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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李勇锋 易建湘
课题组成员：刘立君 高 颖 张志雄 张 军 高艳春
第一部分
一个幽灵，一个主体表现为道德危机的文化危机的幽灵，正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处游荡并发挥作用，
本课题报告所称的文化，是指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的整体思想形态及其指导下产生的人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由于人总是在文化的指导下行动。因此，文化从来是在内在的深层领域对人的言行发挥着作用。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内在的文化危机从深层触发并推动的。对这一基本结论，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社会各界都已广泛承认。
2008年10月23日上午10时，曾连续19年任美联储主席、辅佐过4位美国总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伟人”的艾伦，格林斯潘来到美国众议院大楼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的议事厅，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面对议员作证。在他承认自己在金融监管方面“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后，美国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韦斯曼追问道：“这样说来，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都是不正确的，都运作不灵了?”“是的，可以这么说。”格林斯潘回应道，“你知道，这就是我被这次危机震惊并难以置信的原因，因为我运用自由市场理论超过40年，经验告诉我它运行得非常好。……而现在我在这个理论里发现了一个缺陷，我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影响有多深远。我为发现这个事实感到难过。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为了解释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格林斯潘又把问题归结到人的文化本性，他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华尔街的品行不端是这场金融动荡产生的原因。”他还曾把“华尔街的品行不端”进一步归之于“投资者的贪婪”。他的这种提法，被美国主流媒体和官方及社会各界广泛承认和采用。曾经14年从事抵押贷款业的理杰德·比特纳曾通过业内人的视角，揭露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和真相，他的这本书就命名为《贪婪、欺诈和无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十分有意思的是，被格林斯潘和美国各界加以批判的“贪婪”，恰恰是华尔街一直高扬的文化理念。在美国电影《华尔街》中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与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美国一家大企业的一名首席执行官伊凡·博斯基，在加州大学一家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曾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Greed isalight!(贪婪是可以接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商界的经典名言。当格林斯潘以及美国舆论批判“贪婪”是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事实上意味着对美国金融界指导性文化理念的根本和全面的颠覆。
对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研讨，还可以追溯到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亚洲价值观大加挞伐，甚至予以嘲弄，鼓吹亚洲价值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大卫，山格声称。“亚洲价值观的说法是自欺欺人，在亚洲繁荣的表象下，暗藏着官商勾结、秘密交易等腐败行为”，1998年11月4日的《爱尔兰时报》所刊文章认为，“亚洲价值观提倡的美德常常用于掩饰裙带关系和容忍滥用权力”。这些批判引起了李光耀先生的反驳。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是李光耀先生提出的，用以指由儒家文明代表的亚洲人勤劳、亲和等文化传统，针对西方舆论的批判。李光耀多次发表讲话，指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上存在着朋党包庇现象，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与制度毛病造成的(缺乏政治伦理和中立的民事服务制度)，并不能归咎于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的许通美教授也指出：“贪污、勾结和搞裙带关系，与亚洲价值观无关，更准确是说与坏的亚洲价值观有关，却与好的亚洲价值观无关。”2001年9月，许通美教授再次强调，“金融危机说明亚洲价值观的某些方面应该被取消，如裙带关系；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或者说是亚洲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是非常好的，如家庭观念，尊师重教和勤奋，它们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并将成为东亚复苏推动力。”这场讨论也引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长期思考着文化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200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我国《瞭望》杂志发表了《防范权贵资本祸害》的文章，指出“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西方舆论攻击亚洲价值观的时候，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曾经以“教师爷”的口吻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他在发表此番言论时可能没有料到的是，10余年后，面对美国本身发生的金融危机，他不得不承认“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存在着巨大的黑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确实呈现了螺旋轨迹。1997年起始的金融危机产生在东方的亚洲，2007年起始的金融危机发源于西方的美国。