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对音乐史近三年的资料搜集整理，不难看出，音乐史的研究是很成熟的。从启蒙时期开始到发展稳定到飞速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而这里笔者主要是对近三年的音乐史进行研究。在音乐史的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音乐史就是对音乐历史的研究，其实不然，对音乐史的研究是广义的一个词语，在笔者所研究的文献中可以清晰知道，对于音乐史研究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对音乐的全方面研究，其中包括音乐的历史、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学、音乐教育史的研究。
【关键词】近三年；音乐史；综述
一、近三年音乐史研究现状
在整个音乐史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音乐史的重写为主，在第八届的中国音乐史在杭州举行的对历史的综述中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音乐史学科教学、中国音乐史的课程教育、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律学等，对音乐史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在这里重要研究的是把后期民国时期的音乐也写进历史，中国的音乐史不再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停止的，而是随着时间慢慢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史，而这里作者主要对音乐史的改写进行了叙述，笔者认为中国要有自己的音乐史，不应该根据中国的历史对音乐进行编写，而是要根据音乐史实进行改写。这里对音乐史的改写是有分歧的，形成两个极端。一个是对音乐史的音乐本体为主，认为音乐的本体才是重要，不能根据史来改写，要尊重音乐史。
（一）音乐研究
刘再生的《历史的解读》中就很明显地提出了重写音乐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表示这是对音乐史的尊重，对音乐的理想理解。而笔者认为所有文化是相互联系的，而作为音乐文化也是随着时代在改变的，在历史更新的条件下，音乐史也要随之进步，而不是停留在古老的时代。修海林指出，在音乐史的发展中要跟上时代进步的脚步，音乐作为一门史学学科，是有“资格”选择属于自己的历史的。跟着历史的横纵向进行改写悠久的历史中音乐的改变。这里的研究不仅是对音乐史改写进行了争论，还有一些关于整个时期对音乐学科的改变，从课程的增加、课程的多样化等等。这个时期从音乐的研究中发现，对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对音乐史的解说也越来越多的。第十届的音乐史研究的综述中主要研究的就是对音乐史的各项研究，在2008年音乐研究中，音乐史的研究对律学的研究是最多的，其中包括对三分损益法和调式调性的研究，三分损益法，主要是对“先损后益”，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计算。而在《吕氏春秋》中，就没有明确地指出是“先损后益，还是先益后损”，而前面所说的“先损后益”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还有一些关于音乐组织的文章。这都从侧面说明了音乐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前景，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这个问题。
（二）中国音乐学
在这三年中，对中国音乐史的主要研究是在对音乐史是怎么编写，哪本著作是奠基，和对编写组的回顾以及对我国音乐史上的两种音阶观念，还有一些对历史的评价，以及一些音乐史的思想理念。
居其宏在《战时左翼音乐理论建构与思潮论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笔记之一中指出：这里是关于1931年到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争时期的音乐思想，在他们的音乐之中，认为音乐就是为解放战争和鼓励人民群众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大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没有专业的语言和音乐创作，只有声势浩大的“音乐活动”，他们的音乐是跟随着政治的音乐，就像是之前所说的，随着历史的音乐，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音乐，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尊重。认为音乐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激励人、让人可以集聚到一起的口号，没有实质的意义。他们对音乐的理解都是不够的，都是对音乐的一种诡异解释，没有真正地知道什么是音乐。而另一种思想就是专业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无限遐想，有着无比强大的信心的音乐家，他们没有反对音乐是一种无形的武器，但是他们只是更清楚地知道音乐，知道音乐的意义，对音乐有着无限的向往，而不单单只是认为它是一种武器。他们认为音乐是有自己的存在的意义，是为这个社会奉献的。虽然本质上是有一些相同的，但是在表现形式上，这些音乐家们认为音乐是艺术是一种精神，可以带领人们努力向上，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但是左翼的音乐家却不是这么认为，他们认为音乐是为抗战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在音乐的表现上不仅有着很明显的片面性和偏激性，而还有一些对民族的继承。总之，不管音乐是服务于人，还是音乐是有自己自身的意义，这些表现形式都让音乐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走进了我们最伟大的抗战时期，还为抗战时期增加了色彩。
（三）中国音乐
