“文学容颜：台湾作家群像摄影”。
林柏樑称那次拍摄为“挑战”，“每位作家年纪都很大，不但生活阅历丰富，想法也很多，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每个人大多只能花一到两天拍摄，但准备工作却非常细致，花了很长时间，“东方白有一套三本的著作，一百多万字，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但是看得很愉快。他写得非常精彩，把台湾的近代史透过小说活灵活现地讲了出来。”
拍诗人周梦蝶前，林柏樑已看过他的传记和著作，对这样一位台湾社会中众所周知的清苦诗人，他的镜头表现也甚为独特，“他话很少，人很安静。我一问他一答，有时候，话是接不下去的。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热情的人，我跟他握手，他很用力，能感觉到他的真诚。”
这些在台湾土壤下成长、成熟的文人，都曾在某一个层面上为台湾社会的发展认真“把过脉”，用各种方式刻画着台湾的阴郁与浪漫、荒谬与真实，他们出现在林柏樑的镜头前，展示出一种庄重的尊严感，时代的风骨与自我的个性并存。 “我拍照其实时间很短，我把所有的精力都凝聚到那个点上，精神高度集中，但全身都是汗，拍完人就垮掉了。”
拍作家叶石涛的时候，林柏樑跟着叶石涛去了一些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叶老以前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抓过，他说狱房小小的，挤了几十个人，不能完全躺平，得轮流睡觉。每天都有人被带出去就回不来了，这段经历差点毁了他的一生。”在台南的武庙后院里，林柏樑发现斑驳墙面前的一把竹椅，让叶石涛坐在上面，“我既兴奋又紧张，那个天色已经暗了，光线诡异，我仿佛看到那次恐怖经历仍未在他身上消散。为什么我会激动呢？因为我知道，那神情只有一刹那。”
见证中的个人情怀
正如林柏樑自己所说，“如果要简单设想一下我以后的回顾展，会是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什么。”
陈达是台湾民间艺人中很有名的一位，有不少台湾摄影师拍过他。“陈达死的时候，是一个贫民，他的声音很动人，如果让他在美国的卡内基音乐厅表演，我相信外国人同样可以欣赏他。”
“陈达这张照片是我在1982年拍的，那年他74岁。大年初三，我和几位朋友去屏东看他，带了个大西瓜和两条长寿烟，他很高兴，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他的声音很有魅力，人生的沧桑都融化在歌声里，很感人。他唱完歌，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陷入自己的思绪里，开始抽烟。我3月1号去看他，他4月中旬就因车祸走了，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照片是现实的副本，在现实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它为消亡佐证。林柏樑的记录是零碎的，带有强烈主观意味的，是一种带有个人情怀的档案般的见证。林柏樑作品的意义，在于他给我们可供凝视的瞬间定格，并感受与思考承载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光。
林柏樑那碎片式的记录，并没有要刻意反映整个社会的企图心，如他所说：“我是很散漫的，接触到就去拍，比较随性，使命感放在心里。只要还能从摄影上获得精神收获，我就会继续走下去。”
之后，林柏樑打算记录一些台南的老工匠或者卖五谷杂粮的店，“老一辈台南人坚守传统，面貌气质很不一样。”
林柏樑肯定坚守，大概是出于一种对当下和未来的担忧，正如他说，“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大抵也因如此，他要继续记录已经消逝的文化。
台北市的几条主干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秩序地彰显着社会的文化价值。林柏樑的摄影动机出于担忧，想要从传统的人文价值中，找到立足的根基和文化自信，这一点，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显得有一定意义。
一切担忧，都很难跟得上社会的飞速发展，如此，照片的意义又有多大？我们无法精准估算。起码，行动的意义大于空想。
林柏樑不是一个能轻易严肃起来的人。说话时，他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眼睛眯成一条线，藏在那副椭圆眼镜框后面，嘴唇下那一撮花白的胡须，让他显得更好靠近。他说话虽然缓慢，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交谈中，他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更愿意把他看成是一个乐观、随性的人。
