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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家庭影响、成长环境、所受教育，宋庆龄熟谙中西文化和对外传播的艺术。可以说，她在对外交往中的许多言行都是最好的对外传播。许多外国朋友正是从她的讲话和活动或她的著作中，从与她的书信往来或相互接触中，才认识了中国。她的对外传播实践和经验，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试着把最值得认真学习之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尚盼方家不吝赐教。
使用对方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
1950年5月，宋庆龄在为莫斯科《少年先锋报》所作的《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写道：“我国少年在历史性的阶段中所创立的革命事迹，有许多情形与英勇的苏联少年过去的事迹相似。回想他们在火线前后的自我牺牲和英勇的事迹，使我们联想到‘帖木耳分队’和‘青年近卫军’这两个故事。我们也有我们的‘帖木耳’和‘青年近卫军’，他们也在争取人民所应得的权利斗争中表现了国际主义的勇气。”她还希望国际友人在向他们的人民介绍中国时也能这样做。1968年2月，她就向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教授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真的希望在英国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我确信会有这样的人）。”
头一个例子，说明在对外传播中尽可能寻求和利用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或共性，帮助对方理解我们所要传播的内容；后一个例子则说明，要注意克服跨文化传播的局限性，也就是要使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这便是对外传播的特殊性。
有的放矢 加强针对性
人们常说，对外传播要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指的就是要重视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不同兴趣、不同的接受能力等等。所以，搞好跨文化交流，要知己知彼。知己就是内知国情，包括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知彼就是充分认识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了解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
在这方面，宋庆龄堪称大师。解放前夕，她还在积极争取海外友人对中国人民的福利救济事业提供援助。对提供援助的人来说，他们的援助用于哪些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自然是想了解的。宋庆龄针对他们的兴趣这样回答：“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在本市（按：指上海）开展了一项包括三方面的儿童福利工作，及群众性文化工作，免费医疗和发放救济物资，本市二万三千名最贫困青少年受益。群众性文化班由‘小先生’当教师。‘小先生’是我们福利站文化班培训的，就这样，我们盼望数以百计第一次有机会学文化的青少年，有朝一日也成长为‘小先生’，从而使祖国根本问题之一得到解决。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培训‘小保健员’，帮助医务人员传播卫生基础知识，执行群众疫苗接种和其他医务上预防工作。我们相信培训的少年儿童，将来会成长为未来祖国真正的领导人。”
宋庆龄不止一次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很有针对性的选题，指示编辑记者组织或采写稿件。她并且亲历亲为，所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就某一问题、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读者的需求，也留下了很好的范例。特别是，为了求得最好的效果，她写文章，都是亲自动笔。著名无党派人士程思远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她的书桌上，还摆着自己写的中、英文稿件，这表明她亲自执笔写文章，从不假手于人。她藏书丰富，都由她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办事严谨，大抵如此。”她许多指导《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信件，也是亲笔写的。
有一个例子正可说明加强针对性对提高对外传播实效的重要性。那是1950年秋天，宋庆龄向美国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发表录音讲话。如讲话的题目《新中国的信息》一样，她传播的是国外朋友最感兴趣的新中国的丰富信息，首先是和平和友谊的信息。她这样来加以说明：“我们是一个拥有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当中国人民处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时，你们曾对我们表现了这种力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你们曾是一种经常鼓舞的泉源。现在我们想同样鼓舞着你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超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战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这是中国人民要告诉美国人民的信息。”当时的报道说，那天听讲的有一百多人，新友甚多。录音讲话非常动人，许多代表都为之流泪。
一篇讲话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讲话者本人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因为她知道这些美国朋友想知道新中国的哪些信息，如何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才能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
力戒夸张和吹擂
宋庆龄多次批评在对外报道中夸张、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等不良倾向。如1958年，当“浮夸风”遍及全国的时候，她就《中国建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这个情况应该讲得更明确些。”
宋庆龄本人在对外介绍我国内形势的时候，经常是讲到成就的同时，也不回避问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之风再度兴起的时候。1979年，建国30周年之际，宋庆龄在为《中国建设》写的“致读者”中曾实事求是地指出，30年来，我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制度，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世界和平和进步共同努力。”“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进行合作。”宋庆龄的这篇文章不但真实地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而且可以堪称对外传播的范本。她用自己的實践告诉我们，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既讲成绩，也不回避困难和问题；写文章要有针对性，要考虑到国外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对中国问题的理解能力，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平和友谊则是我们与国外读者之间的共同语言。 用事实说话
1960年，宋庆龄在给《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的信中说：“事实必须摆出来，这样才能弄清情况，维护国家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
宋庆龄是最为了解国外受众的，因此，她在对外宣传中十分强调要力戒空谈，要用事实说话。而她自己的外宣实践，更是处处都闪耀着真实报道的光辉。
她自己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通常没有多少空洞的大道理或者政治口号和说教，因为她最注重事实。比如她1950年6月8日发表于《真理报》的《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在论述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时就这样摆出事实：“中国人民正在签名拥护世界和平。刚从文盲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四川农民，中止劳作而骄傲地把他们的名字签写在和平呼吁书上。上海和东北工厂的工人们，在下工时，集体写下他们对世界和平的热烈愿望。商业界、艺术家和作家、青年和学生——全部渴望加上他们的力量。在每一个村庄，在每一个城市，数千百万的人们，都通过和平宣言发出呼声，要求保卫和平，珍视和平。那是声音的洪流，它成了一条河，并汇合别的河流最后注入海洋，那儿，和平的吼声明确地说明中国人所需的是什么。”
