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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抗战著名英烈，是新四军在作战中牺牲的第一个团职领导干部。他牺牲的噩耗传开后，周恩来挥泪写下悼文称他的牺牲“代表了一年来新四军无数英勇烈士的牺牲，代表了新四军高级干部奋斗牺牲的领导精神，更代表了多年奋斗至死不息的革命者的意志，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陈毅也亲自为他撰写悼文：“……茅山的风雪，长江的波涛，江南数万同胞的怒吼，都在追悼我们的抗战英雄肖同志的死去，都在准备着向敌寇复仇……”
他就是新四军模范政工肖国生。
“文攻”高枧
1916年5月出生于浏阳淳口杨柳村的肖国生，14岁加入浏阳赤卫第六师，15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鄂赣独立师宣传员、宣传队长、红军第六师政治部秘书。1934年，由于在著名的太沅桥战斗中不幸脚部负重伤致残，没能参加红军主力长征，后被调任少共湘鄂赣西北特委宣传部长，继而调任少共湘鄂赣省委青年部长。1935年，任红军第十六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此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损失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重新组建起来，宣传部门的任务相当繁重。当时，修水、武宁、崇阳、通山等地有大小不一的苏区，而中间有一个高枧地区却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为了使这几块苏区连成一片，红十六师奉命攻打高枧。经过侦察和判断，由于敌我力量较悬殊，师指挥所决定采取武打和“文攻”相结合的办法，而将“文攻”的任务交给肖国生及师宣传科去完成。
在高枧，敌人依山修了一个大碉堡，驻有一个保安中队，在碉堡不远处的古岭驻有国民党第一○五师的一部。肖国生按照“文攻”的预定计划，带领部分宣传队员，冒着危险，深入高枧地区群众中作调查，了解敌碉堡保安中队士兵的亲属情况。他不分白天黑夜地走村串寨，给这些士兵的亲属耐心地做宣传说服工作，动员他们参加“劝降”的喊话队。同时，他了解到敌一○五师是东北部队，于是又动员附近学校的进步教师和青年人，临时组成一支歌唱宣传队，学唱东北流亡歌曲。
在朦胧夜色中，红十六师按预定作战方案，用少量部队包围了高枧碉堡，而主力却埋伏在高枧通往崇阳古岭的大道两侧，在一个山凹地区设伏，布置一个“口袋”。为了引出古岭的敌军，包围碉堡的红军和参加喊话队的群众，大造声势，喊声震天。果真，古岭敌一○五师的一个加强连，快速地向高枧赶来，欲解碉堡之围。这个连一头钻进了红军的“口袋”，遭到猛烈的攻击，敌军像瞎眼的苍蝇到处乱窜。这时，随我主力部队埋伏在山上的肖国生，指挥宣传队员大声喊话：“中国人不应该互相残杀，我们的子弹要留着打日本鬼子！”接着，山上的歌唱宣传队唱起悲壮的《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等东北歌曲，他们越唱越有劲，不但歌声嘹亮，而且唱得十分悲壮动人。唱着，唱着，东北兵的枪声渐渐稀疏了，肖国生又带领宣传队员喊话，提出与敌连长谈判。大部分东北士兵在红军爱国思想的感召下，纷纷举枪投降，少数顽固的家伙被缴了械。这时，高枧方向被围困在碉堡里的保安中队士兵，在其亲属的喊话动员下，决心投诚，碉堡不攻自破。这一仗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肖国生受到了师部的嘉奖。
勇战瘟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肖国生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任宣传股长；1938年春，他告别新婚的妻子，东进杀敌，后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6月，他随陈毅司令员及其部队抵达苏南茅山地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二团来到江苏茅山不久，丹阳、镇江以南，句容以东及东北面，金坛以西以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瘟疫——霍乱。霍乱从几十个村庄逐步蔓延到几百个村庄。部队为保持战斗力，撤出了瘟疫流行区。但是人民群众是撤不走的。瘟疫最严重的地区，二三十户的小村子一天要死十来个人，上百户人家的大村庄，一天要死二三十个人。蔓延的瘟疫像火一样，燃烧在二团党委同志的心头。人民群众有了大灾难，人民子弟兵岂能袖手旁观？团党委决定：尽最大努力，派团医工、群工队进驻霍乱瘟疫流行区，由团特派员罗斌、团卫生队队长徐金元两位同志带队前往。肖国生主动向团党委提出要求，由他親自带队前往。开始，刘培善政委、张正坤团长都不同意，说团里有许多工作离不开他。肖国生再三提出要求，执意要去。他说：“我去虽然在业务上不如罗斌、徐金元两位同志，但我可以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为他们分担子，让他们更专心地做救护工作，多救一个是一个啊！”肖国生说得情真意切，终于获得批准。
