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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中有一句谚语：“凡有三个德国人在一起，必有一个社团。”（Drei Deutsche：ein Verein）意谓德国人特别喜爱结社。无论是德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都认为德国人特别热衷于结社及过社团生活。有鉴于此，德语中才产生了用以形容这种现象的名词，即“结社癖”（Vereinsmeierei），而特别热衷于结社及社团事物的人，也被称为“结社狂”（Vereinsmeier）。据“德国协会及联合会全国联盟”的统计，目前在全德国范围内，德国的注册社团共有五十九万四千多个。半数以上的德国人都参加社团，而且各种社团的数量在过去十五年里翻了一番。
不过这句谚语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不是三个人，而是七个及七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并且拥有一个社团章程且明确规定领导机构的权限范围，方能组成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社团。当然谚语毕竟是谚语；尽管这句谚语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是它想要表达的是德国人结社的欲望之强烈。
此外，所谓“三个德国人一个社团”，即德国的社团密度为欧洲甚至世界之最，也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实则是一个误区。在英伦三岛，也有类似的谚语，如“只要有三个威尔士人在一起，他们必定组建一个委员会”云云。所以，德国的社团虽然绝对数字巨大，但是其社团密度却并非欧洲之冠，而是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及荷兰甩在了后面。在欧洲，各民族结社的欲望分布不均，北强而南弱，处在中欧的德国则处于中等偏上。当然，尽管实际上德国社团的密度比不上北欧国家，但是社团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或是德国自己认为社团在德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德国的各种社团中，人数最多的当数各种体育社团，其比例为所有社团的38%。在德国，结社的历史源远流长。中世纪时，德国城市里的市民就组织了各种职业行会，以保护各行业的利益。十七世纪时，各种语言协会纷纷建立，以保护和发展德语。到了十八世纪，各种协会，特别是文化协会，乘着启蒙运动的翅膀经历了第一次发展热潮。而且这时众多的文化协会有一个新的特征，即消弭了等级差别，英雄不问出处，唯一的条件是必须要有热情、聪明睿智和文化修养。此外，柏林的“星期一俱乐部”也名噪一时；德国的各种读书会、外借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初，大规模的结社浪潮才席卷了德意志大地，德国人的结社运动才真正起飞。在随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的结社癖达到高潮。无论社团的数量还是种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社团不但在传统的信仰、娱乐、职业、公益等领域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渗透进政治领域。
德国的大规模结社运动肇兴于十九世纪初，在十九世纪中达到顶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至今还影响着当代德国人的生活。为何不早不晚，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答案只可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寻找。无独有偶，德国文化中的森林崇拜现象也恰恰产生于十九世纪初、繁荣于十九世纪中，然后给德国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所以这个时间点必定意义重大。而在这个时期，德国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相同时期全面起飞的工业化。换言之，这个时期也是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变的巨大的转型期。无论是大规模的结社运动，还是影响深远的森林崇拜，其产生与繁荣的时间都与德国工业化的节奏同步，这个现象绝非巧合。那么工业化何以给德国社会、德国人带来了巨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德国社会带着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被历史裹挟进了十九世纪，进入了现代，进入了工业化的大潮中，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心态，与现代化大潮的激烈碰撞，德国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变迁的一大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本来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在德国，人口流动却带来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无根化”（Entwurzelung）。十九世纪的德国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大量的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寻找生计。
在中世纪的德国社会里，人口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多数人一般都是在某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农村里的大量隶农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得到领主的允许就不能离开领主的领地前往他乡。工业化的洪流席卷了德意志，贯穿于十九世纪的迁徙大潮把人们抛离熟悉的故乡，带向陌生的地方。这个变迁一则带来了隶农获得自由的机会，但是也带来了相当多的负面后果。
对于草根阶层而言，“无根化”的后果当然更为严重。失去故土的乡民们，除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不友好的世界之外，还遭受着社会形态解体带来的冲击。在工业化之前的乡村，人们的生活形态以“户”为单位，一个“户”所包括的范围，除了户主及其亲属外，还包括生活在这个“户”里的雇工、使女等人。这些人一方面受着户主的压迫，但户主同时也承担了给该户成员提供生存保障的责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如工匠师傅，一方面作为作坊的统治者居于统治地位，剥削和压迫作坊里的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对整个作坊的责任，给家庭成员以及学徒、雇工等“下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换言之，在中世纪生存状态下的德国人，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基本的生存还是得到保障的。在这种生存形态中，“下人”们既没可能也无需为自己的生存操心，一切皆有师傅或户主做主。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无根化”后的人们流落他乡，不仅生活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们中，而且旧有的生活形态不复存在。这样的人们的心理需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种寻求庇护的心理需求日渐强烈。
