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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干部中，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归侨廖承志同志，其经历和遭遇是相当特殊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罪犯”押解参加长征的。这是窃据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倒行逆施的恶果，而廖承志正是他推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和分裂活动的坚决反对者。
别慈母慷慨赴前线
1932年，廖承志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简称“海总”）党团书记等职。由于“全总”党团秘书长王其良等人的叛变出卖，廖承志不幸于1932年3月28日被敌特逮捕，关押在英租界的老闸捕房拘留所内。陈赓（曾是廖仲恺先生的学生）当时也被关押在这里，他见了廖承志，立即出了个主意：尽快把被捕之事告知何香凝夫人，把事情闹得越大越有利于斗争。廖承志于是对看守的巡捕说：你们不是要找共产党的机关吗，我带你们去！敌人果然上当，派了七八个特务和两辆汽车，押上廖承志出去找“共产党机关”。廖承志机智地引着敌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七转八转，把敌人带到法租界母亲的住地。由于英租界和法租界平时互不通气，英国的特务们竟连廖母的住地都不知道，抵达后就像恶狼似的往里冲。和丈夫廖仲恺同为中国国民党奠基人的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跟随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斗争的考验。她一看儿子戴着手铐被押进来，心里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刻大声叫嚷起来，不仅惊动了左邻右舍，连法租界的巡捕房头子也赶来了。法语翻译是个华裔，他看见廖仲恺夫人后，吓了一大跳，赶快同巡捕头咕噜了一阵。头子脸色大变，立即命令所有外人统统退出。英国特务们此时方意识到上了大当，恼怒交加，只好灰溜溜地撤回。廖承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社会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何香凝、柳亚子和宋庆龄都开展了营救行动，“人权保障大同盟”也为陈赓等人请了律师。反动派从廖承志身上得不到任何便宜，在将其引渡回上海市公安局后，不得不予以释放。这样，廖承志得以回到家里。闲居了4个来月后，他同党组织接上了联系，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何香凝是个明大局识大体的伟大女性。丈夫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遭暗杀身亡后，她悲愤至极，但毫不畏惧和消极，不仅自己坚持奋斗在争民主争自由的第一线，而且坚决支持儿子廖承志投身革命斗争。对于儿子所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她内心是一清二楚的；刚柔兼备的她，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从感情上，她巴不得儿孙绕膝，安享天伦之乐；从理智上，她明确必须同儿子分离，让儿子无牵无挂地奔赴对敌斗争的前线。因此，对于廖承志的离去，她只是满怀深情地说：“你放心地去吧，不过自己要多加小心！”
廖承志对于自己老在外边奔波，无法侍奉母亲左右，定省晨昏，尽一点做儿子的孝道，内心是常怀愧疚并深感无奈的。这次又要离家远行，心中充满了牵挂，悲壮之情又一次涌遍全身。1933年8月，廖承志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不得不再次遗下年老多病的母亲，离开此地了。春间三月的时候，曾得到先生的营救和奔走，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这次我的出走，是不会令先生受到连累——因为在这方面我都准备好了，万望先生放心！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慰安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命运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也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求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
也许将来还有一日，可以在先生面前求恕我的不辞而行。如果先生不怪我在这样的情形下而胆敢向先生请求的话，我只希望先生能够在每月中花一些时间（去看望我母亲），如能这样，我母亲便不致如在无人岛上了。
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许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
遭迫害戴枷行万里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廖承志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的红四方面军，是1931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合并组成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廖承志到任之际，正是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围攻、队伍发展到8万余人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关键时刻。徐向前等领导人深知廖承志的革命背景和杰出才干，对他的到来自然是求之不得欢欣有加。而廖承志的表现，也使广大指战员看到：他不仅不是什么“花花公子”，而是个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优秀干部。
然而，红四方面军高层也有人不喜欢廖承志，他就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大肆排除异己，迫害忠良。不少干部或麻木盲从不知不觉，或慑于张国焘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而廖承志却洞察分明，坚持原则，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或反对。
1934年底，张国焘称廖承志是“蒋介石的侦探”，下令将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世文同志。同日深夜，张国焘和陈昌浩亲自审讯廖承志。廖承志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坚决否认。张国焘当场叫川陕省委副秘书长滕应元（原任阆中县委书记）出来作证。滕应元浑身是血，大概是刚刚受了刑讯逼供。他供述：廖承志曾受省委周纯全之命，到阆中苏区边界布置秘密交通站；而这些秘密交通站其实是为蒋介石设立的特务据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廖承志觉得既可气又可笑！他确实曾经到阆中去设交通站，但这是奉上级党组织的指派，事前有计划，事后有报告，省委负责人和张国焘都知道。现在凭什么说这些交通站是“蒋介石的特务据点”？！廖承志估计是滕应元吃不住吊打，只求速死，才胡言乱语咬他的。但不管如何审问，廖承志也只是原原本本谈事情的经过，坚决否认自己是“蒋介石的侦探”。张国焘拿不出别的证据，又不肯承认廖承志无罪，于是就把他和罗世文一起关押起来。张国焘还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宣布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并公布开除两个人的党籍。就这样，在长征路上，廖承志突然由红军干部变成一名“囚犯”，被押解着同战友们一道行进。