肖国生带着两个工作队进驻瘟疫流行区以后，首先发动群众土洋结合对抗瘟疫，治疗时中药西药一起上，千方百计控制瘟疫的流行。这里的群众对瘟疫造成的灾难束手无策，整天整夜跪在大门口烧香求神，或跪在灶台旁求灶老爷请玉皇大帝把霍乱瘟疫收回去。至于病人，有的躺在那里哼叫，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已经死去。医工队、群工队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都是一片哭声。死人之多，有时竟找不到人抬出去埋。有的村特别严重，100多户人家，近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三百人。肖国生带领医工队、群工队，日日夜夜奋战在村村镇镇、家家户户。他们为病人清洗肠胃，擦身子。西药用完了，就用草药结合土办法治。找不到人抬死人，群工队、医工队就自己抬。在二十几个日日夜夜，这支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之中，不断有同志被传染，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但是，没有人畏缩。在他们看来，打击敌人和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人民子弟兵义无反顾的职责！在医工队、群工队的努力下，霍乱终于被控制住了。人民群众此时才相信，求神灵确实没有用。瘟神被赶走了！然而，二团140余人的救援队伍，回来时只剩下81人。肖国生回团部时，瘦成了皮包骨头，当他出现在同志们的面前时，战友们好半天才认出他。
这件事，在茅山地区越传越远，人们说：“共产党、新四军真是人民的救命恩人！”
独访纪宅
1938年6月，新四军一支队进入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敌后地区。为了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根据支队统一部署，肖国生率政治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特别对当地有影响、有名望的人士作详细的了解。 当时，茅山地区有个茅麓茶叶公司，经理纪振纲是个喝过“洋墨水”、有头脑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为了保住自己20年来经营积累的巨额资产，从国民党散兵中收容了200多人枪，组成一支自卫队。他在茅山地区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日军叫他去金坛当县长，他派个亲信去顶替；国民党请他当专员，他借故推脱。他谁也不得罪，想靠中间路线来保住自己，但事与愿违，他的茶庄经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茶叶在国际市场也受日商排挤。他对自己采取的中间路线开始动摇，与日寇的矛盾在日益加深。新四军来后，他虽然得知新四军纪律严明，爱护民众，多次战斗获胜，但总觉得他们的武器装备太差，又听说他们以前是红军，心里更加不安，因而对新四军抱着怀疑观望态度。
对纪振纲这样的人物要不要做统战工作？有的同志认为，他是个大资本家，又掌握着较强的自卫武装，且与日寇时有来往，是属顽固派一类的人物。但肖国生却认为，他对日寇和顽军走中间路线，对我军持观望态度，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如果像纪振纲这样的人能参加统一战线，那影响就大了。
可是由谁去做工作？有的同志认为纪振纲有自卫队，我们也应多派些武装人员去。肖国生不同意这样做，说这不是去比实力，而是向人家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他提出由他一人前去即可。支队领导同意肖国生的看法和意见。
听说新四军要来“拜访”，纪振纲坐卧不宁。他作了与新四军拼个你死我活的准备，把自卫队的人马都布置在住处周围，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当家人来报，说只有一个新四军干部前来拜访时，他的心才稍镇静一些，连忙说：“有请！”
肖國生从容不迫，神态自若地走进纪家大厅。纪振纲见来者竟是位20来岁的军人，军装已洗得发白，但新四军臂章却十分醒目，对方那英气勃勃的姿态、炯炯有神的目光，使他不敢轻侮，忙叫人“看茶”。
纪振纲也想试探一下新四军对他的态度，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肖国生一一作了回答，并反复说明自己的来意，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提出“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以民族生死存亡的前途为重，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纪振纲见肖国生谈吐不凡，不由得渐生敬意。
“日军装备优良，到处设有据点，贵军要克敌制胜，有何打算？”纪振纲婉转地说出了心中的主要顾虑。
肖国生早已料到对方的想法，便胸有成竹地答道：“日军的武器装备是比我军强，但他们是侵略者，民众恨之入骨。我军是反抗侵略的，得到人民的拥护。侵略者没有民众支持，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就会到处挨打。而我们积小胜为大胜，装备也会逐渐加强，最后必将彻底战胜日寇！”
纪振纲听了，内心很佩服这位年轻军人，初步改变了态度。以后，肖国生和其他同志继续做纪振纲的工作，纪振纲彻底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和新四军合作，团结抗日。
