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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5年前的大上海望志路106号到今天的上海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打开了这栋石库门房子大门，就再也不会关上。
建党95周年前夕，笔者再次漫步上海兴业路，荡舟嘉兴南湖，瞻仰会址，参观红船，从13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进退沉浮的命运中重温历史，思索末来。
波涛汹涌浪淘沙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聚会。
1921年，“十里洋场”的上海风云际会。7月23日，在当年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特派代表包惠僧，13位口音、年龄、衣着不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遗憾的是，当年参加“一大”的13位马克思主义开门弟子，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毛泽东、董必武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两位是一起参加“一大”，又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一大”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成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走完了他83岁的奋斗人生。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和见证人之一，历任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去世，享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撼后人。王盡美在“一大”后，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他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积极发展组织，组织民众演讲，宣传革命真理。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积劳成疾逝世。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在“一大”召开以后，因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但他没有放弃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地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并枪决。李达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因同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他宣布脱党。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办校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何叔衡“一大”以后在湖南从事党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到福建省长汀县时，与敌相遇，为不落敌手，毅然跳崖，壮烈牺牲。邓恩铭是13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28年底，被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陈潭秋在“一大”以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35年，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1926年，刘仁静受党派遣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1929年，学习结束回国途中突然转道土耳其，拜见托沦茨基。因受托派思想影响，回国后即投入陈独秀门下，被党除名。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后被安排在北师大和人民出版社工作。198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因车祸去世。包惠僧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44年，在国民党机关任职。后因看透黑暗，终不得志，便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49年10月，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后百感交集，彻夜难眠，提笔给周恩来发报。后周恩来派人将他全家接回大陆。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故。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陈公博在“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后，在国民党担任要职。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一号“汉奸魁首”。1946年4月5日，被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旅日代表周佛海是唯一一个从境外赶来参加“一大”的代表。“一大”结束后，回日本考入京都大学，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打得火热，踏上反共道路。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作为“一大”会议的主持者，张国焘在1935年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抗中央路线，拒绝北上，另立中央。1938年初，只身投靠国民党，从事反共活动。1949年，又逃往香港，后移居加拿大，客死他乡。
“红船精神”载史册
95年风雨征程，经历命运沉浮的13位“一大”代表都已作古，但他们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永远不会磨灭。
作为探索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行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组织和开展活动，召开“一大”，并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具有石破天惊的作用，昭示苦难的中国劳苦大众从此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导核心。
作为最先觉醒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对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研究和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中国的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作为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代表，他们在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决议，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鲜明的观点，对于党的建设和共和国的建设发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从上海石库门开始，到转移至嘉兴南湖结束的“一大”会议，他们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还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把散落在各地的党的基层组织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政党。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正确的领航者。
时隔80多年，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带领省委中心组成员来到南湖，学历史、忆当年、话改革。同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长篇文章，总结提练出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红船精神”。
成败得失启后人
13位“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当今中国、当代人们，对于全党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可谓是一本难得的历史教科书。他们的进退沉浮，成败得失，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民族至上，人民为重是共产党人永不改变的唯一宗旨。革命道路充满艰难，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辛的人。事实说明，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必须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行为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利益，并为之而奋斗，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不致于迷失前进方向。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精神‘缺钙’得‘软骨病’。”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是考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上不可避免地也要面临形形色色的考验，诸如“官”念歪曲、渎职腐化、宗旨缺失、贫富差距、发展阻力等，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给精神“补钙”、为思想“提神”，筑牢精神高地，避免信仰滑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越是艰难、艰险，越能检验信仰的虔诚，体现信念的坚定。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是永远不变的政治本色。当前，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正是要通过履行宗旨，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解决好“为谁立命、为谁谋利、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告诫党员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一大”代表有的本身尚末完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入党存有很大的投机心理，因而在革命浪潮的考验中动摇、蜕变。他们的迥异人生说明，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其结果只会是自食其果。
从望志路106号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打开了的大门，就再不会关上。而对于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这是一扇意味着永恒考验的大门。