无论是东方的亚洲还是西方的美国，都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已经为美国经典经济学教材和著名经济学人士专门予以指出和论证。由美国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伯三人所著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据称其学术地位始终处在领先状态，至今已被全美440多所大学和学院采用作教科书，现在已是第六版印行。在此书中，有专门的一节指出，在金融市场中，特別在贷款领域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从而引发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其意思是说。当金融市场的有关链条不能相互了解、从而相互制约即出现信息不对称状态时，当事人就可能违背承诺采取非正当手段追求和获取利益，这就是道德风险导致的逆向选择。该书中有一句名言；“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关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金融市场上特别麻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也曾运用这种理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他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降低市场配置效率，损害金融稳定基础。”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在美国经济理论界已经从学术上预警过“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即使在有着亚洲金融危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格林斯潘所称的“华尔街品行不端”引发的金融危机仍然爆发了。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上述引用的关于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所遭遇的文化危机的理论概括，但我们认为，在上述关于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和研讨中，有一条基本的主线，即都承认是文化原因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论这种文化原因被命名为“投机者的贪婪，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或将其概括为“华尔街品行不端”、“亚洲价值观”。对这种文化原因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我们较同意上述《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所述，即道德风险形成人的逆向选择，从而引起金融界的震荡。这也是本课题报告把这场文化危机冠以“主体表现为道德危机”的前缀的原因所在。本课题报告希望从研究人的道德逆向选择引发金融危机这一现实过程人手，研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现象产生的深层文化因素，从而研讨如何加以防范和什么样的文化理念、文化形态才能保障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这无疑是学术界应当为民族和国家，进而为世界在当下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对当下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做出比较，将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底蕴进行比较，因为我们认为，在研究当下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文化建设做出反思和研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强调“反躬自省”的态度。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不持“文明冲突论”的立论，而是站在世界不同文明应予交流和互补的立场上。由此我们希望，我们所得出的学术结论，将有益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以健康的文化心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二部分
道德，是指人根据和凭借自身精神世界，对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互利互惠关系做出判断、选择和处理的思想形态。我们所说的“道德他律”，是指人在外力帮助和推动下，做出的正确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我们所说的“道德自律”，是指人在无外力帮助和推动下，自身做出的正确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无论是“道德他律”还是“道德自律”，人在做出这种判断，选择和处理时，面对的都是是否可以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来增添自己利益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文所述的“道德风险”。就是指存在人做出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风险，上文所述的“逆向选择”，也是指人做出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逆向”而不是“正向”的。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各种因素正是由于人的这种道德逆向选择而起始并引发的。
第一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金融链条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下。
在当下由美国发源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次贷过程创造了这种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所谓次贷，是由于美国政府放弃公益手段而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解决贫困人群住房问题产生的一种衍生金融产品。它首先由贷款人通过中介机构向银行申请房贷，银行则把这笔房贷转化为投资公司的债券。投资公司再将这筆债券分割后，在金融市场出售。这笔债券又由保险公司提供担保。保险公司的保单还可以到金融市场出售。其中每一个链条又可以产生出许多新的环节。由于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13次降息，使这种衍生金融产品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使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衍生金融产品的链条也越拉越长，不要说终端与终端间已没有直接联系，相互间的环节也往往不能互相了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而，人如果做出损害他人以获取并增长自身利益的道德逆向选择，是可以暂时不为外界察觉而避免受惩的，从而在这一领域，许多人做出了逆向选择，使道德风险衍化为十分血腥的现实。