工业化导致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而城市化则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迅速膨胀的城市里，联系人们的纽带不再是血统、家乡、地域、亲属关系，而是就业，是工作机会，是居住地，如邻里。一个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人，一个工厂里聚集了众多的人，这样一来，物理的空间变得狭小了，但是人们的心理距离却增大了，人与人变得极度疏远。而且猛然间，原来的社会关系荡然无存，人们突然处身在陌生的环境里、陌生的人群中。一种新的心理需求产生了，人们需要建立一个熟人环境，在其中人人互相认识、可以互相帮助和关心。这样一个新的环境的需求，就给结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本来德语“社团”（Verein）一词派生于动词“vereinen”，意谓“变为一体，把……聚集在一起”。所以就其根本而言，德国文化中结社运动的“始作俑者”和深层原因主要就是德国社会的这个巨大转型，结社便承担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创造安全感的重任。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个传统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 社会流动性导致“无根化”的现象，而没有了精神上的根的人们在心理上饱受不安全感的侵扰，因此对于安全感、被庇护的感觉有着特殊的向往，这一点，可以从十九世纪下叶德国社会中对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的神往和对于“社会”（Gesellschaft）的厌恶中看出。一八八七年，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发表了《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消除“社会”、建立“共同体”的设想。所谓“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水岭在于，在“社会”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人生活在矛盾之中，被迫忍受生活的折磨；而在“共同体”中，一切矛盾、冲突都被化解，人与人生活在和谐、自然的关系中。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尖锐时，“共同体”与“社会”的命题就被提出来，最极端的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
长久以来，德国历史给德国人注入了一个特殊的心理需求，即所谓寻求“庇护感”（Geborgenheit），就像是一棵独立的树，比较容易被狂风吹倒；而一片树林就比较能够给予一棵棵树木以庇护。个人得到整体的保护，整体又依赖于个体的加入以壮大自己。这样一个民族心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团就是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之一。
社团的加入和退出是自由的，在社团里，具有相同兴趣、相同素质的人，能够融洽相处、相互容忍、相互帮助，他们聚集在一起，一个没有冲突的“共同体”就被构建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人们不再或不太感到隔阂，身处异乡、身处陌生人之中的不安全感消退了，即“社会”的矛盾、冲突被克服了，而“共同体”所许诺的和谐、统一似乎实现了。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工业化的高潮期间，德国社会中的结社大潮也汹涌澎湃。这些社团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各种歌咏协会。本来就酷爱歌唱的德意志人，在特殊的心理诉求的驱使下，加入歌咏协会，大家同声高唱同一首歌，把心里的压抑、苦闷、恐惧、失望赶出心窝，每歌唱一次，似乎就经历一次“宣泄”，歌者的出身、信仰、地域、方言、职业似乎都不重要了，人们获得一种被庇护的感觉。而在其他社团中，人们还的确可以得到帮助并施人以帮助。此外，在这个结社过程中，一大批“结社狂”也应运而生；而且只要有社团，就有结社狂们的身影。他们热衷于结社、管理社团，不但把社团管理好，而且也锻炼了管理才能，增强了社会的组织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个德国人一个社团”的谚语产生了，结社也丰富了德国文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
文化自有一种内在驱力（Eigendynamik），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就会千方百计存在下去。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其存在的条件仍旧存在，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就会长久地生存下去。如今，德国的社团文化依然强大，但是也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自十九世纪中期社团在德国大发展以来，社团便成为德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的社团却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中，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里规定，民众有结社的权利。但是此前和此后，德国人的结社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和控制。革命失败后，政治性的社团遭受了灭顶之灾，不问政治的社团的生存处境还比较好，政治性的社团则生存不易。纳粹上台后，对各种社团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犹太人的社团、工人社团、政府不信任的社团都被禁止。除了官方组织的社团，如“希特勒青年团”一类的纳粹组织才有生存的空间，社团生活经历了倒退，各种社团的人数都在不断下降，能够持平已然不易，遑论社团的发展。唯一例外是德国的“小花园主协会”，其成员在第三帝国期间也一直不断在增长。
“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社团经历了多次转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西部的社团经历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其特点是各种娱乐性的、以物质消费为导向的社团获得了长足进展。到了七十年代，德国的社团又经历了一次变化，各种公民自发组织、自助组织大量涌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妇女组织、反核组织、同性恋组织、支持第三世界的组织等。而一旦这些组织能够存在下去，往往就转变为社团，例如“无国界医生”、绿色和平组织等。这样的社团与传统的社团有所不同，其宗旨、组织形式、成员等都有别于传统社团，已经鲜有传统社团中那种“结社癖”人士。在今天，传统的社团，如歌咏协会、射击协会、远足协会、读书会等，面临着成员不足的危机；而新型的社团则人丁兴旺，蒸蒸日上。
