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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10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共和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刊分10期推出“砥砺奋进七十年”专题文章，每期重点讲述几件大事，并逐年梳理共和国大事要闻，敬请关注。
苏联援建156个项目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并指派中央财经委员会试编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等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请求苏联专业人员帮助完善中国的“一五”计划。9月22日，周恩来、陈云、粟裕和一部分顾问、随员回国，李富春留在苏联负责谈判。
1953年4月初，谈判进入关键阶段。5月15日晚，中苏双方正式签订了谈判协定。协定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代表团去苏联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为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有91项。后来，苏联方面同意追加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历时近10个月的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实施“一五”计划过程中，我国不仅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增长，而且由于投资向重工业作了较大倾斜，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至1957年年底，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从1952年的41.5%增长到56.5%。也就是说，仅仅通过五年的努力，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标志着工业体系基本建立。
万隆会议
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缅甸、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政府当即复电同意。
1955年4月13日，毛澤东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1955年4月16日，周恩来等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并于次日到达万隆。
在会议开始的几天内，极少数几个国家代表的发言违背会议的宗旨，反对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以口若悬河的演讲天赋，以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立场鲜明地宣传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观点，消除了代表们的误解，减少了彼此间的隔阂。在参加亚非会议各国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国代表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努力下，会议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上。会议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精神，集中了各国代表的有益建议与观点，就亚非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万隆会议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一步。万隆会议上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对处理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属于亚非人民自己的会议，向世界宣告殖民主义者主宰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从反冒进到“反反冒进”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及时地纠正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这不仅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也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一股更猛烈的冒进势头再次卷土重来。发端于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大跃进”，就是这一冒进势头的产物。为掀起“大跃进”高潮，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开会的头两天就抨击反冒进，指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性、方针性错误。南宁会议“反反冒进”，促使党内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急剧膨胀，全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刮起“大跃进”之风。
此后，随着“大跃进”之风越刮越猛，各种严重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强调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直到1960年冬，农村工作中的冒进问题才得以解决，“大跃进”运动也被叫停。
炮击金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一方面又作出长久武装国民党军队、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决定。1958年5月，美国在台湾成立“美军联合协防军援司令部”。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怂恿和包庇下，台湾方面不断出动飞机深入祖国大陆内地，散发传单，甚至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轰炸。台湾海峡的局势日趋紧张。
为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不让美国的图谋得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金门开始。美国政府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并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1960年6月16日，艾森豪威尔到台湾“访问”。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台湾前夕和6月19日离开台湾之时，福建前线炮兵举行大炮示威“迎送”艾森豪威尔。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与此同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发射了8发炮弹，以示还击。
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打宣传弹。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至此，历时21年的金门炮击，正式画上了句号。 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到1960年下半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巨大、恶性滑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当年9月，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加强经济宏观调控，压缩“大跃进”运动中所确定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但是，纠正错误的工作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党内对“大跃进”运动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在认识上仍不一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7078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部分代表来自基层。代表们敞开胸怀，畅抒己见，联系实际总结过去几年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掀起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2月7日，七千人大会胜利结束。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纠正“左”倾错误，团结和动员全党进行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1992年，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會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曾经闻名一时的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位于山西省昔阳县东南，是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村，土地贫瘠，群众生活艰苦。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大寨社员从1953年响应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号召之后，就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人定胜天”之路。大寨人在山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地开凿出大片梯田，在山沟里一镢头一镢头地整治荒沟。经过长达十年的前赴后继的辛勤劳作，大寨的粮食亩产提高到700斤，山坡上也遍布了农田。
1964年，时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了大寨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并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同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并第一次概括了大寨经验。从此，大寨成为一面“自力更生办农业”的旗帜。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
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左”倾思想在各地开始蔓延，农业学大寨运动由初期的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经济困难、推动生产发展的运动而逐渐成为以阶级斗争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化运动。1965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更进一步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视为大寨精神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了更为极端的阶段，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
七千人大会
