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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莞人”政策是东莞社会转型、城市升级的重要举措，它逐步消除了外来人口心理上的障碍，让很多外来人才在东莞实现了身份认同。但这一切仅仅才是开始，从身份认同到心理认同，再到社区认同，东莞社会结构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每年的元宵节过后，东莞都会准时地迎来返工的高峰。但今年“该回来的人没回来，不该走的人却又都走了。”一位老板告诉《小康》记者，“该回来的”是指本该正常返工的工人，“不该走的”则指当地色情产业的从业人员。
“一个月招工三百二十人，离开二百八十五人，铁打的厂门流水的工人。”这是对东莞外来人口最真实的写照。在这个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近4倍的城市，如何让他们建立归属感，把东莞当成“家”，是当地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他们是否把这里当成了“家”，则尚存疑问。
“游民社会”向“移民社会”过渡
“扫黄风暴”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声称要逃离东莞。对这座产业城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中共东莞市委党校社科教研室主任孙霄汉看来，东莞正在从一个“游民社会”向“移民社会”过渡。
2007年11月6日，东莞市政府新增设了一个机构——“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在这天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专为外地务工创业人设立的政府机构。服务局一挂牌便着手探索为外来人口服务的方式。包括为新莞人培训技能、提供维权，计生、社保、入籍、子女入学等多方面的服务。
“新莞人”的称谓意味着东莞想要化解外来与本土之间相互融合的困局，消除了本土与外来族群之间的隔膜。这一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希望就地入学的打工者子女。在此后几年中，东莞政府在基础教育上投入巨资，先后承接了60多万异地户籍的打工子女就地入学，无论在时间和数量上都领先于全国。
“一个移民社会应该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孙霄汉对《小康》记者说，但目前流动人口能享受到政府带来的公共服务还是很有限的。在他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种公共服务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政府顾及地方固定人口，而像东莞这样一个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大过于北京上海深圳，这应该在政策层面有顶层设计，国家应该统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责权。
东莞是一个包容型的城市，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但人口的结构还是以中低端为主，相对于广州、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是明显的。孙霄汉认为，东莞每个时期出台的政策对于东莞的影响还是正面的，东莞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与东莞出台的政策有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到9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与东莞本身经济发展的节拍是吻合的，而真正制约东莞发展的关键之处是怎么样提高东莞人的素质。
“新莞人”相关政策营造的公正公平环境，则使一群群优秀人才在这块土地得以展露才华，并成长为东莞社会的中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王伟举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对“新莞人”的各项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新莞人”政策是东莞社会转型、城市升级的重要举措，它逐步消除了外来人口心理上的障碍，让很多外来人才在东莞实现了身份认证。随着“新莞人”措施的出台，这些外地来东莞工作的人都已经本土化了，这不仅是指户籍，而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东莞融为一体。
“只有让800多万人在东莞都有高度的归属感，外来人口从游民变成移民，才能实现和谐东莞。”孙霄汉说。
在“沙漠”里种文化
去年东莞政府投入巨资打造的东莞城市形象片，并没能彻底改变“性都”的公众印象。
“政府想刻意通过某件事去改变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东莞市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梁聚锋对《小康》记者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执政者的工作重点太偏向于经济建设，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漠视形成现在这种必然结果。
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坤去年被评为“东莞市十大慈善人物”，当他向《小康》记者讲述这件事情时，却没有感觉到获此殊荣的自豪感。“获奖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人是真正做慈善事业，而其他都是土豪。”张坤认为，他近十年来，用“一对一”的扶持模式资助了近千个贫困孩子上学，获奖是理所当然。“在宴会上，没有人跟我说话，地方官员都围着企业家了。”官员们漠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态度令张坤很失望。
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王伟举却认为这是对东莞的一种偏见。
从2013年4月14日到27日，王伟举先后在东莞市区、厚街、长安、虎门、大朗、凤岗、松山湖作过调查，他对张坤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他发现，最近几年，东莞对文化投入非常重视。为了建设“东莞文化工程”，财政一次就投资了20多亿元。这些工程包括东莞市文化广场、展览馆、图书馆、玉兰大剧院、文化中心、岭南画院等核心项目。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不管你是哪个省市的人，都可以去东莞与当地的文学院签约，经过申请的写作项目都可以获得东莞市政府的资金扶持。地级城市的东莞文学院，常年驻有签约作家20多位。”王伟举表示，面向全国的签约作家制度就是东莞的首创。
打造文化软实力，是富起来的东莞欲改变形象的重要动作。自2006年以来，东莞市财政连续5年每年安排10亿元用于文化名城建设。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室）达到384个，有30座博物馆511个文化广场；打造了“‘我们的节日’——东莞市系列文化活动”、“文化周末”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品牌；2010 年，更完整地端出了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
种种努力，都试图改变东莞“文化沙漠”的状态。
自2013年以来，各镇热衷于拍摄具有本镇特色的“微电影”，除此之外，为了充实文化建设的内容，举办各种活动，比如位于东莞东部的清溪镇，已成功举办第三届赏花行活动，推动亚热带次原始森林自然风景区、山水天地森林公园等的建设，着手申报国家4A级以上生态旅游区。做大做强“一歌一舞”文化品牌，客家山歌成功晋级省级“非遗”，该镇颇具特色的“麒麟制作”晋级国家级“非遗”项目。继2012年获评“中国最美小镇”、“中国最佳休闲小城”，2013年又获评“中国最宜居城镇”。 无论从市还是镇，东莞地方政府显然已经深刻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土豪还是一个穷人。
