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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由黄金时期到被“边缘化”的退化
在当今物欲横流、激情浮躁和网络充斥的时代，阅读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人们一件“奢侈”的事情，而在阅读文学作品中专门阅读报告文学作品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如今，就连在书店，报告文学作品已是很难见到，鲜有的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也会被排挤在很不显眼的位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作者和被报告的人所关注的东西。甚或部分青年作家对报告文学的认识也呈现出片面的、不客观的误解和认识，认为这些只是“表扬稿”、“广告书”，并非文学作品，由此让报告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文学作品较之其他文体的通道要狭窄得多的重要原因，就连获奖途径报告文学文体也被挤到了较为尴尬的局面，很多文联作协举办的文学奖项中也缺少了报告文学奖这一类别。一些作家们更是极少涉及报告文学的写作，时常对报告文学的写作充满一种不屑的资态，变得十分谨慎，总是认为写报告文学，就会沾染“商业味”，“铜臭气”，伤害文学的纯洁。报告文学的声名已远远跟不上它自身应有的使命和担负的高度，不经意间成了作家们避之不及的文体。
诚然，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势必对报告文学产生了冲击，也成为了报告文学被“边缘化”的一种现实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十分辉煌，在那个时代的作品中，报告文学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是一个标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体史地位，也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而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几乎可以达到引领文坛的作用，就连现在还有大量的读者和研究者“怀念”那个时代。读者和评论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为标尺，评估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由此以为后续的报告文学逊色于七八十年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占据文学标高的时代里，《哥德巴赫猜想》、《祖国高于一切》、《船长》、《小木屋》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横空出世震撼文坛，感动着难以计数的读者，同时也使得徐迟、陈祖芬、柯岩、黄宗英等一批知名报告文学作家领跑中国文坛。那个时代的报告文学与诗歌和小说齐名，甚至超越了其他文体而领先。在那个报告文学处于黄金时期的年代里，这些报告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记者投入进来，使得报告文学蔚然成为时代潮流，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然而近年来，报告文学却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许多文学报刊难见报告文学作品和评论，为人熟知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鲜为人知。
缺乏文学性，“广告书”、“表扬稿”是对报告文学的严重伤害
报告文学缘何从红极一时到逐渐没落，是否意味着报告文学已经沉寂，甚至走向衰落。更多的专家则认为，沦为苍白的“表扬稿”、“广告书”，缺乏文学性，是导致报告文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也由此对报告文学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诚然，报告文学文体作为非虚构的时代文体，社会现实特殊的存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状态势必会影响到这一文体的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时代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振兴，因此使得不少作品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当时就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写作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新的世纪，社会进一步全面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这些因素都挤占着报告文学在那个年代所应有的地位。
因为如今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应景之作，“奉命之作”，由此呈现出泥沙俱下，泛滥成灾的局面，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目前歌功颂德式的广告文学、政治文学越来越多，使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大大降低。作为直面社会现实独特文体的报告文学，批判性当忍不让。报告文学不光有颂扬还有批判，合适的颂扬也是正常的。读者总是对报告文学作品寄予厚望，期望她能够担当更多、更高的社会责任，能够直面反映社会中的尖锐问题，表达人民的心声。然而事与愿违，报告文学却成为了表扬稿，商业化、政治化的报告文学成了打着报告文学旗号的广告，歌功颂德的作品和没有事实的批评作品充斥了报告文学的领域。在利益和企业需求的驱动下，广告化成为了报告文学必不可少的宣传手段，从而损害了报告文学的品质，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报告文学的生态，使一股报告文学的不正之风在文坛滋生蔓延，从而导致了大量质量低下的报告文学作品充斥市场。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有些报告文学几乎成了清一色苍白的“表扬稿”。不少单位及个人，都采取报告文学“表扬”各自的政绩，以至于报告文学大都打上了“吹捧文学”的印记。这也促使一些刊物趁势而上，采取收取版面费的形式，让这些“吹捧文学”得以面世。如此，就严重践蹋和损毁了报告文学的形象。反之，一些反映和透视社会真实状况和现象真正层面意义的报告文学，却又难以在一些大刊上发表，也成为了一种现实的根本问题。
