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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温度—安娜伊思·马田摄影作品展”开幕。等嘉宾们说了一大段赞扬的话之后，她接过话筒，语气温和又直接：“摄影就是为了不多说话，为了看。”
安娜是法国人，之前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来自于她的家庭角色——
著名影星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一和霓娜的妈妈
11月初的北京天气微凉，摄影师安娜伊思·马田穿着一件紧身皮衣和一条黑色牛仔裤坐在三影堂院子的草坪上。一阵风来，由绿转黄的树叶簌簌落下，安娜抬头和摄影师说：“现在用胶片机的人不多啦！”几分钟后拍摄完成，安娜抖了抖身上的灰，又语气轻快地说：“这次拍得好快！”她赞赏摄影师的工作，说他干净利落，也不刻意要求她做什么。以前安娜习惯站在照相机后，最近为了“北京地下青年音乐人”的展览，她频繁接受采访，成了其他摄影师镜头中的常客。
“其实要拍到的话，早就拍到啦。”进屋采访之前，安娜这样说。对于冗长的、靠不停按快门取胜的拍摄，她有些厌倦。10月28日下午，“温度——安娜伊思·马田摄影作品展”在三影堂 3画廊开幕。安娜穿着白毛衣站在一堆媒体中间。等嘉宾们说了一大段赞扬的话之后，她接过话筒，语气温和又直接：“摄影就是为了不多说话，为了看。”
安娜是法国人，之前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来自于她的家庭角色——著名影星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一和霓娜的妈妈。她以这些角色上过一些综艺节目、接受过一些采访。那之后她有点害怕。“倒不是恐惧，而是觉得我没做什么，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安娜脱掉鞋子，盘腿坐在沙发上。她更倾向于叙述个人的成长经历，关于她如何读大学，如何来中国，如何与小河、张玮玮等音乐人成为朋友，如何成为摄影师，又如何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拍出大量黑白银盐照片的故事。
2001年2月，出生于法国尼斯的犹太姑娘安娜伊思·马田来到北京学中文。有一天她跟着三位同样热爱文艺的意大利姑娘去三里屯看演出，浩浩汤汤的西北民谣响起时，她颇受震动：“以前没听过这样的啊！”
台下稀稀拉拉坐着几个观众，台上的人却依然忘我陶醉。演出结束后，这个叫作野孩子的乐队告诉安娜们：“我们的根据地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去看看。”
当时的河酒吧是中国地下音乐人的集散地，以诗人周云蓬的话来说，那里有“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野孩子乐队、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等一大批贫穷但率真的年轻人聚合在这里，喝酒、聊天、做一些当时没多少人听的音乐。
“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到后来，常来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周云蓬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河酒吧的氛围。
21岁的安娜很快就成了这纽带上的一环。“外面都是卖羊肉串或者其他东西的小贩，但这个小酒吧好像和这个环境毫无关系。”安娜说，她一走进那间只有20平方米的酒吧就感到无比放松。当时她已经对摄影上瘾，来中国前特地去上了一个半年的摄影课程，并从法国带来了50个胶卷。她给自己设定了作业，每天都要找一个关于北京的拍摄素材。“没有相机我不能出门。”对于安娜来说，探索东方比上课本身要有意思多了——从14岁学中文时起，看到外面的世界就是她的重要志趣。
在1995年的法国高中，大多数同学会选择商业、法律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安娜却并不从众。尽管当时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中文课上还得用毛笔写字，她还是选择了中文。安娜在地理和人文上的全部认知来自于父母的两个朋友。他们半年在法国工作，半年到亚洲旅行，每次回家都会用幻灯片的形式给安娜展示旅途的照片。安娜分不清泰国、越南、印度的区别，可冒险带来的刺激感还是长久地留在了心里。