曾在美国从事次资金融工作14年的理查德·比特纳在他出版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中描绘到，由于缺乏任何监管，所以引发了他所看到的一些衍生金融产品环节的欺诈，“经纪商、借款人、卖家全都假报信息，如贷款申请欺诈、虚假评估、伪造就业证明等。”由他所在的次贷公司向银行上报的贷款文件，“已经经过了揉、挤、推、拉的工序，被修剪成现有的模样”，这种欺诈的过程，被概括成是次贷行业“用鸡屎做鸡肉沙拉”，评级机构再将其做成“法国小牛排”，这被称为整个金融衍生产品的“真谛”。理查德，比特纳在书中透露，他们经手的借贷人的资料70％是弄虚作假凑成的，至少一半物业的估值被夸大了10％，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他所在的这家小型次贷公司，每年就可以获得2.5亿美元贷款的批复。在他经历的事件中，一些做借贷的骗子曾以14万美元买下一处物业，然后制造假买家以22万美元承接，假买家串通经纪人和估价官，将物业估值夸大到22万美元，成功骗取了8万美元差价。又例如，有一对夫妇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经纪人为了促成交易隐瞒两人离婚的现状。结果贷款下达后，已经离婚的妻子无力还息。由此，比特纳将次贷业务形容为毒品交易；将华尔街和投资银行比喻成哥伦比亚大毒梟，而他自己和经纪人们则像贩毒组织的中层成员，在街上兜售毒品。为了促成生意，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整个行业完全失去了理性，变得疯狂。理查德·比特纳所说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咨询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研究所于2006年4月对100笔次贷进行了跟踪调研，调研者将贷款人在申请贷款时申报的收入同其提交给国内税务署的税务申报比较，发现90％的贷款人高报个人收入5％或以上，其中60％借款人虚报收入超过实际收入一半以上。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而2001年比例为21％。
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是权贵资本直接进入金融进程而创造了这种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中，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始终很大。政客们经常为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银行和企业均根据这种隐性担保行事，从而使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由于政客们介入其中而被隔断了，造成了金融链条中的严重信息不对称。贷款者和受贷者完全不能互相了解并互相制约，这就同时为贷款者和受贷者做出道德逆向选择创造了条件，他们都可为讨好政客而忽视乃至有意损害整体利益，并为此说谎造假。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银行就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润输送给这些官员。由于对权贵资本长期实行“金融倾斜”和优惠利率政策，为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而忽视对贷款的风险管理。企业 “超借”和银行“超贷”导致信贷膨胀，信贷过度膨胀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造成低效益产业的过度扩张和股市房地产业的持续膨胀，加剧两极分化，危害社会稳定。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每年不良债权总额至少有7万亿韩元，约占政府年财政预算的70％。最大30家财团负债加总占全国财富的1/3。平均负债串高达31.7％，有近10家大企业负债比率超过500％。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已有1/5企业处于隐性倒闭状态，超借超贷导致信贷膨胀，诱发泡沫经济。⑩韩国的这种情况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存在。因此，当国外炒家对亚洲国家的货币进行炒作时，其内在脆弱性全面暴露，導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第二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资讯信息可能较为透明，但是权力无法对此予以制约的条件下。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集中表现在美国政府放弃对次贷市场监管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论辩中曾经指出：“4年来，白宫对华尔街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因为政治家和政治说客们一致认为这些最常用的市场管制是没必要的。”而在这方面，美国各界一致认为，格林斯潘应当负首要责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研究金融监理问题的帕特诺伊教授指出：“很显然，衍生性商品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格林斯潘是倡议放宽管制衍生性商品的急先锋。”1997年，时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博恩女士就提出，金融衍生品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损害市场，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细节。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表示强烈反对。2003年，格林斯潘告诉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衍生性商品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可让风险从不应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转移给愿意并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至于有人主张加强管制，“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个错误”。格林斯潘始终坚持了这种立场。而这种放弃监管显然增大了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那么。格林斯潘主张设置妨碍金融市场各链条信息对称的壁垒，是否存在着他本人的道德问题及其逆向选择呢?今天，格林斯潘放弃监管的背后动机已经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格林斯潘并不是没有预见到次贷危机的发生，而是有意放弃监管以便在次贷危机发生时获利。2007年，格林斯潘以顾问身份加盟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次贷危机中大赚一笔。