根据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的新音乐史观来看，他在该书的“总序”中说：“我们现在要把以前的一切旧观念都打消，再用一副哲学的、科学的新眼光来观察他、审定他，要从这样弃取的，才算得是音乐史。这样的表达，显然受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体现的新音乐史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史时期与内容叙述上体现音乐文化的进化、变迁、发展、交流，以及音乐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二是将历史上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作为音乐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这里叶伯和的主要观点是以“进化”的观念去关注“时代人文的发展”，根据不同的变化去捕捉正在改变的历史，并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而这里的进化是指内外都在进化，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叶伯和通过不同的分类方式对音乐进行了新的分类，他把朝代和人物、文化分期和朝代分期，然后进行合并的新历史进行编写。而这就是音乐史在不断进步的所在，通过不同的总结进行研究，尝试探索，这都是我们研究的进步之处。叶伯和将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作为音乐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以真实的音乐研究为重。虽然有很多史实是没有的，叶伯和所研究的也是不足的，但是有这样新的研究方法就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胜利之处。
（四）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音乐史的思考，从理念上讲，历史学是一门探究真理的学科，它是以人类和民族既往历史为依据，探求自身生存之理。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谈到，“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从事的，事则只是一事，”“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音乐史的研究上还是以事实为主，不要随着历史和政治的改变而写音乐史，音乐史要有自己的史。在历史中，我们追求的是客观公正。但是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于怎样“重写音乐史”的整体推翻还是彻底否定，还是要有保留，要对有些历史进行改写。而且学者们一直在呼唤重视史料建设和治史观念更新，然而，果真史料建设和观念更新能够促成学科质的转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尊重历史的。 （五）音乐艺术
这本期刊中，是对音乐史的看法，要如何写音乐史，以及对写音乐史的一些要求。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音乐史家都对音乐史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想法。首先目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在音乐史的发展下，也是多元的，但是音乐史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对它进行历史的分类。而“音乐史”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通过对音乐知识的整理和音乐从开始有到现在的发展时期的一些规律的学科。而音乐创作和音乐艺术是史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要通过收集资料和对资料分析改编整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联系实际，从实际中对音乐史进行改编。对音乐史的编写主要有：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对象第一性原则。在编写的情况下，对象是固定的，不能有很多对象对其进行编写。基础与研究的关系：史料第一性原则。要对史料的尊重，不能凭空想象，认为自己知道的就是历史。从古至今，不管一个史学家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都不可以加入对史料的研究，一定要有史料，史料是很重要的。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实第一性原则。在有史料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史料和史实的一致性，如果史料和史实不一样的那么也不是真的东西，就是对历史不尊重。因为在史料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和史实不一样的，在音乐史研究和音乐史著述写作中，史料第一性和史实第一性这两个原则都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在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研究和阐释的关系：研究第一性原则。就一般规律来说，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家掌握对象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历史的阐释和它的最终成果是音乐史著述说这个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体现，“没有对历史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精心研究，就无法进入阐释和写作过程”。所以对音乐史的编写要在有确定的史实下才能进行编写。
（六）人民音乐
在人民音乐中，近代是音乐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然而由于战争的爆发使得很多正在发展的音乐逐渐消失不见，所以对音乐史的编写时很重要，如果不加以研究，那么在未来我们的音乐史将会越来越短，最后消失。而且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中国的音乐文化是多重多方面的，所以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对其进入深入研究，更好地发展我国的音乐史。