“第一次感觉世界很大，有各个民族，我们可以通过摄影看到这些东西。”安娜说。她从小生活于只有60万人口的尼斯，每个假期，她和父母最远的旅途就是开车一个半小时去爬山。“所以那对夫妇的照片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為我们其实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当时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而在河酒吧，安娜接触到了那些看上去永远不会和她有交集的音乐人，比如甘肃白银来的张玮玮，比如河北邯郸来的小河。2001年之前，张玮玮的主要经历是从西北小城“逃逸”到北京，从高雅的西洋乐学习者变成一个潦倒的摇滚乐乐手，小河则是当兵、组乐队、到湖南做保洁员、做保安然后和大块头室友打架。他们很少和外国人交流，嘴里偶尔蹦出的几个英文单词都冒着土气。
在张玮玮的回忆中，他们友谊的基础是贫穷。
“都是差不多年纪，二十岁出头没什么钱，只不过他们从西方来，我们从西北来。”张玮玮说安娜第一次到河酒吧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上台敲了一阵像模像样的鼓，还说终于有个可以玩的地方了。”
安娜和她的留学生朋友很快和音乐人们玩到了一起。他们有时在小饭馆里喝酒，有时跑到留学生公寓去聚会。张玮玮记得有一次安娜们还在宿舍的公用厨房给客人们烤了一个简朴的西式蛋糕。他说：“安娜他们特别渴望了解中国，特别渴望在这儿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一种期待，觉得应该和传统的中国人不一样。”
那年7月13日，安娜的交换生生活结束，第二天就要飞回巴黎。在河酒吧门口，她教张玮玮们唱《辛德勒的名单》片尾曲《金色的耶路撒冷》，一句一句地纠正发音。安娜是犹太人，父亲来自摩洛哥，母亲来自阿尔及利亚，两千多年前祖先从以色列迁往北非。
也就在那天夜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鲜花、欢呼和歌声。张玮玮们把安娜送上回校的公交车后，迅速淹没在人群中。他们也在唱，唱的是安娜教给他们的《金色的耶路撒冷》。
2001年的时代图景注定是开放的。那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尼斯，中国文化的触角也掀起了微小震荡。安娜回去后不久，就得到了一份独特的工作。
当时尼斯要举办一个摄影展，展出13位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既懂中文又通摄影的安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活动的协调工作。“一下子接触了很多很棒的摄影师，收获太大了。”安娜说。更棒的是，她得到了第一次举办个人摄影展的机会——除了主要展览单元，主办方为年轻摄影师开放了一个次要单元的窗口。安娜之前在中国拍了六个月的照片，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那一整个夏天，她都在暗房冲洗照片：中国乡村的房屋、上海胡同的晾衣架、乱七八糟的旧货市场……虽然这些符合西方想象的、标签式的图片现在能在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画册中找到，但在2000年初的尼斯，它们依然充满吸引力。
这个展览不仅使安娜步入摄影师的行列，也帮她获得了重返中国的机会——一家法国图片社为她提供了一个常驻北京的摄影师职位。
2002年年初，安娜回到北京，办公地点就在河酒吧所在的三里屯。刚回去一两天，她就迫不及待去看河酒吧还在不在——那时候的地下音乐人生活没有保障，四处漂泊，聚散无期。安娜一看人都还在，非常高兴。
“年轻人都很简单，不会想太多，就是在一起玩，想拍就拍。”安娜说，“拍摄过程很简单，就是你有一群朋友，你很喜欢他们做事的方式，就想记录下来。所以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时间。”她拍摄了张玮玮在黑夜屋檐下的侧影，拍摄了一次朋友聚会上不知谁伸出的手，拍摄了小河戴着黑帽子低头弹琴的场景，她甚至还拍了写有“请不要大便”字样的河酒吧卫生间。安娜没有追求画面的清晰和传统意义上的美，而是将当时音乐人的情绪融入到晃动的、迷幻的镜头语言中。在她的观念中，拍摄对象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抓住对方的情绪和态度。
安娜记得，每周三万晓利和小河都要到河酒吧演出。当时从居住的天通苑到三里屯单程就得花两个小时，他俩带着沉重的乐器不方便坐公共汽车，晚上演出完只能租面包车回家。有时候唱一晚上，他们都赚不回租车的钱。