1938年7月7日，新四军一支队在宝埝召开了四县（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纪振纲也应邀出席。当见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后，他对陈毅的谈吐风趣、博学多才、雍容大度以及待人以诚的作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联想到他与肖国生等人的交谈，禁不住连声说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真了不起！”会上，陈毅司令员作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接着，大会商讨成立了四县抗敌总会，选举纪振纲为总会主任，各县设立分会。抗敌总会和分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共苏南特委的战地服务团做好抗日爱国的统战工作。抗敌会后来发展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组织。纪振纲主动将200多人枪交给新四军，还陆续给新四军捐赠了大批棉花、药品和医疗器械。在他的带动下，各地民众掀起了拥护和支援新四军的热潮。
与此同时，肖国生发扬我军善于发动群众的传统，培训部分干部战士去各地农村做群众工作，很快将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成立起来。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些群众组织，肖国生请示支队领导后，又主持开办了各群众组织干部短期训练班，学习内容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如何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等。青抗会干部还增加一门军事课，学习开展指挥游击战的知识。训练班办了3期，干部们的学习情绪很高，收效较好，对促进群众组织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加强了对敌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比如，这些群众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活动，特别是农抗会和青抗会带动成千上万的民众积极参加，场面十分壮观动人。陈毅在《江南抗战之春》中写道：“成群结队的人遍野川流而来，远远望去，好像无数散兵线向着同一目标前进。他们锄头飞舞，碎石乱掷……”丹阳至句容的公路，破坏得最为彻底，日军长期不能通车，气得暴跳如雷。
为了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肖国生也花费了不少心血。随着青抗会的人数和枪支不断增加，肖国生和战地服务团协助各县抗敌分会，适时成立了民众自己的抗日武装——抗敌自卫团。他们开展了打击敌伪税卡和锄奸防特的活动，还协助新四军搞侦察、运输以及战场救护等工作。肖国生总是抽出时间到自卫团具体指导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军事技术。这些民众的抗日武装，在我党的领导下，配合新四军粉碎日寇的“扫荡”，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他就是新四军模范政工肖国生。
“文攻”高枧
1916年5月出生于浏阳淳口杨柳村的肖国生，14岁加入浏阳赤卫第六师，15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鄂赣独立师宣传员、宣传队长、红军第六师政治部秘书。1934年，由于在著名的太沅桥战斗中不幸脚部负重伤致残，没能参加红军主力长征，后被调任少共湘鄂赣西北特委宣传部长，继而调任少共湘鄂赣省委青年部长。1935年，任红军第十六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此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损失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重新组建起来，宣传部门的任务相当繁重。当时，修水、武宁、崇阳、通山等地有大小不一的苏区，而中间有一个高枧地区却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为了使这几块苏区连成一片，红十六师奉命攻打高枧。经过侦察和判断，由于敌我力量较悬殊，师指挥所决定采取武打和“文攻”相结合的办法，而将“文攻”的任务交给肖国生及师宣传科去完成。
在高枧，敌人依山修了一个大碉堡，驻有一个保安中队，在碉堡不远处的古岭驻有国民党第一○五师的一部。肖国生按照“文攻”的预定计划，带领部分宣传队员，冒着危险，深入高枧地区群众中作调查，了解敌碉堡保安中队士兵的亲属情况。他不分白天黑夜地走村串寨，给这些士兵的亲属耐心地做宣传说服工作，动员他们参加“劝降”的喊话队。同时，他了解到敌一○五师是东北部队，于是又动员附近学校的进步教师和青年人，临时组成一支歌唱宣传队，学唱东北流亡歌曲。
在朦胧夜色中，红十六师按预定作战方案，用少量部队包围了高枧碉堡，而主力却埋伏在高枧通往崇阳古岭的大道两侧，在一个山凹地区设伏，布置一个“口袋”。为了引出古岭的敌军，包围碉堡的红军和参加喊话队的群众，大造声势，喊声震天。果真，古岭敌一○五师的一个加强连，快速地向高枧赶来，欲解碉堡之围。这个连一头钻进了红军的“口袋”，遭到猛烈的攻击，敌军像瞎眼的苍蝇到处乱窜。这时，随我主力部队埋伏在山上的肖国生，指挥宣传队员大声喊话：“中国人不应该互相残杀，我们的子弹要留着打日本鬼子！”接着，山上的歌唱宣传队唱起悲壮的《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等东北歌曲，他们越唱越有劲，不但歌声嘹亮，而且唱得十分悲壮动人。唱着，唱着，东北兵的枪声渐渐稀疏了，肖国生又带领宣传队员喊话，提出与敌连长谈判。大部分东北士兵在红军爱国思想的感召下，纷纷举枪投降，少数顽固的家伙被缴了械。这时，高枧方向被围困在碉堡里的保安中队士兵，在其亲属的喊话动员下，决心投诚，碉堡不攻自破。这一仗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肖国生受到了师部的嘉奖。
