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钍资源保护已到紧急关头，长此以往，中国将失去钍资源大国之地位。
“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世界上的石油只能使用４０年，天然气使用７０年，煤能使用１００多年，开发新能源已是人类一项迫切和重要的任务。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７０％，采用核能发电是大势所趋。核能源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的第四代能源”，马鹏起对笔者表示。
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徐光宪、王乃彦等１５位院士联名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核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中指出，钍作为一种重要的核能源之一，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都将钍作为战略元素，法律规定国家要有一定量的储备。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国际上对石油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高油价将对中国经济形成长期的冲击，采用核能发电是大势所趋。
徐光宪提议，国家应该对钍进行战略性回收，并组织专家加快研究快中子反应堆和钍－铀２３３的研究，进一步对钍的利用进行咨询论证。
据马鹏起透露，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钍资源国，最主要的钍矿资源就分布在白云鄂博，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目前包头的钍资源利用率为零，钍资源在中国没有市场，大量钍被堆放在尾矿坝和放射性废物堆放场。尾矿坝的钍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仅飞散走失污染环境，加之尾矿和湖底泥沙混合，钍的含量已经进一步被稀释，给将来的提取带来了困难。
马鹏起呼吁，钍资源保护已到紧急关头，长此以往，中国将失去钍资源大国之地位。
钍的核能源前景
中科院院士报告表明，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世界共有核电反应堆４４０座，发电量占全世界发电量的１６％。中科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乃彦向笔者透露，中国大陆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装机容量为９００万千瓦，其中包括秦山一二三期、大亚湾等核电站，占全国总发电量的２％不到。
专家认为，大陆核电站规模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起步较晚，“在十五规划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适当’发展核电，而在今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出‘积极’发展核电。”
据笔者了解，在今年出台的“十一五”核电规划中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大陆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４０００万千瓦，占全国发电量的４％，“相当于不到一年就要兴建一个大亚湾核电站”，王乃彦说。
国际社会已经试验将钍作为核燃料进行发电。据马鹏起介绍，早在１９９９年，印度科学家就设计成了一台利用钍作燃料的重水反应堆。
此外，加拿大也一直研究在ｃａｎｄｕ重水堆中实现钍－铀循环，加拿大某公司还提出了“ｃａｎｄｕ燃料循环在中国的前景”的报告。
２００４年，西欧核子中心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鲁比亚提出了以钍作为核燃料的能量放大器的概念，不久将在西欧核子中心做原理性的实验验证。
在兰州大学中子物理研究所２００４年编撰的《钍矿的应用及辐射防护》中提到：“从长远的能源观点出发，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和发展课题，它涉及到高能物理、加速器技术和反应堆工艺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应用发展工作，一旦成功，它将有广阔的前景，极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能源工业的发展方向。”
不知如何利用的宝贝
钍作为一种重要的核能源，中国已查明钍工业储备量为２８６３３５吨（二氧化钍），钍资源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在白云鄂博，目前已探明的主东矿石储量为５．９亿吨，主东矿的二氧化钍的平均含量为０．０３８％。
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仅主东矿，钍的储量为２２．４２万吨，远景储量为３０万吨。马鹏起算了一笔账，被视做“环保包袱”的白云鄂博的钍矿足足可以支撑中国能源的需求５０００年！
徐光宪表示，每年使用钍燃料１００吨，可以替代煤２．５亿吨。而现在中国全国稀土工业生产过程中，就可以分离出二氧化钍２００吨以上，可代替５亿吨煤发电。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专家完成了《包头钍资源用于核电站燃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建议，将钍发电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展开从稀土生产过程中萃取高纯钍化合物、核纯钍和钍核电燃料元件的制备、钍核燃料再反应堆中的应用研究以及钍反应堆在核电站中应用的研究。
作为此报告的编撰人之一的马鹏起说，《报告》做出来之后，曾上报中国核工业部，但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中国的原子能系统都是以铀为原料进行设计的，这一套设备目前相当完善且投资巨大，要改成钍并重新设计谈何容易？”