2004年，河酒吧的老板之一、野孩子乐队的小索去世。为方便办理手续，小索的妻子就住在安娜家里。“我们是很亲近的朋友，我不是局外人。”安娜说。她见证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时的癫狂，也见证了他们从云端跌落时的悲伤。这次展览中有一面墙，安娜特地放置了小索去世后每个人面部的特写——张玮玮记得，这是小索去世第四天拍的。
当天做完纪念演出，安娜对大家说：“每个人拍张照片吧。”她不用说自己的意图，也不用说服大家接受建议。按张玮玮的说法就是，她给我们拍照太自然了。
“她完全不是从猎奇的角度出发的，而是敞开心灵在大家庭里交往的。虽然当时她是图片社的记者，但拍这些音乐人她没有任何目的，纯粹是因为喜欢，这非常难得。”策展人、摄影家荣荣说。虽然对当时的音乐圈不甚了解，但对摄影中的“在场”二字，他却感同身受。
1994年前后，荣荣和艺术家馬六明、张洹同住在东村。当他们创作充满实验气息的行为艺术作品《芬·马六明的午餐》和《12平米》时，荣荣用照片记录了全过程。他形容那个时期是“完全投入，完全参与”的：“我自己和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是平等的。我拍他们，其实折射的是我自身的一种观点、一个灵魂。”
2017年春天以前，荣荣和安娜不熟。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安娜这些早期作品，他深受感动，“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时空。”他说：“2002年到2004年，一切不可能是重复的。这些作品的优秀在于在那个时间段里，安娜和它一起成长了。她虽是外国人，却不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在拍摄作品。她完全参与了那群音乐人的生活，所以作品没有距离感，反而有一种生命感和青春的意蕴在。”
2004年小索去世后，当年聚集在一起的音乐人逐渐四散开去。安娜对他们的拍摄相应减少，最终结束于2006年。
时光匆匆流逝，记忆石沉大海，对于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细节，很多主人公都失去了线索。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啊？那张照片远处桌子上方到底是什么？这张聚会的照片是发生在何时何地啊？”13年后“温度”影展开幕这天，安娜主要的拍摄对象小河站在一堆有他的图像面前苦苦思索。他曾是美好药店乐队主唱，在一张拍摄于三里屯照相馆的照片里，他戴着标志性的黑帽子，模仿着自己演出时弹琴的样子。
“十几年都没有去触碰记忆，突然就好像进入了时光隧道，一张照片就可能触发很多年前的细节……虽然照片是静止的，但看的时候人是思绪连篇的。”小河说如果没有这些照片，很多事情他已经根本想不起来了。“它们打破了时空的局限。”
张玮玮则在更早之前就看过这些照片。2011年纪念河酒吧十周年音乐会结束后，他收到过安娜的邮件。他在当时居住的霍营拉手风琴，在家门口逗猫，又或者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刻流露出的茫然四顾的表情，都被安娜记录下来。2007年以前，他是不敢回顾这些过往的，因为“小索去世给大家带来的伤痛感太强烈了”。“以前大家一直在一个乌托邦的氛围里，觉得好像一生就这样了，但突然之间，一个亲密的朋友生病去世了，我们都没有任何准备。”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没有人谈论未来。
安娜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现在会成为有名的音乐人，也没想过自己会嫁给当时已经获得金马影帝的刘烨。她既不会想到尼斯会成为除巴黎以外最受中国人喜爱的法国城市，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连尼斯足球俱乐部的最大股东都会变成中国人。
2000年年初的“音乐共产主义”很快散去。张佺、周云蓬、张玮玮相继搬去云南，小部分时间在全国演出，大部分时间在大理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小河离开了美好药店乐队，戒烟、戒酒、信佛，做“音乐肖像”，为陌生人唱歌。 2010年，安娜的儿子诺一出生，2012年，女儿霓娜出生。因为一些综艺节目，他们在国内人气颇高，甚至在摄影展开幕那天，他们都能抢去安娜不少风头——一堆原本来看展的阿姨最后都在围着孩子拍照。安娜成为母亲后，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采访那天，刚过5点，她就开始坐立不安地看手表。起身给儿童医生打电话后，她略带抱歉地说：“我差不多该走了，还要去给孩子看家庭作业。”