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文学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渐渐褪去，报告文学生存环境变了，商业化的时代中，报告文学也变成了商业交易的工具，变成了生意。报告文学作家靠写报告文学挣钱，企业和个人靠报告文学宣传形象，文学杂志依靠报告文学作为生存之道。
换言之，一些写作对象或有关部门、机构、企业和个人来约请作者通过题材来寻找作者的“要约写作”，使广大作者“被选择”，进行“命题作文”。这种要约式写作，由约请方负责一切费用及出版，同时付给作者相应报酬，成为写作者省钱、省心、省力的快捷途径。以至于作者“被绑架”，而按照约请方的要求写作，因此也就难以写出优秀作品。
随着这些“要约写作”、“命题作文”的出现，更多的作家看好了约请方优厚的待遇，自然接受了这种“要约写作”或“命题作文”。因此也就极容易出现“记功簿”、“表扬稿”，导致“有偿报告”、“广告文学”的出现。甚至作家选择还降到次要地位，而“选择作家”则占据了上风，拥有了报告文学作品方向的话语权。最终使作家钻进历史档案和史料中去，或是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来进行采访，好作品也就难以出现。
报告文学也成了一种“快餐文体”，采访快、写作快、出版快，甚至开研讨会也要快。使得报告文学作家放弃了对事件、人物本身的深层次思考。来不及思考与沉淀的报告文学，不可能再有什么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和对语言的锤炼打磨，更谈不上诗性与审美价值。这些都无疑对报告文学造成了伤害。 报告文学的写作，往往是对现实或者历史的真实记录，这必然要求写作者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广的视野。因为写作对象的不同，所以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能力。但实际上，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往往是从文学写作、新闻写作的领域转型而来，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能力都有所欠缺，因此很多时候，非常依赖文学的手法，这就出现了作者对于现实非常浮夸的想象，只能使作品失去真实性，而并不能给作品增色。
缺少了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一些敏感、严肃、深沉的社会问题也就不会进入报告文学作家的视野，报告文学也就丧失了应有的灵魂。他们将目光聚焦在重大题材，缺乏对生活中的小人物关注。这些情况势必都会对报告文学的生态造成伤害。
出现如此境地，也就致使报告文学抵达衰落。尽管那些拿报告文学做交易的写作者，看似收入比纯文学写作者要高许多，但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似乎已经可见一斑，或可说是到了穷途末路了。
当前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价值坚守
面对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形式的境况，这就要求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勇于担当起来，承担起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和担当，坚守报告文学作家所应有的良知和社会价值。
在如今，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既显失文字之美的文学性，又难见服众的对客观事实的忠诚纪录，甚至看不到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谨和结构事件的才情，一些报告文学的题材更是令人质疑作家所站的立场，对写作者是否有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产生质疑，缺失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道德的坚守。
诚然，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可能要面临着用大块时间去采访、调查，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责任、使命和良知就要求我们，要与时代同心，同国家、人民同命。
没有一种文体可以像报告文学那样，更能直击时代变迁、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唤起民众用理性和良知面对社会问题，面对国计民生。报告文学在当下中国，在数亿人民用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实际行动共同参与国家发展和建设中，更能唤起人们向上的精神力量，从而更能温暖安抚人心。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它也是更容易实现自己独立的文学品格和社会价值的文体。
报告文学直面生活，反映现实，但并非清一色的“表扬稿”。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更应当承担社会的担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社会良知和必然的社会价值坚守，更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价值坚守，写出真正有份量，关注民生、关注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此唤回报告文学的春天。
当前，许多人对报告文学存在误解，认为这是政府、单位、企业与个人的宣传，更多的是遵命文章、应景之作，甚至是吹捧之作，缺少文学性和艺术性。这种认识是肤浅而片面的，必须重新审视报告文学的真正意义，需要从报告文学的责任与担当、真实性、传承与影响等方面来对报告文学进行解读。
现实生活中有话多禁区和雷区成为了报告文学创作中潜在的危险领域，也就会丧失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大多报告文学作家主动放弃或是绕开了这些题材，使得关注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严重缺失。一直以来，报告文学永远具有现实性和人民性的品格，永远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和人民的代言人，因此要永葆其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对时代新声的引领和对百姓心声的抒发的本色，这才是作为一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与此同时，报告文学既然是重要文学体裁之一，那么为何现在很多省级以上刊物鲜有其位置？诚然，国家、时代、民族和历史在发展、建设和变革中，都需要报告文学的在场，不能让报告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失语。
