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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名被关押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囚徒究竟由谁接收，从关塔那摩关闭之日起，就成了美国的一块心病。
这17名“东突”是美军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抓获的，美国有关当局在2004年放弃了对他们的指控。但他们同时是中国认定的恐怖分子，中方一直要求将他们引渡回国，但美国以“担心他们遭到迫害’’为由拒绝。
据本刊记者了解，美国其实是在环球游说了一大圈而告失败后，于6月11日宣布，将其中的4名“东突”囚徒送往加勒比海的百慕大群岛，而其余13名“东突”囚徒将被解往实际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太平洋岛国帕劳。
帕劳不过是美国的无奈选择，且帕劳总统托里比昂6月13日又对媒体表示，这13名维吾尔族关塔那摩因犯是否会被转移到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还未最终确定”，原因是“他们来自一个高纬度的国家，我不知道他们能否习惯大海”。
而无论这13人最终被运往何处，这一事件背后凸显的，是中美之间至今未能突破的“引渡”困境。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一些，今年4月底，美国宣布对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卜杜勒·哈克(又名买买提明·买买提，曾计划对中国城市进行几次袭击，特别是针对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城市)进行经济制裁。虽然这尚未触及“引渡”，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对本刊记者表示，这可视为中美在共同应对“东突”分子合作方面有所进展的信号。
中美之间尚无引渡恐怖分子先例
引渡往往要受死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等原则的制约，并以两国签订引渡条约为前提。迄今与中国缔结了引渡协议的国家只有3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
2006年4月，全国人大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这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该条约最大的突破在于引进了死刑不引渡条款。2008年中国又同法国、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发达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中美两国虽于2000年签署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但协定中并不包括引渡条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告诉记者，中美之间关于贪污等经济犯罪方面的刑事合作有所进展，但是在涉及“恐怖分子”方面，中美之间从无引渡先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说，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那么中美在关于引渡“恐怖分子”方面很难取得突破。双重标准是表现，其深层原因，是“美国历来将其自身的民主价值观凌驾于别国价值观之上，对别国不同文化和理念的不认同”。
“9·11”之后，联合国通过了13个反恐公约，对惩处国际范围内的恐怖分子，作出了一些协同规定，比如属人(遣返宗主国)和属地(没有遣返、引渡条约，则就地判决)等原则。不过李伟指出，由于国际法的约束力、各国对国内法与国际法优先权的规定，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司法程序的不信任等等，中国很难通过国际法程序来解决海外中国籍“恐怖分子”的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反恐问题专家张家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认为“东突”是恐怖组织，经过中方不断努力，以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亲历，2002年8月，美国才正式将“东突”(EIIM)列入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德国为什么最终拒绝接收
据本刊记者了解，美国为了这17名“东突”囚徒的去向，进行了一番环球游说，但是最终由于国内不同势力的意见和中国的反对，曾经表示有意接收的国家最后都改弦更张。
今年2月，德国政府曾表示准备接纳一些囚徒，其中包括这17名“东突”分子。李伟说，美国其实更希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接手，但最后被拒。一是因为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既然这些囚徒“没有威胁”，为什么美国本土不能接收?另外，由于当前金融危机不断深化，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在稳定整个金融局势方面的作用，不愿意在这个节点上发生影响与中国关系的事件。
这一点得到了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外交委员会委员约翰内斯-福鲁格的证实。福鲁格今年5月在上海访问期间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确实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损害同中国之间的长期关系”。
福鲁格坦承，他们考虑，一旦德国接收了这些人，中国会要求引渡，而如果德国认为这些人回到中国将被判死刑，则是不允许引渡的。
张家栋还补充了德国考量的另一个细节。他说，德国内部存在两种势力，一是以德国左派和慕尼黑市政府为代表的“接收派”，二是以基民盟和基社盟为代表的“拒绝派”。