在很多工作场合，旁人依然会以摄影师来介绍安娜，但她却会感觉不好意思。“我停了这么多年，还说我是摄影师，对摄影不太礼貌。”
刚结婚那段时间，安娜一度怀疑过自己：原来做摄影师是为了养活自己，可突然解除养家压力后，她却发现自己的喜欢没那么强烈。“有可能我骗了自己，可能我没那么爱摄影，或者我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世界。”安娜感受到了攝影的边界。她尝试过给时尚杂志拍照，但很不习惯那种工作方式——拍摄对象会被一堆人围着、被一堆奢侈的衣服包裹着。“我觉得他随便穿什么都行，我要抓住的是他是谁……就像我之前做的，先去了解一个人、报道一件事，再去分享给别人。”安娜说。
而在小河看来，拍摄对象之所以能在安娜镜头里放松、自然是因为“安娜让大家觉得安全”。“做影像记录的，就是要让你的拍摄对象相信你，甚至忽略你的存在，这样才能展现出自己最本真的一面。”小河说。
“她有一种气质，让人在镜头里感觉很舒服。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边端着相机，一边又‘不打扰’地介入环境的。”张玮玮说。
安娜自己则喜欢用“journalist”（记者）来表达职业属性和阐释拍摄本能。她有好奇心，敢于冒险。2007年，为拍摄一组名为《中国肖像》的作品，安娜花一年时间走遍了中国。卖羊肉串的小贩、广东的年轻女工、成都的心理医生、宁夏的农民……2009年，安娜的观察和记录以英法双语摄影书的形式出版。之后安娜考虑过再做一组《印度肖像》，但因印度情况太过复杂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只好暂时搁置这个计划。
问安娜：“现在回头看，拍摄地下音乐人的那三年，对一个刚刚从事摄影工作的人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时间。”安娜回答。
准备“温度”摄影展时，荣荣曾想放一张安娜当时的自拍：她举起相机挡住小半边的脸，右手食指下是将按未按的快门。荣荣认为这是所有作品的本源，应当放入展览：“拍作品时她自己不在照片中，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来自于她的视角。”但安娜找遍了那个时期所有的胶卷，就是没找到这张自拍的底片。
命运最终把她的成长轨迹印刻在了别人的青春岁月里，也让她完整地藏匿在镜头背后，看似寂静无声，实则万语千言。
安娜是法国人，之前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来自于她的家庭角色——
著名影星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一和霓娜的妈妈
11月初的北京天气微凉，摄影师安娜伊思·马田穿着一件紧身皮衣和一条黑色牛仔裤坐在三影堂院子的草坪上。一阵风来，由绿转黄的树叶簌簌落下，安娜抬头和摄影师说：“现在用胶片机的人不多啦！”几分钟后拍摄完成，安娜抖了抖身上的灰，又语气轻快地说：“这次拍得好快！”她赞赏摄影师的工作，说他干净利落，也不刻意要求她做什么。以前安娜习惯站在照相机后，最近为了“北京地下青年音乐人”的展览，她频繁接受采访，成了其他摄影师镜头中的常客。
“其实要拍到的话，早就拍到啦。”进屋采访之前，安娜这样说。对于冗长的、靠不停按快门取胜的拍摄，她有些厌倦。10月28日下午，“温度——安娜伊思·马田摄影作品展”在三影堂 3画廊开幕。安娜穿着白毛衣站在一堆媒体中间。等嘉宾们说了一大段赞扬的话之后，她接过话筒，语气温和又直接：“摄影就是为了不多说话，为了看。”
安娜是法国人，之前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来自于她的家庭角色——著名影星刘烨的妻子、萌娃诺一和霓娜的妈妈。她以这些角色上过一些综艺节目、接受过一些采访。那之后她有点害怕。“倒不是恐惧，而是觉得我没做什么，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安娜脱掉鞋子，盘腿坐在沙发上。她更倾向于叙述个人的成长经历，关于她如何读大学，如何来中国，如何与小河、张玮玮等音乐人成为朋友，如何成为摄影师，又如何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拍出大量黑白银盐照片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
2001年2月，出生于法国尼斯的犹太姑娘安娜伊思·马田来到北京学中文。有一天她跟着三位同样热爱文艺的意大利姑娘去三里屯看演出，浩浩汤汤的西北民谣响起时，她颇受震动：“以前没听过这样的啊！”
