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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定年龄的人都会悟出一个道理，保有一颗“童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谓“童心”，就是把一颗“清澈”的心交给他人，交给读者。那是一种境界，创作的境界和人生的境界。黄蓓佳，通过儿童文学创作实现了自己的这一人生追求，并且让读者感受到了她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但同时，她又在成人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不俗成就，这在当今文坛并不多见。江苏少儿出版社推出的“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至今已经出版了七部作品，其中《我要做好孩子》和《亲亲我的妈妈》已经出了法文版。2007年3月最新出版的《遥远的风铃》再度热卖，引起读者关注。在这套系列小说中，新时代丰富多彩的儿童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各种社会问题也通过儿童视角展露在世人面前。
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
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黄蓓佳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她写了一篇感受大学生活的文章。1978年，这篇文章在《山西青年》发表，编辑部寄来了7元钱稿费，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黄蓓佳用这笔稿费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小字典。铅笔盒伴她度过了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作为“文物”至今还珍藏在她的书橱里。大学期间，黄蓓佳开始大量创作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在《少年文艺》杂志老编辑顾宪谟老师指导和帮助下，《星空下》获得了首届“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学奖”，这是黄蓓佳创作生涯获得的第一个奖项，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她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写出《亲亲我的妈妈》《飘来的狗儿》《小船，小船》《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和《新乱世佳人》《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等多部长篇小说。黄蓓佳的梦想终于开花结果，香飘四处……
黄蓓佳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有的纯洁浪漫主义色彩，一种与世俗不同的气息。这虽然同她长期倾心于儿童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她的为人处世态度在起作用。她承认自己曾经属于“先锋”和“异数”一类，上世纪70年代，她的小说因为对女性情爱的描写引起过争论，当时她甚至不屑于别人的批评，按她的话说就是“敢作敢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逐渐进入文学深度之后，黄蓓佳对人和事的看法慢慢变得平和、豁达起来。对时下的文坛争论和各种炒作，表示宽容和理解。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在书房里的“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也是她乐于接受的生存状态。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但不能因此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和情趣。在黄蓓佳视野开阔的家居中，不难发现她对生活细节的“有心”，无论是广口玻璃瓶里插着的大束鲜花，还是零散摆放的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各式小玩意儿，都体现出她对生活形式悠然与细致的态度。
生活和创作应该是一体的，互相渗透的，这才是生命的根本。黄蓓佳在一篇随笔里这样写道：“疾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死亡更促使人去回望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使我们感动和难忘的点点滴滴。每天每天，我坐在窗口打字，院子里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与我安静地相守相望，我的心里便浸透愉悦。感谢上帝，我健康地活着，可以思想，能够享受文字带给我的快乐。我甚至自私地希望这一段封闭的时间尽可能长久，好让我跟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厮守得更亲密一些，彼此间的交融更契合一些。”
读书读出来的《中国童话》
黄蓓佳从小就喜爱读书。她7岁时开始阅读，读的第一本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至今记忆犹新。小学读到一半，“文革”爆发，学校图书馆的很多书都被拉到操场上烧成了灰烬，生活中几乎不见书的踪影。对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讲，就像小船儿在水上失去了方向。在文字的饥渴感的追逼下，常常是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幸她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书可读，至少全套中学语文课本还是有的，于是她就囫囵吞枣读了个遍。实在没书可读的时候，就跟几个喜欢读书的小伙伴私下里交换可怜的藏书。有时，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趁着傍晚的暮色，悄悄来到早已封闭的学校图书馆，将手伸进破碎的玻璃窗里，打开窗户，像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一样，一个一个爬进去，从不多的图书中偷出几本来，看完后再悄悄送回去。实在没有书读了，那些包萝卜干的纸，糊墙的纸……只要有字，就能充一充饥。那段时期，黄蓓佳的阅读内容很杂乱，文学的、地理的、历史的等等什么都有，正是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丰富了她的知识，帮助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她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阅读是世上最美的事情，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快乐和美好回忆。”
