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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政府官员必须学会向公众说话，明白说什么、怎么说、说多少，对民众诉求做出迅速及时透明的回应。
【案例】
7月17日上午，湖南郴州市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南强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发生争执冲突，邓正加死亡。7月31日晚，郴州市公安局通报，瓜农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邓正加亲属拒绝接受尸检结论。
在城管暴力执法致人死亡事件发生以后，临武县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和回应不能满足社会和家属的要求，致使事件不断升级，并引发很多“次生灾难”，中国青年报7月“中青月度舆情指数”显示，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成“官方应对最差事件”。
【析因】
说什么与怎么说
政府官员怕说话是目前政府中比较常见的现象。之所以怕说话，一是执政理念落后，没有说话意识，不知道积极利用媒体；二是有说话的意识和动机，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以至于说起话来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或者多人发言，口径不一致，让公众和媒体无所适从。
实际上，政府发言的基本目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民众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怎么想。民众要了解这些信息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只有满足民众的合理诉求，事件才能得到解决。这些诉求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情感诉求；二是利益诉求；三是价值诉求。三类诉求互相交织，又有明显界限。临武县政府在处理事件中没有满足家属和公众这些诉求，为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埋下了隐患。
从情感诉求上来讲，瓜农死亡之后，其家属作为受害者，需要得到情感安慰。如果政府能够积极主动与受害人家属接触，严肃处理肇事者，就能够让受害人家属产生“自己人效应”，容易接受政府的处理结果。但是临武县政府从政府信息公布开始就试图掩盖真相，虽然也提到要调查事件真相，但是，否认了城管暴力执法，也否认了邓正加的死亡与城管暴力执法有关，使受害人家属和社会对政府产生抵触情绪。这种缺少情感交流的信息通报不但把受害人家属推到政府的对立方，为以后的事件升级埋下隐患，也把公众和媒体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随后的警察抢尸则进一步伤害受害人家属和社会公众的感情，使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并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当地政府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受害人家属埋葬尸体，但是，受害人家属和公众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消除。在法医鉴定公布阶段，当地政府通过美妙的遣词来掩盖瓜农死亡与城管暴力执法之间的关系，则把本来已经接近平息的群体事件，再次推上了舆论巅峰。
从利益诉求来讲，瓜农的死亡与城管的暴力执法具有直接明显的关系，事后的依法赔偿必不可少。但是，临武县政府在赔偿数额上做起了文章，把赔偿与是否埋葬尸体挂钩，成为威逼受害人家属的工具。当利益诉求被压制时，情感诉求和价值诉求也必然受到挤压。
只要民众的利益满足了，事件本不会进一步升级并成为群体聚集事件，但是，由于当地政府没有满足受害者家属的基本利益诉求，抬尸抗议成为中国官民对抗的常演节目，政府为了尽快地平息事件，要么赔钱息事宁人，要么暴力抢尸，压制受害人的利益表达，这种无视民众利益的做法只会使官民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为以后的社会不稳定打下伏笔。临武县政府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总是在逃避责任，从而让受害人和社会认为他们不但在进一步侵害家属的权益，还在欺骗社会舆论。
在价值诉求方面，公平正义和依法办事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和言论的基本要求，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执法明显违反了依法办事的基本价值标准，邓正加的死亡把这种价值扭曲推到了极致。要匡正这种价值扭曲，政府发言中必须首先坦诚地承担责任，向社会道歉。暴力执法虽然是城管的个人行为，但是它是政府的赋权行为，政府必须为这种价值的扭曲担责。但是，政府推脱责任的发言不但进一步冲击了依法行政的底线，还冲击了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标准。政府指使有关部门停电，暴力夺尸，随后在新闻发言中矢口否认，并称是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敬意，帮助转移尸体。但是，这种谎言迅速被公众识破，警察抢尸的照片在网上被传播出来，政府虽然处理了责任人，但是这种处理却是在政府派出警察抢尸失败以后的补救措施，政府否认抢尸的发言立即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
为了保证公平正义，信息公开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基本要求，但是，政府的信息发布直到最后也没有说明白瓜农的死亡与城管执法人员有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是邓正加的死亡原因，成为尸检信息发布当日的公众舆论质疑的热点之一。比如腾讯网评论《临武瓜农尸检报告是为城管脱罪？》；长江日报评论《瓜农尸检结果公布，最重要的是城管无权打人》；华西都市报评论《瓜农尸检结果公布，“外力诱因”必须坦诚公布》等。这种质疑一方面在于当地政府先前的种种做法使其信任流失，另一方面，政府让人看不明白的尸检报告也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不信任关系。
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法律正义必须有程序正义加以保障，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但是，临武政府处理瓜农死亡事件的一些做法和程序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规定，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滥用，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比如，警力的使用和赔偿金的来源等问题，都受到社会批评。
【纵深】
公然撒谎是最大禁忌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适应社会监督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政府和新闻媒体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善待媒体就是善待公众，善待舆论监督。
首先，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应立即成为第一消息来源，掌握对外发布信息的主动权。在新媒体时代，公共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试图压制信息的发布都是徒劳。反而会由于对信息公开没有充分准备，政府反倒丧失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在媒体竞争中，最早的消息来源往往成为媒体关注的信息源。临武瓜农死亡以后，临武县政府没能通过新闻媒体首先发布信息，这样，媒体发布信息的来源基本来自微博，这样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就掌握了建构和评价事件的主动权。如果当地政府能够主动尽早发布新闻信息，公开透明处理事件，则会赢得舆论谅解，为政府形象加分。