早在两年前，其首席执行官格罗斯就预测美国房价将逐渐下趺，经济衰退也会随之而来，于是，格罗斯开始撤离很多高风险工具，转而投向美国国库券等安全工具，获得收益。2008年1月，格林斯潘应聘担任美国对冲基金保尔森基金顾问一职，即经济事务和货币政策的顾问。保尔森基金主席约翰·保尔森对媒体表示，他将和公司团队分享格林斯潘对经济走向的预测，并评估经济衰退未来可能达到何种程度。而2007年，保尔森基金从资金次贷危机中大幅获利。它通过买入信贷违约掉期，然后抛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在次贷相关资产大跌中，陆续获利150亿美元。因此，格林斯潘加入从危机中得利的保尔森基金，引起了极大的非议。而格林斯潘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任主席的美联储是一个享受最高权力的机构。按照美联储自己的说法，它是一个政府部门内部的独立实体。美国国会给予美联储自治的权利以保证其独立于政治压力之外行使职责。美联储的三个部分中的每一个——联邦储备理事会、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都独立于联邦政府之外运作以行使其核心职能。美国的安迪森，维金指出：“美联储的中央银行体系权力巨大，对货币和信贷拥有垄断控制权。美联储主席甚至比美国总统权力还大，因为他对经济的控制力更强”。
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情况的突出案例是印尼苏哈托家族的贪腐。印尼苏哈托政权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倒台时暴露出其在金融领域的巨大腐败：
一是“提成夫人”的真实故事。苏哈托夫人婷，苏哈托利用各种名目为她控制的几个基金会募捐，募捐来的钱她都提成10％。这位夫人的名字“婷”的发音同英文的“10(ten)”相近，因此，她获得了“提成夫人”或“百分之十夫人”的称号。据说从70年代开始，印尼每出口一桶石油，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部门就可以获得一个美元的提成。
二是、”基金家族”的真实故事。苏哈托亲自建立和领导了7个基金会，总资产达到5.8亿美元。苏哈托通过颁布各种政令和法规，要求企业每年必须向这几个基金会交纳扶贫基金，同时要求国家公务员向基金会捐款。据报道，这些基金会的部分资金成了苏哈托家族的私人资产，另外一部分成为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的活动经费。
三是“20％家族”的真实故事。苏哈托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他们以及他们的配偶和亲属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大项目中都占有股份，一般在20％左右，因此，有人就把这个家族称为“20％家族”。根据印尼商业资料中心公布的数字，同苏哈托家族有关的企业总资产不低于20万亿盾(约合200亿美元)。
而苏哈托家族之所以能够这样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无疑是因为苏哈托把持着印尼的最高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会导致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印尼是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
第三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资讯信息可能较为透明，但是法律有所规定可以做或没有规定不可以做，完全依据人自身的道德选择能力的条件下。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企业界人士的行为上：
在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于次贷危机濒临倒闭时，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想出资17亿美元，收购已经亏损2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8名主管居然要求根据“金色降落伞”条款支付给他们25亿美元的红利才能答应。所谓“金色降落伞”条款，是指美国规定的金融制度中，一旦公司清盘或收购、高管面临失业时，可以允许他们带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钱。以利公司的顺利转型。如果在公司和股民都盈利的前提下，这种“金色降落伞”制度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当时雷曼公司的股价大趺、几乎为零，股民的损失已无法想象了，这3名高官还提出依据“金色降落伞”制度支付他们25亿美元的红利，只能说他们已彻底丧失了良心。我们应当指出的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有许多因素，但这些高管的道德逆向选择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美林公司是美国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它亏损极其严重，以至其持有的360亿美元的债券以6亿美元出售还鲜有人问津。但是，就在此时，美林CEO欧尼尔(Stan ONeal)却早已拿着高 达1.6亿美元的离职金拍拍屁股走人了。舆论猜想，他可能早已料到了公司的这种下场，早就为自己安排了在公司落难基础上获利的退路。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能这样做，但他的这种道德选择，却引起了美国舆论的一片哗然。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实行救市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暴露出极端腐败的丑闻。比如度假丑闻，美国国会议员在一次众议院听证会上披露，全球保险业巨头AIG2008年9月16日获政府提供的850亿美元“救命钱”后，其高层管理人员赴加利福尼亚州豪华海滩度假胜地疗养，花费超过4475美元，再比如高管奖金丑闻，美国《华尔街日报》2008年10月31日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称，截至2007年年底，接受美國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共欠高级管理人员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超过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可能直接流入高管腰包。可能美国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不能这样做，但是用政府提供的救命钱来中饱个人私囊，在道德上是绝对受谴责的。
