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鲍尔古本”说起
　　
　　1889年的夏天，英国中尉鲍尔秘密潜入中国新疆南部，独自执行着一项特殊的任务：捉拿杀害英国探险家达格列什的凶犯达德穆罕默德。
　　这天，他坐毛驴板车从沙雅来到库车，心里烦躁得不得了，原以为此差事唾手可得，但奔波了几千里戈壁，连个人影儿也没寻着，才深感仿若海底捞针般困难。真后悔过于冲动自信，夸下了海口，还拿军人的荣誉作了保证。在一家小餐馆，他吃了盘烤全羊和松软的油塔子后，喝下去的绿葡萄酒渐渐起了作用，一头倒在旅社的土炕上昏睡起来。
　　开门声惊醒了鲍尔。他见一位头戴羊皮帽，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维吾尔男人眼巴巴地望着他：“先生，您要买这本古书吗？”来人双手捧着一本用木板夹着的厚书。
　　鲍尔接过书一翻，心跳加快。他疑心自己还在梦中，不由地推开一扇木窗，借强烈的阳光把古书看个究竟，书页用桦树皮制成，上面密密麻麻斜写着像豆芽一样的文字。他从未见过这种字体。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中国蝌蚪文？鲍尔心头一颤。
　　“这本书你是从哪里找到的？”鲍尔让中年男子坐下来答话。
　　“是我在一座废城堡里挖出来的。”
　　“好，这书卖给我，你再带我去那座废城堡一趟，这5块银元你收下。”
　　第二天，中年男子带着鲍尔去古城堡东挖西掘，折腾了大半天，啥也没找到。不过鲍尔已经十分知足了，他虽然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文字的书，但他肯定这是一部无价之宝，便把古书悄悄放进行囊，不向当地官府说一声，凶犯不追了，拔腿就溜。
　　1890年8月16日，鲍尔在中亚各地旅游中度过一年的休假后，带着那本古书来到印度的西姆拉，找到了正在这里讲学的著名学者霍恩雷，请他鉴定这本古书的年代和价值。霍恩雷只草草翻了几页，就兴奋异常地拍着鲍尔肩膀说：“老弟，这可是一本价值连城的宝书！”
　　“你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吗？这是用中亚婆罗谜文字抄写的佛经，其年代至少在公元5世纪，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把它译出来，它的价值无法估量！”
　　古代新疆居住着诸多民族，语言也不尽相同，如汉文、 卢文、粟特文、婆罗谜文等，语言文字很杂。到了9世纪，回鹘人来到新疆，逐渐用回鹘文代替了其他文字。13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阿拉伯文字又逐渐取代了回鹘文。在鲍尔得到这本古书的时候，回鹘文已被称为古维文了，认识者寥若晨星，何况是1 600多年前的婆罗谜文字呢。
　　鲍尔未能完成缉拿凶手的任务，回国后受到上上下下的谴责，丢掉了军人的荣誉，却得到了永恒的荣誉。那本从中国非法弄走的古书，被史学家命名为“鲍尔古本”，成为公认的世界现存最古书籍之一，鲍尔的名字也因此世代相传。
　　
　　 “五分钱一皮鞭”
　　
　　关于鲍尔得到的那本古书，在新疆还流传着“五分钱一皮鞭”的故事。
　　当卖古书的那位中年男人带着鲍尔到了古城堡，正是酷暑七月，不干活就大汗涔涔，坎土曼挥舞了大半天，中年男人早已累得气喘嘘嘘，便躺在地上不动了。无论鲍尔怎么喝斥，他就是不起来：“你只讲好叫我带路，要挖你自己来！”
　　鲍尔怒火中烧，“噌”地掏出手枪，把他押到一间残破的土屋，从行囊里取出绳子，将中年男人捆在木柱上，拿过马鞭一顿乱抽。中年男人被抽得“外江，外江”（痛喊声）地直叫唤。鲍尔边抽边骂道：“你以为我们外国人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我要抽你100皮鞭才解气。5分钱一皮鞭，你算占便宜了！”鲍尔打够了整整100皮鞭，骑马走了。中年男人仍被牢牢地绑在木柱上，直到第二天有人看见，才把他救回家。乡亲们知道他拍洋人的马屁，却被“马”踢得鼻青脸肿，乏人同情，便给他取了“五分钱一皮鞭”的绰号。
　　鲍尔却很神气，连他自己也未想到，他的意外收获引发了西方学者纷纷抢滩新疆“捞古书”的热潮。倘若在新疆收集到一本价值不菲的古书，就会迅速成为世界名人，荣誉、金钱什么都有了。但他们能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个鲍尔吗？
　　捷足先登的是俄国人鄂登堡。这位语言学家，带领一支“探察队”，乘坐三辆“六根棍”（马拉板车）赴吐鲁番。未及休整，便直奔高昌古城。偶然遇到两位德国人，只见他俩怀里抱着一捆古代经文和一尊造型极美的佛像。他好眼热：“难道幸运之神不给我一丝绿阴？”
