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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外部风险和国内问题相互交织、短期风险和长期隐患相互叠加。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呈现持续回稳向好态势，但国际国内相关矛盾和困难仍然比较突出，回稳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
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把握大局，因势利导，加快提升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分类降低外贸企业成本负担，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全力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实现由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华丽转身”。
积极因素显著增多
从短期运行指标来看，规模、方式、结构、主体、市场、区域以及先行指标等表明我国上半年外贸景气度持续提高，回稳向好势头进一步增强。从中长期运行态势来看，企业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以及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等有利因素正传递外贸提质增效和行稳致远的积极信息。
短期指标延续回稳向好体现外贸增长底气和信心。从规模来看，受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前景改善影响，上半年我国外贸总额实现较快增长。1-6月进出口总值达1909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创2011年下半年来半年度最高增速。其中，出口额10472.7亿美元、进口额8622.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8.5%和18.9%，均为近5年最高增速。6月当月出口和进口增幅为11.3%和17.2%、分别较5月上升2.6个和2.4个百分点。
从方式来看，在企业主动补库存意愿增强背景下，上半年一般贸易主体地位更加巩固。1-6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值7.46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占外贸总值的56.7%，较2016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从结构来看，高附加值机电产品仍是出口主力军。1-6月机电产品出口值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占总出口值的57.2%，其中汽车、船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和手机等出口增速均超过10%。纺织服装等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值1.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从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占比依旧领先。1-6月民营企业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国有和外资企业，占总出口值的46.7%，2016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出口份额第一地位。从市场来看，贸易伙伴多元化成效显著。上半年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全面回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快速增长，1-6月对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增幅均超20%。
从先行指标来看，外贸出口先导指数释放积极信号。6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小幅上升0.4个百分点至41.5，显示未来2-3个月出口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中长期态势走稳走好表明外贸内生增长动力持续增强。表现在：一是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深入推进，一大批外贸企业加快实施“优质优价、优进优出”战略，千方百计降成本、挖潜力、增效益；二是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和加快转换。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服等新业态增势强劲，并逐渐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三是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上半年外贸领域减费降税政策密集出台，通关成本不断降低，通关效率逐步提升，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推动企业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着力巩固回稳向好态势
在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的同时，还需清醒认识到，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需要密切关注影响我国外贸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价值链正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发生深度重构，逐渐从“中心-外围”式的离岸分工格局向以东道国为中心的近岸生产布局转变，而我国多数外贸企业仍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中低端环节，正经历“供应链不断转出”和“需求链竞争加剧”双重挑战，势必将削弱我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同时，特朗普削弱贸易逆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引起部分国家效仿，全球贸易谈判正由多边向双边为主转变，贸易规则碎片化问题凸显，加上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导致我国产品出口面临的贸易摩擦压力显著增大。
从国内环境来看，外贸企业整体生产经营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原材料和物流成本压力较大，且普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续贷难、续贷贵的问题，部分企业甚至已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同时，新动能培育的支持政策仍不健全，有效监管不足和行政管制较多并存，加以缺乏完善的公共数据资源支持，不利于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服等新业态健康发展。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已明显改善，但外贸领域部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仍然不够，不利于企业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总的看，当前巩固外贸回稳向好态势的根本之道是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撸起袖子加油干，具体政策一方面要以稳预期和强信心为主，另一方面则要主动作为，防止外部风险和国内矛盾相互交织、短期风险和长期隐患相互叠加，努力实现外贸增长预期目标。
第一，要加快提升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主动适应国际环境新形势新变化，把握好我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的新定位新角色，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着力保持对外贸易国际市场份额基本稳定。建议重点以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和服务贸易提档加速为目标，加快构建以技术服务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为核心的“中国智造链”，推动对外贸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
第二，分类降低外贸企业成本负担。当前我国外贸企业成本负担主要有三类，一是海关、质检、环保等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收取的费用，二是政府、事业单位等提供服务收取的收费，三是港口经营者、港口管理方以及相关船舶公司提供服务收取的费用。建议尽快取消第一类收费，大幅降低第二类收费，精准降低第三类收费，其中对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收费项目，如装卸费，应通过市场竞标的方式确定收费标准；而对于具有垄断属性的收费项目，如解缆费，则应通过公开听证程序来合理调整相关收费。
第三，進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建议在风险可控和经营可持续前提下，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证券、基金等）对外贸企业执行优惠利率、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并最大限度上提高抵押物折扣率。特别是对于市场业绩和盈利预期稳定且社会信誉良好的外贸企业，可优先给予贷款贴息、风险贷款补偿金以及担保费率补贴等政策扶持。