台下稀稀拉拉坐着几个观众，台上的人却依然忘我陶醉。演出结束后，这个叫作野孩子的乐队告诉安娜们：“我们的根据地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去看看。”
当时的河酒吧是中国地下音乐人的集散地，以诗人周云蓬的话来说，那里有“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野孩子乐队、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等一大批贫穷但率真的年轻人聚合在这里，喝酒、聊天、做一些当时没多少人听的音乐。
“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到后来，常来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周云蓬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河酒吧的氛围。
21岁的安娜很快就成了这纽带上的一环。“外面都是卖羊肉串或者其他东西的小贩，但这个小酒吧好像和这个环境毫无关系。”安娜说，她一走进那间只有20平方米的酒吧就感到无比放松。当时她已经对摄影上瘾，来中国前特地去上了一个半年的摄影课程，并从法国带来了50个胶卷。她给自己设定了作业，每天都要找一个关于北京的拍摄素材。“没有相机我不能出门。”对于安娜来说，探索东方比上课本身要有意思多了——从14岁学中文时起，看到外面的世界就是她的重要志趣。
在1995年的法国高中，大多数同学会选择商业、法律这些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安娜却并不从众。尽管当时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中文课上还得用毛笔写字，她还是选择了中文。安娜在地理和人文上的全部认知来自于父母的两个朋友。他们半年在法国工作，半年到亚洲旅行，每次回家都会用幻灯片的形式给安娜展示旅途的照片。安娜分不清泰国、越南、印度的区别，可冒险带来的刺激感还是长久地留在了心里。
“第一次感觉世界很大，有各个民族，我们可以通过摄影看到这些东西。”安娜说。她从小生活于只有60万人口的尼斯，每个假期，她和父母最远的旅途就是开车一个半小时去爬山。“所以那对夫妇的照片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為我们其实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当时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而在河酒吧，安娜接触到了那些看上去永远不会和她有交集的音乐人，比如甘肃白银来的张玮玮，比如河北邯郸来的小河。2001年之前，张玮玮的主要经历是从西北小城“逃逸”到北京，从高雅的西洋乐学习者变成一个潦倒的摇滚乐乐手，小河则是当兵、组乐队、到湖南做保洁员、做保安然后和大块头室友打架。他们很少和外国人交流，嘴里偶尔蹦出的几个英文单词都冒着土气。
在张玮玮的回忆中，他们友谊的基础是贫穷。
“都是差不多年纪，二十岁出头没什么钱，只不过他们从西方来，我们从西北来。”张玮玮说安娜第一次到河酒吧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上台敲了一阵像模像样的鼓，还说终于有个可以玩的地方了。”
安娜和她的留学生朋友很快和音乐人们玩到了一起。他们有时在小饭馆里喝酒，有时跑到留学生公寓去聚会。张玮玮记得有一次安娜们还在宿舍的公用厨房给客人们烤了一个简朴的西式蛋糕。他说：“安娜他们特别渴望了解中国，特别渴望在这儿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一种期待，觉得应该和传统的中国人不一样。”
那年7月13日，安娜的交换生生活结束，第二天就要飞回巴黎。在河酒吧门口，她教张玮玮们唱《辛德勒的名单》片尾曲《金色的耶路撒冷》，一句一句地纠正发音。安娜是犹太人，父亲来自摩洛哥，母亲来自阿尔及利亚，两千多年前祖先从以色列迁往北非。
也就在那天夜里，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城沸腾了，到处是鲜花、欢呼和歌声。张玮玮们把安娜送上回校的公交车后，迅速淹没在人群中。他们也在唱，唱的是安娜教给他们的《金色的耶路撒冷》。
“我们是很亲近的朋友，我不是局外人”
2001年的时代图景注定是开放的。那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尼斯，中国文化的触角也掀起了微小震荡。安娜回去后不久，就得到了一份独特的工作。