　　这天，当他从瓜果摊折向旧货市场时，看见一位肤色黝黑、眼窝深陷、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本厚厚的古书，满脸神秘地上前问他买不买。
　　鄂登堡接过沉甸甸的古书翻阅起来。这是一本在粗糙的桑树皮纸上抄着婆罗谜文字的经书，从纸质和发黄的色调判定，这书年代久远，是件难得的东西。此时，鲍尔巧得孤本的往事浮现在他眼前，没想到历史老人也来光顾他，便按捺不住狂喜地问道：“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从何处得到这本书？”
　　“我嘛喀什噶尔人，叫吐阿洪，这书是从喀什的罕诺依古城挖来的。”
　　“卖多少钱？”
　　对方伸出五个指头。“5块钱？买废纸去吧，是500两银子！”
　　“这破书值大钱，你能讲出些道理吗？”鄂登堡想到鲍尔买的那本书也是这个价。
　　“嘿嘿，这是古龟兹名人鸠摩罗什的手抄经文，我是花高价买来的。”
　　鄂登堡一推算，真要如此，这书就是4世纪的文物了。便又将书再翻看一遍，书后面有婆罗谜文字签写的名字，鸠摩罗什几个字他能勉强拼出来，果然是件宝贝。
　　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90两银子成交。当他花20多天时间作了仔细研究后，发现这是一本假书。后来，他才得知，吐阿洪确是伪造古经文卷的高手，不少外国人上过他的当。
　　鄂登堡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只有“哑巴吃黄连”了。他急匆匆地赶赴伯兹克里千佛洞，用十多天时间，将洞内残存的壁画一一剥下，装了100多箱。他还嫌战果不丰，又指挥大队人马朝城东南的阿斯塔那古墓群行窃。这里安葬有镇守高昌的唐代名将张雄。鄂登堡窜入墓地察看后，大白天不敢挖掘，就在夜间下手，将墓内珍物一扫而空。他取道喀什出境，长达45匹骆驼的运输大队，所驮文物中，丝织艺术精品150余立方米，壁画500余幅。置身如此丰富的珍贵文物，鄂登堡买假书的懊恼早已消解得一干二净。
　　
　　 两位总领事殊途同归
　　
　　在颇有声势的劫掠浪潮中，驻喀什噶尔的两个领事馆担当了大任，一个是俄国领事馆，一个是英国领事馆。前者的领军人物是彼得洛夫斯基。此人于1882年起担任沙俄驻喀总领事，整整在任22年，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经他之手流入俄国。前面提到的鄂登堡多次向他提议，要着重收集新疆的佛教文书。于是，彼氏在喀什一带大肆搜罗古代手稿。他走街串巷，不耻下问地打听，讨价还价，收获不小，竟然得到了梵语本《妙法莲花经》、 卢文《法句经》残卷等。这些经卷均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觅宝人吐尔迪、和田文物贩子斯拉木·阿洪和库车商贩古拉木·喀迪尔。这些文物均交给鄂登堡研究。
　　彼得洛夫斯基为觅得古文书，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直到病体难撑，于1903年退休。不久，便病逝于塔什干。在他亡灵归天之前，他将手中最后一批古代文稿，包括穆斯林文献，汉文、回鹘文书捐献给了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鄂登堡在新疆买假古书，吃过一次亏，他面对彼氏搜罗的大批古书文稿，格外谨慎地细辨。果不然，彼氏送来的一大堆“宝物”中，真货不多，假货不少。鄂登堡沮丧极了，探研的兴趣锐减，懒得再去翻动。又是100多年过去了，彼氏所获，仍堆在地下室里，没有人再去关心它。
　　再说英国驻喀总领事马嘎特尼。此人在争夺塔克拉玛干古文物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中文名字叫马继业，1867年生于南京，父亲马格里随英军侵华，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母是马格里俘获的太平天国某位亲王的公主。1889年，年仅21岁的马继业被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前往喀什监督彼得洛夫斯基的活动。从此马继业与喀什噶尔，与政治对手彼得洛夫斯基结下了长达20年的不解之缘。