【案例】
7月17日上午，湖南郴州市临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南强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发生争执冲突，邓正加死亡。7月31日晚，郴州市公安局通报，瓜农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邓正加亲属拒绝接受尸检结论。
在城管暴力执法致人死亡事件发生以后，临武县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和回应不能满足社会和家属的要求，致使事件不断升级，并引发很多“次生灾难”，中国青年报7月“中青月度舆情指数”显示，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成“官方应对最差事件”。
【析因】
说什么与怎么说
政府官员怕说话是目前政府中比较常见的现象。之所以怕说话，一是执政理念落后，没有说话意识，不知道积极利用媒体；二是有说话的意识和动机，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和怎么说，以至于说起话来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或者多人发言，口径不一致，让公众和媒体无所适从。
实际上，政府发言的基本目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让民众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怎么想。民众要了解这些信息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只有满足民众的合理诉求，事件才能得到解决。这些诉求大体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情感诉求；二是利益诉求；三是价值诉求。三类诉求互相交织，又有明显界限。临武县政府在处理事件中没有满足家属和公众这些诉求，为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恶化埋下了隐患。
从情感诉求上来讲，瓜农死亡之后，其家属作为受害者，需要得到情感安慰。如果政府能够积极主动与受害人家属接触，严肃处理肇事者，就能够让受害人家属产生“自己人效应”，容易接受政府的处理结果。但是临武县政府从政府信息公布开始就试图掩盖真相，虽然也提到要调查事件真相，但是，否认了城管暴力执法，也否认了邓正加的死亡与城管暴力执法有关，使受害人家属和社会对政府产生抵触情绪。这种缺少情感交流的信息通报不但把受害人家属推到政府的对立方，为以后的事件升级埋下隐患，也把公众和媒体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随后的警察抢尸则进一步伤害受害人家属和社会公众的感情，使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并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当地政府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受害人家属埋葬尸体，但是，受害人家属和公众的不满情绪并没有消除。在法医鉴定公布阶段，当地政府通过美妙的遣词来掩盖瓜农死亡与城管暴力执法之间的关系，则把本来已经接近平息的群体事件，再次推上了舆论巅峰。
从利益诉求来讲，瓜农的死亡与城管的暴力执法具有直接明显的关系，事后的依法赔偿必不可少。但是，临武县政府在赔偿数额上做起了文章，把赔偿与是否埋葬尸体挂钩，成为威逼受害人家属的工具。当利益诉求被压制时，情感诉求和价值诉求也必然受到挤压。
只要民众的利益满足了，事件本不会进一步升级并成为群体聚集事件，但是，由于当地政府没有满足受害者家属的基本利益诉求，抬尸抗议成为中国官民对抗的常演节目，政府为了尽快地平息事件，要么赔钱息事宁人，要么暴力抢尸，压制受害人的利益表达，这种无视民众利益的做法只会使官民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为以后的社会不稳定打下伏笔。临武县政府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总是在逃避责任，从而让受害人和社会认为他们不但在进一步侵害家属的权益，还在欺骗社会舆论。
在价值诉求方面，公平正义和依法办事是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和言论的基本要求，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执法明显违反了依法办事的基本价值标准，邓正加的死亡把这种价值扭曲推到了极致。要匡正这种价值扭曲，政府发言中必须首先坦诚地承担责任，向社会道歉。暴力执法虽然是城管的个人行为，但是它是政府的赋权行为，政府必须为这种价值的扭曲担责。但是，政府推脱责任的发言不但进一步冲击了依法行政的底线，还冲击了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标准。政府指使有关部门停电，暴力夺尸，随后在新闻发言中矢口否认，并称是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敬意，帮助转移尸体。但是，这种谎言迅速被公众识破，警察抢尸的照片在网上被传播出来，政府虽然处理了责任人，但是这种处理却是在政府派出警察抢尸失败以后的补救措施，政府否认抢尸的发言立即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
为了保证公平正义，信息公开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基本要求，但是，政府的信息发布直到最后也没有说明白瓜农的死亡与城管执法人员有没有直接关系，尤其是邓正加的死亡原因，成为尸检信息发布当日的公众舆论质疑的热点之一。比如腾讯网评论《临武瓜农尸检报告是为城管脱罪？》；长江日报评论《瓜农尸检结果公布，最重要的是城管无权打人》；华西都市报评论《瓜农尸检结果公布，“外力诱因”必须坦诚公布》等。这种质疑一方面在于当地政府先前的种种做法使其信任流失，另一方面，政府让人看不明白的尸检报告也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不信任关系。
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法律正义必须有程序正义加以保障，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但是，临武政府处理瓜农死亡事件的一些做法和程序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规定，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滥用，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比如，警力的使用和赔偿金的来源等问题，都受到社会批评。
【纵深】
公然撒谎是最大禁忌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适应社会监督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政府和新闻媒体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善待媒体就是善待公众，善待舆论监督。
首先，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应立即成为第一消息来源，掌握对外发布信息的主动权。在新媒体时代，公共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试图压制信息的发布都是徒劳。反而会由于对信息公开没有充分准备，政府反倒丧失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在媒体竞争中，最早的消息来源往往成为媒体关注的信息源。临武瓜农死亡以后，临武县政府没能通过新闻媒体首先发布信息，这样，媒体发布信息的来源基本来自微博，这样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就掌握了建构和评价事件的主动权。如果当地政府能够主动尽早发布新闻信息，公开透明处理事件，则会赢得舆论谅解，为政府形象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