“用脚走出来”是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最形象表述，七分靠采访三分靠写作更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最真诚描述，只有进行了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才能创作出好的报告文学。但社会环境的改变，让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失去锲而不舍、深挖到底的精神，难以沉下心来采访。报告文学的采访很重要，用什么思维、观点去看待，用什么眼光去观察，这也涉及到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问题。足不出户闭门造车，直接将资料转化成文学文本是永远也不会创作出鲜活、新颖独特的报告文学，正是这些方面的欠缺才会对报告文学文体品格造成了损害。也正是这样艺术性不强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会导致读者不断流失，永远也无法唤起读者的兴趣。
用“脚步”写作，是一名作家是勇气与毅力、道义与良知、责任与担当精神的再现，是高度自觉参与的品格。报告文学特有的社会参与功能和文本的真实性，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走出书斋，抵达生活的前沿现场或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必须用一种高度自觉的独立意识去关注时代和记录时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那种“轰动效应”虽然远去，但报告文学的影响力并没有退减。作为我们当今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应该担当重任，在冷寂中寻求转变，自我反省和转型，从中发现新的生机，去坚守报告文学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报告文学作家的担当和良知，从而实现报告文学困境的大突围。
报告文学责任与使命的必须完全回归。回应社会关切，热切关注现实，大胆介入现实，直面呈现真实，具有现实关怀品格的报告文学就应该如此，重新确立报告文学的批判属性，并且对报告客体做出具有思想深度的解说。颂歌遍地不会唤回报告文学的春天，永远切记忧患意识，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揭示落后，鞭笞丑陋，才是报告文学最本真、最有效的批判属性。
在当今中国，报告文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宣传手段。不管是歌颂型的报告文学，还是批判型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宣传的一种手段。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和歌颂性同时也要辩证看待，两者也必不可分。因此，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理应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关注时代、记录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担当着社会重任是报告文学所永远具有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家担当的社会重任，上至反映国家大事，下至记录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这是报告文学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当今的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更应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火热的生活和时代的洪流，努力创作出无愧无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优秀报告文学依然存在，依然会有她的读者群，淡出读者视野的永远是那些缺乏真善美和假恶丑表现的报告文学作品，那些在社会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植生活，扎根人民群众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永远是时代所需要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和爱读的作品。
假如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连起码的良知都不具备，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这个良知看起来非常简单非常平凡，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真的很难很难，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坚持与突破，永远坚守我们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价值。
地方报告文学如何“突围”
远离重大题材，远离历史事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地方报告文学作家永远无法与文坛前沿的报告文学作家相比，他们没有足够而重大的题材，面临的仅是当的题材，除了企业宣传，重要人物的推介，题材匿乏，如何在这种环境中锻炼和成长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这同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只有这些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长起来以来，才会共同繁荣中国文坛的报告文学文体，才能共同为报告文学的繁荣增添亮色。
报告文学永远具有责任与担当，通过这些具体时代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品传递温暖，振奋人心，激励人们昂扬向前。所以无论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报告文学作家，都不能少了报告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成长与培养就宣得尤为重要。
