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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黄，袜子终于织完了，拿着，到了那边就穿上，肯定不会冷。”程阿姨一边收起几根毛衣针，一边递给我毛袜，浅灰色的、厚厚的。那是1983年的隆冬，在一列北京至哈尔滨的火车上，她带我去参加全国农机化管理工作会议。那时，我刚迈出校门走进中国农机院《农业机械》编辑部不久，一直还在羡慕那些去了研究所里“搞课题”的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接过一位长者亲手为我织的袜子，还没穿，浑身上下就已经是暖洋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