1951年春天，宋庆龄又这样在信中对国外友人谈起国内情况：“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满了大量的建设工作和实现增产方面打破一个又一个纪录的劳动英雄的消息。文化事业也有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高潮…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比以前更漂亮了……与此同時，把现代医疗设备和医疗工作带给人民，这是一项正在广泛开展的工作。制定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有雄心，但它是那样有力地被贯彻执行，以致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今天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仅此二例，就不难看出，宋庆龄在外宣实践中，是多么地注重事实，注重用事实说话。
坚持真实报道
1962年发表的《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是宋庆龄专门为纪念《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而作的。她强调指出：“当《中国建设》出版第十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十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当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这篇文章是宋庆龄对《中国建设》乃至对我国的整个对外宣传工作的传统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她自己的新闻观点的最好阐述。其中的关键词便是“真实报道”、“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为真理效劳”。
使用平实的语言
对外宣传所用的语言应当平实，这也是宋庆龄给后人的又一启示。
请看1955年4月25日她是如何在致国际友人格雷斯的信中表达对他的思念的：“上星期我去就诊，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座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到这里度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在同一封信中，宋庆龄又这样向友人介绍中国福利会当时的工作：“脸颊红通通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地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另一次，她在谈到来访的友人谢伟思时也用了这样的语言：“我已经见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是这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倒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看上去有五十了，体态丰满。”
1977年7月15日，宋庆龄在写给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一位晚辈亲戚的信中，介绍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国内形势。她是这样写的：“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我们这里近年来的动荡不安一一这都是由于一个自大狂妄者和她那一帮人的贪婪恶毒骄兵必败造成的！这些人现在已无权再制造麻烦了。人民痛恨这些人，知道怎样去弥补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不过我总担心你的事情太多，恐怕顾不上了解这里的情况。”口气是这样的委婉，一点也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句句都是实话，可生硬的政治口号一句也没有。
责编：吴奇志
使用对方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
1950年5月，宋庆龄在为莫斯科《少年先锋报》所作的《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写道：“我国少年在历史性的阶段中所创立的革命事迹，有许多情形与英勇的苏联少年过去的事迹相似。回想他们在火线前后的自我牺牲和英勇的事迹，使我们联想到‘帖木耳分队’和‘青年近卫军’这两个故事。我们也有我们的‘帖木耳’和‘青年近卫军’，他们也在争取人民所应得的权利斗争中表现了国际主义的勇气。”她还希望国际友人在向他们的人民介绍中国时也能这样做。1968年2月，她就向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位教授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真的希望在英国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我确信会有这样的人）。”
头一个例子，说明在对外传播中尽可能寻求和利用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或共性，帮助对方理解我们所要传播的内容；后一个例子则说明，要注意克服跨文化传播的局限性，也就是要使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这便是对外传播的特殊性。
有的放矢 加强针对性
人们常说，对外传播要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指的就是要重视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不同兴趣、不同的接受能力等等。所以，搞好跨文化交流，要知己知彼。知己就是内知国情，包括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知彼就是充分认识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了解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
在这方面，宋庆龄堪称大师。解放前夕，她还在积极争取海外友人对中国人民的福利救济事业提供援助。对提供援助的人来说，他们的援助用于哪些领域、发挥了哪些作用，自然是想了解的。宋庆龄针对他们的兴趣这样回答：“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在本市（按：指上海）开展了一项包括三方面的儿童福利工作，及群众性文化工作，免费医疗和发放救济物资，本市二万三千名最贫困青少年受益。群众性文化班由‘小先生’当教师。‘小先生’是我们福利站文化班培训的，就这样，我们盼望数以百计第一次有机会学文化的青少年，有朝一日也成长为‘小先生’，从而使祖国根本问题之一得到解决。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培训‘小保健员’，帮助医务人员传播卫生基础知识，执行群众疫苗接种和其他医务上预防工作。我们相信培训的少年儿童，将来会成长为未来祖国真正的领导人。”
宋庆龄不止一次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很有针对性的选题，指示编辑记者组织或采写稿件。她并且亲历亲为，所撰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就某一问题、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读者的需求，也留下了很好的范例。特别是，为了求得最好的效果，她写文章，都是亲自动笔。著名无党派人士程思远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她的书桌上，还摆着自己写的中、英文稿件，这表明她亲自执笔写文章，从不假手于人。她藏书丰富，都由她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办事严谨，大抵如此。”她许多指导《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信件，也是亲笔写的。
