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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两个多月后，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宣布解散了。它震动了新文化界、知识分子群体。又一年，当工读互助运动无声无息地消亡后，那些原来的发起人、参与者，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施存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第一组成员施存统这么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发生后，他才与三名同学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加入工读互助团后，他们那样地激动、骄傲。以施存统为例，他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以俞秀松为例，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这个富家子弟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是与家庭决裂的宣言，也是个体理想的书写。为了这个宣言、这种书写，他们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满怀的生活。加入第一组后，他们起初负责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之类，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组主要收入来源“俭洁食堂”开张了，他们以无比骄傲的心情，在食堂墙壁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这是对军阀、政客乃至千万民众的告诫；它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这就是“第三代人”对自己的最初期许。他们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他们要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为此，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他们兢兢业业地充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少爷、“洋学生”和中产子弟……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一个多月后，小组危机还是出现了。
“共产”风波
一开始，小组的危机，似乎是“人的问题”。
好奇、冲动、喜好尝试、易变……是青年人的普遍特点。工读互助试验兴起后，各地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然而，小组联络人很快发现，许多人纯粹抱着凑热闹的态度。以第一组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载了十五名成员名单，然而，仅仅两天后，《晨报》发表的一则报告写道，“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后，十三名青年开始集体生活了。起初，他们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谈论着未来的工读互助社会。傅彬然后来回忆说，“……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然而，对工读互助社会的不同理解，很快引发了冲突。
收入归公，是《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的，成员们对此并无分歧。但，入团之后，一些成员还不时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不归公，工读互助的意义何在？倘若不归公，几个人饶有余资，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正是这些考虑，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
争论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其次则是施存统后来回顾的，“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
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对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但施存统等人认为，这是关乎工读互助理想的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所以对于若愚的劝告毫不采取”……
激烈、“极端”，又何止这一次？“共产”风潮后，接踵而来的是“脱离家庭”风波。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使团体濒临分裂呢？还不是因为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时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产生！……在写过《非孝》、并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等看来，“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施存统后来说，争论尚未结束，“退团者也有一人”；而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退团的还有两人”。
八个成员退团前后，又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一个异常激进、“全体一致”的团体出现了：谈论婚约问题时，“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谈论学校问题时，“退出的退出，改为旁听生的改为旁听生”；谈论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时，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后来回忆，“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接踵出现的，是经济问题。
经济危机
如果说，各小组风格不同，第一组因聚集了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激进青年，因而冲突不断的话，那么，一两个月以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了。后来，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它折射了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大约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起初，这份营生颇让团员们兴奋，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并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一开始生意也还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她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
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的维持后，团员们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十元盈余主要来自姑娘们的捧场。于是，在匆促的会议后，电影股解散了。
电影股之后，又一个被停掉的，是石印业务。石印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两个不一定”。它的利润异常微薄，并且不时滞销；不久，“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的结果出现了，它也就被“办理结束”了。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洗衣业务。洗衣股有四个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但接连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之下，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让斋夫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报酬……我们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统后来回忆：“我们以为这样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斋夫转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这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在斋夫房里和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
“（洗衣股）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而在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纷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发生了：食堂办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似乎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