当时尼斯要举办一个摄影展，展出13位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既懂中文又通摄影的安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活动的协调工作。“一下子接触了很多很棒的摄影师，收获太大了。”安娜说。更棒的是，她得到了第一次举办个人摄影展的机会——除了主要展览单元，主办方为年轻摄影师开放了一个次要单元的窗口。安娜之前在中国拍了六个月的照片，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那一整个夏天，她都在暗房冲洗照片：中国乡村的房屋、上海胡同的晾衣架、乱七八糟的旧货市场……虽然这些符合西方想象的、标签式的图片现在能在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画册中找到，但在2000年初的尼斯，它们依然充满吸引力。
这个展览不仅使安娜步入摄影师的行列，也帮她获得了重返中国的机会——一家法国图片社为她提供了一个常驻北京的摄影师职位。
2002年年初，安娜回到北京，办公地点就在河酒吧所在的三里屯。刚回去一两天，她就迫不及待去看河酒吧还在不在——那时候的地下音乐人生活没有保障，四处漂泊，聚散无期。安娜一看人都还在，非常高兴。
“年轻人都很简单，不会想太多，就是在一起玩，想拍就拍。”安娜说，“拍摄过程很简单，就是你有一群朋友，你很喜欢他们做事的方式，就想记录下来。所以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时间。”她拍摄了张玮玮在黑夜屋檐下的侧影，拍摄了一次朋友聚会上不知谁伸出的手，拍摄了小河戴着黑帽子低头弹琴的场景，她甚至还拍了写有“请不要大便”字样的河酒吧卫生间。安娜没有追求画面的清晰和传统意义上的美，而是将当时音乐人的情绪融入到晃动的、迷幻的镜头语言中。在她的观念中，拍摄对象是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抓住对方的情绪和态度。
安娜记得，每周三万晓利和小河都要到河酒吧演出。当时从居住的天通苑到三里屯单程就得花两个小时，他俩带着沉重的乐器不方便坐公共汽车，晚上演出完只能租面包车回家。有时候唱一晚上，他们都赚不回租车的钱。
2004年，河酒吧的老板之一、野孩子乐队的小索去世。为方便办理手续，小索的妻子就住在安娜家里。“我们是很亲近的朋友，我不是局外人。”安娜说。她见证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时的癫狂，也见证了他们从云端跌落时的悲伤。这次展览中有一面墙，安娜特地放置了小索去世后每个人面部的特写——张玮玮记得，这是小索去世第四天拍的。
当天做完纪念演出，安娜对大家说：“每个人拍张照片吧。”她不用说自己的意图，也不用说服大家接受建议。按张玮玮的说法就是，她给我们拍照太自然了。
“她完全不是从猎奇的角度出发的，而是敞开心灵在大家庭里交往的。虽然当时她是图片社的记者，但拍这些音乐人她没有任何目的，纯粹是因为喜欢，这非常难得。”策展人、摄影家荣荣说。虽然对当时的音乐圈不甚了解，但对摄影中的“在场”二字，他却感同身受。
1994年前后，荣荣和艺术家馬六明、张洹同住在东村。当他们创作充满实验气息的行为艺术作品《芬·马六明的午餐》和《12平米》时，荣荣用照片记录了全过程。他形容那个时期是“完全投入，完全参与”的：“我自己和这些艺术家的生活是平等的。我拍他们，其实折射的是我自身的一种观点、一个灵魂。”
2017年春天以前，荣荣和安娜不熟。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安娜这些早期作品，他深受感动，“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当年的时空。”他说：“2002年到2004年，一切不可能是重复的。这些作品的优秀在于在那个时间段里，安娜和它一起成长了。她虽是外国人，却不是以外来者的眼光在拍摄作品。她完全参与了那群音乐人的生活，所以作品没有距离感，反而有一种生命感和青春的意蕴在。”
在场的隐匿者
2004年小索去世后，当年聚集在一起的音乐人逐渐四散开去。安娜对他们的拍摄相应减少，最终结束于2006年。
时光匆匆流逝，记忆石沉大海，对于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细节，很多主人公都失去了线索。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啊？那张照片远处桌子上方到底是什么？这张聚会的照片是发生在何时何地啊？”13年后“温度”影展开幕这天，安娜主要的拍摄对象小河站在一堆有他的图像面前苦苦思索。他曾是美好药店乐队主唱，在一张拍摄于三里屯照相馆的照片里，他戴着标志性的黑帽子，模仿着自己演出时弹琴的样子。