1978年，台湾画家席德进给26岁的林柏樑画了一幅素描。我们站在位于台南的海马迴画廊展厅内，在那幅棱角分明的素描面前，林柏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愤青。”他好像轻易戳中了自己的笑点，瞬间开始放声大笑，笑声直冲云霄，还在空中打了好几个转；但是，他能做到情绪收放自如，笑声收得也快，接着说：“年轻人没有愤怒就不是年轻人。”
1952年出生的林柏樑，已然过了愤青的年纪，“我现在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会很温和。”
当62岁的林柏樑，站在自己26岁时的画像面前时，我感觉时间被微缩成了简单的数字，顺序一调，便跳跃了几十年，一股强大的时空力量将我席卷，时间风云变幻般地在眼前流逝，过去与现在，急速对比起来。
作为摄影师的林柏樑，正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才找到自己拍照的意义：“我的照片好像都在凭吊一些正在消逝的东西，好像是未来的遗照。”
林柏樑有一种敏锐的历史感，他站在当下，为了未来拍照。正如他感叹自己出生地高雄，“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变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没有家乡可以回的人”，以这种逻辑推而广之，他所谓的“现代人没有家乡可以回”，并非是他对过去简单的怀念，而是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人文价值逐渐流失的惋惜。这种人文情怀，正是他的摄影动机所在。
把握摄影的命题
林柏樑看重摄影的纪实天性。他所拍摄的主题，如古迹风景、庶民生活、传统节庆、文人肖像、社会弱势群体，等等，无不关涉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中，传统文化的变迁和没落。“我拍鹿港的龙山寺，其实并不是在拍古迹，而是在感慨台湾的变迁和落寞。”
在访谈中，林柏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在他照片表层之下的精神价值，比如，“我实际上是在讲台湾的命运”、“我实际上是在讲台湾原住民的命运”、“我实际上是在讲社会的价值判断”，等等。他总是会认真地解释点什么，想要给自己的影像找到更重要的存在价值。
或许，林柏樑是刻意要解释给我听，对于一个出生年代与生活环境和他完全不同的大陆到访者，他下意识地想要在一开始纠正理解中必然会出现的些许歧义，达到对影像的表里认同。
林柏樑擅长记录不可挽回的时光，他兴奋于在社会发展中，探寻传统的价值。而他25岁时对传统带有觉醒意味的理解，来自于一位在台湾艺术领域占有一定分量的画家——席德进。
席德进出生、成长于四川省，受教于林风眠，25岁到台湾，又先后在美国、巴黎游历过几年，受西画的影响深刻。
“他在巴黎的博物馆看到很多东方艺术作品，受到很大冲击，在西方的世界，他想要进入抽象表达的世界，但进不去；结果，他在东方传统艺术里面找到了根。”在林柏樑看来，席德进是台湾艺术现代化的先觉者，“他1966年从巴黎回来时，买了一台照相机，那时候他就开始记录台湾的庙宇、古迹、民间艺人，有系统地在杂志发表文章，并写了一本《台湾艺术》。回过头来看，他很用心地观察民间文化、艺术、建筑，用水彩画台湾的古厝、风景，他把握到了台湾的气息。”
受到西方艺术的刺激、影响后，转而向自身的文化根基寻求艺术源头的席德进，影响了他当时的学生林柏樑。
现在看来，林柏樑向席德进拜师的行为，仍然具有相当的勇气，也不失叛逆的意味。高二时，他在《今日世界》杂志上看到席德进的画后，便写信过去，并收到席德进的回信。一来二去，席德进答应教他画画。
高中没毕业，要从高雄去台北，跟席德进学习画画，是林柏樑自己的决定，但在他家，这似乎引发了一场风暴，“他们就是不同意，后来，我妈妈去跟爸爸说情，他才同意。”
“但席德进没有教我，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画画上，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那时他在大学教书，上的课也很少。”似乎席德进并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林柏樑形容自己为“画家的书童”，他更多的工作，是协助席德进料理家务。
即便如此，席德进仍然在林柏樑的艺术生涯里，有意无意间扮演了启蒙导师的角色。
“我给席德进当助手的那一年是1975年，那年他到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教书，假日学生都会来找他。在那时，我认识了后来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些画家。虽然我没有受过艺术教育，但耳濡目染，也能跟他们谈论美术了。”
“同时，也因为跟席德进在四天内从北到南游览台湾，打开了我的眼界。”
那四天里，席德进对着台湾老街、民宅、古老寺庙和乡下景致记录、画画，林柏樑一旁观看。对年轻的林柏樑来讲，通过席德进了解传统文化，虽然间接，但也让林柏樑在此基础上，逐渐把握到他日后用摄影表达的命题。
走上摄影之路
林柏樑开始摄影，也是因为席德进。
“那时，刚好有人找他要照片，他说可以找我去拍，便介绍我去给杂志拍照。这样，我就开始给《宇宙光》杂志拍照，也开始给《雄狮美术》拍台北故宫的文物。”
将摄影作为职业，也是林柏樑自己的决定。
