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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收录于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集》。其中《狂人日记》是一篇艺术构思独特的日记体小说，影响了俄罗斯后世的批判現实主义文学。扎米亚京的幻想小说《我们》在创作手法，叙事技巧等方面对之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借鉴。同作为日记体小说，其在突出书写反乌托邦世界的同时，亦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和背景设置上，与《狂人日记》有着诸多相同与相似之处。
关键词：《我们》;《狂人日记》;互文性;文本结构;仿写
《我们》是俄国白银时代杰出作家叶普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先行之作。日记体小说《我们》在1921年完成之初，就遭到了苏联当局的封禁，认为该作品不宜发表，直至67年后才被解禁。扎米亚京就读于彼得堡工学院，是理工科出身，曾参加两次革命，但后来又遭到了两次流放。1912年，扎米亚京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外城小事》，后又创作出一批偏向于讽刺时政，具有批判力度的作品如《岛民》、《老远的鬼地方》等。虽然被划分为白银时代的作家，但其在随笔集中也曾大谈自己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的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屠格涅夫的《初恋》阅后的震撼仍记忆犹新”，他同时也喜爱果戈里的艺术作品，对果戈里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集》颇为喜欢，并且极力推崇一种根植于新时期的新现实主义。他的作品《我们》正是一部既带有新现实主义怪诞、大胆的艺术特色，同时又继承了俄国自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品。而这部作品其中的一些特性，又和果戈里中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集》中同为日记体小说的《狂人日记》具有诸多创作上的关联。无论是从其人物形象上的塑造，还是文本结构的设计，亦或是对彼得堡空间背景的书写，《我们》中经常能表现出一种与《狂人日记》文本上的互相参照。
一、人物塑造的互文关系，两种状态的“狂人”
《我们》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以代号为名的人D—503，他在大一统王国中担任飞船工程师的职务。这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关联，扎米亚京曾在工学院毕业后，去英国制造破冰船。但在文本中，他怯懦、守法、古板却揣着很强的叛逆性，性格上的二重性导致其经常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在“我们”的浪潮中，他宁愿安安分分地做“数集中的一个无理数”。然而当他碰见I-330，被性的观念所“迷惑”后，他又厌弃之前由理性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他一次次地在自己的日记中发泄，甚至成为了某种呓语。一遍一遍反问自我，理性与数学是否真的能带来绝对的秩序。最终又被“真理”所改造，在面对和自己有过亲密交往的I-330被一次一次酷刑折磨后，麻木不仁地发出了口号式的感慨“我不止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理性必胜”。
在遭际上，他和《狂人日记》中的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钦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波普里希钦期初也是一个卑琐的小公务员，虽然对日常工作多有抱怨，但至少思维是适配与他当时的状况。然而自从看到了部长家的小姐时，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刺激到了他这个年近不惑的单身汉。自此之后，由于地位的悬殊无法了解部长家小姐的消息，他竟截获了小姐家的宠物狗与另一条公狗的通讯。他就像得到了神谕一般悉心研读这些内容，在发现了一系列部长家的事情后，心态由自卑反弹到自大，由此又萌发出了更多畸形的思想。他最后幻想自己是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二世，肉体上的折磨，还是精神上的排斥仿佛都无法移其志向，“狂人”最终那种幼稚的偏执，甚至还令人心生怜悯。在自己对自己，他人对自己，社会对自己的多重折磨之下，他最终喊出了“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这一最后的遗言。在经历过“妄想”与洗脑之后，二者都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是“患病”的。D-503最后麻木不仁的目光，难道不正是被社会治好的“狂人”吗？他之前的一切怀疑，一切臆想，都被现实社会剔除得一干二净。狂人们最终都经历了一个由正常到不正常，再被强制变得正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内，日记成为了承载他们“疯言呓语”的唯一载体，似乎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人会接受狂人的任何只言片语。这种交流的障碍与阶层间的壁垒，用以日记体的形式，反而更能凸显。