在《<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近代北京音乐史中不应被遗忘的重要音乐组织中，促进会是我国近代北京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组织之一》文中，该会以联合热心及爱好音乐的人们，共同促进音乐的发展与普遍作为发展及追求的目标，在 30 年代那样一个生活动荡风雨飘摇的时代引领音乐不断向前发展：力图通过在全国各地组织成立分会，使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的音乐文化；通过组织轮回音乐会赴各校义务演出、举行大规模不收门票的音乐会，活跃学生的学习氛围，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七）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清版<九宫山志>音乐史料研究》这是一篇对九宫山志的音乐史料研究，在这里用到上文所写到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对象第一性原则；基础与研究的关系：史料第一性原则；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实第一性原则；研究和阐释的关系：研究第一性原则。在写有关史的文章都要注重这些东西，尤其是对史料和史实的真实性要进行考察。音乐史料蕴藏丰富。成为今人研究九宫山道教音乐文化的珍贵资料，本文以清版九宫山志为蓝本，对山志中所辑录的九宫山音乐史料进行了研究。
（八）交响
在交响中《延安音乐的历史渊源、文化构成及经验价值》——《延安音乐史》导论中所研究的音乐史是以延安音乐为主，延安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带动各革命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音乐文化运动，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民族性和群众性。延安音乐集革命、历史文化和新型艺术实践等多重价值于一身，在艺术道路的选择、经典作品的创演、民族风格的创造、音乐功能的阐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延安音乐兼容汇聚中西音乐精华，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音乐传统，为新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积蓄了力量，为新中国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出音乐史的改写不要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写，而是要尊重历史的发展规律，在音乐艺术中也有对音乐史的解释，作者还是认为在音乐史的改写中，要尊重历史，不要跟随着政治而加深音乐史的意义，不要把音乐当成服务于人的器具，而是有自己意义的音乐。
二、音乐史整体发展趋势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阅读，对于音乐史未来的发展是很可观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音乐史是什么，怎么样的音乐史才是音乐史。在音乐史的编写中，要以真实的音乐史为主，不管是音乐家把音乐当成是工具还是当成真正有意义的音乐，在音乐史上都应该出现，让音乐史更加全面。此后再研究音乐的发展，我们应该遵循音乐史就是通过对音乐知识的整理和音乐从开始有到现在的发展时期的一些规律。要结合文献史料，要有真实性。中国音乐史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个展现。在整个研究中发现，我国音乐史学蓬勃发展，音乐史在音乐中也是核心地位，是贯穿所有思想和音乐研究的。通过对八本期刊的阅读整理，在音乐史方面，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这几本期刊都是对音乐史是否重写进行了“争论”，作者在音乐史是否“重写”的问题上做出了解释，认为音乐史应该遵循历史，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编写。而在黄钟和交响中所指的音乐史却是一些有关音乐的某个阶段的叙述和概括。笔者认为，这里研究的还是不够全面，有的地方和观点理解有误。还要再深入研究。
【关键词】近三年；音乐史；综述
一、近三年音乐史研究现状
在整个音乐史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音乐史的重写为主，在第八届的中国音乐史在杭州举行的对历史的综述中就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音乐史学科教学、中国音乐史的课程教育、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律学等，对音乐史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在这里重要研究的是把后期民国时期的音乐也写进历史，中国的音乐史不再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停止的，而是随着时间慢慢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史，而这里作者主要对音乐史的改写进行了叙述，笔者认为中国要有自己的音乐史，不应该根据中国的历史对音乐进行编写，而是要根据音乐史实进行改写。这里对音乐史的改写是有分歧的，形成两个极端。一个是对音乐史的音乐本体为主，认为音乐的本体才是重要，不能根据史来改写，要尊重音乐史。
（一）音乐研究
刘再生的《历史的解读》中就很明显地提出了重写音乐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表示这是对音乐史的尊重，对音乐的理想理解。而笔者认为所有文化是相互联系的，而作为音乐文化也是随着时代在改变的，在历史更新的条件下，音乐史也要随之进步，而不是停留在古老的时代。修海林指出，在音乐史的发展中要跟上时代进步的脚步，音乐作为一门史学学科，是有“资格”选择属于自己的历史的。跟着历史的横纵向进行改写悠久的历史中音乐的改变。这里的研究不仅是对音乐史改写进行了争论，还有一些关于整个时期对音乐学科的改变，从课程的增加、课程的多样化等等。这个时期从音乐的研究中发现，对音乐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对音乐史的解说也越来越多的。第十届的音乐史研究的综述中主要研究的就是对音乐史的各项研究，在2008年音乐研究中，音乐史的研究对律学的研究是最多的，其中包括对三分损益法和调式调性的研究，三分损益法，主要是对“先损后益”，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计算。而在《吕氏春秋》中，就没有明确地指出是“先损后益，还是先益后损”，而前面所说的“先损后益”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还有一些关于音乐组织的文章。这都从侧面说明了音乐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前景，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这个问题。