勇战瘟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肖国生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任宣传股长；1938年春，他告别新婚的妻子，东进杀敌，后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6月，他随陈毅司令员及其部队抵达苏南茅山地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二团来到江苏茅山不久，丹阳、镇江以南，句容以东及东北面，金坛以西以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瘟疫——霍乱。霍乱从几十个村庄逐步蔓延到几百个村庄。部队为保持战斗力，撤出了瘟疫流行区。但是人民群众是撤不走的。瘟疫最严重的地区，二三十户的小村子一天要死十来个人，上百户人家的大村庄，一天要死二三十个人。蔓延的瘟疫像火一样，燃烧在二团党委同志的心头。人民群众有了大灾难，人民子弟兵岂能袖手旁观？团党委决定：尽最大努力，派团医工、群工队进驻霍乱瘟疫流行区，由团特派员罗斌、团卫生队队长徐金元两位同志带队前往。肖国生主动向团党委提出要求，由他親自带队前往。开始，刘培善政委、张正坤团长都不同意，说团里有许多工作离不开他。肖国生再三提出要求，执意要去。他说：“我去虽然在业务上不如罗斌、徐金元两位同志，但我可以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为他们分担子，让他们更专心地做救护工作，多救一个是一个啊！”肖国生说得情真意切，终于获得批准。
肖国生带着两个工作队进驻瘟疫流行区以后，首先发动群众土洋结合对抗瘟疫，治疗时中药西药一起上，千方百计控制瘟疫的流行。这里的群众对瘟疫造成的灾难束手无策，整天整夜跪在大门口烧香求神，或跪在灶台旁求灶老爷请玉皇大帝把霍乱瘟疫收回去。至于病人，有的躺在那里哼叫，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已经死去。医工队、群工队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都是一片哭声。死人之多，有时竟找不到人抬出去埋。有的村特别严重，100多户人家，近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三百人。肖国生带领医工队、群工队，日日夜夜奋战在村村镇镇、家家户户。他们为病人清洗肠胃，擦身子。西药用完了，就用草药结合土办法治。找不到人抬死人，群工队、医工队就自己抬。在二十几个日日夜夜，这支肩负特殊任务的队伍之中，不断有同志被传染，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但是，没有人畏缩。在他们看来，打击敌人和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人民子弟兵义无反顾的职责！在医工队、群工队的努力下，霍乱终于被控制住了。人民群众此时才相信，求神灵确实没有用。瘟神被赶走了！然而，二团140余人的救援队伍，回来时只剩下81人。肖国生回团部时，瘦成了皮包骨头，当他出现在同志们的面前时，战友们好半天才认出他。
这件事，在茅山地区越传越远，人们说：“共产党、新四军真是人民的救命恩人！”
独访纪宅
1938年6月，新四军一支队进入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敌后地区。为了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根据支队统一部署，肖国生率政治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特别对当地有影响、有名望的人士作详细的了解。 当时，茅山地区有个茅麓茶叶公司，经理纪振纲是个喝过“洋墨水”、有头脑的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为了保住自己20年来经营积累的巨额资产，从国民党散兵中收容了200多人枪，组成一支自卫队。他在茅山地区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日军叫他去金坛当县长，他派个亲信去顶替；国民党请他当专员，他借故推脱。他谁也不得罪，想靠中间路线来保住自己，但事与愿违，他的茶庄经常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茶叶在国际市场也受日商排挤。他对自己采取的中间路线开始动摇，与日寇的矛盾在日益加深。新四军来后，他虽然得知新四军纪律严明，爱护民众，多次战斗获胜，但总觉得他们的武器装备太差，又听说他们以前是红军，心里更加不安，因而对新四军抱着怀疑观望态度。
对纪振纲这样的人物要不要做统战工作？有的同志认为，他是个大资本家，又掌握着较强的自卫武装，且与日寇时有来往，是属顽固派一类的人物。但肖国生却认为，他对日寇和顽军走中间路线，对我军持观望态度，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如果像纪振纲这样的人能参加统一战线，那影响就大了。