就是这次“扩充”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而十几天以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个人，“连这八个人的饭都没得吃”！……
施存统后来谈到，“食堂无异是我们的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卖、学生“包饭”，来饭堂点餐的顾客很少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在增加开支之外，丝毫无助于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种营业中最赚钱的，当属仅有两名团员、区区七八名学生的英算专修馆。前后两个多月，它仅支出两元，收入七十余元……
解散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写道：“开了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组的解散，震动了新文化界、千万知识分子。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的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并反思了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他说，“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或许，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却是他一语未及，但令第一组“感情大坏”、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这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但几天后，几名成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一怒之下，易群先远走天津。这么一来，事情愈演愈烈，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培公……
在王光祈看来，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陈独秀也认为是“人的问题”。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而对此，胡适站在“原教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嗤之以鼻。
远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在一次演说中，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他说，17名发起人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这个批评，针对的无疑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这个错，“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因为这个错，工读变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因为这个错，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那么，胡适怎样理解工读互助运动呢？
胡适谈到，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他并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如果说，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人，都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问题的话，那么，戴季陶、施存统的思考，则指向了工读互助团背后的那个社会、那种制度。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名三十四周年。这一天，戴季陶创办的《星期评论》发行了“劳动纪念号”；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个深研马克思主义、曾翻译《资本论解说》的国民党元老，发表了《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这篇学养深厚、冷静精辟的长文，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戴季陶反对胡适的“原教旨”立场。他说，个体出路与“分工协作”、“劳工神圣”观念的结合，是工读互助团的出发点；王光祈为“工读互助”而发起，团员们也是为“工读互助”而不是单纯的工读而来，美国工读主义是什么样的，和工读互助团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有什么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
那么，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这些思想与生活相冲突、因此追求新社会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它并席卷、压迫着大多数人群，职员、农夫、商业雇员、学生……以农夫为例，他的纺车闲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职、他的被迫购买商品，都是明证，更不必说未来农机和工业化农场的出现了；以学生为例，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两本破书，“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但如今，学制也已经工业化，它逼迫大部分学生脱离乡村、缴纳学费、积年累月。而这也是工读互助运动的成因之一。
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又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更何况，手工业者起早贪黑，而工读互助团却有一个必要条件，“劳动时间少”。他认为，“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
正因此，工读互助团的“作工”时间不断增加，从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也因此，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注定的……
那么，他们该向何处去呢？
如果说，戴季陶的上述分析，无一不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那么，他的建议与呼喊却有着“工党”色彩、合法斗争的鲜明倾向。他大声呼吁：“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他说，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说，“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在这一期杂志上，年仅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长达万余字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此后几十年，这篇文章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
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长文里，施存统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对自己的偏激、“极端”，他并不后悔。他说，“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他说，“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他并不避讳易群先事件的影响，“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当事人中，他是唯一一个谈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动地质问胡适：“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
不仅胡适。他也不满王光祈的结论。他说：“我以为他们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
那么，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根源归结于社会。他说，“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说，“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不仅如此。工读互助团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师范姑娘们的好意，“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赚了一些钱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尽管如此，他说，“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作者按：非专门名词，仅指财产公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我们神圣的主义！”……