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继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后，1976年12月，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三强调：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村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至1976年年底，全国已建成了123个“大寨县”，但是这些“大寨县”有许多是徒有虚名的，有的“大寨县”使得许多社员生活出现困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党和人民总结以往经验，汲取深刻教训，农业学大寨运动戛然而止，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当然，站在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苏联援建156个项目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并指派中央财经委员会试编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等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请求苏联专业人员帮助完善中国的“一五”计划。9月22日，周恩来、陈云、粟裕和一部分顾问、随员回国，李富春留在苏联负责谈判。
1953年4月初，谈判进入关键阶段。5月15日晚，中苏双方正式签订了谈判协定。协定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代表团去苏联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为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有91项。后来，苏联方面同意追加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历时近10个月的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实施“一五”计划过程中，我国不仅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增长，而且由于投资向重工业作了较大倾斜，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至1957年年底，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从1952年的41.5%增长到56.5%。也就是说，仅仅通过五年的努力，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标志着工业体系基本建立。
万隆会议
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缅甸、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政府当即复电同意。
1955年4月13日，毛澤东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1955年4月16日，周恩来等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并于次日到达万隆。
在会议开始的几天内，极少数几个国家代表的发言违背会议的宗旨，反对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以口若悬河的演讲天赋，以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立场鲜明地宣传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观点，消除了代表们的误解，减少了彼此间的隔阂。在参加亚非会议各国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国代表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努力下，会议重新回到友好的轨道上。会议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精神，集中了各国代表的有益建议与观点，就亚非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万隆会议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一步。万隆会议上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对处理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属于亚非人民自己的会议，向世界宣告殖民主义者主宰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从反冒进到“反反冒进”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及时地纠正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这不仅使1956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也为1957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一股更猛烈的冒进势头再次卷土重来。发端于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大跃进”，就是这一冒进势头的产物。为掀起“大跃进”高潮，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开会的头两天就抨击反冒进，指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性、方针性错误。南宁会议“反反冒进”，促使党内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急剧膨胀，全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刮起“大跃进”之风。
此后，随着“大跃进”之风越刮越猛，各种严重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强调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直到1960年冬，农村工作中的冒进问题才得以解决，“大跃进”运动也被叫停。
炮击金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一方面又作出长久武装国民党军队、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决定。1958年5月，美国在台湾成立“美军联合协防军援司令部”。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怂恿和包庇下，台湾方面不断出动飞机深入祖国大陆内地，散发传单，甚至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轰炸。台湾海峡的局势日趋紧张。
为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不让美国的图谋得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金门开始。美国政府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并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1960年6月16日，艾森豪威尔到台湾“访问”。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台湾前夕和6月19日离开台湾之时，福建前线炮兵举行大炮示威“迎送”艾森豪威尔。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与此同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发射了8发炮弹，以示还击。
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打宣传弹。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至此，历时21年的金门炮击，正式画上了句号。 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到1960年下半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巨大、恶性滑坡，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当年9月，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加强经济宏观调控，压缩“大跃进”运动中所确定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但是，纠正错误的工作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党内对“大跃进”运动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在认识上仍不一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7078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部分代表来自基层。代表们敞开胸怀，畅抒己见，联系实际总结过去几年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掀起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2月7日，七千人大会胜利结束。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纠正“左”倾错误，团结和动员全党进行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1992年，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會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曾经闻名一时的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位于山西省昔阳县东南，是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村，土地贫瘠，群众生活艰苦。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大寨社员从1953年响应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号召之后，就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人定胜天”之路。大寨人在山坡上一锄头一锄头地开凿出大片梯田，在山沟里一镢头一镢头地整治荒沟。经过长达十年的前赴后继的辛勤劳作，大寨的粮食亩产提高到700斤，山坡上也遍布了农田。
1964年，时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了大寨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并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同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并第一次概括了大寨经验。从此，大寨成为一面“自力更生办农业”的旗帜。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
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左”倾思想在各地开始蔓延，农业学大寨运动由初期的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经济困难、推动生产发展的运动而逐渐成为以阶级斗争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化运动。1965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农业靠大寨精神》更进一步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视为大寨精神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了更为极端的阶段，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
七千人大会
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继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后，1976年12月，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三强调：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村机械化方向是正确的，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至1976年年底，全国已建成了123个“大寨县”，但是这些“大寨县”有许多是徒有虚名的，有的“大寨县”使得许多社员生活出现困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党和人民总结以往经验，汲取深刻教训，农业学大寨运动戛然而止，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当然，站在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