第四，全力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议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尽快解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以及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为外贸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呈现持续回稳向好态势，但国际国内相关矛盾和困难仍然比较突出，回稳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
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把握大局，因势利导，加快提升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分类降低外贸企业成本负担，进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全力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实现由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华丽转身”。
积极因素显著增多
从短期运行指标来看，规模、方式、结构、主体、市场、区域以及先行指标等表明我国上半年外贸景气度持续提高，回稳向好势头进一步增强。从中长期运行态势来看，企业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以及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等有利因素正传递外贸提质增效和行稳致远的积极信息。
短期指标延续回稳向好体现外贸增长底气和信心。从规模来看，受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前景改善影响，上半年我国外贸总额实现较快增长。1-6月进出口总值达1909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创2011年下半年来半年度最高增速。其中，出口额10472.7亿美元、进口额8622.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8.5%和18.9%，均为近5年最高增速。6月当月出口和进口增幅为11.3%和17.2%、分别较5月上升2.6个和2.4个百分点。
从方式来看，在企业主动补库存意愿增强背景下，上半年一般贸易主体地位更加巩固。1-6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值7.46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占外贸总值的56.7%，较2016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从结构来看，高附加值机电产品仍是出口主力军。1-6月机电产品出口值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占总出口值的57.2%，其中汽车、船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和手机等出口增速均超过10%。纺织服装等七大类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值1.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从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占比依旧领先。1-6月民营企业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国有和外资企业，占总出口值的46.7%，2016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出口份额第一地位。从市场来看，贸易伙伴多元化成效显著。上半年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全面回升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快速增长，1-6月对俄罗斯、波兰、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出口增幅均超20%。
从先行指标来看，外贸出口先导指数释放积极信号。6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小幅上升0.4个百分点至41.5，显示未来2-3个月出口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中长期态势走稳走好表明外贸内生增长动力持续增强。表现在：一是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深入推进，一大批外贸企业加快实施“优质优价、优进优出”战略，千方百计降成本、挖潜力、增效益；二是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和加快转换。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服等新业态增势强劲，并逐渐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三是进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上半年外贸领域减费降税政策密集出台，通关成本不断降低，通关效率逐步提升，营商环境明显改善，推动企业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着力巩固回稳向好态势
在充分肯定上半年成绩的同时，还需清醒认识到，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需要密切关注影响我国外贸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价值链正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发生深度重构，逐渐从“中心-外围”式的离岸分工格局向以东道国为中心的近岸生产布局转变，而我国多数外贸企业仍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中低端环节，正经历“供应链不断转出”和“需求链竞争加剧”双重挑战，势必将削弱我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同时，特朗普削弱贸易逆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引起部分国家效仿，全球贸易谈判正由多边向双边为主转变，贸易规则碎片化问题凸显，加上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导致我国产品出口面临的贸易摩擦压力显著增大。
从国内环境来看，外贸企业整体生产经营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原材料和物流成本压力较大，且普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续贷难、续贷贵的问题，部分企业甚至已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同时，新动能培育的支持政策仍不健全，有效监管不足和行政管制较多并存，加以缺乏完善的公共数据资源支持，不利于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服等新业态健康发展。此外，虽然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已明显改善，但外贸领域部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仍然不够，不利于企业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总的看，当前巩固外贸回稳向好态势的根本之道是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撸起袖子加油干，具体政策一方面要以稳预期和强信心为主，另一方面则要主动作为，防止外部风险和国内矛盾相互交织、短期风险和长期隐患相互叠加，努力实现外贸增长预期目标。
第一，要加快提升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主动适应国际环境新形势新变化，把握好我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的新定位新角色，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着力保持对外贸易国际市场份额基本稳定。建议重点以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和服务贸易提档加速为目标，加快构建以技术服务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为核心的“中国智造链”，推动对外贸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
第二，分类降低外贸企业成本负担。当前我国外贸企业成本负担主要有三类，一是海关、质检、环保等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收取的费用，二是政府、事业单位等提供服务收取的收费，三是港口经营者、港口管理方以及相关船舶公司提供服务收取的费用。建议尽快取消第一类收费，大幅降低第二类收费，精准降低第三类收费，其中对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收费项目，如装卸费，应通过市场竞标的方式确定收费标准；而对于具有垄断属性的收费项目，如解缆费，则应通过公开听证程序来合理调整相关收费。
第三，進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建议在风险可控和经营可持续前提下，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证券、基金等）对外贸企业执行优惠利率、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并最大限度上提高抵押物折扣率。特别是对于市场业绩和盈利预期稳定且社会信誉良好的外贸企业，可优先给予贷款贴息、风险贷款补偿金以及担保费率补贴等政策扶持。
第四，全力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议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尽快解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以及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为外贸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