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在报道工业明胶制成药用胶囊、铬含量严重超标的新闻。这样的故事听多了，似也麻木，但又不能麻木，毕竟与健康相关，且不断地挑战人的底线。
　　 这些年，道德节节败退，原因大概是人心缺乏敬畏感。叫人心存敬畏的力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规章制度，另一种是宗教律法。所以，老人们常怀念几十年前的法令：如果在从前，这样的人是要被枪毙的，哪能这样子跷着二郎腿抽着烟置身事外呢？无法可依、执法不严是一时难以变更的现状，但法律的限制毕竟是一种外力，可以约束人的部分行为，却无法改变人心，唤不起道德，也唤不起良善。人在严令之下，多是畏惧而非敬畏。那么，宗教呢？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居》（也有译成《一次别离》的）给了无神论者一个别样的视角。和我们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纳德和西敏在寻求移民。然而纳德放不下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西敏只能诉求离婚。但因为女儿特梅的抚养权，两人争执不下，于是分居。纳德为父亲请来看护瑞茨。瑞茨的一次疏忽职守惹怒了纳德，被纳德推出门去，没想到瑞茨当晚竟然流产。于是，瑞茨的丈夫把纳德告上了法庭……
　　 这样一个故事若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可能就不能構成一个故事。推搡造成他人流产并不会被以谋杀罪起诉，顶多也就是故意伤害罪。宗教信仰的差异造成了生命观的差异，在人流合法化的中国，没有出生的婴儿并不是一条生命。同样，撒谎在中国只是道德层面的事，并非“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样叫人惶恐的宗教诫命。
　　 电影里有三个谎言，每个谎言都挑战着宗教道德。首先是惹上官司的纳德，为了能够继续照顾父亲和女儿，谎称自己不知道瑞茨有孕。接着，女儿特梅为了维护父亲，在法官面前为父亲圆谎，她保全了父亲，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而最大的谎言却是瑞茨说的，但这名敬畏真主的妇人，最终因为害怕遭到真主的惩罚，鼓起勇气反抗丈夫，拒绝撒谎……
　　 我们对阿拉伯世界误会重重，让我们谈到彼国彼邦时，总有一种“我们不至于此”的优越感。在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带给我们的这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现代的伊朗，看到贫富的差异，看到家庭的窘境，看到父母面对青春期的孩子藏拙掩羞，看到男人的固执和坚硬，女人的温顺与柔和，你看到 “罗生门”式的谎言，看到人们畏惧而自私的本性，看到他们又是如何挣扎着向善……我看到的是一个比我们更有底线的民族。
　　 我并不以为这种底线意味着更高的道德感（瑞茨的某些行为看上去似乎是可笑而无知的，她也并不比一个不虔敬的人更有道德）；但宗教律法对人的行为却有着最后的约束力，它是不完善的法律的补全。
　　 但宗教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因为宗教并不是真正的信仰。我们与其把瑞茨看作一个有信仰的人，不如把她当作一个宗教律法主义者。律法底下的人，带着战兢和畏惧，因为那是一种刑罚；律法底下的行为，是一种刑罚底下的约束力行为；而宗教律法本身，就像法律秩序一样，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良善或智慧。那么信仰呢？在我看来，能够被称之为信仰的，不是叫人畏惧、战兢的力量，而是一种全备的爱；不是凭着律法约束人的行为，乃是用恩典挽回人的意念和行为；不是一种害怕惩罚而被动的回应，而是怀着爱、敬畏的一种自由、主动的回应……
　　 显然，这已经超出了电影所想探讨的范围。电影最后两个小女孩对视的幽暗眼神，让人有不寒而栗的感觉，人的罪性似乎毫无出路；而在长廊上等候女儿做出最后抉择的纳德和西敏，疲惫不堪，几乎无路可走……律法底下毕竟没有良善，也没有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