失掉自由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比别的红军官兵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危险：在食物匮乏部队缺粮时，他要忍受更多的饥饿；在红军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时，他只能挨枪炮而无法还手；在形势危急时，他还要担心随时会被“处决”以“减轻”部队的“负担”；……总之，沦为“囚犯”的他，再无“生命价值”可言了！
对于自己蒙冤受屈，廖承志自然是悲愤交织。当他听说被张国焘逮捕的四川省委干部大都被杀害的消息时，更感到万分痛惜！他痛恨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害，但他心怀坦荡，对未来仍充满了信心。在文艺方面甚有造诣的他，有时也运用文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和感情。1935年，在四川境内，他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宇宙宽，恒星移，
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张浩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张国焘被迫做了检讨，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使他们受到委屈，冤枉的”，并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无效”。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判官，它终于还清白于清白之人，同时定罪名给有罪之人。在廖承志获得平反一年多的时候，张国焘于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沦为可耻的叛徒，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蒋介石的走狗”。
忆长征画作示后人
长征对于廖承志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永难忘记的经历。擅长绘画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有用画笔回忆、描绘长征的想法。
1967年夏天，廖承志次女廖茗（小名笃笃）送给他一本《欧阳海之歌》。廖承志十分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给我重新添了活力，有说不出的劲头，热血在翻滚”。在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的情形下，他觉得有了绘画的灵感和冲动，于是连夜作了两幅描绘长征情景的画送给女儿。
第一幅画的是廖承志自己。他在信中对女儿说，“是爸爸在长征的大致景象”。画中的他，穿着布满补丁的破旧军衣，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拄着拐棍在艰难行进。他的左手举至头额，像是在擦汗，又像是在眺望远方。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点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条件再苦也要写写画画。在他的身边，已有一名战友牺牲倒地，但他仍顽强坚定地继续前行，目光中露出坚毅的神情。这幅画充分表现了廖承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实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
第二幅画的是长征路上廖承志亲眼所见的一个真实情景：一对刚刚参军的年轻夫妻，即将跟随部队远行，他们忍痛将幼儿送给当地一个老汉。妻子神色哀伤，在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持枪的丈夫不忍心再看这种场面，将身子转过去；一位脱帽肃立的红军干部，似乎在向年轻夫妇致意；而穿着补丁衣裳蹲在地上的老汉，因即将得到一个孩子而面露喜色。关于这幅画所描绘的真实故事，廖承志在信中对女儿讲述：
“第二幅也在长征时候，是在丹巴（作者按：在四川省西北部）亲眼看见的。旁边是四川参军不久的母亲，她后头站着的是她自己的丈夫。我记得那时左边是悬崖万丈，右边是金沙江，一片黄澄澄的麦浪，加上少数民族特有的碉堡式的房子，周围牛马成群。但是队伍要前进，妈妈不能带着孩子。就在千丈崖头，她找到了当地孤寡无亲的老汉，把儿子给他。老汉是欢喜得直笑，哪知孩子的妈妈正在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然后就前进了。孩子的父亲怎样想？你也想得通。革命是要前进的，焉能带着孩子去冲锋陷阵？舍不得吧，但可能还是父亲动员母亲把孩子留下的。旁边红军战士在唱歌，继续前进，打一仗消灭敌人还等在前头哩。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脱下帽子，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表示。后来呢？那父亲，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我）到了延安，再也没看到，肯定都牺牲了。那孩子！如今在哪儿？如果还活着，应是三十二三岁的人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他还活着，必定连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廖承志第二幅画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揪人心肺、动人魂魄的长征故事。主人公虽然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的作为却是那么伟大高尚！广大老百姓听了共产党的宣传，明确了红军的性质，了解了革命的目的，明知奋斗会有流血牺牲，还是自愿地抛弃家业背井离乡跟着红军走，甚至骨肉分离也义无返顾。这个故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的论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廖承志的两幅描绘长征的画作，寓意是十分深刻的。他在给女儿笃笃的信中明确地说：“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胜利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廖承志对笃笃的教导和希望，其实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所有后来者的教导和希望！