慕尼黑境内有大约500人的流亡维吾尔族人群体，其中有一名“东突”分子还成功进入慕尼黑市议会，成为外国人委员会副主席。这些人极力推动慕尼黑政府接收关塔那摩囚犯，并称他们会通过赞助、募捐等形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不给慕尼黑政府增添负担。而绿党等左派势力，则希望通过接收这些“东突”分子，免费宣扬他们的“人权”理念，还可以同美国拉近关系。
但是基民盟、基社盟等从德国的安全利益和中德关系方面考虑，反对接收这17名“东突”囚犯。德国内务部长(基民盟人士)就坚决反对外长的接收意见，提出“除非能完全消除这些人对德国的隐患，才能接收”。
李伟建说，中国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非常明确：要求引渡回中国，反对其他国家接收。这种明确的态度本身，对国际社会就是一种压力。
安置在阿尔巴尼亚的5名“东突”处境艰困
美国司法部6月11日突然宣布，其中的4名“东突”囚犯已由美国送往加勒比海的百慕大群岛，其余13名“东突”正等待被送往帕劳。
帕劳位于菲律宾群岛以东500公里，由8个大岛和250多个小岛组成，人口只有两万多，和台湾有“外交关系”。1994年帕劳从美国的托管统治下独立，其防务和安全仍由美国负责。由于帕劳实际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并且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最后浮出水面。
李伟建分析说，与德国、加拿大等大国不同，帕劳等小国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能获得多少实惠，才是帕劳接收这些囚犯的最重要因素。据悉，为了让帕劳接收这13名囚犯，美国承诺将拿出2亿美元，用于帮助帕劳开发和提供其他援助。
或者说，最终找到帕劳这个实际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小国接收囚犯，也是美国的无奈之举。
历史上看，美国曾于2006年费尽周折将5名释放后的“东突”囚犯，移送阿尔巴尼亚“重新定居”，后者的接收普遍被认为是以此换取“北约”入场券。张家栋告诉记者，这些囚犯在阿尔巴尼亚的生活状态并不好，虽然美国不起诉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在监控下生活，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在接收之后也不闻不问。此外，由于美国没有按时提供足够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国际上的“东突”组织募捐。
李伟认为，如果这些“东突”囚犯能回到中国接受审判，在根据掌握的证据量刑之后，这些人还有刑满释放、重新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的机会。而把他们送到阿尔巴尼亚、帕劳等国，实际上是最不人道的做法。他透露，这些囚犯无法获得正常的生活，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囚犯曾经希望与当地人结婚也被禁止，他们只能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活动，直到老死。
张家栋则认为，这些“东突”分子在被帕劳接收后，也将处于监控之下。而美国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对“东伊运”头目的资产进行冻结，或许也可以作为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迈进的一个注脚。
这17名“东突”是美军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抓获的，美国有关当局在2004年放弃了对他们的指控。但他们同时是中国认定的恐怖分子，中方一直要求将他们引渡回国，但美国以“担心他们遭到迫害’’为由拒绝。
据本刊记者了解，美国其实是在环球游说了一大圈而告失败后，于6月11日宣布，将其中的4名“东突”囚徒送往加勒比海的百慕大群岛，而其余13名“东突”囚徒将被解往实际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太平洋岛国帕劳。
帕劳不过是美国的无奈选择，且帕劳总统托里比昂6月13日又对媒体表示，这13名维吾尔族关塔那摩因犯是否会被转移到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还未最终确定”，原因是“他们来自一个高纬度的国家，我不知道他们能否习惯大海”。
而无论这13人最终被运往何处，这一事件背后凸显的，是中美之间至今未能突破的“引渡”困境。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一些，今年4月底，美国宣布对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阿卜杜勒·哈克(又名买买提明·买买提，曾计划对中国城市进行几次袭击，特别是针对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城市)进行经济制裁。虽然这尚未触及“引渡”，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对本刊记者表示，这可视为中美在共同应对“东突”分子合作方面有所进展的信号。
中美之间尚无引渡恐怖分子先例
引渡往往要受死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等原则的制约，并以两国签订引渡条约为前提。迄今与中国缔结了引渡协议的国家只有3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
2006年4月，全国人大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这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该条约最大的突破在于引进了死刑不引渡条款。2008年中国又同法国、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发达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中美两国虽于2000年签署了《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但协定中并不包括引渡条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伟建告诉记者，中美之间关于贪污等经济犯罪方面的刑事合作有所进展，但是在涉及“恐怖分子”方面，中美之间从无引渡先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说，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那么中美在关于引渡“恐怖分子”方面很难取得突破。双重标准是表现，其深层原因，是“美国历来将其自身的民主价值观凌驾于别国价值观之上，对别国不同文化和理念的不认同”。