大事、盛事面前，报告文学不能缺席。渐次成长起来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更是需要培养靠前创写，走进一线，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作风。那些鲜为人知的无论是大事、盛事还是平凡的瞬间，都是最生活的，也是人们最想知道的，我们这些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就应该具体深入生活、深入基层，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通过创作，呈献给读者一个全新真实的作品，抛开简单的事件记录，创作出传承时代，引领时尚，震憾心灵，启迪人们的报告文学作品。
目前，基层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薄弱，青黄不接。相对而言，报告文学的创作人员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并对政治具备一定敏感度，具备这些素质的报告文学创作人员奇缺，其现状不容乐观，确实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地方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奇缺，青年作家们缺乏老一辈作家们那种吃苦精神，而是纷纷绕开这些重大事件，都去投身其他文体的创作。地方报告文学作家因与国家重大事件新闻源接触少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这一采写难度较大的文体。不过，随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报告文学高级研修班的举办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2014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年会”，必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家，让他们创作出更多关注时代、关注生活的精品报告文学。
那么地方报告文学在题材和创作方向上该如何实现“突围”？这也是近年来报告文学界所重点思考的问题。鄂西北十堰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一批重大建设工程在这里实施，为报告文学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成为报告文学作家们创作的富矿，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近年来，鲁迅文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梅洁便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投向了这片热土，先后饱含深情地创作出了《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大江北去》、《汉水大移民》“移民三部曲”，被称为“一生为移民写作的作家”。她曾经以关注西部教育而创作的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大江北去》和《汉水大移民》分获第三届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获《十月》文学奖。与此同时，一大批鄂西北本土报告文学作家也纷纷将笔触和目光投向这里，投向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先后一大批反映南水北调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版发行。云声、星明的《梦萦故乡那条河》，李兴艳的《为了干渴的北方》，郧县移民局、郧县文联的《浴水重生》，欧阳敏的《世纪大迁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纪实》，赵锋的《挥别故园》，陈华平的《中线从这里开始》、《见证南水北调丹江口大移民纪实》等，这些南水北调移民报告文学都从多角度，多层面深情讴歌了这片土地，礼赞了移民们为了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奉献精神，浓墨重彩地再现了南水北调这一伟大事件。此前，郧县作家王太国还先后耗去十余年时间写下的报告文学“郧阳三部曲”《百年梦想》、《风雨丹江口》、《一座城市的身世》。这些作品的问世，在报告文学诞生的同时，也诞生和成长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家。
云声、星明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梦萦故乡那条河》记录的就是因南水北调工程引发的一次大规模汉水移民外迁。评论家兰善清在评论该书时说：“随着作者情感笔触所及，你可以看到那些狂涛巨浪般的动迁场面、火药弥漫似的矛盾冲突、风声鹤唳样的人际危机、山呼海啸式的工作推力、坚如磐石般的移民工作者，这些原本已有了电影戏剧元素的人和事，在作者的抒情描述中，更显出深刻而不朽。《梦萦故乡那条河》汉江儿女的家园梦、故乡情，将因这条河谱写新的文明史，将因自己的壮别而矗立起文明的里程碑！”，该书还入围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初评。李兴艳的《为了干渴的北方》以朴实无华而又深情无限的文字，深度再现了郧县茶店人、郧县经济开发区人为了共和国发展大局、为了缓解北方人的水困境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战斗，该书也因此申报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同样关注南水北调中红工程的著名作家梅洁在评论该书时称：“在湖北十几万移民大迁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为之迁徙而浴血奋战的移民大图景里，《为了干渴的北方》无疑是一个鲜亮的缩影。兴艳笔下出现了‘中线移民大于天’的波澜壮阔”。如今，报告文学作家李兴艳又再次启程，踏上了南水北调的重大工程郧阳汉江公路大桥建设纪实报告文学一书的采写之中，不久又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将再度横空面世，将再次为鄂西北的报告文学创作增添新的亮色。这都说明鄂西北这片土地并不缺少报告文学作家，这些也都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使然，他们肩负起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拿起手中的笔，为这片土地呐喊，为时代放歌，为盛世表情立言，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期待着他们能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也为鄂西北、为湖北这片土地报告文学的成长以及繁荣报告文学的生态贡献力量。