那么，该怎么实现财产公有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他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这样的评论、回顾和归结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命运多舛的第三组刊登了一则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必能令诸君满意”；而10月28日，第四组则以“快！清洁”的标题，刊登了食劳轩食堂重新裱糊、更换厨夫的消息。此时，没有多少人关心它们的前路了。不久后，这两个小组连同第二组，连同在各大城市的众多小组，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个驳杂而短暂的时代结束了。
后来，第一组成员施存统这么回顾自己对工读互助运动的最初理解：“……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正因此，在“《非孝》事件”发生后，他才与三名同学赶赴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加入工读互助团后，他们那样地激动、骄傲。以施存统为例，他反复强调，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以俞秀松为例，离家出走、抵达北京后，这个富家子弟当即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我来的目的是：实验我底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是与家庭决裂的宣言，也是个体理想的书写。为了这个宣言、这种书写，他们投入了陌生、清新而又激情满怀的生活。加入第一组后，他们起初负责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之类，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不久，第一组主要收入来源“俭洁食堂”开张了，他们以无比骄傲的心情，在食堂墙壁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这是对军阀、政客乃至千万民众的告诫；它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这就是“第三代人”对自己的最初期许。他们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他们要成为未来“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为此，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他们兢兢业业地充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少爷、“洋学生”和中产子弟……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一个多月后，小组危机还是出现了。
“共产”风波
一开始，小组的危机，似乎是“人的问题”。
好奇、冲动、喜好尝试、易变……是青年人的普遍特点。工读互助试验兴起后，各地报名者犹如过江之鲫，然而，小组联络人很快发现，许多人纯粹抱着凑热闹的态度。以第一组为例，1月20日，《新青年》刊载了十五名成员名单，然而，仅仅两天后，《晨报》发表的一则报告写道，“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后，十三名青年开始集体生活了。起初，他们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他们“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谈论着未来的工读互助社会。傅彬然后来回忆说，“……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然而，对工读互助社会的不同理解，很快引发了冲突。
收入归公，是《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的，成员们对此并无分歧。但，入团之后，一些成员还不时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不归公，工读互助的意义何在？倘若不归公，几个人饶有余资，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正是这些考虑，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
争论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其次则是施存统后来回顾的，“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
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对此，王光祈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的人疏通……主张不要太趋极端”（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但施存统等人认为，这是关乎工读互助理想的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所以对于若愚的劝告毫不采取”……
激烈、“极端”，又何止这一次？“共产”风潮后，接踵而来的是“脱离家庭”风波。
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使团体濒临分裂呢？还不是因为老朽、腐烂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时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产生！……在写过《非孝》、并引发轩然大波的施存统等看来，“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的争论。施存统后来说，争论尚未结束，“退团者也有一人”；而全体决议脱离家庭后，“退团的还有两人”。
八个成员退团前后，又有六名青年先后加入第一组。一个异常激进、“全体一致”的团体出现了：谈论婚约问题时，“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谈论学校问题时，“退出的退出，改为旁听生的改为旁听生”；谈论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时，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施存统后来回忆，“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接踵出现的，是经济问题。
经济危机
如果说，各小组风格不同，第一组因聚集了施存统、俞秀松、何孟雄等激进青年，因而冲突不断的话，那么，一两个月以后，经济问题成为工读互助团的普遍危机了。后来，施存统留下了一份饶有意味的账单，它折射了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大约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起初，这份营生颇让团员们兴奋，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并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一开始生意也还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她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
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一个多月的维持后，团员们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十元盈余主要来自姑娘们的捧场。于是，在匆促的会议后，电影股解散了。
电影股之后，又一个被停掉的，是石印业务。石印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两个不一定”。它的利润异常微薄，并且不时滞销；不久，“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的结果出现了，它也就被“办理结束”了。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洗衣业务。洗衣股有四个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但接连三四天，“收了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无奈之下，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让斋夫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到百分之二的报酬……我们加他百分之三。”施存统后来回忆：“我们以为这样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斋夫转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更可笑的是，这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在斋夫房里和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
“（洗衣股）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而在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纷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发生了：食堂办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似乎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
就是这次“扩充”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而十几天以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料理食堂的共有八个人，“连这八个人的饭都没得吃”！……