东莞将去向何方？
东莞社会转型的未来在哪里？
“早在2006年，东莞就已找到了答案，并一直在践行——通过社会转型为经济发展方式。”东莞市社科联主席王思煜说。
虽处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东莞社会转型与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及现代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作为中国改革前沿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东莞目前社会转型更集中地体现在从初、中级城市化社会向更高级别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升级。
近年来，东莞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党政机关、企业经营管理者、本地居民和新莞人的教育培训，市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但由于东莞人口结构特殊，本地居民群体和新莞人群体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都是“洗脚上田”而来。市民整体素质滞后，成为东莞社会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们的政府和公务员要提高服务意识。”梁聚锋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国外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也经常“家访”，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市民家里来看看是否需要什么（特别是困难问题家庭）并给出一些建议，孩子上学远不远，是否需要转到就近学校，夫妻是否在同一地方居住，是否需要协住迁移等生活难题，而我们面临的公务员造访往往就是查证或收费。梁聚锋说，提升公务员、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在社会转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莞农村就地变城市，大量的农民已成为市民，但其城市观念、城市意识、文明素质等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使其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等全方面适应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促进本地居民向市民转型，是东莞向高级城市化社会转型必须跨越的一道坎。”王思煜说。
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差别的前提下，在一定底线上保持公平竞争，新老莞人都应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新莞人的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等基本需求，这些方面要广覆盖。“在东莞，外来人口数目过于庞大，如积分入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告诉《小康》记者，东莞为此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只靠改善民生，只靠满足基本需求，只靠机制的创新，还“和谐”不起来，可能还得靠公平、正义为主的社会共识的建立，还得靠社会利益机制的重整等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实现转型还得靠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型来推动。
王思煜说，“东莞特有的社会转型模式，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这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勇气去思考和探索。”
每年的元宵节过后，东莞都会准时地迎来返工的高峰。但今年“该回来的人没回来，不该走的人却又都走了。”一位老板告诉《小康》记者，“该回来的”是指本该正常返工的工人，“不该走的”则指当地色情产业的从业人员。
“一个月招工三百二十人，离开二百八十五人，铁打的厂门流水的工人。”这是对东莞外来人口最真实的写照。在这个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近4倍的城市，如何让他们建立归属感，把东莞当成“家”，是当地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他们是否把这里当成了“家”，则尚存疑问。
“游民社会”向“移民社会”过渡
“扫黄风暴”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声称要逃离东莞。对这座产业城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中共东莞市委党校社科教研室主任孙霄汉看来，东莞正在从一个“游民社会”向“移民社会”过渡。
2007年11月6日，东莞市政府新增设了一个机构——“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在这天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专为外地务工创业人设立的政府机构。服务局一挂牌便着手探索为外来人口服务的方式。包括为新莞人培训技能、提供维权，计生、社保、入籍、子女入学等多方面的服务。
“新莞人”的称谓意味着东莞想要化解外来与本土之间相互融合的困局，消除了本土与外来族群之间的隔膜。这一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希望就地入学的打工者子女。在此后几年中，东莞政府在基础教育上投入巨资，先后承接了60多万异地户籍的打工子女就地入学，无论在时间和数量上都领先于全国。
“一个移民社会应该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孙霄汉对《小康》记者说，但目前流动人口能享受到政府带来的公共服务还是很有限的。在他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种公共服务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政府顾及地方固定人口，而像东莞这样一个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大过于北京上海深圳，这应该在政策层面有顶层设计，国家应该统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责权。
东莞是一个包容型的城市，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但人口的结构还是以中低端为主，相对于广州、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是明显的。孙霄汉认为，东莞每个时期出台的政策对于东莞的影响还是正面的，东莞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与东莞出台的政策有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到9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与东莞本身经济发展的节拍是吻合的，而真正制约东莞发展的关键之处是怎么样提高东莞人的素质。
“新莞人”相关政策营造的公正公平环境，则使一群群优秀人才在这块土地得以展露才华，并成长为东莞社会的中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王伟举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对“新莞人”的各项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新莞人”政策是东莞社会转型、城市升级的重要举措，它逐步消除了外来人口心理上的障碍，让很多外来人才在东莞实现了身份认证。随着“新莞人”措施的出台，这些外地来东莞工作的人都已经本土化了，这不仅是指户籍，而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东莞融为一体。
