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是“居所”，“逸”代表“安逸”，但位于上海黄浦区济南路185弄的地标性建筑——“逸庐”近来却无法“安逸”。这个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建筑因面临拆迁，引发了包括学者、上海地方媒体在内的舆论高度关注。
　　逸庐现在生死未卜，不知道最后会被保留下来还是被拆掉，但不管怎样，其实我们不应该忽视其背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城市的肌理。逸庐所在的街区是典型的上海里弄街区，密密麻麻的里弄曾撑满了整个街区，但逸庐周围的街区现在已几乎要被拆平了。
　　要不要保护这些里弄
　　翻看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的老照片，你会发现，除了南京路沿线的这些高耸的建筑之外，周围的那些底色并不是烟尘，而是密密麻麻的里弄街区。那么，它们对城市而言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大约在1947年，整个上海的中心城区布满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里弄，构成了上海的城市底色。
　　有人说，上海中心城区的里弄太多了，拆掉一些并没什么关系，可以腾出空间来建设我们的新城市。
　　到底上海有多少条里弄呢？据我个人统计，1947年的上海中心城区，里弄超过3800条;2000年，2500条;2013年，1400条。近两年拆迁速度尤甚于以往，竟无法尽数。
　　66年里，上海里弄减少了2400条。仅存三分之一的里弄意味着：原来可以形成一个街区的轮廓与基底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消失的不仅是城市的底色，更是“上海”本身。因为，以里弄为代表的城市历史街区是真正将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最主要标志。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里弄街区和城市历史街区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不可再生的核心资源，甚至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要保护的究竟是什么
　　多年来通过所有的保护工作者投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上海的城市风貌保护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整个社会的城市文化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任何失当的做法都将遭致批评。然而，从批评到做实事还有非常远的距离，即便是对学者或是管理者来说，都是如此。比如，一个街坊被推平了，专家会讲“怎么都拆光了？应该留下城市底色啊，应该把上海精致的海派文化，把精细的市民精神保留下来。粗暴拆掉肯定不行。”
　　既然拆掉不行，拆掉以后再建起来怎么样？批评又来了：“假古董有什么好的？一点也没有原真性，你拆掉又建起新的复制品，无非是个商业噱头罢了。”这种论调似乎表示，把里弄拆旧建新用作商业用途是行不通的。
　　那住宅呢？比如说所谓的“保护性开发”。把居民迁出去、房子修好，然后还恢复它的住宅功能，不改变用地性质，行不行？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那种居民的高密度居住，以及因此造成的人与人之间近距离接触下形成的一种上海文化、市民文化消失了。
　　把老百姓赶走了不行，让他们自主发展又如何？田子坊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外国外地朋友来了，大家都会推荐去看看，好像在这里找到了上海。可这是不是上海呢？其实也有人批评——“原住民呢？把我们当地居民的生活影响了，而且大部分居民也没有了。这个不是上海，是换了个壳的小商品市场。”
　　批评都有道理，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在这样一个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当代上海，要求这些居民去固守一个所谓的传统生活，在伦理道德上行得通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上海的保护意识与效果是在进步的;对于上海城市底色的保护，其实也是越来越精细化的。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要保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保的，是让这些里弄街区能够在当今社会继续良好存续的、综合了空间和社会诸面向的一种文化的复合体、一种文化范式。对此，我认为，里弄的空间和社会应当能够跟当前的城市共同发展，城市的发展应该让里弄的街区空间和其中居住的人能共享红利。这也正是城市之为“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
　　保护与发展，怎么协调好
　　很多在早期开始研究里弄或者城市历史街区的专家觉得，保护是文化或历史的事情，是专业人士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乡愁来推动的。但如果只谈文化、不谈经济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那就是把保护和开发、保护和经济无形中对立起来了。
　　举个例子。闸北区的慎余里，大概于1932年建成，2004年入选了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但是2012～2013年，它被遗憾地拆掉了，这个例子其实可以倒逼我们思考，保护和发展是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如果一定要以对立的模式相处，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远远超出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范畴，它涉及了更广阔的层面，是更加复杂的话题。而关乎上海里弄街区的事情最终都指向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土地的、经济的、城市功能布局的问题，在社会层面包括人口、社会保障、物权的问题，甚至还会涉及一些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即财政、税制的问题。经济是里弄街区发展所必需的血液，如果不解决好，任何里弄街区的保护想法都有些一厢情愿。

　　目前的“里弄保护”是以一种输血的方式，即依靠大量的、一年比一年增长的财政来支持这一块。但如果反过来看，里弄、历史街区保护工作恰恰成为了财政的负担。而且原来可能要保护的建筑数量比较少，但是一旦扩展到整个城市的层面，到历史街区以后，数量迅速地以几何数级的方式增长。财政就算再厚实，也难堪重负;同时资金会被摊得非常薄，从而使得保护效果不理想。
　　以环境治理领域的案例看，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多年前环境保护为什么推进时阻力重重？因为在很多时候它站在利益的对立面，注定了效果不理想。但是如果把环境保护和经济结合起来，便出现了一个“绿色经济”的模式和理念，很顺畅地由输血的方式变成了一种造血的方式，进而成为当下可持续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和运营模式。借助绿色经济，生态也好，环保也好，都得到了共同发展。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借鉴是，我们需要基于里弄既有的价值，来帮助它自身甚至这座城市造血。
　　从顶层设计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也提出，“旧区改造中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历史建筑，传承好上海的历史文脉。”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非常明确，作为管理者或是研究者应该如何及时回应和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在“新常态”下，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正由原来的增量经济向存量经济转化，这对城市的建成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通过现在正在编制的上海2040总体规划，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零增长”等描述，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发展当中，中心城区、城市历史街区、里弄街区势必会成为发展的战略重点。发展到底是有长远眼光的务实经营？还是焚林而猎的疯狂拆建？我们都需要好好思考。
　　2015年中国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首先是能留下保护成果，而不是让它被拆掉;其次是关心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亦即是说，我们是应该按照我们认为的那样去改造他们的生活，还是让他们能坦然地分享这座城市发展的成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著有《上海里弄街区的价值》。本文由陈珝怡根据作者在第十届中国文化遗产日主题报告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