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

　　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不到一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提出抓科教工作，冲破重重阻力，在中国恢复了停废达10年之久的高考，成为拨乱反正的第一步。此举较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写血书包产到户，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长征路线，均早了一年，比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早了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雷响。
　　十年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1977年5月，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1977年8月4日，在他的提议下，召开了一次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四十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
　　座谈会上，湖北大学查全性教授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希望从那年便开始改进，不能再忽视新生质量。“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他发言之后，与会人士纷纷赞同，一致建议国务院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会期45天。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邓小平认为“太繁琐”，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写：“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恢复。
　　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一千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十三四岁，最大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曾在专栏中回忆，那年24岁的他在安西乐安721铀矿“以工代教”，在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年底与学生一同参加高考。1978年初就拿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通知书。同时在南昌参加高考的弟弟也考取了北京大学。入学后，袁刚发现，同寝室的同学有好几个“赤脚教师”，“在那‘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荒唐年代，我们因为代课稍微接触了些文化知识，因而捷足先登。但我们的学生却少有考上的，对此我至今仍感有愧于他们。”
　　第一届高考没有统一试卷，命题权被下放到了各个省，考题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时间由各省自定，最早 11 月 28 日，最晚 12 月 25 日，跨度近 一 个月。分文、理两大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各科满分 100 分。
　　高考分数不公布。考完后填报志愿，可以填三个志愿。大学不区分重点与非重点，不分批次录取。分数上线、体检合格后，对每个考生组成了两人以上的“政审调查小组”。政审合格被录取的考生，于 1978 年 2 月底 3 月初陆续入学。当年还保留了小部分直接“推荐入学”名额，从历届优秀学生中选拔，不参加高考，目的是与通过高考入学者进行比较。
　　1978 年 2 月 28 日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學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规定自 1977 级新生起允许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招收通用和急需专业的走读生，并要求注意招收1966 届、1967 届高中毕业生。全国各地高校都扩大了招生名额，本科扩招 2.3 万人，大专扩招 4 万人，共扩招 6.3 万人，扩招比例达 29.3%。
　　1977年冬天，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由于太过突然，很多人来不及复习准备，1978 年报考人数涨至 610 万。1977 年和 1978 年两次高考报考人数的纪录直到 二十 多年后才被打破。
　　1978 年招生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 30 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老三届”考生所占比重仍然很大。复旦大学经济系 78 级 62 名生源中，老三届占到一半以上。
　　1978 年，恢复了全国统考，时间为 7 月 20-23 日。是否进行初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大学开始有“重点”和 “非重点”之分，很多专业在 1978 年是首次招生。
　　最终，1977 级共录取 27.8 万人，录取率为 4.9%。算上1978年高考，冬夏两季，共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1/29。进入 80 年代，10 年沉淀下来的社会考生基本消化完毕。高考制度逐渐成熟，完全走向了正轨。

高校扩招

　　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与妻子左小蕾向中央提出“三年内将大学招生人数扩大一倍”的建议，以此作为一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之策。他的建议很快被高层采纳。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扩招52万人，增幅超过此前十年之和。 　　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1999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达到42%。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
　　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瞿振元回忆，扩招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决策的。“我记得是在1999年，当时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教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扩招。中央没有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的驱动力。因为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是规模偏小的一部分，当年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进入5%左右，我们经常说上大学是百里挑一的事情，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说实在话，作为法律的语言，应更少地使用‘积极’这些态度性的语言，但是当时我们的有关文件里面都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这样的说法，说明发展高等教育是普遍共识。”
　　翟振元记得，1999年开全教会时，提出的不仅是出口的地方放松一些、不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把桥做大一点，“还要建立交桥，打通多种交通渠道，多途径升学，建立终生教育体系，以减轻升学压力。从教育部各个层次规模、从社会需求、从国家发展、从实施素质教育四个角度看，都需要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可以说扩招是必然的事情。”
　　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就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在校生增加到950万，毛入学率（即在校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达到11%左右。1999年教育部公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力求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15%，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提高到约15%，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1998年全国招收研究生72508人，全国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108.36万人；2002年全国招收研究生20.26万人，全国普通高校招收542.82万人。至2005年，全国适龄青年高校在校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短短五六年中，大学招生扩大了近三倍，“大众化教育”取代了“精英教育”。
　　汤敏在一次对谈中回忆，世界银行的“适龄青年（18至22岁）入学率”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对比之下，韩国 51%；台湾地区39%；香港地区20%；印度8%；印尼10%；泰国19%。“当年，韩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经济体量都是我们的若干倍，已经属于发达地区，不好作比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国一半，印尼比我们还低，泰国和我们差不多，为何他们的大学入学率也是我们的好几倍？是因为咱们孩子笨吗？是我们市场接受不了这么多大学生吗？我们认为都不是。我们77级上大学非但不收费，国家还给发生活费，这其实是扭曲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只有4%，远低于别的国家。我们建议改变这种状况，通过收取一部分大学学费扩大招生。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肯定会有困难。我们建议要大力推动助学贷款。全世界上大学都是有助学贷款的，当时澳大利亚80%的学生都是拿贷款上学的，美国是30%以上。而我们国家很少有助学贷款。这就要靠国家政策来推动。几年后助学贷款的体系建立起来。”
　　由于高校扩招，农村孩子、困难群体子女获得了更多上学的机会，1998年招收大学生108万，农村子弟40万，占37%；2005年招收大学生447万，农村子弟230万，占51%，第一次超过了城市青年。
　　扩招之后，一大批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得以提升，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也因此加速，我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仅2005年，从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由2000年的2800多万增加到4500万，在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也由4%提高到6%。
　　高校扩招，使得地方以职业技术学院为主的高校的新建加速，高等学校布局下延，为许多地、县级市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据不完全统计，1999-2001年间，仅教育部备案的地、县级市高校增加160多所，占全國新增高校总数的一半，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应用技术人才，推动了科教兴市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自扩招至2001年的三年间，我国累计投入国债资金七十多亿元，主要投向高等教育，并拉动各方面的配套投资120多亿元；扩招后新增67所国家批准、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和一百多所普通高校的“二级学院”，至少拉动两百多亿元的社会资金投入。
　　由于持续扩招，高校教育事业、校园周边餐饮服务、城市交通运输、高校教材出版印刷等相关教育服务业也得到发展，直接或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增加了教育从业人员，带动了教育相关行业的发展。自扩招至2001年，仅高校专任教师就增加了12.46万人，2003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达到72.5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0.6万人。
　　汤敏总结：“高考大扩招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未来十多年后还要进入普及教育（以大学入学率接近50%为指标）。回过头来看，对当时提出的扩招建议，我没有后悔，反而骄傲。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是为当年的决策者与高校扩招的执行者感到骄傲。”