在长期的阅读经历中，黄蓓佳最喜爱安徒生童话，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安徒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安徒生不仅使她获得了精神慰藉，还催生了她文学想象的翅膀。2003年秋天，黄蓓佳读到了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意大利童话》。这是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根据本国各种方言记录的民间故事资料，加以筛选整理，用现代通用意大利语改写而成的。这个通过“童话书”向世界推介自己民族文化的方式立即吸引了她。当夜通宵失眠、辗转反侧的黄蓓佳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为中国的孩子写一本《中国童话》。如果说我这样的决定是“东施效颦”，那就让我做一次愚蠢的“东施”吧。我希望用我的笔让孩子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个部分，值得让他们记住的一些东西。第二天，黄蓓佳给江苏少儿社编辑打了电话，说出了自己的构想，立即得到出版社的支持。在决定写作《中国童话》之后，黄蓓佳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中，“我本来的打算是要解构这些传统童话，用现代思想的观念将它们重新打造”，但最终她“决定原汁原味地写”。在这个解构、仿写、戏说经典成风的时代，黄蓓佳的选择承担了一定的市场风险，但保持了文化价值。第二年“六一”前夕，由《牛郎织女》《小渔夫和公主》《猎人海力布》《美丽的壮锦》《碧玉蝈蝈》《泸沽湖的儿女》等10篇具有浓郁民族风情故事组成的童话作品集《中国童话》问世了。作为一次尝试，黄蓓佳成功地打开了关注本土儿童文学资源的闸门，丰富了孩子们的“中国阅读”经验，图书虽小，意义却很不一般。
然而，世界不完全是由童话组成，时常还会发生一些令人担忧，甚至惨不忍睹的事情。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黄蓓佳对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也十分关注。她受1991年11月1日发生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校园枪杀案——“卢刚事件”的触动，在1993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派克式左轮》，小说中的中国留学生学业优秀，工作努力，但在面临就业时，承受不住精神压力，开枪打死了导师和同学，最后开枪自杀。《派克式左轮》可以说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小说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美国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派克式左轮》面世之后，因其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一度畅销20万册，并被全国30多家报纸连载。时隔十多年后，2004年2月的一天，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家爵杀人案件”，这个事件虽然和“卢刚事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青少年成长期的心理疾病已经不容忽视。用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用文学形象来提醒公众关注。黄蓓佳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应该对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2005年，《派克式左轮》由她本人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故事发人深省，在大结局却给人以积极向上的人生启迪，深刻呼吁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态度。而在改编苏童小说《红粉》的过程中，黄蓓佳主张从新的角度诠释那段历史。在苦难中点燃希望，在磨砺中建立信念，为改造中的艰难和苦难抹上了一笔色彩，从而将那段历史以一种纯美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价值呈献给观众。
写作就是对自己的挑战
在黄蓓佳的“倾情小说系列”中，长篇小说《遥远的风铃》记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段故事：命运的机缘让一批省城教授、电影导演以及县中教学骨干，兼做了江心洲中学的各科老师。他们凄切而壮美的生命之花，开放在这片浩荡而贫瘠的土地上，激荡着少女小芽的懵懂岁月。她睁着一双澄明纯净的眼睛，目睹身边的世事沧桑、人生沉浮，朦胧地明白，又朦胧地惊讶。通过叙述让我们回顾：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而《亲亲我的妈妈》，则是对孩子的阅读构成挑战的一部小说。书中写了一个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患上了轻微抑郁症的母亲，和一个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中因而多少有一点孤独症的孩子。这样的一对母子，从孩子出生后就分离，到孩子十岁时才相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必定是格格不入的，是戒备紧张的，是疏离和陌生的。但是他们在相处过程中，通过彼此的努力，慢慢地靠近、理解、融洽，到最后终于牵起对方的手，互相支持和鼓励着，共同去走人生的路。这样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主题，用在一本儿童小说中，不光对孩子的阅读是一种挑战，对黄蓓佳的写作也是一个挑战。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她，具有挑战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写作，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黄蓓佳这样认为，面对这一群成长过于迅速的孩子，他们需要有深度的阅读，有质量的阅读，有品位的阅读。不必去弯腰放低自己的姿态，迁就孩子的高度，要站起身，甚至踮起脚，让他们伸开腰节，舒展灵魂，去努力地触碰和攀登。要在他们有限的成长时段中，送过去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成人小说创作上，黄蓓佳也为自己设置了不少难题，在“走出固有叙事模式，寻找新的想象动力”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并获得了成绩。