在当今物欲横流、激情浮躁和网络充斥的时代，阅读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人们一件“奢侈”的事情，而在阅读文学作品中专门阅读报告文学作品的则更是少之又少。如今，就连在书店，报告文学作品已是很难见到，鲜有的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也会被排挤在很不显眼的位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作者和被报告的人所关注的东西。甚或部分青年作家对报告文学的认识也呈现出片面的、不客观的误解和认识，认为这些只是“表扬稿”、“广告书”，并非文学作品，由此让报告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文学作品较之其他文体的通道要狭窄得多的重要原因，就连获奖途径报告文学文体也被挤到了较为尴尬的局面，很多文联作协举办的文学奖项中也缺少了报告文学奖这一类别。一些作家们更是极少涉及报告文学的写作，时常对报告文学的写作充满一种不屑的资态，变得十分谨慎，总是认为写报告文学，就会沾染“商业味”，“铜臭气”，伤害文学的纯洁。报告文学的声名已远远跟不上它自身应有的使命和担负的高度，不经意间成了作家们避之不及的文体。
诚然，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势必对报告文学产生了冲击，也成为了报告文学被“边缘化”的一种现实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十分辉煌，在那个时代的作品中，报告文学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是一个标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体史地位，也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而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几乎可以达到引领文坛的作用，就连现在还有大量的读者和研究者“怀念”那个时代。读者和评论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为标尺，评估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由此以为后续的报告文学逊色于七八十年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占据文学标高的时代里，《哥德巴赫猜想》、《祖国高于一切》、《船长》、《小木屋》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横空出世震撼文坛，感动着难以计数的读者，同时也使得徐迟、陈祖芬、柯岩、黄宗英等一批知名报告文学作家领跑中国文坛。那个时代的报告文学与诗歌和小说齐名，甚至超越了其他文体而领先。在那个报告文学处于黄金时期的年代里，这些报告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吸引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记者投入进来，使得报告文学蔚然成为时代潮流，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然而近年来，报告文学却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许多文学报刊难见报告文学作品和评论，为人熟知的报告文学作品也鲜为人知。
缺乏文学性，“广告书”、“表扬稿”是对报告文学的严重伤害
报告文学缘何从红极一时到逐渐没落，是否意味着报告文学已经沉寂，甚至走向衰落。更多的专家则认为，沦为苍白的“表扬稿”、“广告书”，缺乏文学性，是导致报告文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也由此对报告文学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诚然，报告文学文体作为非虚构的时代文体，社会现实特殊的存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精神状态势必会影响到这一文体的创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时代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振兴，因此使得不少作品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当时就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写作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新的世纪，社会进一步全面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这些因素都挤占着报告文学在那个年代所应有的地位。
因为如今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是应景之作，“奉命之作”，由此呈现出泥沙俱下，泛滥成灾的局面，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目前歌功颂德式的广告文学、政治文学越来越多，使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大大降低。作为直面社会现实独特文体的报告文学，批判性当忍不让。报告文学不光有颂扬还有批判，合适的颂扬也是正常的。读者总是对报告文学作品寄予厚望，期望她能够担当更多、更高的社会责任，能够直面反映社会中的尖锐问题，表达人民的心声。然而事与愿违，报告文学却成为了表扬稿，商业化、政治化的报告文学成了打着报告文学旗号的广告，歌功颂德的作品和没有事实的批评作品充斥了报告文学的领域。在利益和企业需求的驱动下，广告化成为了报告文学必不可少的宣传手段，从而损害了报告文学的品质，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报告文学的生态，使一股报告文学的不正之风在文坛滋生蔓延，从而导致了大量质量低下的报告文学作品充斥市场。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有些报告文学几乎成了清一色苍白的“表扬稿”。不少单位及个人，都采取报告文学“表扬”各自的政绩，以至于报告文学大都打上了“吹捧文学”的印记。这也促使一些刊物趁势而上，采取收取版面费的形式，让这些“吹捧文学”得以面世。如此，就严重践蹋和损毁了报告文学的形象。反之，一些反映和透视社会真实状况和现象真正层面意义的报告文学，却又难以在一些大刊上发表，也成为了一种现实的根本问题。