中国稀土信息中心主任、包头稀土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宏江告诉笔者，印度已经开始使用钍作为核燃料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呢？这不是不能解决。不解决的原因据说是，中国的铀矿都用不完，所以没有必要把钍作为燃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规定，核设施运营单位、核技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必须采取安全与防护措施，预防发生可能导致放射性污染的各类事故，避免放射性污染危害。据称，包钢也曾提炼过５０００公斤钍，但没有办法利用，每年还要上缴几万元作为保管费用，这让包钢觉得很为难。在笔者获得的一份来自包钢高层的讲话中提到，“白云鄂博钍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多年来不仅未得到回收利用，还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由于我国要实现钍资源在核能方面的应用尚需时日，而生产企业又难以长期承受钍产品存放之重负，所以……”
包头市环境监测站一位白姓科长告诉笔者，目前内蒙古放射性矿物都储存在距包头市哈德门西１公里处的放射性废物库中，如今该废物库存有含钍废渣３５万吨，已经接近设计库存的饱和量。按照相关的规定，稀土企业应以２５０元／吨的价格在此存放放射性矿物，但据白科长透露，事实上企业只缴纳了存渣量的４０％－５０％的费用。资金的紧缺，使得含钍废物的存放日益成为天字号的难题。
国家战略储备难题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笔者在包头市放射性废物堆放处看到，在乌拉山脚下，矿渣用白色的编织袋装着，层层叠加堆积如山，一些农民开着三轮车，正在堆放处淘着自己想要的矿石。
在堆放处下的办公院，铁门紧锁。看门的老人告诉笔者，堆放处的负责人都在市区，目前整个堆放处只有他和老伴。老人说，目前由于矿渣太多，早已堆放不下，堆放区只得在原来的矿渣堆上加高３０米维护墙，继续堆放。笔者在现场看到，由于山风极大，白色的矿渣被卷入天空，飘向四面八方。
包钢尾矿坝则是中国钍资源的另一个“存放地”。照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苏联的设计，白云鄂博被当作铁矿进行开采。作为稀土中包含的１７种元素之一的钍，是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利用率却为０。包钢从白云鄂博采矿进行分离后，钍随着剩余矿浆全部泵到尾矿坝。徐光宪曾计算过，目前白云鄂博主东矿矿石开采量为２．５亿吨，尾矿坝有尾矿１．５亿吨，其中就包括７万吨的钍。
徐光宪表示，国际上以每吨１３万美元生产成本作为是否值得开采铀矿的评估标准。钍和铀是同样重要的核能资源，徐光宪建议国家收购钍作为战略能源储备，可同时解决对环境的放射性污染问题，以后钍－铀２３３反应堆技术成熟时，就可利用储备的二氧化钍制造核燃料。包钢副总经理崔臣也表示：“钍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建议国家按照３万－５万元／吨的价格收储钍初级产品。”
“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世界上的石油只能使用４０年，天然气使用７０年，煤能使用１００多年，开发新能源已是人类一项迫切和重要的任务。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７０％，采用核能发电是大势所趋。核能源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的第四代能源”，马鹏起对笔者表示。
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徐光宪、王乃彦等１５位院士联名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核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中指出，钍作为一种重要的核能源之一，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都将钍作为战略元素，法律规定国家要有一定量的储备。能源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国际上对石油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高油价将对中国经济形成长期的冲击，采用核能发电是大势所趋。
徐光宪提议，国家应该对钍进行战略性回收，并组织专家加快研究快中子反应堆和钍－铀２３３的研究，进一步对钍的利用进行咨询论证。
据马鹏起透露，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钍资源国，最主要的钍矿资源就分布在白云鄂博，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目前包头的钍资源利用率为零，钍资源在中国没有市场，大量钍被堆放在尾矿坝和放射性废物堆放场。尾矿坝的钍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仅飞散走失污染环境，加之尾矿和湖底泥沙混合，钍的含量已经进一步被稀释，给将来的提取带来了困难。
马鹏起呼吁，钍资源保护已到紧急关头，长此以往，中国将失去钍资源大国之地位。
钍的核能源前景
中科院院士报告表明，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世界共有核电反应堆４４０座，发电量占全世界发电量的１６％。中科院院士、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乃彦向笔者透露，中国大陆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装机容量为９００万千瓦，其中包括秦山一二三期、大亚湾等核电站，占全国总发电量的２％不到。
专家认为，大陆核电站规模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起步较晚，“在十五规划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适当’发展核电，而在今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出‘积极’发展核电。”