40岁以后，黄蓓佳觉得自己在驾驭题材方面已经比较自如，在怀旧情绪的支配下，她开始不停地书写自己的故乡。后来的长篇小说《新乱世佳人》《目光一样透明》《没有名字的身体》《漂来的狗儿》，都是和故乡、家族以及个人心灵有关的作品。尽管说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但这几部书是她全部文字中最沉重的部分。《新乱世佳人》是一部历史小说，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民国初年一直写到解放后。在这部小说中，黄蓓佳用崭新的视角诠释了东方女性心碧这一形象。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男人就像一棵大树，女人就像缠绕这棵大树的藤，因为这棵树太高太直了，所以风雨雷电到来的时候，最先折断的就是这棵树，但是树死了藤不会死，因为它有一种柔韧，一种顽强。因为她有一种母亲的、对家族的责任、忠心。她死活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因为她内在有很多的力量，最艰苦的时候反而是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候。她更多的潜力在那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而男人刚而易折，通常禁不起反复的打击。通过一系列细节描述，东方女性的隐忍和智慧，在这部作品中被挖掘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小说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同样在观众当中激起了共鸣，乃至网上评片、求片观众的声浪不绝于耳。
《没有名字的身体》应该说是一部具有强烈实验倾向的长篇小说，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黄蓓佳是一位求新求变的作家，更是一位有“女性自觉意识”的作家。首先是语言上的创新，其精细、准确和韵味，扩大了小说力求营造的情感氛围，其次是叙事的回环、引而不发，娴熟的技巧，所造成的阅读期待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使读者完全进入了一种“隐有波澜未成潮”的意境当中。“灵魂的力量”是这部小说渴望揭示的中心意象。“是的我没有老，我对年轻的女孩子们满怀妒意，暗中还存有跟她们一比高下的念头。我不能够老，我喜欢的那个人，我深爱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皱纹纵横、沧桑疲惫的模样。他认识我的那一年，我13岁。从此以后我没有长大。我在他的眼睛里再没有一丝一毫改变，从面容，到身体，到灵魂……”在如此强烈的精神旋涡里，女性的内心世界被精细刻画到了毫厘。小说似乎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爱从肉体出发，抵达道德和信仰彼岸的时候，她到底会衍生出什么？正如杜拉所说的那样，小说不仅是叙述故事，也是叙述故事没有发生的一面，叙述故事的空无所有。《没有名字的身体》是对一个人，一个女人生命的变异性发出的严峻追问，也是对人的精神领域可能性的一次深度探询。对一个成名作家来讲，在写作中不断挑战自我需要勇气，当然更需要自信。黄蓓佳正好两者都具备。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不畏困难，天生乐观，敢于超越的人。
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
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黄蓓佳幸运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校不久，她写了一篇感受大学生活的文章。1978年，这篇文章在《山西青年》发表，编辑部寄来了7元钱稿费，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黄蓓佳用这笔稿费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小字典。铅笔盒伴她度过了北大读书时光，小字典作为“文物”至今还珍藏在她的书橱里。大学期间，黄蓓佳开始大量创作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在《少年文艺》杂志老编辑顾宪谟老师指导和帮助下，《星空下》获得了首届“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学奖”，这是黄蓓佳创作生涯获得的第一个奖项，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她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写出《亲亲我的妈妈》《飘来的狗儿》《小船，小船》《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等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和《新乱世佳人》《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等多部长篇小说。黄蓓佳的梦想终于开花结果，香飘四处……
黄蓓佳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有的纯洁浪漫主义色彩，一种与世俗不同的气息。这虽然同她长期倾心于儿童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她的为人处世态度在起作用。她承认自己曾经属于“先锋”和“异数”一类，上世纪70年代，她的小说因为对女性情爱的描写引起过争论，当时她甚至不屑于别人的批评，按她的话说就是“敢作敢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逐渐进入文学深度之后，黄蓓佳对人和事的看法慢慢变得平和、豁达起来。对时下的文坛争论和各种炒作，表示宽容和理解。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就是在书房里的“日复一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然，这也是她乐于接受的生存状态。生活和写作都需要静心聚气，但不能因此丧失对生活的兴趣和情趣。在黄蓓佳视野开阔的家居中，不难发现她对生活细节的“有心”，无论是广口玻璃瓶里插着的大束鲜花，还是零散摆放的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各式小玩意儿，都体现出她对生活形式悠然与细致的态度。