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文学写作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渐渐褪去，报告文学生存环境变了，商业化的时代中，报告文学也变成了商业交易的工具，变成了生意。报告文学作家靠写报告文学挣钱，企业和个人靠报告文学宣传形象，文学杂志依靠报告文学作为生存之道。
换言之，一些写作对象或有关部门、机构、企业和个人来约请作者通过题材来寻找作者的“要约写作”，使广大作者“被选择”，进行“命题作文”。这种要约式写作，由约请方负责一切费用及出版，同时付给作者相应报酬，成为写作者省钱、省心、省力的快捷途径。以至于作者“被绑架”，而按照约请方的要求写作，因此也就难以写出优秀作品。
随着这些“要约写作”、“命题作文”的出现，更多的作家看好了约请方优厚的待遇，自然接受了这种“要约写作”或“命题作文”。因此也就极容易出现“记功簿”、“表扬稿”，导致“有偿报告”、“广告文学”的出现。甚至作家选择还降到次要地位，而“选择作家”则占据了上风，拥有了报告文学作品方向的话语权。最终使作家钻进历史档案和史料中去，或是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来进行采访，好作品也就难以出现。
报告文学也成了一种“快餐文体”，采访快、写作快、出版快，甚至开研讨会也要快。使得报告文学作家放弃了对事件、人物本身的深层次思考。来不及思考与沉淀的报告文学，不可能再有什么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和对语言的锤炼打磨，更谈不上诗性与审美价值。这些都无疑对报告文学造成了伤害。 报告文学的写作，往往是对现实或者历史的真实记录，这必然要求写作者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广的视野。因为写作对象的不同，所以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能力。但实际上，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往往是从文学写作、新闻写作的领域转型而来，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能力都有所欠缺，因此很多时候，非常依赖文学的手法，这就出现了作者对于现实非常浮夸的想象，只能使作品失去真实性，而并不能给作品增色。
缺少了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一些敏感、严肃、深沉的社会问题也就不会进入报告文学作家的视野，报告文学也就丧失了应有的灵魂。他们将目光聚焦在重大题材，缺乏对生活中的小人物关注。这些情况势必都会对报告文学的生态造成伤害。
出现如此境地，也就致使报告文学抵达衰落。尽管那些拿报告文学做交易的写作者，看似收入比纯文学写作者要高许多，但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似乎已经可见一斑，或可说是到了穷途末路了。
当前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价值坚守
面对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形式的境况，这就要求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勇于担当起来，承担起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和担当，坚守报告文学作家所应有的良知和社会价值。
在如今，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既显失文字之美的文学性，又难见服众的对客观事实的忠诚纪录，甚至看不到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谨和结构事件的才情，一些报告文学的题材更是令人质疑作家所站的立场，对写作者是否有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产生质疑，缺失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道德的坚守。
诚然，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可能要面临着用大块时间去采访、调查，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责任、使命和良知就要求我们，要与时代同心，同国家、人民同命。
没有一种文体可以像报告文学那样，更能直击时代变迁、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唤起民众用理性和良知面对社会问题，面对国计民生。报告文学在当下中国，在数亿人民用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实际行动共同参与国家发展和建设中，更能唤起人们向上的精神力量，从而更能温暖安抚人心。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它也是更容易实现自己独立的文学品格和社会价值的文体。
报告文学直面生活，反映现实，但并非清一色的“表扬稿”。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更应当承担社会的担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社会良知和必然的社会价值坚守，更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价值坚守，写出真正有份量，关注民生、关注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此唤回报告文学的春天。
当前，许多人对报告文学存在误解，认为这是政府、单位、企业与个人的宣传，更多的是遵命文章、应景之作，甚至是吹捧之作，缺少文学性和艺术性。这种认识是肤浅而片面的，必须重新审视报告文学的真正意义，需要从报告文学的责任与担当、真实性、传承与影响等方面来对报告文学进行解读。
现实生活中有话多禁区和雷区成为了报告文学创作中潜在的危险领域，也就会丧失报告文学作品的战斗性、批判性。大多报告文学作家主动放弃或是绕开了这些题材，使得关注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严重缺失。一直以来，报告文学永远具有现实性和人民性的品格，永远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和人民的代言人，因此要永葆其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对时代新声的引领和对百姓心声的抒发的本色，这才是作为一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与此同时，报告文学既然是重要文学体裁之一，那么为何现在很多省级以上刊物鲜有其位置？诚然，国家、时代、民族和历史在发展、建设和变革中，都需要报告文学的在场，不能让报告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失语。
