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语言哲学的观点，诗的词语指称在与它的指称对象（存在）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语言在穿越这道鸿沟之后所能企及的却不是存在的本质，而只能是其表象。因此，存在是个歧义的词汇，它“有时用来意味构成现实世界的实在的事物，事件，事实和人，有时指终极的或形而上学的实在，它们是处于事物和人的世界之后和之上的某种东西”（《西方语言哲学》第3页） 。这实质上是指存在的理由，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数千年来，探求这种世界本原和形而上学的沖动鼓舞又毁灭了无数（广义上）诗人的雄心壮志……以致到二十世纪维特根斯坦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对不能言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竟成为哲学界一再引证的至理名言。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的同仁们大肆非难形而上学，他们强调“所有没有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理”和“没有事实与实在的经验推理”的书籍都应当付之一炬，认为对于世界“这两个命题已穷尽无遗”。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诗歌写作就笼罩在这样的文化思潮当中，使诗人们所从事的常常是一种愤懑的写作，写着写着对精神世界无限性的自觉就遭到了限制……
　　但这样也好，作为“谈论主要问题”的人，在时代消解了形而上学的基原之后，我们正好可以借以“心安理得”地去“谈论"世界的表象、世俗的社会，权且把这个世界的嚣闹当做“主要问题”来谈论，并且全力以赴、专心致志、不计后果地去谈……我虽然在近年间自觉地加盟了这种趋向于“平面化”的“谈论”，尝试一种包容、不洁、粗糙和“非纯诗化”的写作，但多年来传统的诗歌精神绵延到主观意识内让我杀不死的野心和虚妄还是让我给这些诗歌起了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名字：《说出了它就战胜了它》。但问题是——你有什么胜利可言？你能战胜什么？如果不能给代表了这些事物的存在的“表象”指出重返其“本原”的路线，那么世界就永将是它们的天下，在与这个世界的搏斗中我们就无法对这个世界施以由衷的同情。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与这个世俗的世界斗争到底！这是一项无望的工作，但你没有理由与这个同样没有理由与自己讲和的世界讲和。面对这个没有理由的失去归宿的世界，诗歌丧失了信仰。它惟一可以践行的就是把它们“说出来”，以战胜、颠覆并使它们转化为与之不同的东西的信心把它们“说出来”；不可能在事实上，可必须在主观里让众声喧哗的世界获得一种可以稍稍信赖的平衡力量，从而使存在世界不是完全地一头栽倒进它们无休止嚣闹的表象里，而是尽力让其在平衡中亲近本原和精神，留下虚拟的回旋余地。
　　所以，我主张让诗歌贴近世界的表象，但努力对世界的理由也即存在的形而上学潜在地留下缺口，以表达遗憾和可能的幻想（和幻象）；进而认为在此语境内产生的诗歌应当是与世界的世俗性同归于尽的诗歌，它会在与世界的较量和搏斗中同时扑倒在地，以便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让路。这或许就是我（我们）的意义所在，既是当下被给定诗歌的特征，亦是宿命中这一代诗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