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比利时议员科格拉蒂无视存在的客观事实，起草了一部污蔑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法案并在比利时联邦众议院外委会获得通过，因此他也成为中国按照《反外国制裁法》制裁的第一个外国人。这一事件必定会对那些试图侵害中国利益的人以震慑。
　　长期以来，中国在反击别国长臂管辖方面缺少强有力的工具，这也让为外国组织和个人从事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活动提供了空间。这在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美国利用“侵害国家安全”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把华为、大疆、中芯国际等300多家中国的企业纳入了实体清单。这些行为不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困难，严重破坏了这些企业的上下游关系，也影响到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因此，中国商务部在2020年9月和2021年1月先后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成为有力反击外国对中国滥用的制裁和长臂管辖的武器。然而，这些工具主要是部门的行政命令，在法律方面仍然缺少可用的抓手。
　　拜登上臺后，美国联合其盟友加大了跟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完全不顾事实，以“人权”为借口不断挑起事端。少数国外的企业积极配合这些国家的表演，以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为理由抵制新疆种植的棉花，在全球引发了轩然大波。加拿大、荷兰、英国等国还通过了指责以及诋毁中国的涉疆法案。如果不对这些抹黑打压行为进行有理有据的反制，不仅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会受到影响，也不利于世界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尽快恢复。可见，《反外国制裁法》出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
　　从《反外国制裁法》出台的背景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带有防御性质的法律。也就是说当别的国家的相关组织或者个人利用西方霸权和强权对中国的公民、企业和国家利益造成伤害时，中国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并不会主动挑起事端。这和中国的对外交往所秉持的理念有关，中国奉行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大家有事商量着办，以合作代替竞争，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但是，这些年的经验也表明，对于蓄意恶化中国发展环境、打压中国发展的行为，有时候沟通和解释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提高。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了现在的国际治理体系，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作为后来者，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在适应和学习。但是，世界已经进入“百年大变局”时代，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整体实力相对走向衰落，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越来越迫切。部分发达国家还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肆意利用其国内法以及在国际规则方面的话语权打击、打压竞争对手，与历史发展潮流相悖。被打压国家在反制过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也很容易激化甚至扩大化矛盾，并不利于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世界和平。中国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对立法的目的、制裁的对象、所采取的措施等都有明确清晰的规定，一方面让国际社会明白中国维护利益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构建了处理分歧的规则，让对方清楚明白相关行为的后果，促使他们更加愿意去了解事情的是非曲直，用真诚的态度推动双方分歧的解决。
　　当然，对于部分企业和个人担忧的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这种忧虑大可不必。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发展理念，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发挥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共同做大世界经济蛋糕，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基本要义之一，各国企业一起合作以及在市场规则下展开公平竞争都有利于全人类福祉的提高。《反外国制裁法》针对的是违背国际法、国际规则恶意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这不仅有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也会促进其他国家企业和个人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更加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
　　由此可见，《反外国制裁法》虽然是在中美大博弈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它的意义不止于对恶意打击行为的反制，更在于它体现了中国处理不同国家之间分歧的真诚态度，以及改善国际发展大环境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