“9·11”之后，联合国通过了13个反恐公约，对惩处国际范围内的恐怖分子，作出了一些协同规定，比如属人(遣返宗主国)和属地(没有遣返、引渡条约，则就地判决)等原则。不过李伟指出，由于国际法的约束力、各国对国内法与国际法优先权的规定，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司法程序的不信任等等，中国很难通过国际法程序来解决海外中国籍“恐怖分子”的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反恐问题专家张家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认为“东突”是恐怖组织，经过中方不断努力，以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亲历，2002年8月，美国才正式将“东突”(EIIM)列入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
德国为什么最终拒绝接收
据本刊记者了解，美国为了这17名“东突”囚徒的去向，进行了一番环球游说，但是最终由于国内不同势力的意见和中国的反对，曾经表示有意接收的国家最后都改弦更张。
今年2月，德国政府曾表示准备接纳一些囚徒，其中包括这17名“东突”分子。李伟说，美国其实更希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接手，但最后被拒。一是因为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既然这些囚徒“没有威胁”，为什么美国本土不能接收?另外，由于当前金融危机不断深化，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在稳定整个金融局势方面的作用，不愿意在这个节点上发生影响与中国关系的事件。
这一点得到了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外交委员会委员约翰内斯-福鲁格的证实。福鲁格今年5月在上海访问期间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确实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损害同中国之间的长期关系”。
福鲁格坦承，他们考虑，一旦德国接收了这些人，中国会要求引渡，而如果德国认为这些人回到中国将被判死刑，则是不允许引渡的。
张家栋还补充了德国考量的另一个细节。他说，德国内部存在两种势力，一是以德国左派和慕尼黑市政府为代表的“接收派”，二是以基民盟和基社盟为代表的“拒绝派”。
慕尼黑境内有大约500人的流亡维吾尔族人群体，其中有一名“东突”分子还成功进入慕尼黑市议会，成为外国人委员会副主席。这些人极力推动慕尼黑政府接收关塔那摩囚犯，并称他们会通过赞助、募捐等形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不给慕尼黑政府增添负担。而绿党等左派势力，则希望通过接收这些“东突”分子，免费宣扬他们的“人权”理念，还可以同美国拉近关系。
但是基民盟、基社盟等从德国的安全利益和中德关系方面考虑，反对接收这17名“东突”囚犯。德国内务部长(基民盟人士)就坚决反对外长的接收意见，提出“除非能完全消除这些人对德国的隐患，才能接收”。
李伟建说，中国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非常明确：要求引渡回中国，反对其他国家接收。这种明确的态度本身，对国际社会就是一种压力。
安置在阿尔巴尼亚的5名“东突”处境艰困
美国司法部6月11日突然宣布，其中的4名“东突”囚犯已由美国送往加勒比海的百慕大群岛，其余13名“东突”正等待被送往帕劳。
帕劳位于菲律宾群岛以东500公里，由8个大岛和250多个小岛组成，人口只有两万多，和台湾有“外交关系”。1994年帕劳从美国的托管统治下独立，其防务和安全仍由美国负责。由于帕劳实际处于美国控制之下，并且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最后浮出水面。
李伟建分析说，与德国、加拿大等大国不同，帕劳等小国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能获得多少实惠，才是帕劳接收这些囚犯的最重要因素。据悉，为了让帕劳接收这13名囚犯，美国承诺将拿出2亿美元，用于帮助帕劳开发和提供其他援助。
或者说，最终找到帕劳这个实际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小国接收囚犯，也是美国的无奈之举。
历史上看，美国曾于2006年费尽周折将5名释放后的“东突”囚犯，移送阿尔巴尼亚“重新定居”，后者的接收普遍被认为是以此换取“北约”入场券。张家栋告诉记者，这些囚犯在阿尔巴尼亚的生活状态并不好，虽然美国不起诉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在监控下生活，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在接收之后也不闻不问。此外，由于美国没有按时提供足够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国际上的“东突”组织募捐。
李伟认为，如果这些“东突”囚犯能回到中国接受审判，在根据掌握的证据量刑之后，这些人还有刑满释放、重新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生活的机会。而把他们送到阿尔巴尼亚、帕劳等国，实际上是最不人道的做法。他透露，这些囚犯无法获得正常的生活，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囚犯曾经希望与当地人结婚也被禁止，他们只能在一定的监控范围内活动，直到老死。
张家栋则认为，这些“东突”分子在被帕劳接收后，也将处于监控之下。而美国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对“东伊运”头目的资产进行冻结，或许也可以作为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迈进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