可是由谁去做工作？有的同志认为纪振纲有自卫队，我们也应多派些武装人员去。肖国生不同意这样做，说这不是去比实力，而是向人家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他提出由他一人前去即可。支队领导同意肖国生的看法和意见。
听说新四军要来“拜访”，纪振纲坐卧不宁。他作了与新四军拼个你死我活的准备，把自卫队的人马都布置在住处周围，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当家人来报，说只有一个新四军干部前来拜访时，他的心才稍镇静一些，连忙说：“有请！”
肖國生从容不迫，神态自若地走进纪家大厅。纪振纲见来者竟是位20来岁的军人，军装已洗得发白，但新四军臂章却十分醒目，对方那英气勃勃的姿态、炯炯有神的目光，使他不敢轻侮，忙叫人“看茶”。
纪振纲也想试探一下新四军对他的态度，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肖国生一一作了回答，并反复说明自己的来意，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提出“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以民族生死存亡的前途为重，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纪振纲见肖国生谈吐不凡，不由得渐生敬意。
“日军装备优良，到处设有据点，贵军要克敌制胜，有何打算？”纪振纲婉转地说出了心中的主要顾虑。
肖国生早已料到对方的想法，便胸有成竹地答道：“日军的武器装备是比我军强，但他们是侵略者，民众恨之入骨。我军是反抗侵略的，得到人民的拥护。侵略者没有民众支持，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就会到处挨打。而我们积小胜为大胜，装备也会逐渐加强，最后必将彻底战胜日寇！”
纪振纲听了，内心很佩服这位年轻军人，初步改变了态度。以后，肖国生和其他同志继续做纪振纲的工作，纪振纲彻底改变了态度，表示愿意和新四军合作，团结抗日。
1938年7月7日，新四军一支队在宝埝召开了四县（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纪振纲也应邀出席。当见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后，他对陈毅的谈吐风趣、博学多才、雍容大度以及待人以诚的作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联想到他与肖国生等人的交谈，禁不住连声说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真了不起！”会上，陈毅司令员作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接着，大会商讨成立了四县抗敌总会，选举纪振纲为总会主任，各县设立分会。抗敌总会和分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共苏南特委的战地服务团做好抗日爱国的统战工作。抗敌会后来发展成为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组织。纪振纲主动将200多人枪交给新四军，还陆续给新四军捐赠了大批棉花、药品和医疗器械。在他的带动下，各地民众掀起了拥护和支援新四军的热潮。
与此同时，肖国生发扬我军善于发动群众的传统，培训部分干部战士去各地农村做群众工作，很快将农抗会、妇抗会和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成立起来。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些群众组织，肖国生请示支队领导后，又主持开办了各群众组织干部短期训练班，学习内容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如何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等。青抗会干部还增加一门军事课，学习开展指挥游击战的知识。训练班办了3期，干部们的学习情绪很高，收效较好，对促进群众组织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加强了对敌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比如，这些群众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活动，特别是农抗会和青抗会带动成千上万的民众积极参加，场面十分壮观动人。陈毅在《江南抗战之春》中写道：“成群结队的人遍野川流而来，远远望去，好像无数散兵线向着同一目标前进。他们锄头飞舞，碎石乱掷……”丹阳至句容的公路，破坏得最为彻底，日军长期不能通车，气得暴跳如雷。
为了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肖国生也花费了不少心血。随着青抗会的人数和枪支不断增加，肖国生和战地服务团协助各县抗敌分会，适时成立了民众自己的抗日武装——抗敌自卫团。他们开展了打击敌伪税卡和锄奸防特的活动，还协助新四军搞侦察、运输以及战场救护等工作。肖国生总是抽出时间到自卫团具体指导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军事技术。这些民众的抗日武装，在我党的领导下，配合新四军粉碎日寇的“扫荡”，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