“十几年都没有去触碰记忆，突然就好像进入了时光隧道，一张照片就可能触发很多年前的细节……虽然照片是静止的，但看的时候人是思绪连篇的。”小河说如果没有这些照片，很多事情他已经根本想不起来了。“它们打破了时空的局限。”
张玮玮则在更早之前就看过这些照片。2011年纪念河酒吧十周年音乐会结束后，他收到过安娜的邮件。他在当时居住的霍营拉手风琴，在家门口逗猫，又或者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刻流露出的茫然四顾的表情，都被安娜记录下来。2007年以前，他是不敢回顾这些过往的，因为“小索去世给大家带来的伤痛感太强烈了”。“以前大家一直在一个乌托邦的氛围里，觉得好像一生就这样了，但突然之间，一个亲密的朋友生病去世了，我们都没有任何准备。”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没有人谈论未来。
安娜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现在会成为有名的音乐人，也没想过自己会嫁给当时已经获得金马影帝的刘烨。她既不会想到尼斯会成为除巴黎以外最受中国人喜爱的法国城市，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连尼斯足球俱乐部的最大股东都会变成中国人。
2000年年初的“音乐共产主义”很快散去。张佺、周云蓬、张玮玮相继搬去云南，小部分时间在全国演出，大部分时间在大理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小河离开了美好药店乐队，戒烟、戒酒、信佛，做“音乐肖像”，为陌生人唱歌。 2010年，安娜的儿子诺一出生，2012年，女儿霓娜出生。因为一些综艺节目，他们在国内人气颇高，甚至在摄影展开幕那天，他们都能抢去安娜不少风头——一堆原本来看展的阿姨最后都在围着孩子拍照。安娜成为母亲后，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采访那天，刚过5点，她就开始坐立不安地看手表。起身给儿童医生打电话后，她略带抱歉地说：“我差不多该走了，还要去给孩子看家庭作业。”
在很多工作场合，旁人依然会以摄影师来介绍安娜，但她却会感觉不好意思。“我停了这么多年，还说我是摄影师，对摄影不太礼貌。”
刚结婚那段时间，安娜一度怀疑过自己：原来做摄影师是为了养活自己，可突然解除养家压力后，她却发现自己的喜欢没那么强烈。“有可能我骗了自己，可能我没那么爱摄影，或者我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世界。”安娜感受到了攝影的边界。她尝试过给时尚杂志拍照，但很不习惯那种工作方式——拍摄对象会被一堆人围着、被一堆奢侈的衣服包裹着。“我觉得他随便穿什么都行，我要抓住的是他是谁……就像我之前做的，先去了解一个人、报道一件事，再去分享给别人。”安娜说。
而在小河看来，拍摄对象之所以能在安娜镜头里放松、自然是因为“安娜让大家觉得安全”。“做影像记录的，就是要让你的拍摄对象相信你，甚至忽略你的存在，这样才能展现出自己最本真的一面。”小河说。
“她有一种气质，让人在镜头里感觉很舒服。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边端着相机，一边又‘不打扰’地介入环境的。”张玮玮说。
安娜自己则喜欢用“journalist”（记者）来表达职业属性和阐释拍摄本能。她有好奇心，敢于冒险。2007年，为拍摄一组名为《中国肖像》的作品，安娜花一年时间走遍了中国。卖羊肉串的小贩、广东的年轻女工、成都的心理医生、宁夏的农民……2009年，安娜的观察和记录以英法双语摄影书的形式出版。之后安娜考虑过再做一组《印度肖像》，但因印度情况太过复杂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只好暂时搁置这个计划。
问安娜：“现在回头看，拍摄地下音乐人的那三年，对一个刚刚从事摄影工作的人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时间。”安娜回答。
准备“温度”摄影展时，荣荣曾想放一张安娜当时的自拍：她举起相机挡住小半边的脸，右手食指下是将按未按的快门。荣荣认为这是所有作品的本源，应当放入展览：“拍作品时她自己不在照片中，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来自于她的视角。”但安娜找遍了那个时期所有的胶卷，就是没找到这张自拍的底片。
命运最终把她的成长轨迹印刻在了别人的青春岁月里，也让她完整地藏匿在镜头背后，看似寂静无声，实则万语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