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

　　4个月前，太合娱乐发行总监田琪看完影片《心迷宫》，这个小制作、在诸多电影节获奖的片子并不文艺，“故事结构是商业片，要不是在农村发生，男女主角换个名演员，就是个商业片。”
　　但他非常头疼，“这片子搁在去年或前年就是‘一日游’。靠口碑？口碑这东西，最多也就是在业内传播。这种片子很容易碰上死循环：没院线排，然后没人看;没人看，就没人排……”
　　《心迷宫》原本定的档期是9月，却碰上一大拨进口大片，再晚些又是众片厮杀的假期，于是首映最终改到了10月17号——但他们又遇到《蚁人》和《小王子》。
　　这是宣传李鑫从业3年来遭逢过的“最不正规的宣传”——导演只给了10张剧照，以及明星推荐话语和得奖情况。片子无大明星、无大导演、无大制作（170万制作），获的奖也不是欧洲三大奖，简直没法下手，“怎么宣传啊，完全没有任何卖点。”
　　片子到了后期才出一版人物海报——最后上了饰演村长的男演员（团队有点担心剧透）。《心迷宫》走影展获了奖，担心观众误会是文艺片，是闷片，团队推了一款“烧脑概念”的海报。“因为它需要观众去动脑。”在一些院校做点映，大学生从头笑到尾，宣传点又加了荒诞、黑色幽默。预告片也不好做，因为故事背景发生在农村，怕观众误会成“很Low”的那种乡土片。
　　“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口碑。”导演忻钰坤说。于是一早就确定了口碑路线——也是片子惟一的出路。然后是大规模巡演，跑了21个城市，全国点映135场。跑路演一般是两种情况，要么有明星撑场，要么对片子质量有信心。《心迷宫》无疑属于后一种。尤其在前期，他们做了三四个城市的口碑场，邀请影迷、媒体及影评人观看。每场导演跟影迷的交流都在一个小时以上。
　　还是打准了——通过影迷圈形成小小的气候，再靠他们“安利”出去。近一周来，毒舌影评、桃桃淘电影、电影通缉令都在微信公号推荐《心迷宫》，不乏夸赞之词，豆瓣评分是国产片中少见的8.5。导演曹保平从片子看到中国电影的未来，“即便是好的商业电影也一定是故事为王。”
　　田琪发现，《心迷宫》的票房收入中，网络购票达到了85%，“说明网络口碑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截至10月27日，《心迷宫》票房是914万。田琪觉得，“这个圈子还是小，大部分观众还是要消费、要娱乐。”
　　做了近十年发行工作，田琪的感触是，中国的电影市场早就变天了——其中就包括舆论的力量。“《心迷宫》比预期的好一点，就是因为舆论。大制作的《太平轮》，就是被舆论拿下去的。”按他的观察，口碑逆行的片子有两种，一种是大制作、质量精细的文艺片，比如去年票房近四千万的《再次出发》。其次就是喜剧片了，比如刚刚拿下10亿票房的《夏洛特烦恼》。
　　田琪记得自己开了20公里路才看到《太平轮》，他并不觉得院线残酷，“市场就是有它的规律，观众捧你就上，不行就下。”在他的观察，大部分院线对片子还算有标准，反而“很多片方在买票房，这些手段往往是恶性竞争的主要原因”。
　　这次《心迷宫》主打一二线城市。在田琪看来，一些院线的支持甚至超出了他们“应该有的”。他跟百老汇、万达、金逸等院线争取长线放映。“这种方式对这种类型的片子最有利，因为口碑效应，要等它慢慢发酵。”但这也难，这几天他会听到院线负责人说，“没事，我们还能撑，撑不了我们再告诉你。”
　　片方没有多余资金铺三四线城市。田琪会听到三线城市的一两个观众抱怨看不到片。 他也无奈，“但真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在看，小城市放映厅本来就不多，很可能当天就亏本了。”
　　忻钰坤的感受是，多数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刚开始看电影——在他们眼里电影基本上是大片。比如李鑫有个朋友在三四线城市工作，问他《心迷宫》是谁演的，他说没有明星，对方马上问，“那看什么？”