在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最鲜明的表现在国际金融炒家炒作亚洲国家或地区货币的理论根据上。在亚洲金融危机进程中，炒作冲击亚洲国家或地区货币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就为自己的道德观做过这样长篇的辩护：“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是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則。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則，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則。我尊重那些规則，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索罗斯的这段话表明，他将道德等同于他奉行的金融规则。这是一种不讲道德的道德观，没有价值的价值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所代表的这种西方金融文化与东方价值观的碰撞，无疑也是亚洲金融危机进程中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上述所有事实和过程中，需要做出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的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为：
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美国次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金融过程各个链条中，所有做出道德逆向选择的参与者的内心深处可能都会明白，尽管存在着隐蔽性和严重信息不对称，但使用欺诈手段只能获取眼下的利益，在长远是会暴露的。
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关系。在上述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8名高管和美林公司前CEO等人做出道德逆向选择时，他们是置公司这一群体的利益而不顾，将个人利益放在了首位。
个人短期利益与造成社会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关系，在上述各项事例中，最需要谴责的是那种明知个人的短期获益将建立在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基础上的行为，例如一些权贵利用权力获利和疯狂敛财，又如索罗斯面对即使造成亚洲国家或地区股民血本无归的深重灾难，也要奉行他的金融原则的选择。
在处理上述社会关系时，外部条件无疑对人的逆向道德选择产生重大的诱发作用，如上述资讯信息不透明、对绝对权力的制约不够强、法律规定的巨大空隙等。但是，最终做出道德判断和决定，毕竟依赖于人的选择。而在上述所有逆向道德选择中，我们看到，人的道德自律能力完全缺失了。而这种道德自律能力依赖于人自身的文化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把道德逆向选择整体称之为文化危机的缘由所在，我们应当进一步分析的是，这种道德自律能力缺失的文化原因何在?也就是说，这些真实的人，他们在文化层面上，究竟缺少了什么制约因素，从而完全丧失了道德自律的能力?
我们愿意在这一探讨过程中，在这方面对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土壤，特别是对美国和我国的文化土壤，作一些比较性的探讨。
第三部分
道德，是人的整个思想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除了对外部条件做出思考外，还依据其本身的素质，即依据其所具有的在文化层面上其他方面的素养，例如，其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其对人类本质的哲学理解，其对美学的爱好程度和对法律的尊重程度等等，由此，我们应当研究上述道德逆向选择之所以会产生的文化土壤。我们愿意在这种探讨中，对美国和我国的相关领域的文化底蕴做出一些粗略的描述。
当我们比较研究美国和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文化底蕴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美国人普遍借债搞超前过度消费，中国大多数民众则是以俭立身。过度储蓄，这方面流传的最为广泛的故事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一个中国老太太各自的金融经历。美国老太太说，我已先买了房子，现在攒了一辈子的钱，还没有把房贷还清。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在年老时买到了房子。如果由此对各自的金融消费方式加以概括的话，那么美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是“寅吃卯粮”，中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是“量入为出”。这两种金融消费方式都有其文化根源。
拿美国来说，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当美国人踏上自己土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个人的奋斗。《美国精神》一书这样概括：“在整个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万事顺利。每一个美国人都了解这一点。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自然条件如此优越，资源如此丰富，每一个有进取心和运气好的美国人都可以致富。由于大自然和经验都告诉他们应该保持乐观，美国人的乐观精神是异乎寻常的。就总体来说。他们从来不知道失败、贫困或是压迫，他们认为这些不幸是旧世界所特有的。对他们来说进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日常的经验，他们每天看到荒野变成良田，村庄变成城市，祖国和国家不断变得富有和强大。”从这段话中，作者概括出：第一，美国人是十分乐观并且敢于冒险的，第二，美国人是非常实际而希望致富的，“他们的文化也是物质性的，他们认为生活舒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怀着优越感看待那些生活水准不如他们的人。”作者根据美国人的这种民族性格指出：“实用主义不仅同美国民族性一拍即合，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而实用主义的精髓就是：“在思想方面，只有得当就是真理，正如在行为方面，只有得当就是‘德行’一样。”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格林斯潘所崇奉的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实用主义，这种文化根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美国人的消费立场。第一，他们注重个人当下的物质生活，第二，由于他们的乐观，他们甘愿冒险；第三，他 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自身的追求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人借钱消费而导致超前过度消费的文化根源是与上述三点消费立场直接有关的。为此，次贷有利于他们的当下生活时，他们予以接受，并且认为他们是能够还清贷款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再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深厚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这是中国人重亲情和重乡情的根源所在。这与美国移民国家的文化传统恰好形成对照。