自主招生

　　2003年，高考迎来了新的变化，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明：经国务院批准，从2003年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提前至6月7日开始。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后，相关各个工作环节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事关广大考生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影响很大，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高等学校、中学要高度重视，周密组织，精心操作，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2003年招生考试工作平稳顺利地进行。 　　因此，延续了二十多年的7月高考从今年开始提前一个月。这年，创纪录的600万名考生将一同在6月走入考场。
　　2003年也是北大、清华等22所试点高校进行自主选拔录取的第一年。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03]1号）精神，教育部于2003年4月发出通知，决定在22所高等学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并作为“预留计划”的一部分在招生来源计划之外由试点学校及有关省级招办单独公布，并报教育部备案。
　　符合试点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条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中学推荐，由中学向试点学校提供考生在校德智体美发展情况以及获奖、特长等证明及写实性材料。
　　时任教育部高校司负责人回忆，教育部对当年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高度重视，曾多次召开会议，对改革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此次参加试点的22所高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录取办法公开、考核结果公开、录取结果公开”的有关要求，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这22所高校中，包括北大、清华等7所在京高校在内的大部分院校，在非典疫情大面积暴发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考生的面试工作，产生的候选考生名单也已经在各校的招生网上进行了公布。只有少数试点院校由于原定面试时间是在4月底5月初，受疫情影响，不得不将面试工作暂时停滞下来。
　　2003年自主选拔招生的推行，结束了此前高校只能在每年同一时间招考的历史。
　　此后，自主招生政策不断完善发展。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中对自主招生招收对象作出具体规定：“招收的主要对象是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试点高校的自主选拔录取计划不超过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纳入本校年度招生计划中。”2015年2月底，《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表示：从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全部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自主招生考试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仍允许安排笔试环节，笔试考试不得超过两门，考核过程全程录像，以防作弊。 为保证考生机会公平，试点高校不得向中学分配推荐名额。此前沿用多年的“校长实名推荐”也将随之取消。
　　在考核内容和方式上都有很大调整，各高校更看重“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青睐各类省级、全国乃至国际性竞赛获奖者，雅思、托福成绩也首次成为部分高校自招的参考因素。

新高考元年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014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其中第一种高考模式就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这年，高考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从考试时间到高考科目，从文理分科到录取批次……2017年6月，作为全国性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上海、浙江迎来了新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
　　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继浙江、上海之后，全国的另外29个省、市、自治区均已明确了新高考改革时间表。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省市改革已于2017年秋季落地，其余省份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繼展开。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将参加高考。两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意见指出：“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
　　“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统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构成。统考保持高考的语文、数学（不分文理）、外语（课程）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但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学业水平考试不分文理，由学生根据自身特长和报考高校要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科目中选择3门，提供两次机会。上海市实施“6选3”，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门传统科目中自由搭配3门，浙江省实施“7选3”，除传统的6门科目外，还增加了技术课。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数据，浙江省选择传统理科的学生由60%下降到17%，选择传统文科的由40%下降到10%，更多学生交叉选择三门选考科目。浙江2017年参加高考的29.13万考生中，选“2文1理”或“2理1文”的近70%。
　　谈及沪浙的新高考改革，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程方平表示，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二次考试的机会，“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一考定终身’，而且重视平时会考的质量，把以往太过急功近利的应试高考模式给淡化了，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不再划分文理科为例，非黑即白的“文科生”“理科生”的概念终将逐渐淡出。而且，随着“3 3”实施，以往冷门的生命科学、地理、历史等科目，都在文理不分科的大背景下“热”起来，以至于一些学校地理等科目任课老师紧张，出现了几所学校资源“共享”、教师“走校”授课的现象。
　　为了满足学生的自主选择，教学也进行了相应改革，选课制、走班教学、分层教学、分组学习已成为新常态。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曾在采访中指出：“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
　　按照浙江的“新高考”方案，普通类高考考生可填报80个专业平行志愿，录取模式为“专业 学校”。2017年上海本科批次的志愿填报及投档的基本单位由“院校”改为“院校专业组”。本科普通批次志愿填报数量由往年的最多可以填10个“院校”志愿，改为最多可以填24个“院校专业组”志愿。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曾在采访中强调，高考是选拔性考试，是为了给高等学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挑选合适人才，试题必须有难度，能将不同水平的考生区分开来。不能认为高考要改革了、上大学容易了，命题难度就会下降。
　　2017年7月26日，在一场名为 “高考改革实践与展望”研讨会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发言，他认为高考最大的问题在于统招，高考改革要扩大学生的权利、压缩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切实放权，真正做到招考分离，让高校和学生有更多的双向选择权。
　　至此，高教改革迎来了新篇章，改革开放也随之一同进入了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