心事

　　忻钰坤皮肤白净，一点不像是出生于风沙漫天的包头。黑色细边框眼镜，加上一如既往的黑色衬衫和牛仔裤，多少显得有些拘谨、内向。
　　这位生于1984年的新导演看上去老练、沉稳。“《心迷宫》更多是因为故事本身比较好，再加上大家给它贴上了处女作的标签，所以才有这么高的口碑，从拍摄技法上它还很粗糙，算是及格吧，它就如同一个手工艺品——好玩儿，光鲜，还有自己的精髓在里面。我更希望自己慢工出细活，做一个匠人。”
　　电影开头的字幕写：电影原创故事作者鲁妮凡。鲁妮凡是制片人任江洲的母亲。4年前，任江洲带从未进过电影院的母亲看《失恋33天》，出来时，老太太索然无味，跟儿子讲了个“更有意思的事”：90年代初，河南老家的青壮年都到外地打工，有人赚钱回来了，也有人死在外面——没人知道死在哪。有一年大年初一，村里出现一具烧焦的男尸。三家人来认领，棺材换了三家。“其中一家以为儿子死了，准备下葬，结果儿子回来了。”最后棺材被隔壁村一家人拉走——那家人的孩子也失踪了。
　　任江洲立即打电话给好友忻钰坤。忻钰坤两天两夜都在想这个故事。最后写了3个框架的《心事》，第一个最接近鲁妮凡的口述——关于打工、乡愁，有大时代气息，格局更大。第二个则完全讲村长，讽刺村官霸权（他估计过不了审）。第三个是他最有表达欲、也是最后呈现的《心迷宫》——多视角平行叙事，十来号人串一块，环环相扣成迷宫，最终揭开一个罪案故事。
　　他按场景写，梗概先出来。然后非常重要的，他在三四页的图纸写满每个情节抛给观众后，观众会有什么联想，而这些联想又会接上哪场戏。他假设观众是剧本中的“第三人称”。“观众会有自己的情感线。影片开头，大壮带着陈自立（后来死了）在山上走，最后大壮手里拿着砖头。观众会想，‘是大壮干的’？” 　　这透出了忻钰坤的电影观。他记得斯皮尔伯格说过：在拍摄影片时我脑子想的是“观众的视角”。他也深受科恩兄弟的影响。“你把观众带入进来，有些事你要让观众知道，不让角色知道，而有些事情，你让角色知道，不让观众知道，这是关于悬疑片特别基本的技巧。”
　　他动笔慢，因为要“精巧”，也因为等待多年，他真的要做电影了，内心敬畏。多线性叙事结构在他眼里的意味不只是试验，不只是好玩，“电影应该像洋葱，很多层，第一层是让观众身心愉悦，然后是另一种生命体验，最后是电影本体上的延伸。”梗概是第一层，结构是第二层。观众是“上帝”，看芸芸众生在迷宫打转。“你以为每个人物命运都是单一的，当你俯视，所有人物命运是相互交织的。”
　　而命运又是什么？故事结尾时间线切回最初，在后来已经死去的白虎虔诚地烧着香。忻钰坤一方面相信宿命，又觉得命运是人内心根本的欲望、动机决定的。因为他最感兴趣的是人的“心事”（剧本最初的名字），尤其是人类在极端情境下做出的选择，“人面对贫困、仇恨，选择的还是私欲。”比如胆小的大壮，怎么都下不了手杀人，但在对方丧命后，选择了不报案。