为此，中国人十分讲究群体关系，讲究个人对群体、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儒家文明概括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文化提升：第一，儒家文明强调以“仁”为核心，“仁”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即每个个人要对他人尽责，要对群体尽责，要对社会尽责，第二，由“仁者爱人”出发，儒家文明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近到远，在提升自己德行的同时，首先要做到“孝”，同时要做到“忠”，通过“孝”来体现“忠”。这种文化根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的消费立场。这用一点来概括，就是个人的消费和享乐不应给他人和社会造成负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的“量入为出”的消费风格。在实施这种消费风格的同时，中国人是讲亲情和乡情的，在对待朋友和老乡时，則必须出手大方，必须豪爽，这看起来与“量入为出”的风格相反，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就是对他人要好，对群体要好。这就是一方面中国人过度储蓄，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亲人、对朋友特别大方的缘故所在。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都是极其伟大的文化。但是，任何文化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范围去应用这种文化，就会在真理之外多跨出一步，从而成为谬误。
拿美国文化来说，注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如果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妨碍了他人和社会，最终也会导致个人物质生活的创伤，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这方面极其鲜明的例子。顺便要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并不同意将美国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归结为“贪婪”。曾经批判中国儒家文明同时又总结基督教文明是资本主义精神来源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既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我们认为。马克斯·韦伯说的“持续的、理性的”追求利润的方式，就是一种兼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意马克斯·韦伯观点的。所谓“贪婪”的欲望，历史上的封建主也具有，但封建主并不能形成金融危机。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不仅在于“投资者的贪婪”，而是由于投资者的贪婪，建立在践踏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认为，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整体金融危机文化原因的准确概括，应当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抛弃社会责任从而也违背法治精神、违背游戏规则的反现代社会的精神。
拿中国文化来说，对他人、对社会尽责是完全应当的，但是，不能抛弃个人的权益，从而失去从个人权益出发监督社会运转的民主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将中国人对他人、对社会尽责的文化心理加以歪曲性延伸，并将封建帝王作为社会的代表，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由此从思想上残害了中国人。中国的儒家文明及其被异化了的部分，在亚洲地区传播的结果，确实既形成了亚洲人民的美德，但其异化的部分，也确实为权贵资本的专制和贪腐形成了思想基础，上文所举苏哈托政权的专制腐败，就是这方面的一例。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将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归结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其基本理由是，儒家文明的出发点，是强调纯正的道德即“仁者爱人”的思想。违背这种出发点的异化部分，是不应由儒家文明本身来负责的。同时，我们也不完全同意亚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上文已经说到，权贵勾结、官商勾结的现象在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存在，只不过不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那样突出。同时，“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没有兼顾到亚洲的整个文化土壤。我们认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的准确概括，应当说是一种整个社会缺乏对“权贵资本主义”制约而形成的人治力量主导金融过程的文化。
尽管是非常粗略的比较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仅从这种比较中，就能够找到双方的文化侧重点，从而也能找到双方文化的互补点。一种文化体系，其形成了文化突出点和侧重点后，内部的其他部分就处于从属地位，很难对文化的突出点形成制衡，这也就是文化的突出点和侧重点往往容易被推向极端，从而走向谬误的原因所在。
拿美国文化来说，强调注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当把这种突出点和側重点推向极端时，就形成了非理性的抛弃社会责任从而也违背法治精神、违背游戏规则的反现代社会的精神。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文化原因中可以看出，所有做出道德逆向选择的人已经完全把社会责任抛到了一边。他们缺失的是中国道德文化中强调的利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防止这种突出点和侧重点被异化，美国的文化应当吸取中国人“仁者爱人”的精神，吸取中国以对他人和社会尽责为出发点的道德文化。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开创“一个强调责任感的时代”，呼吁美国人民“重建一个强调经济领域的责任感、人人为国家做贡献和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价值体系”。他说“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都负有义务。这义务并非我们勉强接受的，应是乐于承担的。”看得出，奥巴马希望对金融危机反映出的那种没有道德责任感的文化精神实行拨乱反正。