生活和创作应该是一体的，互相渗透的，这才是生命的根本。黄蓓佳在一篇随笔里这样写道：“疾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死亡更促使人去回望生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使我们感动和难忘的点点滴滴。每天每天，我坐在窗口打字，院子里蓬勃生长的花草树木与我安静地相守相望，我的心里便浸透愉悦。感谢上帝，我健康地活着，可以思想，能够享受文字带给我的快乐。我甚至自私地希望这一段封闭的时间尽可能长久，好让我跟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厮守得更亲密一些，彼此间的交融更契合一些。”
读书读出来的《中国童话》
黄蓓佳从小就喜爱读书。她7岁时开始阅读，读的第一本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至今记忆犹新。小学读到一半，“文革”爆发，学校图书馆的很多书都被拉到操场上烧成了灰烬，生活中几乎不见书的踪影。对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讲，就像小船儿在水上失去了方向。在文字的饥渴感的追逼下，常常是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幸她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书可读，至少全套中学语文课本还是有的，于是她就囫囵吞枣读了个遍。实在没书可读的时候，就跟几个喜欢读书的小伙伴私下里交换可怜的藏书。有时，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趁着傍晚的暮色，悄悄来到早已封闭的学校图书馆，将手伸进破碎的玻璃窗里，打开窗户，像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一样，一个一个爬进去，从不多的图书中偷出几本来，看完后再悄悄送回去。实在没有书读了，那些包萝卜干的纸，糊墙的纸……只要有字，就能充一充饥。那段时期，黄蓓佳的阅读内容很杂乱，文学的、地理的、历史的等等什么都有，正是少年时代的大量阅读丰富了她的知识，帮助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她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阅读是世上最美的事情，它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快乐和美好回忆。”
在长期的阅读经历中，黄蓓佳最喜爱安徒生童话，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读安徒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安徒生不仅使她获得了精神慰藉，还催生了她文学想象的翅膀。2003年秋天，黄蓓佳读到了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意大利童话》。这是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根据本国各种方言记录的民间故事资料，加以筛选整理，用现代通用意大利语改写而成的。这个通过“童话书”向世界推介自己民族文化的方式立即吸引了她。当夜通宵失眠、辗转反侧的黄蓓佳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要为中国的孩子写一本《中国童话》。如果说我这样的决定是“东施效颦”，那就让我做一次愚蠢的“东施”吧。我希望用我的笔让孩子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个部分，值得让他们记住的一些东西。第二天，黄蓓佳给江苏少儿社编辑打了电话，说出了自己的构想，立即得到出版社的支持。在决定写作《中国童话》之后，黄蓓佳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中，“我本来的打算是要解构这些传统童话，用现代思想的观念将它们重新打造”，但最终她“决定原汁原味地写”。在这个解构、仿写、戏说经典成风的时代，黄蓓佳的选择承担了一定的市场风险，但保持了文化价值。第二年“六一”前夕，由《牛郎织女》《小渔夫和公主》《猎人海力布》《美丽的壮锦》《碧玉蝈蝈》《泸沽湖的儿女》等10篇具有浓郁民族风情故事组成的童话作品集《中国童话》问世了。作为一次尝试，黄蓓佳成功地打开了关注本土儿童文学资源的闸门，丰富了孩子们的“中国阅读”经验，图书虽小，意义却很不一般。
然而，世界不完全是由童话组成，时常还会发生一些令人担忧，甚至惨不忍睹的事情。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黄蓓佳对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也十分关注。她受1991年11月1日发生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校园枪杀案——“卢刚事件”的触动，在1993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派克式左轮》，小说中的中国留学生学业优秀，工作努力，但在面临就业时，承受不住精神压力，开枪打死了导师和同学，最后开枪自杀。《派克式左轮》可以说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小说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美国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派克式左轮》面世之后，因其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和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一度畅销20万册，并被全国30多家报纸连载。时隔十多年后，2004年2月的一天，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家爵杀人案件”，这个事件虽然和“卢刚事件”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青少年成长期的心理疾病已经不容忽视。