（二）中国音乐学
在这三年中，对中国音乐史的主要研究是在对音乐史是怎么编写，哪本著作是奠基，和对编写组的回顾以及对我国音乐史上的两种音阶观念，还有一些对历史的评价，以及一些音乐史的思想理念。
居其宏在《战时左翼音乐理论建构与思潮论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笔记之一中指出：这里是关于1931年到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争时期的音乐思想，在他们的音乐之中，认为音乐就是为解放战争和鼓励人民群众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大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没有专业的语言和音乐创作，只有声势浩大的“音乐活动”，他们的音乐是跟随着政治的音乐，就像是之前所说的，随着历史的音乐，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音乐，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尊重。认为音乐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激励人、让人可以集聚到一起的口号，没有实质的意义。他们对音乐的理解都是不够的，都是对音乐的一种诡异解释，没有真正地知道什么是音乐。而另一种思想就是专业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无限遐想，有着无比强大的信心的音乐家，他们没有反对音乐是一种无形的武器，但是他们只是更清楚地知道音乐，知道音乐的意义，对音乐有着无限的向往，而不单单只是认为它是一种武器。他们认为音乐是有自己的存在的意义，是为这个社会奉献的。虽然本质上是有一些相同的，但是在表现形式上，这些音乐家们认为音乐是艺术是一种精神，可以带领人们努力向上，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但是左翼的音乐家却不是这么认为，他们认为音乐是为抗战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在音乐的表现上不仅有着很明显的片面性和偏激性，而还有一些对民族的继承。总之，不管音乐是服务于人，还是音乐是有自己自身的意义，这些表现形式都让音乐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走进了我们最伟大的抗战时期，还为抗战时期增加了色彩。
（三）中国音乐
根据叶伯和《中国音乐史》的新音乐史观来看，他在该书的“总序”中说：“我们现在要把以前的一切旧观念都打消，再用一副哲学的、科学的新眼光来观察他、审定他，要从这样弃取的，才算得是音乐史。这样的表达，显然受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体现的新音乐史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历史时期与内容叙述上体现音乐文化的进化、变迁、发展、交流，以及音乐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二是将历史上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作为音乐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这里叶伯和的主要观点是以“进化”的观念去关注“时代人文的发展”，根据不同的变化去捕捉正在改变的历史，并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而这里的进化是指内外都在进化，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方面。在这里叶伯和通过不同的分类方式对音乐进行了新的分类，他把朝代和人物、文化分期和朝代分期，然后进行合并的新历史进行编写。而这就是音乐史在不断进步的所在，通过不同的总结进行研究，尝试探索，这都是我们研究的进步之处。叶伯和将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作为音乐史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以真实的音乐研究为重。虽然有很多史实是没有的，叶伯和所研究的也是不足的，但是有这样新的研究方法就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胜利之处。
（四）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音乐史的思考，从理念上讲，历史学是一门探究真理的学科，它是以人类和民族既往历史为依据，探求自身生存之理。历史学家吕思勉曾谈到，“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从事的，事则只是一事，”“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音乐史的研究上还是以事实为主，不要随着历史和政治的改变而写音乐史，音乐史要有自己的史。在历史中，我们追求的是客观公正。但是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于怎样“重写音乐史”的整体推翻还是彻底否定，还是要有保留，要对有些历史进行改写。而且学者们一直在呼唤重视史料建设和治史观念更新，然而，果真史料建设和观念更新能够促成学科质的转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要尊重历史的。 （五）音乐艺术
这本期刊中，是对音乐史的看法，要如何写音乐史，以及对写音乐史的一些要求。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中，音乐史家都对音乐史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想法。首先目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在音乐史的发展下，也是多元的，但是音乐史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对它进行历史的分类。而“音乐史”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通过对音乐知识的整理和音乐从开始有到现在的发展时期的一些规律的学科。而音乐创作和音乐艺术是史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要通过收集资料和对资料分析改编整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联系实际，从实际中对音乐史进行改编。对音乐史的编写主要有：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对象第一性原则。