拿中国文化来说，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尽责是完全应当的。但是，我们必须把每個人的生活富裕作为基础工程来抓。这是我们可以对美国文化中注重个人物质生活的精神有所吸取的原因所在，海内外舆论都一直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将其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来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这个第一位的问题抓得更为突出了。我们认为，这也是对以往文化传统中忽视个人权益的异化部分实行的拨乱反正。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美国的文化应当吸取中华文化的利他精神，不要造成这方面的缺失；中华文化应继续弘扬“以人为本”的 理念，把民生问题持续稳定地抓下去。这就是从文化层面上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的最有力举措。中美双方如能持续进行这方面的文化举措，将会大大有助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道德正向选择，从而防范导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文化危机元素的再次出现和重演。
上述结论不仅是理论性的，而且有着现实的需求。美国在其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借债搞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需实行转型，这种现实需求应当推动美国人吸取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在对他人和社会尽责的基础上，较为理性地开展消费；拿中国来说，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基础点在于广大民众每个个人的生活富裕。这也需要我们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文化注重个人物质生活富裕的理念。
当前，舆论界、学术界在研讨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时，较为一致的声音是，中美应该携手而不应该对抗。一些学术界人士专门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有着众多的互补点，如美国有高科技，中国有最大的市场等等。我们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中美在文化上也是完全可以互补的，当然，这需要我们在深度层面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本课题报告只是提出这一观点来抛砖引玉。
第四部分
历史是螺旋型前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行为和文化行为往往是可以交互出现的。因此，除了以上所说的文化突出点的互补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东西方、中美双方都可以多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
拿美国来说，当美国布什政府宣布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美国政府实际上已改变了原有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准则，由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控；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评价说：“布什同志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评价说，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被彻底放弃，“金融社会主义”在全球流行。这些评价自然都带有某种调侃和玩笑的成分。但是应当说，当美国政府在主导经济时，官商勾结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美国舆论就直接议论了实施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这方面的嫌疑。保尔森曾担任过在次贷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盛公司的董事长，直至2006年才离开高盛公司。亲身参与了金融海啸过程的他，理应知道金融危机的根本弊端所在。但是，保尔森向国会提出的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对如何加强监管，以及如何对银行家的缺德行为做出惩罚，不仅只字不提，却同时要求他在实际执行任务中有绝对的权利，而且在事后有不受法院和行政机关追究的特权，这种要求出自“民主国家”的“公仆”之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联系到上文所述格林斯潘的有关嫌疑，我们认为，美国不应再把“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亚洲或亚洲价值观的专利，其本身也应在这方面提高防范能力。
中国人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举措，最重要的一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面对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反躬自省，防范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我们认为，在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文化危机的元素，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首先，我们应当清醒看到，在经济领域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方面，我们正面临着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强，特别是国家拨出四万亿人民币拉动内需的举措实行时，反贪腐即反权贵勾结、官商勾结的任务十分重大，这就是说反对东方国家文化传统中“权贵资本主义”的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企业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道德逆向选择的行为已经大量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其中的突出案例。为追逐短期利益发生安全事故、环保事故的企业也比比皆是。温家宝总理在指斥这些企业“没有良心”的同时，要求企业家“血管中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中那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文化并不是和我们绝缘的。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是近在咫尺了。我们一定要防范美国金融危机所体现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拉动内需方面，我们既要顺应文化传统，也有改革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从顺应文化传统的角度说，中国人有着“量入为出”的传统。目前广大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不敢轻易动用手中的钱，确实是因为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中国人的高储蓄是为了以备这方面的一旦需要。