“只有让800多万人在东莞都有高度的归属感，外来人口从游民变成移民，才能实现和谐东莞。”孙霄汉说。
在“沙漠”里种文化
去年东莞政府投入巨资打造的东莞城市形象片，并没能彻底改变“性都”的公众印象。
“政府想刻意通过某件事去改变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东莞市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梁聚锋对《小康》记者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执政者的工作重点太偏向于经济建设，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漠视形成现在这种必然结果。
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坤去年被评为“东莞市十大慈善人物”，当他向《小康》记者讲述这件事情时，却没有感觉到获此殊荣的自豪感。“获奖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人是真正做慈善事业，而其他都是土豪。”张坤认为，他近十年来，用“一对一”的扶持模式资助了近千个贫困孩子上学，获奖是理所当然。“在宴会上，没有人跟我说话，地方官员都围着企业家了。”官员们漠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态度令张坤很失望。
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王伟举却认为这是对东莞的一种偏见。
从2013年4月14日到27日，王伟举先后在东莞市区、厚街、长安、虎门、大朗、凤岗、松山湖作过调查，他对张坤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他发现，最近几年，东莞对文化投入非常重视。为了建设“东莞文化工程”，财政一次就投资了20多亿元。这些工程包括东莞市文化广场、展览馆、图书馆、玉兰大剧院、文化中心、岭南画院等核心项目。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不管你是哪个省市的人，都可以去东莞与当地的文学院签约，经过申请的写作项目都可以获得东莞市政府的资金扶持。地级城市的东莞文学院，常年驻有签约作家20多位。”王伟举表示，面向全国的签约作家制度就是东莞的首创。
打造文化软实力，是富起来的东莞欲改变形象的重要动作。自2006年以来，东莞市财政连续5年每年安排10亿元用于文化名城建设。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室）达到384个，有30座博物馆511个文化广场；打造了“‘我们的节日’——东莞市系列文化活动”、“文化周末”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品牌；2010 年，更完整地端出了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
种种努力，都试图改变东莞“文化沙漠”的状态。
自2013年以来，各镇热衷于拍摄具有本镇特色的“微电影”，除此之外，为了充实文化建设的内容，举办各种活动，比如位于东莞东部的清溪镇，已成功举办第三届赏花行活动，推动亚热带次原始森林自然风景区、山水天地森林公园等的建设，着手申报国家4A级以上生态旅游区。做大做强“一歌一舞”文化品牌，客家山歌成功晋级省级“非遗”，该镇颇具特色的“麒麟制作”晋级国家级“非遗”项目。继2012年获评“中国最美小镇”、“中国最佳休闲小城”，2013年又获评“中国最宜居城镇”。 无论从市还是镇，东莞地方政府显然已经深刻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土豪还是一个穷人。
东莞将去向何方？
东莞社会转型的未来在哪里？
“早在2006年，东莞就已找到了答案，并一直在践行——通过社会转型为经济发展方式。”东莞市社科联主席王思煜说。
虽处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东莞社会转型与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及现代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作为中国改革前沿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东莞目前社会转型更集中地体现在从初、中级城市化社会向更高级别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升级。
近年来，东莞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党政机关、企业经营管理者、本地居民和新莞人的教育培训，市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但由于东莞人口结构特殊，本地居民群体和新莞人群体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都是“洗脚上田”而来。市民整体素质滞后，成为东莞社会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们的政府和公务员要提高服务意识。”梁聚锋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国外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也经常“家访”，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市民家里来看看是否需要什么（特别是困难问题家庭）并给出一些建议，孩子上学远不远，是否需要转到就近学校，夫妻是否在同一地方居住，是否需要协住迁移等生活难题，而我们面临的公务员造访往往就是查证或收费。梁聚锋说，提升公务员、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在社会转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莞农村就地变城市，大量的农民已成为市民，但其城市观念、城市意识、文明素质等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使其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等全方面适应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促进本地居民向市民转型，是东莞向高级城市化社会转型必须跨越的一道坎。”王思煜说。
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差别的前提下，在一定底线上保持公平竞争，新老莞人都应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新莞人的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等基本需求，这些方面要广覆盖。“在东莞，外来人口数目过于庞大，如积分入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告诉《小康》记者，东莞为此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只靠改善民生，只靠满足基本需求，只靠机制的创新，还“和谐”不起来，可能还得靠公平、正义为主的社会共识的建立，还得靠社会利益机制的重整等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实现转型还得靠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型来推动。
王思煜说，“东莞特有的社会转型模式，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这需要我们以极大的勇气去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