廖承志这两幅描绘长征战斗生活的画作，不仅是研究党史、军史的宝贵史料，而且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当举国上下庆祝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研读这两幅画作，更有一番特殊的感受和非凡的意义。
（责编 周志清）
别慈母慷慨赴前线
1932年，廖承志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简称“海总”）党团书记等职。由于“全总”党团秘书长王其良等人的叛变出卖，廖承志不幸于1932年3月28日被敌特逮捕，关押在英租界的老闸捕房拘留所内。陈赓（曾是廖仲恺先生的学生）当时也被关押在这里，他见了廖承志，立即出了个主意：尽快把被捕之事告知何香凝夫人，把事情闹得越大越有利于斗争。廖承志于是对看守的巡捕说：你们不是要找共产党的机关吗，我带你们去！敌人果然上当，派了七八个特务和两辆汽车，押上廖承志出去找“共产党机关”。廖承志机智地引着敌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七转八转，把敌人带到法租界母亲的住地。由于英租界和法租界平时互不通气，英国的特务们竟连廖母的住地都不知道，抵达后就像恶狼似的往里冲。和丈夫廖仲恺同为中国国民党奠基人的何香凝，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跟随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经历过无数斗争的考验。她一看儿子戴着手铐被押进来，心里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刻大声叫嚷起来，不仅惊动了左邻右舍，连法租界的巡捕房头子也赶来了。法语翻译是个华裔，他看见廖仲恺夫人后，吓了一大跳，赶快同巡捕头咕噜了一阵。头子脸色大变，立即命令所有外人统统退出。英国特务们此时方意识到上了大当，恼怒交加，只好灰溜溜地撤回。廖承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社会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当局。何香凝、柳亚子和宋庆龄都开展了营救行动，“人权保障大同盟”也为陈赓等人请了律师。反动派从廖承志身上得不到任何便宜，在将其引渡回上海市公安局后，不得不予以释放。这样，廖承志得以回到家里。闲居了4个来月后，他同党组织接上了联系，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何香凝是个明大局识大体的伟大女性。丈夫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遭暗杀身亡后，她悲愤至极，但毫不畏惧和消极，不仅自己坚持奋斗在争民主争自由的第一线，而且坚决支持儿子廖承志投身革命斗争。对于儿子所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她内心是一清二楚的；刚柔兼备的她，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从感情上，她巴不得儿孙绕膝，安享天伦之乐；从理智上，她明确必须同儿子分离，让儿子无牵无挂地奔赴对敌斗争的前线。因此，对于廖承志的离去，她只是满怀深情地说：“你放心地去吧，不过自己要多加小心！”
廖承志对于自己老在外边奔波，无法侍奉母亲左右，定省晨昏，尽一点做儿子的孝道，内心是常怀愧疚并深感无奈的。这次又要离家远行，心中充满了牵挂，悲壮之情又一次涌遍全身。1933年8月，廖承志在致柳亚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不得不再次遗下年老多病的母亲，离开此地了。春间三月的时候，曾得到先生的营救和奔走，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这次我的出走，是不会令先生受到连累——因为在这方面我都准备好了，万望先生放心！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慰安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命运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也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求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
也许将来还有一日，可以在先生面前求恕我的不辞而行。如果先生不怪我在这样的情形下而胆敢向先生请求的话，我只希望先生能够在每月中花一些时间（去看望我母亲），如能这样，我母亲便不致如在无人岛上了。
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许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
遭迫害戴枷行万里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廖承志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的红四方面军，是1931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合并组成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廖承志到任之际，正是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国民党军围攻、队伍发展到8万余人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关键时刻。徐向前等领导人深知廖承志的革命背景和杰出才干，对他的到来自然是求之不得欢欣有加。而廖承志的表现，也使广大指战员看到：他不仅不是什么“花花公子”，而是个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优秀干部。
然而，红四方面军高层也有人不喜欢廖承志，他就是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大肆排除异己，迫害忠良。不少干部或麻木盲从不知不觉，或慑于张国焘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而廖承志却洞察分明，坚持原则，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或反对。
1934年底，张国焘称廖承志是“蒋介石的侦探”，下令将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罗世文同志。同日深夜，张国焘和陈昌浩亲自审讯廖承志。廖承志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坚决否认。张国焘当场叫川陕省委副秘书长滕应元（原任阆中县委书记）出来作证。滕应元浑身是血，大概是刚刚受了刑讯逼供。他供述：廖承志曾受省委周纯全之命，到阆中苏区边界布置秘密交通站；而这些秘密交通站其实是为蒋介石设立的特务据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廖承志觉得既可气又可笑！他确实曾经到阆中去设交通站，但这是奉上级党组织的指派，事前有计划，事后有报告，省委负责人和张国焘都知道。现在凭什么说这些交通站是“蒋介石的特务据点”？！廖承志估计是滕应元吃不住吊打，只求速死，才胡言乱语咬他的。但不管如何审问，廖承志也只是原原本本谈事情的经过，坚决否认自己是“蒋介石的侦探”。张国焘拿不出别的证据，又不肯承认廖承志无罪，于是就把他和罗世文一起关押起来。张国焘还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宣布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并公布开除两个人的党籍。就这样，在长征路上，廖承志突然由红军干部变成一名“囚犯”，被押解着同战友们一道行进。
