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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最少还是个有尊严的医生。
2013年国家卫生部撤销变为卫计委时，黄洁夫从卫生部副部长任上退休。
一个直言不讳的高官
黄洁夫第一次一言震惊四座，是在2005年7月。这年，黄洁夫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和著名移植医生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并被选为整个西太平洋区主席。会上，其他国家代表紧追不舍地问：“你们每年九千个器官移植，移植器官从哪里来？”面对与会者明显不够友好的态度，黄洁夫坦然作答：“主要来自于死囚，一部分来自亲属间移植。”一语未毕，会场一片哗然。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和黄洁夫开玩笑：“你捅了马蜂窝，副部长当不成了。”
黄洁夫丝毫不畏惧：“身为大会主席，我要主持会议，要面对与会代表，我不能不答，必须面对。只有我说实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才可以摆脱来自医学伦理和国际学术界的双重压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众享受到这种医疗技术服务。丢官没事，大不了回去做医生。”黄洁夫再度就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大胆直言是在七年后，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拐点，黄洁夫也受命担任改革的领军人。此后黄洁夫极力推进公民自愿捐献，让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逐步迈向法制化。2012年9月，在深入调查中国器官捐献制度不尽如人意的真实原因后，黄洁夫毫不隐晦地说：“管理体制是器官捐献事业的最大制约！没有反腐败，没有打老虎、打苍蝇，就不会有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经过十年艰苦努力，2015年1月1日，中国宣布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
在器官移植上黄洁夫直言不讳，在医疗体制改革上也不逊色。2009年，医改方案即将实施，黄洁夫在全国“两会”上谏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走革新道路：“不少人推崇对公立医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采用过的‘收支两条线’的路径，很不理智！我在医院很多年，太了解‘大锅饭体制’下的后果了！”两年后，黄洁夫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亲自策划公立医院改革意见会，直指医改进展缓慢：“医改的难点在公立医院改革，但现尚未触碰核心！”
如今，黄洁夫虽然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但依然全心打理中国人体嚣官移植基金会。
一个仁心仁术的医生
作为部长级高官，黄洁夫的敢言常常让大众为之一振，他给出的理由是：“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我的敢言，是出于外科医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职业习惯——你把肚子一切开，是肝癌就是肝癌，是阑尾炎就是阑尾炎，骗不了人，所以你必须得实事求是。”黄洁夫出生于江西吉安，14岁那年，黄洁夫的父亲身患急性暴发性肝炎过世。从生病到过世，父亲遭受了很多折磨，弥留之际，父亲对黄洁夫说：“你将来学医吧，救治像我这样的病人……”带着父亲的临终期许，黄洁夫从此义无反顾地踏入医学殿堂。
23岁时，黄洁夫从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贫困边远的云南矿山工作，在近九个年头里，他既是医生也是矿工。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心中做个好医生的梦。为了更好地服务百姓，从云南矿山调往广州后，黄洁夫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了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的硕士学位，随后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骨干医师。在黄洁夫看来，外科医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职业。1998年一个香港著名人士换肾后并发后遗症，被香港医生判了“死刑”，中央点名让黄洁夫赴港参加会诊抢救。研究之后，黄洁夫认为还有5%的希望，决定把病人接到广州。当时香港的医疗技术比内地先进，业内以及媒体都不看好黄洁夫的冒险举动。但黄洁夫组织二十多名专家制定救治方案，抢救66天后，病人如愿脱离危险。“那66天里，一大帮香港记者天天守在医院楼下，就等着发布病人的死讯。”
2001年，黄洁夫调往北京担任卫生部副部长。调令下来前，黄洁夫只提了一个要求：保留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最终他的医生资质被保留，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定期坐诊，直到如今70岁高龄，他还是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每周都上手术台。黄洁夫对病人一直心怀感激。
一个大笔书写的“人”
黄洁夫觉得一个人的尊严最重要，尊重他人的尊严是做人的底线，所以面对病人送红包这种尴尬他总会很得体地化解，但面对损害医生尊严的事时，他则会拍案而起。因为医患关系紧张，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新规，规定从2014年5月1日起，患者一入院，医生就必须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新规出台后，黄洁夫不留情面地连续发问：“签那个字有效吗？能制止红包吗？能制止回扣吗？这只不过是对医生尊严的侮辱！解决医生收红包问题，解决医患关系问题，需要的不是这一纸协议，而是医院体系的深度改革。”对黄洁夫而言，“尊重、尊严即底线”原则，适用于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黄洁夫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的变革，就是为了“尊严”二字。
2005年黄洁夫在国际会议上那破釜沉舟的一举曾让很多人不解，他无数次地被问：“既然每年可以顺利完成数千例移植手术，为何还要去改变现状？”黄洁夫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解释，内在动力之一就是他作为医生的道德压力。“医生这个职业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而这件事严重违背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另一个动力来自医疗系统内部。由于移植器官来源不明，国际上对中国移植科医生采取“三不”政策：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的组织；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中国器官移植学者不能在权威会议上公开演讲。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尽管中国医生的技术与发达国家同行不相上下，但成就却无法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最关键的是更加广泛的民众利益。所以回国后，面对各方压力，黄洁夫只有—句话：“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掩耳盗铃。中国的器官移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伦理和中国国情的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十年奋斗之后，中国正式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捐献的唯一途径。2015年10月17日，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全票通过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长期受排斥和孤立的历史。一个月后，“顾氏国际和平奖”颁给了黄洁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公开赞誉说：“器官捐献超越了医疗服务本身，其发展方向代表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中国移植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也是国家的进步。”对这段话黄洁夫心有戚戚：“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每个公民都拥有尊严时，国家才有尊严，公民才之所以成为‘人’。”
