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民族以猎牧为生，站在悬崖边缘，回看来路崎岖不平，向前远望却又无路可走，“悬崖猎人的哀歌”既是两位诗人的哀歌，也是整个中亚民族的哀歌。中亚民族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压迫，展望未来依然前途艰辛，两位诗人正站在悬崖边缘，为民族命运苦苦求索。于是，这本谈话录定名为《悬崖猎人的哀歌》。

　　两位诗人没有专门谈到民族的习俗，但从他们讲述的故事里，却处处可以看到中亚民族的风情和神秘的中亚习俗。比如他们提到，在中亚广袤的草原上，各民族有一个习俗，七代之内不准通婚，因为他们认为近亲结婚不利于民族后代的茁壮成长。曾经有一对表兄妹相爱了，母亲无法阻止，只得写信请求夏汉诺夫劝说他们不要做出破坏民族习俗的事，因为夏汉诺夫是他们最崇拜的诗人。在龙卡吉尔人的部落里，男主人甚至希望客人和自己的妻子过夜，以此来让民族的基因更加多样，让民族的后代更加强壮。中亚也有诗歌朗诵的习俗，诗人重点介绍了几位朗诵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诗人，让我们看到了吉尔吉斯人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哈萨克族有200多种禁忌，但现在却越来越少地被人们遵守了，诗人对此感到痛心，因为民族禁忌是民族特征、文化、语言和信仰的标志，实质上是民族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要组成部分，忘却民族习俗也就失去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
　　两位诗人在追溯民族历史的时候提到了民族的母语。突厥民族最早的文字是鲁尼文，比欧洲文字产生的时间更早，对此两位诗人都很自豪。可是自阿拉伯人入侵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都是以阿拉伯文为官方文字，直到1930年才改用俄文。中亚出土了很多碑刻，却因为保护不够而损毁，上面记录的各种文字也无法辨认，对此两位诗人又深感痛惜。民族母语的缺失和古代石刻的破坏，造成了中亚民族历史的断层，不得不从外族和周边国家史书的记载中去探寻自己民族历史的踪迹。由此可见民族母语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的重要性。没有母语或忘记母语的民族很难呈现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保护母语就是在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
　　我们不得不佩服两位诗人丰富的学识，他们谈到了突厥民族的历史，从两千年前到现在，两位诗人如数家珍般讲述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侃侃而谈不同部落之间的纷争。他们谈到了伟大的作家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谈到了诗人江布尔和英雄夏布丹之间的崇高友谊，也提到了著名的学者乔汗·瓦利汉诺夫……通过两位诗人的讲述，一个个民族伟人更加鲜活、真实地站在了读者面前；不同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共时的和历时的，都如地图般清晰地跃然纸上。正如艾特玛托夫所说，对于民族的历史，如果不能真实客观地描述，这将是无法原谅的罪恶，只有将本民族的历史和别国的荣辱兴衰史相比较，才能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两位诗人对民族历史的把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自己抗在肩上的民族责任。
　　对于历史上的统治者，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将各类人群聚拢在一起，寻找共同的利益，维护民族统一，发展民族文化，稳定内外政策，增强国力——这是艰辛而又崇高的职责，不一定每一位国家元首都能胜任”。无论贤明或昏庸，无论贡献卓著还是骂名昭著，统治者都会在民族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两位诗人在对谈中提到了几位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有的振兴了国家民族，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有的因为战略性失误，让国家在动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作为统治者，他们最终会被千千万万的中亚人民记住，时间和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判。 　　说起历史，便不得不提成吉思汗。现在一些人盲目崇拜成吉思汗，两位诗人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担忧。成吉思汗扫荡了亚欧大陆，他的西征成为所有突厥民族的苦难。成吉思汗所到之地无不是残崖断壁、哀鸿遍野。诗人反对神化成吉思汗，担心这样会带来战争的危险，战争是惨无人道的。因此每个民族都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思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赞扬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君主，甚至以元代版图最大而自豪，却忽略了战争的残酷，忘记了征讨过程中的血腥屠杀。两位诗人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从一个受压迫民族的角度，向我们描述了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给突厥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让我们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站在世界性高度，深刻反思通过杀戮来扩大国家版图的非正义性，重新评论成吉思汗的是非功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正反两面正确地认识和客观地评价成吉思汗，反思战争的残酷和非人道，才会更加珍视当今世界和平局面的来之不易，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指明方向。
　　除了对历史的回看，两位诗人也关注着现实。他们谈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死海问题是夏汉诺夫为之呐喊的一个生态对象。他们的言谈之中充满了“万物有灵”的色彩，认为自然界的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有像人类一样的灵魂，所以人类必须善待生命。他们也谈到了中亚国家青年人的精神现状，提及了一种叫“曼库尔特”的酷刑。古时部落纷争不断，被捕获的战俘会充当奴隶去放牧，但他们常常伺机逃走。为了防止战俘逃走，“曼库尔特”酷刑被发明了出来。常用的方法是在战俘的头上裹上一层骆驼皮，用绳子扎紧，然后把战俘拉到烈日下暴晒，骆驼皮因干燥而收紧，战俘的头被紧紧包在里面。战俘的头发由于无法向上生长而倒扎到头皮中，加上骆驼皮收缩的压力，会严重破坏战俘的脑神经，他们要么痛苦地死去，活下来的则不再妄图逃脱，成为一个“曼库尔特”。受到这种刑罚的人将会忘记自己的历史，永远受到精神的奴役。而当今的很多年轻人，也正在遗忘自己民族的历史，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只是学着别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变成了现代的曼库尔特。对于这样的情况，两位诗人颇感忧虑。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民族，不是一个正常成长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终将会慢慢走向衰亡，成为曼库尔特民族。这不仅仅是对中亚民族的悲思，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悲思，当人类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整个人类也将变成一个曼库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