不过这句谚语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国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不是三个人，而是七个及七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并且拥有一个社团章程且明确规定领导机构的权限范围，方能组成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社团。当然谚语毕竟是谚语；尽管这句谚语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但是它想要表达的是德国人结社的欲望之强烈。
此外，所谓“三个德国人一个社团”，即德国的社团密度为欧洲甚至世界之最，也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实则是一个误区。在英伦三岛，也有类似的谚语，如“只要有三个威尔士人在一起，他们必定组建一个委员会”云云。所以，德国的社团虽然绝对数字巨大，但是其社团密度却并非欧洲之冠，而是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及荷兰甩在了后面。在欧洲，各民族结社的欲望分布不均，北强而南弱，处在中欧的德国则处于中等偏上。当然，尽管实际上德国社团的密度比不上北欧国家，但是社团在德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或是德国自己认为社团在德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德国的各种社团中，人数最多的当数各种体育社团，其比例为所有社团的38%。在德国，结社的历史源远流长。中世纪时，德国城市里的市民就组织了各种职业行会，以保护各行业的利益。十七世纪时，各种语言协会纷纷建立，以保护和发展德语。到了十八世纪，各种协会，特别是文化协会，乘着启蒙运动的翅膀经历了第一次发展热潮。而且这时众多的文化协会有一个新的特征，即消弭了等级差别，英雄不问出处，唯一的条件是必须要有热情、聪明睿智和文化修养。此外，柏林的“星期一俱乐部”也名噪一时；德国的各种读书会、外借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初，大规模的结社浪潮才席卷了德意志大地，德国人的结社运动才真正起飞。在随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的结社癖达到高潮。无论社团的数量还是种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社团不但在传统的信仰、娱乐、职业、公益等领域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渗透进政治领域。
德国的大规模结社运动肇兴于十九世纪初，在十九世纪中达到顶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至今还影响着当代德国人的生活。为何不早不晚，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答案只可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寻找。无独有偶，德国文化中的森林崇拜现象也恰恰产生于十九世纪初、繁荣于十九世纪中，然后给德国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所以这个时间点必定意义重大。而在这个时期，德国历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相同时期全面起飞的工业化。换言之，这个时期也是德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变的巨大的转型期。无论是大规模的结社运动，还是影响深远的森林崇拜，其产生与繁荣的时间都与德国工业化的节奏同步，这个现象绝非巧合。那么工业化何以给德国社会、德国人带来了巨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德国社会带着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被历史裹挟进了十九世纪，进入了现代，进入了工业化的大潮中，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心态，与现代化大潮的激烈碰撞，德国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变迁的一大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本来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但是在德国，人口流动却带来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无根化”（Entwurzelung）。十九世纪的德国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口的大流动，大量的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寻找生计。
在中世纪的德国社会里，人口的流动性是很低的。多数人一般都是在某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农村里的大量隶农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得到领主的允许就不能离开领主的领地前往他乡。工业化的洪流席卷了德意志，贯穿于十九世纪的迁徙大潮把人们抛离熟悉的故乡，带向陌生的地方。这个变迁一则带来了隶农获得自由的机会，但是也带来了相当多的负面后果。
对于草根阶层而言，“无根化”的后果当然更为严重。失去故土的乡民们，除了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不友好的世界之外，还遭受着社会形态解体带来的冲击。在工业化之前的乡村，人们的生活形态以“户”为单位，一个“户”所包括的范围，除了户主及其亲属外，还包括生活在这个“户”里的雇工、使女等人。这些人一方面受着户主的压迫，但户主同时也承担了给该户成员提供生存保障的责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如工匠师傅，一方面作为作坊的统治者居于统治地位，剥削和压迫作坊里的其他人；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对整个作坊的责任，给家庭成员以及学徒、雇工等“下人”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换言之，在中世纪生存状态下的德国人，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基本的生存还是得到保障的。在这种生存形态中，“下人”们既没可能也无需为自己的生存操心，一切皆有师傅或户主做主。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无根化”后的人们流落他乡，不仅生活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们中，而且旧有的生活形态不复存在。这样的人们的心理需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种寻求庇护的心理需求日渐强烈。