董岩据《莫愁·天下男人》整理
2013年国家卫生部撤销变为卫计委时，黄洁夫从卫生部副部长任上退休。
一个直言不讳的高官
黄洁夫第一次一言震惊四座，是在2005年7月。这年，黄洁夫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和著名移植医生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并被选为整个西太平洋区主席。会上，其他国家代表紧追不舍地问：“你们每年九千个器官移植，移植器官从哪里来？”面对与会者明显不够友好的态度，黄洁夫坦然作答：“主要来自于死囚，一部分来自亲属间移植。”一语未毕，会场一片哗然。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和黄洁夫开玩笑：“你捅了马蜂窝，副部长当不成了。”
黄洁夫丝毫不畏惧：“身为大会主席，我要主持会议，要面对与会代表，我不能不答，必须面对。只有我说实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才可以摆脱来自医学伦理和国际学术界的双重压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众享受到这种医疗技术服务。丢官没事，大不了回去做医生。”黄洁夫再度就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大胆直言是在七年后，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拐点，黄洁夫也受命担任改革的领军人。此后黄洁夫极力推进公民自愿捐献，让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逐步迈向法制化。2012年9月，在深入调查中国器官捐献制度不尽如人意的真实原因后，黄洁夫毫不隐晦地说：“管理体制是器官捐献事业的最大制约！没有反腐败，没有打老虎、打苍蝇，就不会有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经过十年艰苦努力，2015年1月1日，中国宣布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
在器官移植上黄洁夫直言不讳，在医疗体制改革上也不逊色。2009年，医改方案即将实施，黄洁夫在全国“两会”上谏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走革新道路：“不少人推崇对公立医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采用过的‘收支两条线’的路径，很不理智！我在医院很多年，太了解‘大锅饭体制’下的后果了！”两年后，黄洁夫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亲自策划公立医院改革意见会，直指医改进展缓慢：“医改的难点在公立医院改革，但现尚未触碰核心！”
如今，黄洁夫虽然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但依然全心打理中国人体嚣官移植基金会。
一个仁心仁术的医生
作为部长级高官，黄洁夫的敢言常常让大众为之一振，他给出的理由是：“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我的敢言，是出于外科医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职业习惯——你把肚子一切开，是肝癌就是肝癌，是阑尾炎就是阑尾炎，骗不了人，所以你必须得实事求是。”黄洁夫出生于江西吉安，14岁那年，黄洁夫的父亲身患急性暴发性肝炎过世。从生病到过世，父亲遭受了很多折磨，弥留之际，父亲对黄洁夫说：“你将来学医吧，救治像我这样的病人……”带着父亲的临终期许，黄洁夫从此义无反顾地踏入医学殿堂。
23岁时，黄洁夫从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贫困边远的云南矿山工作，在近九个年头里，他既是医生也是矿工。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心中做个好医生的梦。为了更好地服务百姓，从云南矿山调往广州后，黄洁夫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了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的硕士学位，随后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骨干医师。在黄洁夫看来，外科医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职业。1998年一个香港著名人士换肾后并发后遗症，被香港医生判了“死刑”，中央点名让黄洁夫赴港参加会诊抢救。研究之后，黄洁夫认为还有5%的希望，决定把病人接到广州。当时香港的医疗技术比内地先进，业内以及媒体都不看好黄洁夫的冒险举动。但黄洁夫组织二十多名专家制定救治方案，抢救66天后，病人如愿脱离危险。“那66天里，一大帮香港记者天天守在医院楼下，就等着发布病人的死讯。”
2001年，黄洁夫调往北京担任卫生部副部长。调令下来前，黄洁夫只提了一个要求：保留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最终他的医生资质被保留，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定期坐诊，直到如今70岁高龄，他还是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每周都上手术台。黄洁夫对病人一直心怀感激。
一个大笔书写的“人”
黄洁夫觉得一个人的尊严最重要，尊重他人的尊严是做人的底线，所以面对病人送红包这种尴尬他总会很得体地化解，但面对损害医生尊严的事时，他则会拍案而起。因为医患关系紧张，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新规，规定从2014年5月1日起，患者一入院，医生就必须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新规出台后，黄洁夫不留情面地连续发问：“签那个字有效吗？能制止红包吗？能制止回扣吗？这只不过是对医生尊严的侮辱！解决医生收红包问题，解决医患关系问题，需要的不是这一纸协议，而是医院体系的深度改革。”对黄洁夫而言，“尊重、尊严即底线”原则，适用于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黄洁夫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的变革，就是为了“尊严”二字。
2005年黄洁夫在国际会议上那破釜沉舟的一举曾让很多人不解，他无数次地被问：“既然每年可以顺利完成数千例移植手术，为何还要去改变现状？”黄洁夫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解释，内在动力之一就是他作为医生的道德压力。“医生这个职业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而这件事严重违背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另一个动力来自医疗系统内部。由于移植器官来源不明，国际上对中国移植科医生采取“三不”政策：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的组织；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中国器官移植学者不能在权威会议上公开演讲。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尽管中国医生的技术与发达国家同行不相上下，但成就却无法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最关键的是更加广泛的民众利益。所以回国后，面对各方压力，黄洁夫只有—句话：“我们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掩耳盗铃。中国的器官移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伦理和中国国情的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十年奋斗之后，中国正式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捐献的唯一途径。2015年10月17日，全球器官捐献大会理事会全票通过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结束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长期受排斥和孤立的历史。一个月后，“顾氏国际和平奖”颁给了黄洁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公开赞誉说：“器官捐献超越了医疗服务本身，其发展方向代表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中国移植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也是国家的进步。”对这段话黄洁夫心有戚戚：“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每个公民都拥有尊严时，国家才有尊严，公民才之所以成为‘人’。”
董岩据《莫愁·天下男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