一方面，在于他面对现实寻找出路的紧迫感，“我在席德进身边呆了一年之后，已经25岁了，只是在当一个画家的书童，他也没有意识要教我画画。”另一方面，或许在席德进身边呆久了，耳濡目染间，他逐渐认清画画是一条很难成功的道路，“我如果要成为一个画家，靠画画维生，至少要十年以上，但十年不保证我可以成功。”
当然，务实的考量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他对影像的敏感，“我第一次被照片震撼到是看到自己拍的照片，一个小孩脸部的特写，他扮演家将（台湾的一种民俗活动，原指神将权名，通常 八位。家将为阵头之一，负责提拿鬼怪妖邪）。因为小孩很容易夭折，父母就把小孩给神明当弃子，来保佑他成长。他的脸被颜料涂得乱七八糟，露出无辜的神情，那无形的压力，让我想到自己，我的心好像被针刺到一样。从那之后，我感受到摄影的强大力量，而且能在瞬间迸发。思考三个月后，我发现似乎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 之后，林柏樑陆续为台湾的报纸杂志拍摄，如《皇冠》《中国时报》《大自然》《人间》等。其中，高信疆负责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是当时对纪实摄影比较重视的媒体，而且这些刊物的人文关怀风格，对当时的台湾摄影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杂志倡导摄影并非是肤浅记录，而重在冷静观察。这多少对林柏樑摄影的风格，以及对社会的理解产生过影响。
“我从摄影上得到无穷尽的财富，见证了台湾1970、1980、1990年代的变化，一般人接触不到这么广泛的人、事、物。这给我很多体悟。”摄影带给林柏樑的丰富阅历，“是金钱买不来的”，对于摄影带来的精神回报，无疑他很享受。
1983年，林柏樑加入台湾视觉艺术团体，“V-10视觉艺术群”。“‘V-10’强调个人创作，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感受，我的作品有一点纪实和抽象。” 1986年和2003年，他都陆续参加了“V-10”的群展，参展照片的主题，有人物、风景，还有民俗。
一番简要的介绍后，他依然没有忘记要解释几句：“我的照片不能只从表面来看。”
1996年，林柏樑接受徕卡相机委托拍摄广告，到兰屿（台湾的一个岛）拍摄台湾原住民达悟族，“到目前为止，那是我这一生最好的照片”，在这张林柏樑自认为最好的照片里，两位着正式传统服装的原住民，面朝大海背对镜头，标题为“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拍摄台北“公娼”
林柏樑擅长运用影像思考群体命运。他更广为人知的纪实作品《台湾公娼运动》，便是对台湾政府废除“公娼”政策下“公娼”命运的记录与思考。
1997年，台北市议会通过废除《台北市娼妓管理办法》，废除自日据时代开始的合法“公娼”制度。当时，部分“公娼”走向街头抗议。1999年，支持“公娼”运动的学者、社会人士成立了民间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持续推动“性工作除罪化”。林柏樑正是应了在协会工作的一位朋友请求，开始拍摄台北的“公娼”。
“我前后大概拍摄了三年，很难拍，几乎没有办法，都只能拍背影和局部。开始只有一个愿意被拍，但后来她们都接纳我了。”
唯一一个愿意被拍的，是林柏樑称之为官姐的官秀琴。
“官姐父亲是矿工，肺纤维化后，人到中年，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她是长女，便牺牲自己把弟弟妹妹带大，甚至她哥哥的卡车都是她买的。即使这样，她哥哥还是看不起她。她离开正常社会久了，连衣服也需要让别人帮忙买。她没有容身之地，生活空间只在娼馆附近。”
林柏樑愿意理解她们的困境，为这群社会边缘人寻求帮助，“开摄影展时，去了很多媒体，报道对她们的帮助很大。很多人来看展，包括以前的嫖客，有一个后来就自动跑来帮忙。”
即便如此，这个群体依然躲不过命运。2001年3月29日后，“公娼”正式列入不合法范围。而没有其他谋生能力的官秀琴，因付不出卡债，跳海自尽。
“那些‘公娼’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没有其他谋生能力。有人曾帮忙其中一位弄了个槟榔摊，可是她不会加减乘除，因此酗酒，两三天之后，她被发现在家中晕倒。现在，是‘日日春协会’在照顾她。”
“社会给她们的污名太大，她们不仅是社会边缘人，更是站在崖边的女人，再一步就掉下去了。”
对着自己拍过的照片，林柏樑愿意用人道主义的善良，去理解这个社会。比如，1980年在台北南昌街拍的一张照片里，一位双手手肘全断的老兵，在街头卖东西以自食其力，遇到了一位收废纸的同乡，同乡停下来，点燃一根香烟，放到老兵的口中，“这一幕，看得我感触良深，既温馨，又残酷。”
拍摄文学容颜
摄影使林柏樑练就了一双善于发现的敏感眼睛，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有温和的个性。2013年8月，由台湾青年摄影师陈伯义发起，台南的海马迴画廊为林柏樑举办了名为“私人备忘“的个展，展示他30多年摄影生涯的重要作品。陈伯义称林柏樑为“老师”，在一场对谈中，陈伯义说：“老师私底下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不爽的事情就像怒目金刚一样。但我觉得老师的照片却非常柔软，他不会把自己的批判强加在照片里。这是老师创作和个性之间的反差。”