失掉自由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比别的红军官兵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危险：在食物匮乏部队缺粮时，他要忍受更多的饥饿；在红军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时，他只能挨枪炮而无法还手；在形势危急时，他还要担心随时会被“处决”以“减轻”部队的“负担”；……总之，沦为“囚犯”的他，再无“生命价值”可言了！
对于自己蒙冤受屈，廖承志自然是悲愤交织。当他听说被张国焘逮捕的四川省委干部大都被杀害的消息时，更感到万分痛惜！他痛恨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害，但他心怀坦荡，对未来仍充满了信心。在文艺方面甚有造诣的他，有时也运用文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和感情。1935年，在四川境内，他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宇宙宽，恒星移，
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张浩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张国焘被迫做了检讨，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使他们受到委屈，冤枉的”，并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无效”。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判官，它终于还清白于清白之人，同时定罪名给有罪之人。在廖承志获得平反一年多的时候，张国焘于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沦为可耻的叛徒，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蒋介石的走狗”。
忆长征画作示后人
长征对于廖承志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永难忘记的经历。擅长绘画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有用画笔回忆、描绘长征的想法。
1967年夏天，廖承志次女廖茗（小名笃笃）送给他一本《欧阳海之歌》。廖承志十分喜欢，“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给我重新添了活力，有说不出的劲头，热血在翻滚”。在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的情形下，他觉得有了绘画的灵感和冲动，于是连夜作了两幅描绘长征情景的画送给女儿。
第一幅画的是廖承志自己。他在信中对女儿说，“是爸爸在长征的大致景象”。画中的他，穿着布满补丁的破旧军衣，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拄着拐棍在艰难行进。他的左手举至头额，像是在擦汗，又像是在眺望远方。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点明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条件再苦也要写写画画。在他的身边，已有一名战友牺牲倒地，但他仍顽强坚定地继续前行，目光中露出坚毅的神情。这幅画充分表现了廖承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实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撼。
第二幅画的是长征路上廖承志亲眼所见的一个真实情景：一对刚刚参军的年轻夫妻，即将跟随部队远行，他们忍痛将幼儿送给当地一个老汉。妻子神色哀伤，在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持枪的丈夫不忍心再看这种场面，将身子转过去；一位脱帽肃立的红军干部，似乎在向年轻夫妇致意；而穿着补丁衣裳蹲在地上的老汉，因即将得到一个孩子而面露喜色。关于这幅画所描绘的真实故事，廖承志在信中对女儿讲述：
“第二幅也在长征时候，是在丹巴（作者按：在四川省西北部）亲眼看见的。旁边是四川参军不久的母亲，她后头站着的是她自己的丈夫。我记得那时左边是悬崖万丈，右边是金沙江，一片黄澄澄的麦浪，加上少数民族特有的碉堡式的房子，周围牛马成群。但是队伍要前进，妈妈不能带着孩子。就在千丈崖头，她找到了当地孤寡无亲的老汉，把儿子给他。老汉是欢喜得直笑，哪知孩子的妈妈正在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然后就前进了。孩子的父亲怎样想？你也想得通。革命是要前进的，焉能带着孩子去冲锋陷阵？舍不得吧，但可能还是父亲动员母亲把孩子留下的。旁边红军战士在唱歌，继续前进，打一仗消灭敌人还等在前头哩。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脱下帽子，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表示。后来呢？那父亲，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我）到了延安，再也没看到，肯定都牺牲了。那孩子！如今在哪儿？如果还活着，应是三十二三岁的人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他还活着，必定连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廖承志第二幅画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揪人心肺、动人魂魄的长征故事。主人公虽然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的作为却是那么伟大高尚！广大老百姓听了共产党的宣传，明确了红军的性质，了解了革命的目的，明知奋斗会有流血牺牲，还是自愿地抛弃家业背井离乡跟着红军走，甚至骨肉分离也义无返顾。这个故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的论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廖承志的两幅描绘长征的画作，寓意是十分深刻的。他在给女儿笃笃的信中明确地说：“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胜利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廖承志对笃笃的教导和希望，其实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所有后来者的教导和希望！
廖承志这两幅描绘长征战斗生活的画作，不仅是研究党史、军史的宝贵史料，而且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当举国上下庆祝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研读这两幅画作，更有一番特殊的感受和非凡的意义。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