　　马继业虽是后来者，资历与威望均远不及彼得洛夫斯基，但他凭借有中国血统及流利的汉语还有熟悉中国文化礼教等优长，对彼氏咄咄紧逼，寸步不让。在喀什这个弹丸之地，在狭小的外国人圈子里，头三年，他俩竟未说过一句话，未握过一次手，闷着头各干各的事。马继业收集的古代文稿，主要来自和田、策勒、莎车一带。他将收购的古文书全部送到印度，归档于英国梵学家“霍恩雷收集品”，其中有唐代文书，婆罗谜文文书，喀喇汗王朝突厥语和阿拉伯语文书，梵语、于阗塞语和吐火罗语文书，所收之广之精胜过彼氏一筹。但喜形于色的马继业哪里知道，他的猎获之物大多属于赝品，百多件假文书被撤出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装入几个贴有“中亚赝品”标签的大木箱，被扔到了地下室。1995年，中国中亚考古学者林梅村教授出访英国，到大英图书馆调研斯坦因收集品时，见到这批假文书被扔在图书馆一个角落里。
　　有意思的是，年轻气盛的马继业与权势恃傲的彼得洛夫斯基殊途同归，都成了塔克拉玛干古文物造假高手的猎物，给他们“辉煌”无比的中亚事业涂抹了几笔黑墨。
　　
　　赫定与黄文弼也上当了
　　
　　大名鼎鼎的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几进几出新疆，行程数万里，到手的古代文书相当可观，被世人称为“斯文·赫定收藏品”。历史是不吝啬嘲弄的，不论他是谁。斯文·赫定的大批收藏品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赝品，特别是他倾心收集的于阗塞文几乎无一不是假货。这些货色皆通过各种渠道来自和田的斯拉木·阿洪。
　　此人是中亚有名的造假古文书高手，尤对于阗塞文伪造得相当成功，哄骗过十多位西方学者，他因此发了大财。斯拉木·阿洪的精心伪造连细节也惟妙惟肖，就连印戳和“花押”都伪造得不差分毫。有的假文书上甚至是真花押。在新疆的古代文化遗存中，花押是常见的一种文物。花押大多为铜质，也有石质的，上面刻有驼、马、羊等动物形象，有的则刻有变形文字。古人以此方法作签名的图章使用。因花押体积小，十分结实，不易丢失或损毁，长期保存于世并不困难。后代人手中有一两枚花押雕件当在情理之中。造假文书者，印上真花押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仅因此，不少西方学者由于判定花押是真就不怀疑文书是假了。
　　黄文弼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新疆考古学家，直到七十高龄还亲临新疆考察，他的《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泊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已成为学术经典。但他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刊布的十几件古代少数民族文书全是假的，并非真正的古于阗语印刷文书。
　　考古学家李恺用几年时间，细细琢磨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古文书，发现其漏洞迭出，其字形、元音符号、书写时的行款均和于阗文格格不入。稍具语言知识的人都知道，无论哪个民族，其语言都是由词组成的，人们用词通过一定的语法关系组成句子来表达思想。“《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的这四件文书前后有32行，近 1 000个字母，如此之长的文章却只有四个词重复来重复去，说它是一种语言的记录，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李恺先生进而断定，四个字母组实际上是四块印模，用它反复在纸上戳印，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符号，然后把纸弄旧弄脏，一本假的古于阗文书就大功告成了。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后人研究保存了一批资料，避免了许多弯路，黄文弼功不可没。但因其依据了许多赝品，使该书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霍恩雷难识“鬼画符”
　　
　　霍恩雷这位东方语言学家，曾因破译《鲍尔古本》蜚声四海，是举世公认的中亚古文字权威。但他却对马嘎特尼、彼得洛夫斯基等送来的大批古文书一筹莫展，无法破解。面对这些“鬼画符”般的假古文，真叫语言学的巨擘顿显苍白无力。“鬼画符”也出自和田造假文书高手斯拉木·阿洪之手。