对于被总结出来的“反差”，林柏樑甚为赞同，“我是典型的天秤座，随时在追求一种平衡。我平时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也会骂，但照相机一拿起来，心就静下来了，不会过于火爆，很多事情不能轻易下判断。”
1998年，林柏樑受托拍摄了台湾一系列文学作家的肖像，例如陈火泉、巫永福、周梦蝶、叶石涛、东方白、七等生、杨牧、李昂等人的，该系列被称为“文学容颜：台湾作家群像摄影”。
林柏樑称那次拍摄为“挑战”，“每位作家年纪都很大，不但生活阅历丰富，想法也很多，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每个人大多只能花一到两天拍摄，但准备工作却非常细致，花了很长时间，“东方白有一套三本的著作，一百多万字，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但是看得很愉快。他写得非常精彩，把台湾的近代史透过小说活灵活现地讲了出来。”
拍诗人周梦蝶前，林柏樑已看过他的传记和著作，对这样一位台湾社会中众所周知的清苦诗人，他的镜头表现也甚为独特，“他话很少，人很安静。我一问他一答，有时候，话是接不下去的。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热情的人，我跟他握手，他很用力，能感觉到他的真诚。”
这些在台湾土壤下成长、成熟的文人，都曾在某一个层面上为台湾社会的发展认真“把过脉”，用各种方式刻画着台湾的阴郁与浪漫、荒谬与真实，他们出现在林柏樑的镜头前，展示出一种庄重的尊严感，时代的风骨与自我的个性并存。 “我拍照其实时间很短，我把所有的精力都凝聚到那个点上，精神高度集中，但全身都是汗，拍完人就垮掉了。”
拍作家叶石涛的时候，林柏樑跟着叶石涛去了一些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叶老以前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抓过，他说狱房小小的，挤了几十个人，不能完全躺平，得轮流睡觉。每天都有人被带出去就回不来了，这段经历差点毁了他的一生。”在台南的武庙后院里，林柏樑发现斑驳墙面前的一把竹椅，让叶石涛坐在上面，“我既兴奋又紧张，那个天色已经暗了，光线诡异，我仿佛看到那次恐怖经历仍未在他身上消散。为什么我会激动呢？因为我知道，那神情只有一刹那。”
见证中的个人情怀
正如林柏樑自己所说，“如果要简单设想一下我以后的回顾展，会是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什么。”
陈达是台湾民间艺人中很有名的一位，有不少台湾摄影师拍过他。“陈达死的时候，是一个贫民，他的声音很动人，如果让他在美国的卡内基音乐厅表演，我相信外国人同样可以欣赏他。”
“陈达这张照片是我在1982年拍的，那年他74岁。大年初三，我和几位朋友去屏东看他，带了个大西瓜和两条长寿烟，他很高兴，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他的声音很有魅力，人生的沧桑都融化在歌声里，很感人。他唱完歌，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陷入自己的思绪里，开始抽烟。我3月1号去看他，他4月中旬就因车祸走了，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照片是现实的副本，在现实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它为消亡佐证。林柏樑的记录是零碎的，带有强烈主观意味的，是一种带有个人情怀的档案般的见证。林柏樑作品的意义，在于他给我们可供凝视的瞬间定格，并感受与思考承载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光。
林柏樑那碎片式的记录，并没有要刻意反映整个社会的企图心，如他所说：“我是很散漫的，接触到就去拍，比较随性，使命感放在心里。只要还能从摄影上获得精神收获，我就会继续走下去。”
之后，林柏樑打算记录一些台南的老工匠或者卖五谷杂粮的店，“老一辈台南人坚守传统，面貌气质很不一样。”
林柏樑肯定坚守，大概是出于一种对当下和未来的担忧，正如他说，“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大抵也因如此，他要继续记录已经消逝的文化。
台北市的几条主干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秩序地彰显着社会的文化价值。林柏樑的摄影动机出于担忧，想要从传统的人文价值中，找到立足的根基和文化自信，这一点，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显得有一定意义。
一切担忧，都很难跟得上社会的飞速发展，如此，照片的意义又有多大？我们无法精准估算。起码，行动的意义大于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