　　每个人都在迷宫打转。片中一位母亲劝自己女儿不要问丈夫是否出轨，“你问了，这心事就压在你身上了。不问，压在他身上。他就会对你好。”因为私欲，谁也没有推开迷宫的墙，包括身为村长的父亲和儿子，最后在晦暗的天空下，他们站在殡棺（出殡但未入土的棺材）面前，表情暗淡，沉默无言。
　　片子出来后，忻钰坤发现自己拿捏的度不错，“你会发现没有人是所谓的坏人。”一方面由于他眼里的人性“游走在灰色地带”，然后也是“做这行，你要知道线在哪里”。韩国电影《黄海》里面暴力的视觉效果，他很清楚在国内不可能过审。他坦言，电影结尾加了自首的字幕，是审查后的妥协之举。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表达，“在5年前，对方可以让你把这个结尾拍出来呢。”
　　很多影评人从《心迷宫》看到隐喻，解读点围绕“农村权力结构”、“劳动力缺失”等，但忻钰坤对这些议题不太敏感，也无太多兴趣，“所有背景、细节，都是为了故事合理。”他尤其反对创作者背负太多东西，“你要把背的东西扔掉才走得远。”

洋葱

　　去年忻钰坤养了条狗，今年没再养了。因为能在他出差时帮他养狗的朋友都离开了北京。他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类似纠结。直到二十八九岁，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还需要父母接济。也是典型深度影迷的故事：高中迷上电影，辍学，在西安电影培训学院啥也没学到，阅片上万。工作经历是给西安某电视台拍栏目剧，偶尔接点广告。
　　拍片过程比《煎饼侠》还要戏剧性。制片人任江洲迄今不敢相信，怎么片子就拍出来了，怎么就拿了奖，怎么就上了院线。
　　一度他们在河南等了一周，实在不够钱开机，只好准备回北京。看着窗外父母在帮忙收拾器材，任江洲坐在车里崩溃了，他让朋友给父母拍张照。“我就想再也不回来了，要彻底地静一静。”他跟五台山的朋友联系好了，准备剃个头当和尚。躺在床上，突然手机就响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钱到了，留着个缝看手机，“就生怕不是。”然后他跟楼下的忻钰坤说，不用收拾了。
　　片子拍完，任江洲跟央视法制频道的朋友都商量了，片子上不了院线就加些采访的内容，卖给法制栏目，一集20万，剪成3集，还能卖60万，收回点成本。
　　演员多数是河南歌舞剧团找来的，导演得反复跟他们强调“要收着些演”，其中两个演得实在太差，重拍了一次，又费了几万块。肩扛摄影是调度最快最省时间最省成本的方式，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拍出类似《冬天的骨头》那样清冷的纪实风格。
　　然后是剪辑。也许是创作者的天然不自信让忻钰坤又差点崩溃——这毕竟是他惟一的机会。现在回头看，他已经翻烂了李安那本《十年一觉电影梦》。
　　命运最终来了。因为后期制作做不完，直到最后一天，忻钰坤才给First青年影展送了片子;威尼斯电影节也是赶上最后一天下午5点才寄出的，多亏了时差，意大利还是中午。结果他在前个影展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在威尼斯则拿到新锐导演大奖。也是靠着8个大奖，片子有了口碑，也才有了上院线的机会。
　　讲起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忻钰坤语气不带一丝抱怨。他又提到洋葱理论，“中国电影第一层有了，就是漂亮、好看，但第二层非常浅，可以说基本上被放弃了。最基本的视听语言都被放弃了。镜头前面总是对切，没人讲究调度。”
　　有不少大老板找上门来，内心难免浮躁一阵，但自我审视能力，以及对环境的认知帮助他清醒：“我要是去做所谓的IP，就是个螺丝刀，还不一定是最好的。”他觉得创作者最好的状态是科恩兄弟那种——永远不是票房第一个，但永远也不赔钱，这是创作者最好的状态。”接着他补充说，“或许有一天，如果好莱坞找我拍IP，我不拒绝。因为人家的IP是很好的原著小说，而我们的IP呢？我也做商业类型片，但对不起，我不可以接受。”
　　全国跑了一圈，忻钰坤觉得，许多影迷比他想象的还要懂电影，“10年前观众都站在一个台阶。导演坐在第二层，做一个片子是满足第一层的观众看。但今天，第一层到第十层站满了观众。有可能导演是站在第四层。导演要有自己分众的概念，控制好成本，满足自己的受众就够了。当然，如果你要满足最大众化的大片，只能走搞笑、幽默的路线。只有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