　　目不识丁的阿洪，制造的“鬼画符”竟然画出了一种字体，一种所谓的字韵来，这就使人们对阿洪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他绝不是胸无点墨的草莽之辈。他懂得什么是古于阗塞文，懂得字母的体韵，懂得戳印真花押，懂得纸页黄旧，懂得久远珍贵，懂得西方人喜欢什么。斯拉木·阿洪仿佛坐拥一座规模恢弘、馆藏丰富的古文资料库，要什么有什么，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那么多饱学之士尊阿洪为古书大师，源源不断地花大价钱把假文书揽在自己怀中，何曾犯过疑心？何曾觉得自个儿愚蠢？我们仅仅能将斯拉木·阿洪贬斥为假书贩子吗？他也是个造假学者，造假专家，身怀超一流水平呢。
　　这不，霍恩雷苦熬灯油，孜孜 、锲而不舍地空耗了五个春夏秋冬，也未从“鬼画符”中理出丁点头绪。他压根儿就未去想这文字是假的，直怨自己学识浅陋，力有不逮。是学者太愚，还是阿洪太精？不是斯坦因戳破天机，将“阿洪”假皮剥尽，昭然于世，霍恩雷岂止是苦熬五年，到死他也难弄明白“鬼画符”的真伪！
　　
　　斯坦因揭穿“阿洪制造”
　　
　　与斯文·赫定齐名的大探险家、大考古学家奥利尔·斯坦因曾多次赴于阗（今和田）考察，对于阗的了解非他人能比，尤其是他更懂得与印度渊源颇深的西域古文字。就是这位对于阗古文字知根知底的学者开始也栽倒在斯拉木·阿洪的假文书中。
　　这天，在于阗巴扎的一个小茶馆里，一位满脸胡须的中年土著慢慢地蹭到正在喝茶的斯坦因面前：“先生，我有一本古于阗文书，你喜欢吗？”他从鼓鼓囊囊的怀里掏出一本厚书。斯坦因翻来翻去，全是勾勾圈圈的文字。第一感觉告诉他，这是一本古文书，从那破旧的品相看，年代至少有七八百年，未及多想，便买下了。斯担因随口问道：“你有古于阗塞文的书吗？”“胡子土著”应承道：“有，过三天我来找你。”
　　三天之后，还是在小茶馆，“胡子土著”从怀里掏出了一本比先前还厚还旧的古书。斯坦因翻看着，文字与第一本大有不同，字形简单得仿若符号，看看纸张，粗糙发黄，还有十几页残缺。字体与以前看到的大体相似，不过更齐整。斯坦因掏钱买下了。这一次，斯坦因问清了他的姓名：斯拉木·阿洪。
　　事后，斯坦因心里犯起了疑心：你要什么，他都有什么，天下哪有如此容易之事。他简直有一条制造假古文书的生产线。斯坦因决计戳穿他。
　　又是三天后，当斯拉木·阿洪恭恭敬敬地将炮制好的一本于阗佛经文书递给斯坦因时，斯坦因未及翻看几页，便冷笑两声：“阿洪，你真是太能干了，呆在和田这个穷乡僻壤，真是太委屈你了。”阿洪得意地接过话头：“斯坦因先生，既然你这么看重我，让我随你去欧洲露露身手吧！如果欧洲不好去，到土耳其也行啊！”
　　斯坦因沉下脸，历数他造假骗钱的伎俩。斯拉木·阿洪身体发抖，脸色由褐变灰，由灰变褐，嘴里嗫嚅了半天，最终全招了：“我手下有几个人专门造古文书，开始用手抄，后来嫌手抄太慢，便刻印木雕版，成批印刷，然后点燃一堆木草，用烟熏黄，烧边，装订成册……这些假书成百上千地流入了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和北京，其实只是一堆分文不值的废纸呀！胡达（真主）怎么惩罚我，我都受了！”
　　斯坦因慧眼识妖，从源头上扼制了假古书的泛滥，立下了大功。
　　
　　 谁孕育了“阿洪制造”
　　
　　和田人斯拉木·阿洪本是无业游民，也曾是文物商贩，卖过不少真古文书。到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赴新疆的探险活动达到了高潮。刚开始，探险只限于观察地理民情、测地绘图、攀登高山之类的活动，后因《鲍尔古本》的发现，探险很快成了收集文物的狂潮。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鄂登堡、大谷光瑞、桔瑞超，都以在新疆发现大批文物而成名。当地居民看到西方人发疯似地收集古书，古书价值不断飙升。但真正的古文书的出现是缓慢的、个别的、偶然的，并非接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市场需求大于供应量。怎么办？脑子灵光者，如“阿洪”们便以造假缓解“求”。巨额的暴利，一旦有了第一次收获，便会难以住手，越发肆无忌惮。何况贫困的大漠人，售出一本假古书，简直是几年的收成，怎能不怦然心动，绞尽脑汁地全力以赴呢。这又不是杀人放火，不过是骗骗西方人的几个钱使使，谁让他们那么富有呢。
　　西方人对新疆古文书的疯狂欲火，将“阿洪制造”助燃到极致。假古书的泛滥，又吸引了众多西方人的眼球，在客观上消减了新疆古文物在更大范围的劫掠，一定程度上掩护了许多古文书，延缓了其外流的速度，即使这不是阿洪们的初衷，因为他们只认钱。但无论怎么说，“阿洪制造”还是震惊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