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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生日之际，从哲学上梳理与反思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就是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的政党，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因、特质和品格。
可以从多维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基因、品质和品格来审视。这个角度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通过道路、路径以实现奋斗目标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目标既有眼前的，更有长远的，其中的长远目标往往是宏大的，如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强起来”。然而，由于我们在客观上面临着社会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在主观上面临着某些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认知水平、思想境界、精神状态、能力素养、工作作风、担当精神和领导水平还不是很高很强，再加上一些敌对势力的百般阻扰，就会导致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历经坎坷、曲折和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艰难险阻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面临一定曲折。党的“一大”本来在上海召开，后因出现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让大家感到危险就在眼前，就迫不得已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召开。
从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国共合作也遭到了破产。
从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大围剿。前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屡战失利，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苏区日渐缩小。尤其是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一开始，红军就因湘江战役而损失惨重，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长征路上，一边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轰炸，一边是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一边是爬雪山过草地且饿着肚子。真可谓历经坎坷、曲折、困境和磨难。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十三年，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年的延安时期。在延安不长时间，也就是1937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八年抗战，可谓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艰难困苦、艰难险阻的场景和磨难中走出来的，但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遇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主要是国内仍存在着一部分反对势力危害社会治安，台湾方面对新中国具有政治压力，国际地位得不到广泛认可，外交关系薄弱;经济上主要是基础工商业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很多关键性工厂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生产，一些资本家在各地扰乱市场，打价格战。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又参加抗美援朝。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又进行了“一化三改造”。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出现了不顾当时农业生产物质技术极为薄弱、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实际，盲目地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行动，农业合作化搞得过快过急过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使长官意志盛行，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以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留下了隐患。
1957年至1965年间，不仅有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有苏联专家、技术和项目的撤出，而且党内不良作风问题也较为严重。
1966至1976年，在我国又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其重大损失世人可见。
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又遭遇各种各样的抵触，尤其是“左”的倾向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又遇到了“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以后，我们也遭遇了諸如“南海问题”“香港占中”“修例风波”“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
然而，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反而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并逐渐强大起来了。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中不断锻造出来的优秀品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所遭遇的风险挑战，与以往我们党所遭遇的风险挑战相比，具有六大特点：一是难以预测，极其罕见。往往出乎人们意料，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人们称之为“黑天鹅事件”或“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二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人们称之为“灰犀牛事件”;三是多且快，风险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无处不有，随时可能发生，处处可能发生，让人始料未及;四是具有不确定性，许多风险是在不确定的场景和情况中发生的，让人无法捉摸;五是毁灭性大，当今所发生的风险，多是大风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毁灭性，严重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六是金融、文化、军事、生物、生态、国家主权领域所发生的风险在增多。然而我们相信，由于我们党具有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的特质和品格，最终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因、特质和品格。之所以如此，这在本源上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常常遇到的“宏大目标和曲折道路的矛盾关系”。
中国共产党99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的历史
可以从多维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基因、品质和品格来审视。这个角度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通过道路、路径以实现奋斗目标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目标既有眼前的，更有长远的，其中的长远目标往往是宏大的，如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强起来”。然而，由于我们在客观上面临着社会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在主观上面临着某些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认知水平、思想境界、精神状态、能力素养、工作作风、担当精神和领导水平还不是很高很强，再加上一些敌对势力的百般阻扰，就会导致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历经坎坷、曲折和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艰难险阻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面临一定曲折。党的“一大”本来在上海召开，后因出现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让大家感到危险就在眼前，就迫不得已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召开。
从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国共合作也遭到了破产。
从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五次大围剿。前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屡战失利，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苏区日渐缩小。尤其是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一开始，红军就因湘江战役而损失惨重，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长征路上，一边是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轰炸，一边是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一边是爬雪山过草地且饿着肚子。真可谓历经坎坷、曲折、困境和磨难。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十三年，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年的延安时期。在延安不长时间，也就是1937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八年抗战，可谓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取得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艰难困苦、艰难险阻的场景和磨难中走出来的，但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遇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主要是国内仍存在着一部分反对势力危害社会治安，台湾方面对新中国具有政治压力，国际地位得不到广泛认可，外交关系薄弱;经济上主要是基础工商业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很多关键性工厂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生产，一些资本家在各地扰乱市场，打价格战。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又参加抗美援朝。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又进行了“一化三改造”。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出现了不顾当时农业生产物质技术极为薄弱、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实际，盲目地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行动，农业合作化搞得过快过急过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使长官意志盛行，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以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留下了隐患。
1957年至1965年间，不仅有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有苏联专家、技术和项目的撤出，而且党内不良作风问题也较为严重。
1966至1976年，在我国又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其重大损失世人可见。
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又遭遇各种各样的抵触，尤其是“左”的倾向干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又遇到了“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以后，我们也遭遇了諸如“南海问题”“香港占中”“修例风波”“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
然而，面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反而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并逐渐强大起来了。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中不断锻造出来的优秀品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所遭遇的风险挑战，与以往我们党所遭遇的风险挑战相比，具有六大特点：一是难以预测，极其罕见。往往出乎人们意料，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人们称之为“黑天鹅事件”或“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二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人们称之为“灰犀牛事件”;三是多且快，风险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无处不有，随时可能发生，处处可能发生，让人始料未及;四是具有不确定性，许多风险是在不确定的场景和情况中发生的，让人无法捉摸;五是毁灭性大，当今所发生的风险，多是大风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毁灭性，严重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六是金融、文化、军事、生物、生态、国家主权领域所发生的风险在增多。然而我们相信，由于我们党具有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的特质和品格，最终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中国共产党具有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的基因、特质和品格
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越险越进、勇于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因、特质和品格。之所以如此，这在本源上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常常遇到的“宏大目标和曲折道路的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