再者，二个狂人们的“觉醒”都是始自碰见了令人着迷的异性，《狂人日记》中的部长千金，华贵典雅，但同时又是上层权势社会的傀儡与牺牲品。《我们》中的I-330则是具有一种莉莉丝式的妖女气质，用一种赤裸的勾引，来打乱原本忠于理性与秩序的D-503。这两位异性都是一种人类本能欲望的化身，原本这是欲望应当是纯洁且合理的，但在两个狂人的世界中，这种欲望永远不能被满足。波普里希钦的时代里，门户是择偶的唯一标准，不存在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只有相称的地位与利益关系才是婚姻的基础，这使得一个底层文官的欲望被人们嘲讽为一种痴狂，甚至连狗都在嘲讽波普里希钦。而《我们》中，性生活并不是被禁止的，反而是一种平均主义式得定额分配。每个男号码必须和指定的女号码，在规定的日子里满足彼此的生理欲望。这个世界下的欲望虽然被合理排解，但人的主动性被完全剥去，像数字一样按照序列排序，而这种顺序往往是被“数字”之外的物质所主宰。数字化的人，甚至不能具备一种像小文员一样，能够渴望优雅、渴望攀高枝，渴望寻找心仪伴侣的行为。但这种两性关系的不平衡与不自由，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社会运转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否合理，是否有益于社会个体的发展，在这种秩序下我们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则是扎米亚京和果戈里共同留给接受者的思考空间。
二、文本结构的互文关系，开放的与封闭的
同样作为日记体小说，二者的结构设计也稍有差异。《我们》似乎更加细致，记事共有四十篇，将不同时间的碎片时间整合在其中，并且每部记事中，都含有三到四个关键词，把情节的重点都首先提炼出来。而《狂人日记》则是只有几个简单的日期，主要还是依靠情节进行推进。各个事件都是按时间先后发生的，不存在一些别致的叙事手段。两部作品中，都重在刻画“狂人”的内心感受，《我们》中成段的意识流，让人有一种接受思想大于接受情节的感觉。但总体上，《我们》的40篇记事，基本上在情节脉络上，呈一种圆形，收尾照应。而《狂人日记》似乎则是将狂人最后的独白，转变成了刺激读者想象的引子，把后续的结局开放给了读者。 在结局的设置上，《狂人日记》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对母性（人性）的呼喊，代表了一种对自身“疾病”的不满，让读者能体会情节里固化社会对人的压抑与人自身欲求不满后的扭曲。这种双重主题以此结尾又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对未来的期望。波普里希钦人物形象愈随情节推移愈加鄙俗，却在文末发生了一次大反转，面对着威逼利诱，浸水敲打等手段试图“治好”他的提议，哪怕他心中已经有了妥协的欲望，但他依旧坚持，直到意识模糊。这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差使，为科长“一支一支地削着羽毛笔”的小文员，而是怀揣着狂人理想的牺牲者。这种小人物的反弹带给人的震撼与悲壮，也正是果戈里的讽刺小说高于讽刺本身的意义所在。
而《我们》则用封闭式结尾，把一切的故事从头到尾画成一个严丝合缝的圆，在一切没有发生之前，D—503就把自己的日记视为“大一统王国的史诗”“像一个女人初次感觉到腹内尚未睁眼的小生命的胎动”，像数归入数集的般绝对服从。而历经了一次次引诱、辩论、启蒙、假死再到被改造后，他依旧坚信着理性必胜，我们必胜。这样营造出的一种恐怖感，勾勒出了一个极端理性反乌托邦的样貌。这里不再有控诉，同时也不再有期望。一切好像都如额定的圆规一样，完成着一样的循环。由是观之，亦可以体现20世纪作家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迷茫与焦虑。
三、空间背景的互文关系，彼得堡与一统国
彼得堡是《彼得堡故事集》里隐藏的角色之一，它无声地见证了巴什马奇金的外套，面具一般的“鼻子”，还有两只会写信，会交谈的小狗——菲杰尔和美琪。同时彼得堡也是扎米亚京求学数载，留校任教多年的第二故乡（其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城市列别姜）。彼得堡对于扎米亚京而言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情结，很有可能在他头脑中设计出的大一统国，在某些地方上闪烁着彼得堡的影子。