施存统后来谈到，“食堂无异是我们的根据地”，“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它的缘故”……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此时，施存统还没有发现食堂失败的真正原因：它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外卖、学生“包饭”，来饭堂点餐的顾客很少很少；扩大店堂规模，在增加开支之外，丝毫无助于食堂生意。
更富有意味的是，五种营业中最赚钱的，当属仅有两名团员、区区七八名学生的英算专修馆。前后两个多月，它仅支出两元，收入七十余元……
解散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解散了。施存统写道：“开了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了！……”
第一组的解散，震动了新文化界、千万知识分子。
4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文章，探讨第一组失败的根源。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
王光祈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并反思了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他说，“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或许，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却是他一语未及，但令第一组“感情大坏”、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
如前所述，易群先是国会议员易夔龙之女，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她漂亮、活泼、大胆，“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这一天，易群先告诉施存统，她与何孟雄自由恋爱了。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施存统后来说，他对此“又惊又喜”。但几天后，几名成员连夜开会，以妒怒交加的态度逼迫何孟雄承认错误；一怒之下，易群先远走天津。这么一来，事情愈演愈烈，那几名成员决议驱逐何孟雄、施存统、陈培公……
在王光祈看来，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陈独秀也认为是“人的问题”。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而对此，胡适站在“原教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嗤之以鼻。
远在工读互助团发起不久，在一次演说中，胡适就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他说，17名发起人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
这个批评，针对的无疑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这个错，“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因为这个错，工读变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因为这个错，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那么，胡适怎样理解工读互助运动呢？
胡适谈到，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他并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如果说，王光祈、陈独秀、胡适等人，都还在工读互助团范围内探讨问题的话，那么，戴季陶、施存统的思考，则指向了工读互助团背后的那个社会、那种制度。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定名三十四周年。这一天，戴季陶创办的《星期评论》发行了“劳动纪念号”；在这一期杂志上，这个深研马克思主义、曾翻译《资本论解说》的国民党元老，发表了《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这篇学养深厚、冷静精辟的长文，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新解释。
戴季陶反对胡适的“原教旨”立场。他说，个体出路与“分工协作”、“劳工神圣”观念的结合，是工读互助团的出发点；王光祈为“工读互助”而发起，团员们也是为“工读互助”而不是单纯的工读而来，美国工读主义是什么样的，和工读互助团没有关系。所以，“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有什么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便去加上武断两个字”……
那么，工读互助团为什么失败？这些思想与生活相冲突、因此追求新社会的青年，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大机器挤压着作坊、工场、手工业者，让他们无法抵抗地、“一步一步的立在劣败的地位去”；它并席卷、压迫着大多数人群，职员、农夫、商业雇员、学生……以农夫为例，他的纺车闲置、他的失去手工兼职、他的被迫购买商品，都是明证，更不必说未来农机和工业化农场的出现了；以学生为例，古代求学的人，只要有两本破书，“都可以咀嚼出许多高尚的哲学来”，但如今，学制也已经工业化，它逼迫大部分学生脱离乡村、缴纳学费、积年累月。而这也是工读互助运动的成因之一。
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又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更何况，手工业者起早贪黑，而工读互助团却有一个必要条件，“劳动时间少”。他认为，“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
正因此，工读互助团的“作工”时间不断增加，从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也因此，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注定的……
那么，他们该向何处去呢？
如果说，戴季陶的上述分析，无一不以《资本论》为理论基础，那么，他的建议与呼喊却有着“工党”色彩、合法斗争的鲜明倾向。他大声呼吁：“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他说，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说，“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也是在这一期杂志上，年仅22岁的施存统，发表了长达万余字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此后几十年，这篇文章被反复转载、不断引用。
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长文里，施存统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对自己的偏激、“极端”，他并不后悔。他说，“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他说，“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他并不避讳易群先事件的影响，“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
在所有当事人中，他是唯一一个谈及易群先事件的。
他激动地质问胡适：“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
不仅胡适。他也不满王光祈的结论。他说：“我以为他们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
那么，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和戴季陶一样，施存统将根源归结于社会。他说，“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他说，“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不仅如此。工读互助团的努力，有什么意义呢？赚了一些钱的电影股，承蒙的是女子师范姑娘们的好意，“她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赚了一些钱的英算专修馆，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还不是替资本家作工！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活在这个社会、这种秩序里，都参与乃至赞助着资本主义的运转！
尽管如此，他说，“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作者按：非专门名词，仅指财产公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我们神圣的主义！”……
那么，该怎么实现财产公有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他说，“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
在这样的评论、回顾和归结中，1920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命运多舛的第三组刊登了一则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必能令诸君满意”；而10月28日，第四组则以“快！清洁”的标题，刊登了食劳轩食堂重新裱糊、更换厨夫的消息。此时，没有多少人关心它们的前路了。不久后，这两个小组连同第二组，连同在各大城市的众多小组，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个驳杂而短暂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