责任编辑 马玥
建党95周年前夕，笔者再次漫步上海兴业路，荡舟嘉兴南湖，瞻仰会址，参观红船，从13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进退沉浮的命运中重温历史，思索末来。
波涛汹涌浪淘沙
这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聚会。
1921年，“十里洋场”的上海风云际会。7月23日，在当年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东代表陈公博，海外代表周佛海和陈独秀特派代表包惠僧，13位口音、年龄、衣着不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遗憾的是，当年参加“一大”的13位马克思主义开门弟子，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毛泽东、董必武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两位是一起参加“一大”，又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一大”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成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走完了他83岁的奋斗人生。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和见证人之一，历任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1975年4月2日去世，享年90岁。
王尽美英年病逝撼后人。王盡美在“一大”后，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他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积极发展组织，组织民众演讲，宣传革命真理。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积劳成疾逝世。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在“一大”召开以后，因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但他没有放弃马列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地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并枪决。李达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因同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他宣布脱党。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办校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76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何叔衡“一大”以后在湖南从事党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在从江西转移到福建省长汀县时，与敌相遇，为不落敌手，毅然跳崖，壮烈牺牲。邓恩铭是13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28年底，被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陈潭秋在“一大”以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35年，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1926年，刘仁静受党派遣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1929年，学习结束回国途中突然转道土耳其，拜见托沦茨基。因受托派思想影响，回国后即投入陈独秀门下，被党除名。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后被安排在北师大和人民出版社工作。198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因车祸去世。包惠僧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44年，在国民党机关任职。后因看透黑暗，终不得志，便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49年10月，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后百感交集，彻夜难眠，提笔给周恩来发报。后周恩来派人将他全家接回大陆。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故。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陈公博在“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后，在国民党担任要职。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一号“汉奸魁首”。1946年4月5日，被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旅日代表周佛海是唯一一个从境外赶来参加“一大”的代表。“一大”结束后，回日本考入京都大学，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打得火热，踏上反共道路。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作为“一大”会议的主持者，张国焘在1935年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抗中央路线，拒绝北上，另立中央。1938年初，只身投靠国民党，从事反共活动。1949年，又逃往香港，后移居加拿大，客死他乡。
“红船精神”载史册
95年风雨征程，经历命运沉浮的13位“一大”代表都已作古，但他们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永远不会磨灭。
作为探索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先行者，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组织和开展活动，召开“一大”，并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具有石破天惊的作用，昭示苦难的中国劳苦大众从此有了自己的政党和领导核心。
作为最先觉醒的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对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研究和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中国的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作为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代表，他们在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决议，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鲜明的观点，对于党的建设和共和国的建设发展，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从上海石库门开始，到转移至嘉兴南湖结束的“一大”会议，他们不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还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把散落在各地的党的基层组织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政党。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正确的领航者。
时隔80多年，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带领省委中心组成员来到南湖，学历史、忆当年、话改革。同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长篇文章，总结提练出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红船精神”。
成败得失启后人
13位“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对于当今中国、当代人们，对于全党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可谓是一本难得的历史教科书。他们的进退沉浮，成败得失，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民族至上，人民为重是共产党人永不改变的唯一宗旨。革命道路充满艰难，胜利最终属于那些自觉肩负人民的希望，并不畏艰辛的人。事实说明，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必须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自己的行为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利益，并为之而奋斗，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急流险滩，不致于迷失前进方向。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精神‘缺钙’得‘软骨病’。”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是考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上不可避免地也要面临形形色色的考验，诸如“官”念歪曲、渎职腐化、宗旨缺失、贫富差距、发展阻力等，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给精神“补钙”、为思想“提神”，筑牢精神高地，避免信仰滑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越是艰难、艰险，越能检验信仰的虔诚，体现信念的坚定。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是永远不变的政治本色。当前，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正是要通过履行宗旨，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解决好“为谁立命、为谁谋利、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告诫党员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
“一大”代表有的本身尚末完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入党存有很大的投机心理，因而在革命浪潮的考验中动摇、蜕变。他们的迥异人生说明，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甚至是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前途同样是光明的。相反，知错不改，或者是以感情代替理智，坚持一意孤行，其结果只会是自食其果。
从望志路106号到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打开了的大门，就再不会关上。而对于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这是一扇意味着永恒考验的大门。
责任编辑 马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