彼得堡是一座具有双重属性的城市，彼得堡的前身是一座坐落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重地，位于潮湿的三角洲——兔子岛之上，具有北拒瑞典，扼守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略意义。经过彼得大帝的努力，俄罗斯帝国的第一支舰队，亦是成立于此。彼得堡可以说是俄罗斯帝国近代伟大盛世的起跑线，荣光无限。但同时，在修筑彼得堡的时候，由于地处沼泽，施工难度大，无数壮劳力就埋骨于斯。在城市中，虽然有着神圣的圣彼得教堂，但同时犯罪与腐败也在这个都会中滋生;有着藏尽世间珍品的冬宫、夏宫，但这里也藏匿着天下间难以想象的贫穷与苦难;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是平凡人民的福音，却也同时让无数被清洗的囚犯无处下葬。这座城市仿佛光明与阴暗相生相随，这种双重性让所有的俄罗斯文学家都对在做城市，有着相当复杂的情感。
扎米亚京也曾参与了革命，积极走在改變沙皇统治的前列，但是人民可能来了又来，但沙皇却永远高高在上。一系列的政治风波让他意识到了高于一切秩序的，不是神，而是所谓的“大恩主”。“我”永远无法独立存在于“我们”之中，“我”必须成为“我们”，才能够让整个社会有序行进。诚如卡夫卡所讲“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扎米亚京试图通过自己诡谲的想象能力和辛辣的语言，创制出一个一切障碍粉碎着我的世界。
在大一统国里，理性是大恩主统治的重器，几乎没有人能够用感性的观念描述身边的美好事物。这里运用的大量数理化的语言，这正是工科出身的扎米亚京轻车熟路的技能，然而正是这种话语，产生出了一种语言“陌生化”的叙述效果。如一首钢琴曲的旋律被描述为“震荡着毕达哥拉斯的短裤全音二次方的低沉浑厚的转调”，在论证一些哲学伦理问题时，说道：“欢乐和嫉妒不过是幸福这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这是很明白的。”
其内在逻辑似乎是说，欢乐如果大于嫉妒，那么人就感到幸福，欢乐小于嫉妒，人就不幸福。这无可厚非，与现实情境也有所相似，但是这种譬喻下也蕴含着一定的潜规则，即欢乐（分子）可以不存在（为0），这样会导致幸福不存在（分数值为0）;但是如果嫉妒（分母）不存在为0，那么分数就没意义，因为这样无法让幸福变为一个确值。那么幸福与欢乐都变得都没有意义了。在这一系列的“真理”背后，却存在着只要嫉妒消亡，那么幸福就不会存在的黑暗定则。由是观之，似乎这种理性之光照耀下的国度里，并非处处皆是理性解决人们的危机。
并且在这个地方，一个看似乐土，极度秩序化的社会，是一个被隔绝的空间。大一统国里有明确地疆界，都是由又高又绿的墙壁垒砌，人们甚至可以嗅见墙外的花香（证实壁垒外确实存在另一个世界）。这种封闭的世界，是反乌托邦的一种特性。通过物理属性上的隔绝，达到思维交际上的隔绝，从而达到空间内人与人的隔绝。无论内部多么整洁光明，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大一统国，就像被壁垒包围的孤城，这与彼得堡要塞的形象有所重合。《狂人日记》里的彼得堡，权贵与平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界限，这种界限没办法用人与人的正常交流来消弭，只能靠两只动物的交谈，了解界限两边的情形。这种看似良性的秩序下，也隔绝掉了人性最纯真的一面。小文员只能癫狂到看狗和狗的通讯，来臆想小姐的生活环境。也正是这样一种亦明亦暗的城市形象，使得这两部作品在铺述背景时，都有意把故事的发生地设计地逼人疯狂。
彼得堡在果戈里笔下，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空间，地点，时代也许都征实可考，但也正是果戈里的匠心独具使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总在荒诞悲哀中流露出一抹传奇色彩。而一统国则是完全虚构的社会，是一个也带有“topos”词根的幻想之地，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个空间的创造，熔铸了自己对现实状况、政治本质的灼见，所以似乎一统国听起来也非空穴来风。两位作家的不同创作策略，让一个基于现实存在的地方，分而为三，并且让彼得堡这一出现于文学中的常客，变得更加多样多彩。
四、结语
文学文本之间向来都并非孤立存在，总是与过去或现在的文本产生着某种互文性。这种表现更像是一种跨时空的对话与交流。在跨越一百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俄罗斯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危机意识在《我们》中得以重现与回响，而在之后的一百年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又会产生与《我们》、《彼得堡故事》文风里这种隐喻性写作传统的新的联结点。
参考文献：
[1] [俄]叶·伊·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俄]果戈理.彼得堡故事[M] .满涛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8.
[3][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M].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
[4][俄]叶·伊·扎米亚京.《明天》[M].闫洪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5]顾亚玲.《<我们>的审美时间和色彩》[D].外国文学评论.1991 年第 4期.