“用脚走出来”是对报告文学作品的最形象表述，七分靠采访三分靠写作更是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最真诚描述，只有进行了实地采访、积累素材才能创作出好的报告文学。但社会环境的改变，让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失去锲而不舍、深挖到底的精神，难以沉下心来采访。报告文学的采访很重要，用什么思维、观点去看待，用什么眼光去观察，这也涉及到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问题。足不出户闭门造车，直接将资料转化成文学文本是永远也不会创作出鲜活、新颖独特的报告文学，正是这些方面的欠缺才会对报告文学文体品格造成了损害。也正是这样艺术性不强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会导致读者不断流失，永远也无法唤起读者的兴趣。
用“脚步”写作，是一名作家是勇气与毅力、道义与良知、责任与担当精神的再现，是高度自觉参与的品格。报告文学特有的社会参与功能和文本的真实性，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走出书斋，抵达生活的前沿现场或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必须用一种高度自觉的独立意识去关注时代和记录时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那种“轰动效应”虽然远去，但报告文学的影响力并没有退减。作为我们当今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应该担当重任，在冷寂中寻求转变，自我反省和转型，从中发现新的生机，去坚守报告文学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报告文学作家的担当和良知，从而实现报告文学困境的大突围。
报告文学责任与使命的必须完全回归。回应社会关切，热切关注现实，大胆介入现实，直面呈现真实，具有现实关怀品格的报告文学就应该如此，重新确立报告文学的批判属性，并且对报告客体做出具有思想深度的解说。颂歌遍地不会唤回报告文学的春天，永远切记忧患意识，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揭示落后，鞭笞丑陋，才是报告文学最本真、最有效的批判属性。
在当今中国，报告文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宣传手段。不管是歌颂型的报告文学，还是批判型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宣传的一种手段。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和歌颂性同时也要辩证看待，两者也必不可分。因此，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理应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关注时代、记录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担当着社会重任是报告文学所永远具有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家担当的社会重任，上至反映国家大事，下至记录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这是报告文学在今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使命和担当，我们当今的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更应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火热的生活和时代的洪流，努力创作出无愧无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优秀报告文学依然存在，依然会有她的读者群，淡出读者视野的永远是那些缺乏真善美和假恶丑表现的报告文学作品，那些在社会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植生活，扎根人民群众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永远是时代所需要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和爱读的作品。
假如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连起码的良知都不具备，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这个良知看起来非常简单非常平凡，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真的很难很难，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坚持与突破，永远坚守我们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价值。
地方报告文学如何“突围”
远离重大题材，远离历史事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地方报告文学作家永远无法与文坛前沿的报告文学作家相比，他们没有足够而重大的题材，面临的仅是当的题材，除了企业宣传，重要人物的推介，题材匿乏，如何在这种环境中锻炼和成长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这同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只有这些青年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长起来以来，才会共同繁荣中国文坛的报告文学文体，才能共同为报告文学的繁荣增添亮色。
报告文学永远具有责任与担当，通过这些具体时代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品传递温暖，振奋人心，激励人们昂扬向前。所以无论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报告文学作家，都不能少了报告文学作品。在这一方面，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成长与培养就宣得尤为重要。
