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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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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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一战的影响下,主流的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与欣赏。这种思想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
摘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逐步实现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文化繁荣的基本方式,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发展。建设一个实用高效、功能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完善保障机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
1914年,袁世凯政府将清末以来陆续设置的地方审判厅裁撤三分之二,初级审判厅全部裁并。该事件“几欲举司法而根本推翻之”,被当作中国推行新法制过程中的一大逆流,成为此后整个民国时期司法与行政不分的背景,以及初级审判组织迟迟无法建立的源头。
首长是拥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个人。酋邦是一种政治制度,拥有双层级的管理结构。早期国家则是三层级的、跨区域的社会-政治组织,拥有权力集中的政府,以规范复杂的社会关系。从游团、村落、酋邦到早期国家,社会-政治组织呈现出日益复杂的结构变化。在最早的人类社会中,为了处理各种事务,临时首领应运而生。随着人口增加,社会事务日趋繁杂,管理形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从而出现了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剩余产品的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社会规模逐渐扩大,对食物、土地、贵重物品的需求开始影响人们的行为之后,战争和其他
2012年2月号 1.维罗尼卡·托齐:《目击证词的认知和道德作用》 本文旨在对目击证词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分析,以避免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二元对立两分法,这种两分法在当前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很盛行。
关于从《大宪章》颁布到都铎王朝建立时期的英国宪政史,西方史学家的解读有诸多重要变化。本文无意于囊括该研究领域中的所有变化及其意义,而是将讨论聚焦在以下四个特定领域:从制度史研究转向集中考察作为政治生活之动力的人物;从强调作为政治态势之决定因素的庇护和物质利益,转向理解政治观念和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地方政治以及地方与国家之关系的新兴趣;议会研究的复兴,包括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广大地区和社会各阶层的选民。
“除名毁忆”是罗马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其意为对一个人身后之名的制裁,与罗马传统的名誉文化息息相关。结合“除名毁忆”历史的梳理与贵族文化内涵的挖掘,通过新发现的元老院法令铭文,对公元20年的皮索案进行深入剖析,可一窥元首制初期的政治文化。对皮索的惩罚展现了一个人的身后之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家庭的现实需要。贵族家庭在创造、维护和控制家庭成员在公共记忆中的主动角色方面得到了官方的充分认可,这也意味着他们未来仍能够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力。被罪个人与家庭境遇的两重天其实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贵族阶层自我保护
《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甲寅》月刊等,是五四运动前后具有重要影响的政论杂志或副刊,学术界历来很重视,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都有专文评介,其他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也多有涉及。但是,至今还有一些重要撰稿人的身份未弄清楚;有的只知其笔名,不知道真实姓名。笔者考辨了若干位撰稿人的相关线索与真实姓名,供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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