[6][俄]安德烈·别雷.彼得堡[M] .靳戈 杨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关键词：《我们》;《狂人日记》;互文性;文本结构;仿写
《我们》是俄国白银时代杰出作家叶普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先行之作。日记体小说《我们》在1921年完成之初，就遭到了苏联当局的封禁，认为该作品不宜发表，直至67年后才被解禁。扎米亚京就读于彼得堡工学院，是理工科出身，曾参加两次革命，但后来又遭到了两次流放。1912年，扎米亚京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外城小事》，后又创作出一批偏向于讽刺时政，具有批判力度的作品如《岛民》、《老远的鬼地方》等。虽然被划分为白银时代的作家，但其在随笔集中也曾大谈自己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的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屠格涅夫的《初恋》阅后的震撼仍记忆犹新”，他同时也喜爱果戈里的艺术作品，对果戈里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集》颇为喜欢，并且极力推崇一种根植于新时期的新现实主义。他的作品《我们》正是一部既带有新现实主义怪诞、大胆的艺术特色，同时又继承了俄国自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品。而这部作品其中的一些特性，又和果戈里中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集》中同为日记体小说的《狂人日记》具有诸多创作上的关联。无论是从其人物形象上的塑造，还是文本结构的设计，亦或是对彼得堡空间背景的书写，《我们》中经常能表现出一种与《狂人日记》文本上的互相参照。
一、人物塑造的互文关系，两种状态的“狂人”
《我们》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以代号为名的人D—503，他在大一统王国中担任飞船工程师的职务。这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关联，扎米亚京曾在工学院毕业后，去英国制造破冰船。但在文本中，他怯懦、守法、古板却揣着很强的叛逆性，性格上的二重性导致其经常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激烈冲突。在“我们”的浪潮中，他宁愿安安分分地做“数集中的一个无理数”。然而当他碰见I-330，被性的观念所“迷惑”后，他又厌弃之前由理性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他一次次地在自己的日记中发泄，甚至成为了某种呓语。一遍一遍反问自我，理性与数学是否真的能带来绝对的秩序。最终又被“真理”所改造，在面对和自己有过亲密交往的I-330被一次一次酷刑折磨后，麻木不仁地发出了口号式的感慨“我不止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理性必胜”。
在遭际上，他和《狂人日记》中的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钦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波普里希钦期初也是一个卑琐的小公务员，虽然对日常工作多有抱怨，但至少思维是适配与他当时的状况。然而自从看到了部长家的小姐时，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刺激到了他这个年近不惑的单身汉。自此之后，由于地位的悬殊无法了解部长家小姐的消息，他竟截获了小姐家的宠物狗与另一条公狗的通讯。他就像得到了神谕一般悉心研读这些内容，在发现了一系列部长家的事情后，心态由自卑反弹到自大，由此又萌发出了更多畸形的思想。他最后幻想自己是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二世，肉体上的折磨，还是精神上的排斥仿佛都无法移其志向，“狂人”最终那种幼稚的偏执，甚至还令人心生怜悯。在自己对自己，他人对自己，社会对自己的多重折磨之下，他最终喊出了“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这一最后的遗言。在经历过“妄想”与洗脑之后，二者都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是“患病”的。D-503最后麻木不仁的目光，难道不正是被社会治好的“狂人”吗？他之前的一切怀疑，一切臆想，都被现实社会剔除得一干二净。狂人们最终都经历了一个由正常到不正常，再被强制变得正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内，日记成为了承载他们“疯言呓语”的唯一载体，似乎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人会接受狂人的任何只言片语。这种交流的障碍与阶层间的壁垒，用以日记体的形式，反而更能凸显。
