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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以1％以上的增长率，获得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在漂流状态，实现不了彻底的城市化。
各种迹象已经显示了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各种苗头。通俗地说，“半城市化”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一样，是一种分离的现象，换言之，是指农村人口虽然进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市民)的现象，没有与城市社会实现充分的整合。
就业非正规化
在我国现有的三类非正规群体中，农村流动人口是最大的群体，其他两类是城镇下岗工人和原先一直处于体制外就业的居民(最早是个体工商户、小商小贩等)。2000年中国有1.2251亿非正规就业人员，其中1.134亿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来的。从城乡分布来看，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多数，达7046万，其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达6135万。与其他两类人群相比，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处境更为恶劣，他们从事其他两类所不愿干的脏、累、差、重、险等工作，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工作中的贫穷者”。
他们的非正规就业具有这样的特点：难以受到法律和制度保护，劳动纠纷解决起来难度大、代价高等；收入都很低，是城市中的“工作中的贫穷者”；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正常的休息得不到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就业不稳定，而且缺乏职业经历累计的保证，变换一次工作，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开始，先前的工作虽然使他们获得了磨练，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并不能作为其在其他企业获得晋升、向上流动的基础，事实却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很快就失去了优势。
居住边缘化
农村流动人口是我国城市低租金、非正式的房屋租赁市场的最大主顾，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由于就业和生活不稳定，他们不讲究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躲雨就可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城郊结合部，或市区一些简陋的房子，或者就住在企业、工地为他们搭建的简易房。企业和工地宿舍条件比外面居住条件更差，十多个人乃至几十个人拥挤在有限的空间里，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
“城中村”是农村流动人口最为集中居住的地方，成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在大多数“城中村”，外来人口数量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原村民。据深圳有关部门估计，深圳当前950万外来人口，大约有700万居住在“城中村”。深圳一个400户的“城中村”，本地村民只有2000多人，可是外来人口达8万多，后者是前者的40倍之多。我们在“城中村”看到，一方面流动人口使“城中村”变得繁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却离不开“城中村”，不少进城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低的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城中村”，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城中村”显现出“贫民窟”迹象。
生活“孤岛化”
完整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进城就业，更意味着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着城市生活方式。但是，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却生活在与城市隔离的“孤岛”中。
与城市居民过着稳定的生活，有稳定的、可观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全家人都在一起，孩子享受了城市教育等不同，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过着居无定所、家人分离、孩子不能享受城市教育等非正常化的生活。其中最不正常的是不少农村流动人口没办法过上家庭生活，他们中的不少人过着单身生活，特别是已婚的农村流动人口忍受着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
他们基本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什么来往，缺少公共生活空间，或者没有时间享受公共空间，或者没有能力去享受。我们看到，尽管城市公共生活空间日新月异，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博物馆、科技馆、电影院、风景名胜区，乃至不断改进的街景等等，如此多的公共空间跟农村流动人口生活离得很远。
由于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无法像城市居民那样生活，他们就生活在自己的群体中，仍然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说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化解城市排挤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困难，比如居住困难、精神困难、救助困难等等。
社会形象“妖魔化”
一直以来，城市社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评价都不是很好。最初，城市社会说他们是“盲流”，后来称其为“打工仔”、“打工妹”。歧视性的叫法折射出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心态，最初是绝对排斥，到现在陷入了二难困境：一方面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和劳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长期待在城市，仍然以居高临下甚至鄙视的目光看待农村流动人口，甚至以妖魔化的手段损害他们的社会形象，从而为排斥他们寻找所谓合理的借口。
城市社会从三个层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进行妖魔化。第一是在社会秩序上，指责农村流动人口是“乱源”；第二是在就业资源享用上，指责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争利”；第三个层面是在道德上指责他们“素质低，修养差”。
发展机会在弱化
目前，只有9.1％的农民工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不少城市已经考虑为了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要集中发展高新技术，而且还要拆除“城中村”。在可预计的将来，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就业机会和空间将会更狭小。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发展机会弱化还体现在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护(特别是社会保障)。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为外来人口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农村流动人口对此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问题在于这样的保障体系不但不能为他们提供社会保护，相反却增大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发展能力，不是一日之功，一个重要渠道是让他们的子女跟城市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条件和机会。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本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公立学校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严重的歧视；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连续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限制，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断断续续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学习水平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和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厌烦的情绪；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现出非常歧视的态度。
对“半城市化”的思考
与过去不让农村人口进城相比，“半城市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把他们的现状与20多年前他们父辈们的情况相比较，他们对不公平现状有更多的感受和意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增加，对社会越来越不认同，对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越来越敏感，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和报复性。这正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隐患。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试图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对待，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和调整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因此，遭遇到重重阻碍，连酝酿近10年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遭遇挫折，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地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这项制度。体制层面上的这些问题，透过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使得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开始失去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有越来越多的因素综合地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责任编辑 姜 冰