用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用文学形象来提醒公众关注。黄蓓佳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应该对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2005年，《派克式左轮》由她本人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故事发人深省，在大结局却给人以积极向上的人生启迪，深刻呼吁对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态度。而在改编苏童小说《红粉》的过程中，黄蓓佳主张从新的角度诠释那段历史。在苦难中点燃希望，在磨砺中建立信念，为改造中的艰难和苦难抹上了一笔色彩，从而将那段历史以一种纯美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价值呈献给观众。
写作就是对自己的挑战
在黄蓓佳的“倾情小说系列”中，长篇小说《遥远的风铃》记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段故事：命运的机缘让一批省城教授、电影导演以及县中教学骨干，兼做了江心洲中学的各科老师。他们凄切而壮美的生命之花，开放在这片浩荡而贫瘠的土地上，激荡着少女小芽的懵懂岁月。她睁着一双澄明纯净的眼睛，目睹身边的世事沧桑、人生沉浮，朦胧地明白，又朦胧地惊讶。通过叙述让我们回顾：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而《亲亲我的妈妈》，则是对孩子的阅读构成挑战的一部小说。书中写了一个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患上了轻微抑郁症的母亲，和一个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中因而多少有一点孤独症的孩子。这样的一对母子，从孩子出生后就分离，到孩子十岁时才相聚，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必定是格格不入的，是戒备紧张的，是疏离和陌生的。但是他们在相处过程中，通过彼此的努力，慢慢地靠近、理解、融洽，到最后终于牵起对方的手，互相支持和鼓励着，共同去走人生的路。这样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主题，用在一本儿童小说中，不光对孩子的阅读是一种挑战，对黄蓓佳的写作也是一个挑战。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她，具有挑战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写作，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黄蓓佳这样认为，面对这一群成长过于迅速的孩子，他们需要有深度的阅读，有质量的阅读，有品位的阅读。不必去弯腰放低自己的姿态，迁就孩子的高度，要站起身，甚至踮起脚，让他们伸开腰节，舒展灵魂，去努力地触碰和攀登。要在他们有限的成长时段中，送过去最好的精神食粮。
在成人小说创作上，黄蓓佳也为自己设置了不少难题，在“走出固有叙事模式，寻找新的想象动力”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并获得了成绩。
40岁以后，黄蓓佳觉得自己在驾驭题材方面已经比较自如，在怀旧情绪的支配下，她开始不停地书写自己的故乡。后来的长篇小说《新乱世佳人》《目光一样透明》《没有名字的身体》《漂来的狗儿》，都是和故乡、家族以及个人心灵有关的作品。尽管说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但这几部书是她全部文字中最沉重的部分。《新乱世佳人》是一部历史小说，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民国初年一直写到解放后。在这部小说中，黄蓓佳用崭新的视角诠释了东方女性心碧这一形象。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男人就像一棵大树，女人就像缠绕这棵大树的藤，因为这棵树太高太直了，所以风雨雷电到来的时候，最先折断的就是这棵树，但是树死了藤不会死，因为它有一种柔韧，一种顽强。因为她有一种母亲的、对家族的责任、忠心。她死活也要把这个家撑下去。因为她内在有很多的力量，最艰苦的时候反而是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候。她更多的潜力在那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而男人刚而易折，通常禁不起反复的打击。通过一系列细节描述，东方女性的隐忍和智慧，在这部作品中被挖掘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小说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同样在观众当中激起了共鸣，乃至网上评片、求片观众的声浪不绝于耳。
《没有名字的身体》应该说是一部具有强烈实验倾向的长篇小说，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黄蓓佳是一位求新求变的作家，更是一位有“女性自觉意识”的作家。首先是语言上的创新，其精细、准确和韵味，扩大了小说力求营造的情感氛围，其次是叙事的回环、引而不发，娴熟的技巧，所造成的阅读期待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使读者完全进入了一种“隐有波澜未成潮”的意境当中。“灵魂的力量”是这部小说渴望揭示的中心意象。“是的我没有老，我对年轻的女孩子们满怀妒意，暗中还存有跟她们一比高下的念头。我不能够老，我喜欢的那个人，我深爱的那个人，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皱纹纵横、沧桑疲惫的模样。他认识我的那一年，我13岁。从此以后我没有长大。我在他的眼睛里再没有一丝一毫改变，从面容，到身体，到灵魂……”在如此强烈的精神旋涡里，女性的内心世界被精细刻画到了毫厘。小说似乎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爱从肉体出发，抵达道德和信仰彼岸的时候，她到底会衍生出什么？正如杜拉所说的那样，小说不仅是叙述故事，也是叙述故事没有发生的一面，叙述故事的空无所有。《没有名字的身体》是对一个人，一个女人生命的变异性发出的严峻追问，也是对人的精神领域可能性的一次深度探询。对一个成名作家来讲，在写作中不断挑战自我需要勇气，当然更需要自信。黄蓓佳正好两者都具备。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不畏困难，天生乐观，敢于超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