再者，二个狂人们的“觉醒”都是始自碰见了令人着迷的异性，《狂人日记》中的部长千金，华贵典雅，但同时又是上层权势社会的傀儡与牺牲品。《我们》中的I-330则是具有一种莉莉丝式的妖女气质，用一种赤裸的勾引，来打乱原本忠于理性与秩序的D-503。这两位异性都是一种人类本能欲望的化身，原本这是欲望应当是纯洁且合理的，但在两个狂人的世界中，这种欲望永远不能被满足。波普里希钦的时代里，门户是择偶的唯一标准，不存在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只有相称的地位与利益关系才是婚姻的基础，这使得一个底层文官的欲望被人们嘲讽为一种痴狂，甚至连狗都在嘲讽波普里希钦。而《我们》中，性生活并不是被禁止的，反而是一种平均主义式得定额分配。每个男号码必须和指定的女号码，在规定的日子里满足彼此的生理欲望。这个世界下的欲望虽然被合理排解，但人的主动性被完全剥去，像数字一样按照序列排序，而这种顺序往往是被“数字”之外的物质所主宰。数字化的人，甚至不能具备一种像小文员一样，能够渴望优雅、渴望攀高枝，渴望寻找心仪伴侣的行为。但这种两性关系的不平衡与不自由，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社会运转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否合理，是否有益于社会个体的发展，在这种秩序下我们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则是扎米亚京和果戈里共同留给接受者的思考空间。
二、文本结构的互文关系，开放的与封闭的
同样作为日记体小说，二者的结构设计也稍有差异。《我们》似乎更加细致，记事共有四十篇，将不同时间的碎片时间整合在其中，并且每部记事中，都含有三到四个关键词，把情节的重点都首先提炼出来。而《狂人日记》则是只有几个简单的日期，主要还是依靠情节进行推进。各个事件都是按时间先后发生的，不存在一些别致的叙事手段。两部作品中，都重在刻画“狂人”的内心感受，《我们》中成段的意识流，让人有一种接受思想大于接受情节的感觉。但总体上，《我们》的40篇记事，基本上在情节脉络上，呈一种圆形，收尾照应。而《狂人日记》似乎则是将狂人最后的独白，转变成了刺激读者想象的引子，把后续的结局开放给了读者。 在结局的设置上，《狂人日记》采用开放式的结尾，对母性（人性）的呼喊，代表了一种对自身“疾病”的不满，让读者能体会情节里固化社会对人的压抑与人自身欲求不满后的扭曲。这种双重主题以此结尾又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对未来的期望。波普里希钦人物形象愈随情节推移愈加鄙俗，却在文末发生了一次大反转，面对着威逼利诱，浸水敲打等手段试图“治好”他的提议，哪怕他心中已经有了妥协的欲望，但他依旧坚持，直到意识模糊。这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任人差使，为科长“一支一支地削着羽毛笔”的小文员，而是怀揣着狂人理想的牺牲者。这种小人物的反弹带给人的震撼与悲壮，也正是果戈里的讽刺小说高于讽刺本身的意义所在。
而《我们》则用封闭式结尾，把一切的故事从头到尾画成一个严丝合缝的圆，在一切没有发生之前，D—503就把自己的日记视为“大一统王国的史诗”“像一个女人初次感觉到腹内尚未睁眼的小生命的胎动”，像数归入数集的般绝对服从。而历经了一次次引诱、辩论、启蒙、假死再到被改造后，他依旧坚信着理性必胜，我们必胜。这样营造出的一种恐怖感，勾勒出了一个极端理性反乌托邦的样貌。这里不再有控诉，同时也不再有期望。一切好像都如额定的圆规一样，完成着一样的循环。由是观之，亦可以体现20世纪作家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迷茫与焦虑。
三、空间背景的互文关系，彼得堡与一统国
彼得堡是《彼得堡故事集》里隐藏的角色之一，它无声地见证了巴什马奇金的外套，面具一般的“鼻子”，还有两只会写信，会交谈的小狗——菲杰尔和美琪。同时彼得堡也是扎米亚京求学数载，留校任教多年的第二故乡（其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城市列别姜）。彼得堡对于扎米亚京而言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情结，很有可能在他头脑中设计出的大一统国，在某些地方上闪烁着彼得堡的影子。
彼得堡是一座具有双重属性的城市，彼得堡的前身是一座坐落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重地，位于潮湿的三角洲——兔子岛之上，具有北拒瑞典，扼守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略意义。经过彼得大帝的努力，俄罗斯帝国的第一支舰队，亦是成立于此。彼得堡可以说是俄罗斯帝国近代伟大盛世的起跑线，荣光无限。但同时，在修筑彼得堡的时候，由于地处沼泽，施工难度大，无数壮劳力就埋骨于斯。在城市中，虽然有着神圣的圣彼得教堂，但同时犯罪与腐败也在这个都会中滋生;有着藏尽世间珍品的冬宫、夏宫，但这里也藏匿着天下间难以想象的贫穷与苦难;阿芙乐尔号的炮声是平凡人民的福音，却也同时让无数被清洗的囚犯无处下葬。这座城市仿佛光明与阴暗相生相随，这种双重性让所有的俄罗斯文学家都对在做城市，有着相当复杂的情感。