据笔者了解，在今年出台的“十一五”核电规划中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大陆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４０００万千瓦，占全国发电量的４％，“相当于不到一年就要兴建一个大亚湾核电站”，王乃彦说。
国际社会已经试验将钍作为核燃料进行发电。据马鹏起介绍，早在１９９９年，印度科学家就设计成了一台利用钍作燃料的重水反应堆。
此外，加拿大也一直研究在ｃａｎｄｕ重水堆中实现钍－铀循环，加拿大某公司还提出了“ｃａｎｄｕ燃料循环在中国的前景”的报告。
２００４年，西欧核子中心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鲁比亚提出了以钍作为核燃料的能量放大器的概念，不久将在西欧核子中心做原理性的实验验证。
在兰州大学中子物理研究所２００４年编撰的《钍矿的应用及辐射防护》中提到：“从长远的能源观点出发，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和发展课题，它涉及到高能物理、加速器技术和反应堆工艺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应用发展工作，一旦成功，它将有广阔的前景，极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能源工业的发展方向。”
不知如何利用的宝贝
钍作为一种重要的核能源，中国已查明钍工业储备量为２８６３３５吨（二氧化钍），钍资源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在白云鄂博，目前已探明的主东矿石储量为５．９亿吨，主东矿的二氧化钍的平均含量为０．０３８％。
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仅主东矿，钍的储量为２２．４２万吨，远景储量为３０万吨。马鹏起算了一笔账，被视做“环保包袱”的白云鄂博的钍矿足足可以支撑中国能源的需求５０００年！
徐光宪表示，每年使用钍燃料１００吨，可以替代煤２．５亿吨。而现在中国全国稀土工业生产过程中，就可以分离出二氧化钍２００吨以上，可代替５亿吨煤发电。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组织专家完成了《包头钍资源用于核电站燃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建议，将钍发电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展开从稀土生产过程中萃取高纯钍化合物、核纯钍和钍核电燃料元件的制备、钍核燃料再反应堆中的应用研究以及钍反应堆在核电站中应用的研究。
作为此报告的编撰人之一的马鹏起说，《报告》做出来之后，曾上报中国核工业部，但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中国的原子能系统都是以铀为原料进行设计的，这一套设备目前相当完善且投资巨大，要改成钍并重新设计谈何容易？”
中国稀土信息中心主任、包头稀土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宏江告诉笔者，印度已经开始使用钍作为核燃料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呢？这不是不能解决。不解决的原因据说是，中国的铀矿都用不完，所以没有必要把钍作为燃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规定，核设施运营单位、核技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必须采取安全与防护措施，预防发生可能导致放射性污染的各类事故，避免放射性污染危害。据称，包钢也曾提炼过５０００公斤钍，但没有办法利用，每年还要上缴几万元作为保管费用，这让包钢觉得很为难。在笔者获得的一份来自包钢高层的讲话中提到，“白云鄂博钍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二位，多年来不仅未得到回收利用，还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由于我国要实现钍资源在核能方面的应用尚需时日，而生产企业又难以长期承受钍产品存放之重负，所以……”
包头市环境监测站一位白姓科长告诉笔者，目前内蒙古放射性矿物都储存在距包头市哈德门西１公里处的放射性废物库中，如今该废物库存有含钍废渣３５万吨，已经接近设计库存的饱和量。按照相关的规定，稀土企业应以２５０元／吨的价格在此存放放射性矿物，但据白科长透露，事实上企业只缴纳了存渣量的４０％－５０％的费用。资金的紧缺，使得含钍废物的存放日益成为天字号的难题。
国家战略储备难题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笔者在包头市放射性废物堆放处看到，在乌拉山脚下，矿渣用白色的编织袋装着，层层叠加堆积如山，一些农民开着三轮车，正在堆放处淘着自己想要的矿石。
在堆放处下的办公院，铁门紧锁。看门的老人告诉笔者，堆放处的负责人都在市区，目前整个堆放处只有他和老伴。老人说，目前由于矿渣太多，早已堆放不下，堆放区只得在原来的矿渣堆上加高３０米维护墙，继续堆放。笔者在现场看到，由于山风极大，白色的矿渣被卷入天空，飘向四面八方。
包钢尾矿坝则是中国钍资源的另一个“存放地”。照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苏联的设计，白云鄂博被当作铁矿进行开采。作为稀土中包含的１７种元素之一的钍，是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利用率却为０。包钢从白云鄂博采矿进行分离后，钍随着剩余矿浆全部泵到尾矿坝。徐光宪曾计算过，目前白云鄂博主东矿矿石开采量为２．５亿吨，尾矿坝有尾矿１．５亿吨，其中就包括７万吨的钍。
徐光宪表示，国际上以每吨１３万美元生产成本作为是否值得开采铀矿的评估标准。钍和铀是同样重要的核能资源，徐光宪建议国家收购钍作为战略能源储备，可同时解决对环境的放射性污染问题，以后钍－铀２３３反应堆技术成熟时，就可利用储备的二氧化钍制造核燃料。包钢副总经理崔臣也表示：“钍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建议国家按照３万－５万元／吨的价格收储钍初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