各种迹象已经显示了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各种苗头。通俗地说，“半城市化”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一样，是一种分离的现象，换言之，是指农村人口虽然进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市民)的现象，没有与城市社会实现充分的整合。
就业非正规化
在我国现有的三类非正规群体中，农村流动人口是最大的群体，其他两类是城镇下岗工人和原先一直处于体制外就业的居民(最早是个体工商户、小商小贩等)。2000年中国有1.2251亿非正规就业人员，其中1.134亿是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过来的。从城乡分布来看，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占多数，达7046万，其中农村转移劳动力达6135万。与其他两类人群相比，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处境更为恶劣，他们从事其他两类所不愿干的脏、累、差、重、险等工作，被人们称之为城市“工作中的贫穷者”。
他们的非正规就业具有这样的特点：难以受到法律和制度保护，劳动纠纷解决起来难度大、代价高等；收入都很低，是城市中的“工作中的贫穷者”；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正常的休息得不到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就业不稳定，而且缺乏职业经历累计的保证，变换一次工作，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开始，先前的工作虽然使他们获得了磨练，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并不能作为其在其他企业获得晋升、向上流动的基础，事实却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很快就失去了优势。
居住边缘化
农村流动人口是我国城市低租金、非正式的房屋租赁市场的最大主顾，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由于就业和生活不稳定，他们不讲究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躲雨就可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城郊结合部，或市区一些简陋的房子，或者就住在企业、工地为他们搭建的简易房。企业和工地宿舍条件比外面居住条件更差，十多个人乃至几十个人拥挤在有限的空间里，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
“城中村”是农村流动人口最为集中居住的地方，成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在大多数“城中村”，外来人口数量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原村民。据深圳有关部门估计，深圳当前950万外来人口，大约有700万居住在“城中村”。深圳一个400户的“城中村”，本地村民只有2000多人，可是外来人口达8万多，后者是前者的40倍之多。我们在“城中村”看到，一方面流动人口使“城中村”变得繁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却离不开“城中村”，不少进城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低的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城中村”，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城中村”显现出“贫民窟”迹象。
生活“孤岛化”
完整的城市化不仅意味着进城就业，更意味着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着城市生活方式。但是，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却生活在与城市隔离的“孤岛”中。
与城市居民过着稳定的生活，有稳定的、可观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全家人都在一起，孩子享受了城市教育等不同，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过着居无定所、家人分离、孩子不能享受城市教育等非正常化的生活。其中最不正常的是不少农村流动人口没办法过上家庭生活，他们中的不少人过着单身生活，特别是已婚的农村流动人口忍受着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
他们基本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什么来往，缺少公共生活空间，或者没有时间享受公共空间，或者没有能力去享受。我们看到，尽管城市公共生活空间日新月异，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博物馆、科技馆、电影院、风景名胜区，乃至不断改进的街景等等，如此多的公共空间跟农村流动人口生活离得很远。
由于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无法像城市居民那样生活，他们就生活在自己的群体中，仍然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说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化解城市排挤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困难，比如居住困难、精神困难、救助困难等等。
社会形象“妖魔化”
一直以来，城市社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评价都不是很好。最初，城市社会说他们是“盲流”，后来称其为“打工仔”、“打工妹”。歧视性的叫法折射出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心态，最初是绝对排斥，到现在陷入了二难困境：一方面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和劳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他们长期待在城市，仍然以居高临下甚至鄙视的目光看待农村流动人口，甚至以妖魔化的手段损害他们的社会形象，从而为排斥他们寻找所谓合理的借口。
城市社会从三个层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进行妖魔化。第一是在社会秩序上，指责农村流动人口是“乱源”；第二是在就业资源享用上，指责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争利”；第三个层面是在道德上指责他们“素质低，修养差”。
发展机会在弱化
目前，只有9.1％的农民工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不少城市已经考虑为了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要集中发展高新技术，而且还要拆除“城中村”。在可预计的将来，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就业机会和空间将会更狭小。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发展机会弱化还体现在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护(特别是社会保障)。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为外来人口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农村流动人口对此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问题在于这样的保障体系不但不能为他们提供社会保护，相反却增大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发展能力，不是一日之功，一个重要渠道是让他们的子女跟城市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条件和机会。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本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公立学校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严重的歧视；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连续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限制，他们的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断断续续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学习水平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和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厌烦的情绪；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现出非常歧视的态度。
对“半城市化”的思考
与过去不让农村人口进城相比，“半城市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把他们的现状与20多年前他们父辈们的情况相比较，他们对不公平现状有更多的感受和意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增加，对社会越来越不认同，对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越来越敏感，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和报复性。这正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隐患。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试图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对待，但是，由于这种改革和调整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因此，遭遇到重重阻碍，连酝酿近10年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遭遇挫折，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地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这项制度。体制层面上的这些问题，透过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使得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开始失去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有越来越多的因素综合地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向彻底城市化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责任编辑 姜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