有一个例子正可说明加强针对性对提高对外传播实效的重要性。那是1950年秋天，宋庆龄向美国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发表录音讲话。如讲话的题目《新中国的信息》一样，她传播的是国外朋友最感兴趣的新中国的丰富信息，首先是和平和友谊的信息。她这样来加以说明：“我们是一个拥有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当中国人民处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时，你们曾对我们表现了这种力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你们曾是一种经常鼓舞的泉源。现在我们想同样鼓舞着你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超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战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这是中国人民要告诉美国人民的信息。”当时的报道说，那天听讲的有一百多人，新友甚多。录音讲话非常动人，许多代表都为之流泪。
一篇讲话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讲话者本人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因为她知道这些美国朋友想知道新中国的哪些信息，如何把这些信息告诉他们，才能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
力戒夸张和吹擂
宋庆龄多次批评在对外报道中夸张、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等不良倾向。如1958年，当“浮夸风”遍及全国的时候，她就《中国建设》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读后给我的印象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在福利方面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因为我们还处在建设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这个情况应该讲得更明确些。”
宋庆龄本人在对外介绍我国内形势的时候，经常是讲到成就的同时，也不回避问题，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之风再度兴起的时候。1979年，建国30周年之际，宋庆龄在为《中国建设》写的“致读者”中曾实事求是地指出，30年来，我们的人民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制度，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也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已与一百多个大大小小国家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世界和平和进步共同努力。”“虽然在政治上中国与别国平等了，但在经济、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我们还没有同先进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寻求同一切愿与我们互利合作的人进行合作。”宋庆龄的这篇文章不但真实地传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而且可以堪称对外传播的范本。她用自己的實践告诉我们，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既讲成绩，也不回避困难和问题；写文章要有针对性，要考虑到国外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对中国问题的理解能力，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平和友谊则是我们与国外读者之间的共同语言。 用事实说话
1960年，宋庆龄在给《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的信中说：“事实必须摆出来，这样才能弄清情况，维护国家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
宋庆龄是最为了解国外受众的，因此，她在对外宣传中十分强调要力戒空谈，要用事实说话。而她自己的外宣实践，更是处处都闪耀着真实报道的光辉。
她自己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通常没有多少空洞的大道理或者政治口号和说教，因为她最注重事实。比如她1950年6月8日发表于《真理报》的《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在论述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时就这样摆出事实：“中国人民正在签名拥护世界和平。刚从文盲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四川农民，中止劳作而骄傲地把他们的名字签写在和平呼吁书上。上海和东北工厂的工人们，在下工时，集体写下他们对世界和平的热烈愿望。商业界、艺术家和作家、青年和学生——全部渴望加上他们的力量。在每一个村庄，在每一个城市，数千百万的人们，都通过和平宣言发出呼声，要求保卫和平，珍视和平。那是声音的洪流，它成了一条河，并汇合别的河流最后注入海洋，那儿，和平的吼声明确地说明中国人所需的是什么。”
1951年春天，宋庆龄又这样在信中对国外友人谈起国内情况：“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满了大量的建设工作和实现增产方面打破一个又一个纪录的劳动英雄的消息。文化事业也有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高潮…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比以前更漂亮了……与此同時，把现代医疗设备和医疗工作带给人民，这是一项正在广泛开展的工作。制定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有雄心，但它是那样有力地被贯彻执行，以致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今天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仅此二例，就不难看出，宋庆龄在外宣实践中，是多么地注重事实，注重用事实说话。
坚持真实报道
1962年发表的《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是宋庆龄专门为纪念《中国建设》创刊10周年而作的。她强调指出：“当《中国建设》出版第十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十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当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这篇文章是宋庆龄对《中国建设》乃至对我国的整个对外宣传工作的传统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她自己的新闻观点的最好阐述。其中的关键词便是“真实报道”、“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为真理效劳”。
使用平实的语言
对外宣传所用的语言应当平实，这也是宋庆龄给后人的又一启示。
请看1955年4月25日她是如何在致国际友人格雷斯的信中表达对他的思念的：“上星期我去就诊，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座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到这里度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在同一封信中，宋庆龄又这样向友人介绍中国福利会当时的工作：“脸颊红通通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地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另一次，她在谈到来访的友人谢伟思时也用了这样的语言：“我已经见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是这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倒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看上去有五十了，体态丰满。”
1977年7月15日，宋庆龄在写给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一位晚辈亲戚的信中，介绍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国内形势。她是这样写的：“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我们这里近年来的动荡不安一一这都是由于一个自大狂妄者和她那一帮人的贪婪恶毒骄兵必败造成的！这些人现在已无权再制造麻烦了。人民痛恨这些人，知道怎样去弥补我们所遭受的损失。不过我总担心你的事情太多，恐怕顾不上了解这里的情况。”口气是这样的委婉，一点也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句句都是实话，可生硬的政治口号一句也没有。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