在编写的情况下，对象是固定的，不能有很多对象对其进行编写。基础与研究的关系：史料第一性原则。要对史料的尊重，不能凭空想象，认为自己知道的就是历史。从古至今，不管一个史学家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都不可以加入对史料的研究，一定要有史料，史料是很重要的。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实第一性原则。在有史料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史料和史实的一致性，如果史料和史实不一样的那么也不是真的东西，就是对历史不尊重。因为在史料中有很多东西都是和史实不一样的，在音乐史研究和音乐史著述写作中，史料第一性和史实第一性这两个原则都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在史料和史实的基础上还要注意，研究和阐释的关系：研究第一性原则。就一般规律来说，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家掌握对象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历史的阐释和它的最终成果是音乐史著述说这个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体现，“没有对历史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精心研究，就无法进入阐释和写作过程”。所以对音乐史的编写要在有确定的史实下才能进行编写。
（六）人民音乐
在人民音乐中，近代是音乐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然而由于战争的爆发使得很多正在发展的音乐逐渐消失不见，所以对音乐史的编写时很重要，如果不加以研究，那么在未来我们的音乐史将会越来越短，最后消失。而且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中国的音乐文化是多重多方面的，所以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研究出来的成果。对其进入深入研究，更好地发展我国的音乐史。在《<中国教育音乐促进会>——近代北京音乐史中不应被遗忘的重要音乐组织中，促进会是我国近代北京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组织之一》文中，该会以联合热心及爱好音乐的人们，共同促进音乐的发展与普遍作为发展及追求的目标，在 30 年代那样一个生活动荡风雨飘摇的时代引领音乐不断向前发展：力图通过在全国各地组织成立分会，使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中国的音乐文化；通过组织轮回音乐会赴各校义务演出、举行大规模不收门票的音乐会，活跃学生的学习氛围，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七）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清版<九宫山志>音乐史料研究》这是一篇对九宫山志的音乐史料研究，在这里用到上文所写到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对象第一性原则；基础与研究的关系：史料第一性原则；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实第一性原则；研究和阐释的关系：研究第一性原则。在写有关史的文章都要注重这些东西，尤其是对史料和史实的真实性要进行考察。音乐史料蕴藏丰富。成为今人研究九宫山道教音乐文化的珍贵资料，本文以清版九宫山志为蓝本，对山志中所辑录的九宫山音乐史料进行了研究。
（八）交响
在交响中《延安音乐的历史渊源、文化构成及经验价值》——《延安音乐史》导论中所研究的音乐史是以延安音乐为主，延安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带动各革命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音乐文化运动，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民族性和群众性。延安音乐集革命、历史文化和新型艺术实践等多重价值于一身，在艺术道路的选择、经典作品的创演、民族风格的创造、音乐功能的阐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延安音乐兼容汇聚中西音乐精华，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音乐传统，为新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积蓄了力量，为新中国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出音乐史的改写不要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写，而是要尊重历史的发展规律，在音乐艺术中也有对音乐史的解释，作者还是认为在音乐史的改写中，要尊重历史，不要跟随着政治而加深音乐史的意义，不要把音乐当成服务于人的器具，而是有自己意义的音乐。
二、音乐史整体发展趋势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阅读，对于音乐史未来的发展是很可观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音乐史是什么，怎么样的音乐史才是音乐史。在音乐史的编写中，要以真实的音乐史为主，不管是音乐家把音乐当成是工具还是当成真正有意义的音乐，在音乐史上都应该出现，让音乐史更加全面。此后再研究音乐的发展，我们应该遵循音乐史就是通过对音乐知识的整理和音乐从开始有到现在的发展时期的一些规律。要结合文献史料，要有真实性。中国音乐史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缩影，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个展现。在整个研究中发现，我国音乐史学蓬勃发展，音乐史在音乐中也是核心地位，是贯穿所有思想和音乐研究的。通过对八本期刊的阅读整理，在音乐史方面，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这几本期刊都是对音乐史是否重写进行了“争论”，作者在音乐史是否“重写”的问题上做出了解释，认为音乐史应该遵循历史，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编写。而在黄钟和交响中所指的音乐史却是一些有关音乐的某个阶段的叙述和概括。笔者认为，这里研究的还是不够全面，有的地方和观点理解有误。还要再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