扎米亚京也曾参与了革命，积极走在改變沙皇统治的前列，但是人民可能来了又来，但沙皇却永远高高在上。一系列的政治风波让他意识到了高于一切秩序的，不是神，而是所谓的“大恩主”。“我”永远无法独立存在于“我们”之中，“我”必须成为“我们”，才能够让整个社会有序行进。诚如卡夫卡所讲“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扎米亚京试图通过自己诡谲的想象能力和辛辣的语言，创制出一个一切障碍粉碎着我的世界。
在大一统国里，理性是大恩主统治的重器，几乎没有人能够用感性的观念描述身边的美好事物。这里运用的大量数理化的语言，这正是工科出身的扎米亚京轻车熟路的技能，然而正是这种话语，产生出了一种语言“陌生化”的叙述效果。如一首钢琴曲的旋律被描述为“震荡着毕达哥拉斯的短裤全音二次方的低沉浑厚的转调”，在论证一些哲学伦理问题时，说道：“欢乐和嫉妒不过是幸福这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这是很明白的。”
其内在逻辑似乎是说，欢乐如果大于嫉妒，那么人就感到幸福，欢乐小于嫉妒，人就不幸福。这无可厚非，与现实情境也有所相似，但是这种譬喻下也蕴含着一定的潜规则，即欢乐（分子）可以不存在（为0），这样会导致幸福不存在（分数值为0）;但是如果嫉妒（分母）不存在为0，那么分数就没意义，因为这样无法让幸福变为一个确值。那么幸福与欢乐都变得都没有意义了。在这一系列的“真理”背后，却存在着只要嫉妒消亡，那么幸福就不会存在的黑暗定则。由是观之，似乎这种理性之光照耀下的国度里，并非处处皆是理性解决人们的危机。
并且在这个地方，一个看似乐土，极度秩序化的社会，是一个被隔绝的空间。大一统国里有明确地疆界，都是由又高又绿的墙壁垒砌，人们甚至可以嗅见墙外的花香（证实壁垒外确实存在另一个世界）。这种封闭的世界，是反乌托邦的一种特性。通过物理属性上的隔绝，达到思维交际上的隔绝，从而达到空间内人与人的隔绝。无论内部多么整洁光明，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大一统国，就像被壁垒包围的孤城，这与彼得堡要塞的形象有所重合。《狂人日记》里的彼得堡，权贵与平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界限，这种界限没办法用人与人的正常交流来消弭，只能靠两只动物的交谈，了解界限两边的情形。这种看似良性的秩序下，也隔绝掉了人性最纯真的一面。小文员只能癫狂到看狗和狗的通讯，来臆想小姐的生活环境。也正是这样一种亦明亦暗的城市形象，使得这两部作品在铺述背景时，都有意把故事的发生地设计地逼人疯狂。
彼得堡在果戈里笔下，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空间，地点，时代也许都征实可考，但也正是果戈里的匠心独具使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总在荒诞悲哀中流露出一抹传奇色彩。而一统国则是完全虚构的社会，是一个也带有“topos”词根的幻想之地，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个空间的创造，熔铸了自己对现实状况、政治本质的灼见，所以似乎一统国听起来也非空穴来风。两位作家的不同创作策略，让一个基于现实存在的地方，分而为三，并且让彼得堡这一出现于文学中的常客，变得更加多样多彩。
四、结语
文学文本之间向来都并非孤立存在，总是与过去或现在的文本产生着某种互文性。这种表现更像是一种跨时空的对话与交流。在跨越一百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俄罗斯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危机意识在《我们》中得以重现与回响，而在之后的一百年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又会产生与《我们》、《彼得堡故事》文风里这种隐喻性写作传统的新的联结点。
参考文献：
[1] [俄]叶·伊·扎米亚京.《我们》[M].顾亚玲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俄]果戈理.彼得堡故事[M] .满涛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8.
[3][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M].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
[4][俄]叶·伊·扎米亚京.《明天》[M].闫洪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5]顾亚玲.《<我们>的审美时间和色彩》[D].外国文学评论.1991 年第 4期.
[6][俄]安德烈·别雷.彼得堡[M] .靳戈 杨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