工业化导致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的流动，而城市化则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迅速膨胀的城市里，联系人们的纽带不再是血统、家乡、地域、亲属关系，而是就业，是工作机会，是居住地，如邻里。一个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人，一个工厂里聚集了众多的人，这样一来，物理的空间变得狭小了，但是人们的心理距离却增大了，人与人变得极度疏远。而且猛然间，原来的社会关系荡然无存，人们突然处身在陌生的环境里、陌生的人群中。一种新的心理需求产生了，人们需要建立一个熟人环境，在其中人人互相认识、可以互相帮助和关心。这样一个新的环境的需求，就给结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本来德语“社团”（Verein）一词派生于动词“vereinen”，意谓“变为一体，把……聚集在一起”。所以就其根本而言，德国文化中结社运动的“始作俑者”和深层原因主要就是德国社会的这个巨大转型，结社便承担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创造安全感的重任。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个传统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 社会流动性导致“无根化”的现象，而没有了精神上的根的人们在心理上饱受不安全感的侵扰，因此对于安全感、被庇护的感觉有着特殊的向往，这一点，可以从十九世纪下叶德国社会中对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的神往和对于“社会”（Gesellschaft）的厌恶中看出。一八八七年，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发表了《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提出“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消除“社会”、建立“共同体”的设想。所谓“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水岭在于，在“社会”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人生活在矛盾之中，被迫忍受生活的折磨；而在“共同体”中，一切矛盾、冲突都被化解，人与人生活在和谐、自然的关系中。每当社会矛盾激化、尖锐时，“共同体”与“社会”的命题就被提出来，最极端的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
长久以来，德国历史给德国人注入了一个特殊的心理需求，即所谓寻求“庇护感”（Geborgenheit），就像是一棵独立的树，比较容易被狂风吹倒；而一片树林就比较能够给予一棵棵树木以庇护。个人得到整体的保护，整体又依赖于个体的加入以壮大自己。这样一个民族心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团就是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之一。
社团的加入和退出是自由的，在社团里，具有相同兴趣、相同素质的人，能够融洽相处、相互容忍、相互帮助，他们聚集在一起，一个没有冲突的“共同体”就被构建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组织中，人们不再或不太感到隔阂，身处异乡、身处陌生人之中的不安全感消退了，即“社会”的矛盾、冲突被克服了，而“共同体”所许诺的和谐、统一似乎实现了。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工业化的高潮期间，德国社会中的结社大潮也汹涌澎湃。这些社团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各种歌咏协会。本来就酷爱歌唱的德意志人，在特殊的心理诉求的驱使下，加入歌咏协会，大家同声高唱同一首歌，把心里的压抑、苦闷、恐惧、失望赶出心窝，每歌唱一次，似乎就经历一次“宣泄”，歌者的出身、信仰、地域、方言、职业似乎都不重要了，人们获得一种被庇护的感觉。而在其他社团中，人们还的确可以得到帮助并施人以帮助。此外，在这个结社过程中，一大批“结社狂”也应运而生；而且只要有社团，就有结社狂们的身影。他们热衷于结社、管理社团，不但把社团管理好，而且也锻炼了管理才能，增强了社会的组织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个德国人一个社团”的谚语产生了，结社也丰富了德国文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
文化自有一种内在驱力（Eigendynamik），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就会千方百计存在下去。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其存在的条件仍旧存在，那么这种文化现象就会长久地生存下去。如今，德国的社团文化依然强大，但是也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自十九世纪中期社团在德国大发展以来，社团便成为德国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的社团却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中，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宪法里规定，民众有结社的权利。但是此前和此后，德国人的结社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督和控制。革命失败后，政治性的社团遭受了灭顶之灾，不问政治的社团的生存处境还比较好，政治性的社团则生存不易。纳粹上台后，对各种社团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犹太人的社团、工人社团、政府不信任的社团都被禁止。除了官方组织的社团，如“希特勒青年团”一类的纳粹组织才有生存的空间，社团生活经历了倒退，各种社团的人数都在不断下降，能够持平已然不易，遑论社团的发展。唯一例外是德国的“小花园主协会”，其成员在第三帝国期间也一直不断在增长。
“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社团经历了多次转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西部的社团经历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其特点是各种娱乐性的、以物质消费为导向的社团获得了长足进展。到了七十年代，德国的社团又经历了一次变化，各种公民自发组织、自助组织大量涌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妇女组织、反核组织、同性恋组织、支持第三世界的组织等。而一旦这些组织能够存在下去，往往就转变为社团，例如“无国界医生”、绿色和平组织等。这样的社团与传统的社团有所不同，其宗旨、组织形式、成员等都有别于传统社团，已经鲜有传统社团中那种“结社癖”人士。在今天，传统的社团，如歌咏协会、射击协会、远足协会、读书会等，面临着成员不足的危机；而新型的社团则人丁兴旺，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