大事、盛事面前，报告文学不能缺席。渐次成长起来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更是需要培养靠前创写，走进一线，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作风。那些鲜为人知的无论是大事、盛事还是平凡的瞬间，都是最生活的，也是人们最想知道的，我们这些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就应该具体深入生活、深入基层，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通过创作，呈献给读者一个全新真实的作品，抛开简单的事件记录，创作出传承时代，引领时尚，震憾心灵，启迪人们的报告文学作品。
目前，基层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薄弱，青黄不接。相对而言，报告文学的创作人员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并对政治具备一定敏感度，具备这些素质的报告文学创作人员奇缺，其现状不容乐观，确实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地方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奇缺，青年作家们缺乏老一辈作家们那种吃苦精神，而是纷纷绕开这些重大事件，都去投身其他文体的创作。地方报告文学作家因与国家重大事件新闻源接触少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这一采写难度较大的文体。不过，随着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报告文学高级研修班的举办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2014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年会”，必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家，让他们创作出更多关注时代、关注生活的精品报告文学。
那么地方报告文学在题材和创作方向上该如何实现“突围”？这也是近年来报告文学界所重点思考的问题。鄂西北十堰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一批重大建设工程在这里实施，为报告文学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成为报告文学作家们创作的富矿，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近年来，鲁迅文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梅洁便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投向了这片热土，先后饱含深情地创作出了《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大江北去》、《汉水大移民》“移民三部曲”，被称为“一生为移民写作的作家”。她曾经以关注西部教育而创作的报告文学《西部的倾诉》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大江北去》和《汉水大移民》分获第三届和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获《十月》文学奖。与此同时，一大批鄂西北本土报告文学作家也纷纷将笔触和目光投向这里，投向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先后一大批反映南水北调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版发行。云声、星明的《梦萦故乡那条河》，李兴艳的《为了干渴的北方》，郧县移民局、郧县文联的《浴水重生》，欧阳敏的《世纪大迁徙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纪实》，赵锋的《挥别故园》，陈华平的《中线从这里开始》、《见证南水北调丹江口大移民纪实》等，这些南水北调移民报告文学都从多角度，多层面深情讴歌了这片土地，礼赞了移民们为了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奉献精神，浓墨重彩地再现了南水北调这一伟大事件。此前，郧县作家王太国还先后耗去十余年时间写下的报告文学“郧阳三部曲”《百年梦想》、《风雨丹江口》、《一座城市的身世》。这些作品的问世，在报告文学诞生的同时，也诞生和成长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家。
云声、星明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梦萦故乡那条河》记录的就是因南水北调工程引发的一次大规模汉水移民外迁。评论家兰善清在评论该书时说：“随着作者情感笔触所及，你可以看到那些狂涛巨浪般的动迁场面、火药弥漫似的矛盾冲突、风声鹤唳样的人际危机、山呼海啸式的工作推力、坚如磐石般的移民工作者，这些原本已有了电影戏剧元素的人和事，在作者的抒情描述中，更显出深刻而不朽。《梦萦故乡那条河》汉江儿女的家园梦、故乡情，将因这条河谱写新的文明史，将因自己的壮别而矗立起文明的里程碑！”，该书还入围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初评。李兴艳的《为了干渴的北方》以朴实无华而又深情无限的文字，深度再现了郧县茶店人、郧县经济开发区人为了共和国发展大局、为了缓解北方人的水困境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战斗，该书也因此申报第六届湖北文学奖。同样关注南水北调中红工程的著名作家梅洁在评论该书时称：“在湖北十几万移民大迁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为之迁徙而浴血奋战的移民大图景里，《为了干渴的北方》无疑是一个鲜亮的缩影。兴艳笔下出现了‘中线移民大于天’的波澜壮阔”。如今，报告文学作家李兴艳又再次启程，踏上了南水北调的重大工程郧阳汉江公路大桥建设纪实报告文学一书的采写之中，不久又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将再度横空面世，将再次为鄂西北的报告文学创作增添新的亮色。这都说明鄂西北这片土地并不缺少报告文学作家，这些也都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使然，他们肩负起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拿起手中的笔，为这片土地呐喊，为时代放歌，为盛世表情立言，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期待着他们能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也为鄂西北、为湖北这片土地报告文学的成长以及繁荣报告文学的生态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