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是全面拉动内需的治本之策。从改革文化传统的角度说，中国人“量入为出”的传统，确实多了一些求稳思想，少了一些冒险精神。比起美国人敢于白手起家、一块钱创业的行为模式，确实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目前广大中国人不敢于自己创业，完全由政府安置，这将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因此，中国政府应当鼓励基层最广大的民众。敢于做个体户创业，并为这种创业设置最优惠的条件，给予最优惠的奖励。完全可以说，最广大民众的个体主动创业，是全面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并且，中国各级行政主管机构，如工商局、税务局、城管局、公安局等都应弘扬为民思想和亲民理念，主动积极为民众个体创业做好服务，只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为文化传统的推陈出新提供必要条件。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东西方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刻，彼此的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会交互在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因此，双方的文化完全可以实行互补，以共同解决面对的各种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元素，由此我们认为，东西方文明、中美文化应不断交流和对话，而不能持“我优彼劣”的“文明冲突论”观念。
第五部分
总结本课题报告的全部论述，可以有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处游荡的文化危机，其根本特点是，在道德和利益的博弈中，丧失道德自律，从而使产生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产生。
第二，根治丧失道德自律的文化病症，其基础是制度的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努力消除金融链条及整个经济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其中，特别要加强资讯透明、权力制约、法治力度强力而细致的制度建设。
第三，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可能绝对的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治丧失道德自律的文化病症要靠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加强，其要点是使个体文化和群体文化、道德文化和法治文化，在其突出点和侧重点上都获得相应的制衡，而不至于被推向极端，走向沦落。因此，要分析人们的文化缺失部分，切实从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上加以补救；
第四，从文化層面上使各种文化的突出点和侧重点实现互补，关键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具体说来，是实现东西方文明的互补，实现中美文化的互补，而不能持“文明冲突论”的立场。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是一个面宽度深的课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此，本课题报告只是一个粗略的导论，还需要许多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跟进，这也是我们将本报告仅作为课题第一部分发表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今后还应更细致地分析利益文化、金融文化等相关部分，将国际金融危机的文化成因分析推向深入。我们认为。只有这种文化理念的清醒和振兴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振兴和文化的繁荣。
课题组成员：刘立君 高 颖 张志雄 张 军 高艳春
第一部分
一个幽灵，一个主体表现为道德危机的文化危机的幽灵，正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处游荡并发挥作用，
本课题报告所称的文化，是指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的整体思想形态及其指导下产生的人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由于人总是在文化的指导下行动。因此，文化从来是在内在的深层领域对人的言行发挥着作用。由此出发，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内在的文化危机从深层触发并推动的。对这一基本结论，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社会各界都已广泛承认。
2008年10月23日上午10时，曾连续19年任美联储主席、辅佐过4位美国总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伟人”的艾伦，格林斯潘来到美国众议院大楼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的议事厅，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面对议员作证。在他承认自己在金融监管方面“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后，美国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韦斯曼追问道：“这样说来，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都是不正确的，都运作不灵了?”“是的，可以这么说。”格林斯潘回应道，“你知道，这就是我被这次危机震惊并难以置信的原因，因为我运用自由市场理论超过40年，经验告诉我它运行得非常好。……而现在我在这个理论里发现了一个缺陷，我不知道这有多重要。影响有多深远。我为发现这个事实感到难过。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为了解释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格林斯潘又把问题归结到人的文化本性，他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说：“华尔街的品行不端是这场金融动荡产生的原因。”他还曾把“华尔街的品行不端”进一步归之于“投资者的贪婪”。他的这种提法，被美国主流媒体和官方及社会各界广泛承认和采用。曾经14年从事抵押贷款业的理杰德·比特纳曾通过业内人的视角，揭露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内幕和真相，他的这本书就命名为《贪婪、欺诈和无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十分有意思的是，被格林斯潘和美国各界加以批判的“贪婪”，恰恰是华尔街一直高扬的文化理念。在美国电影《华尔街》中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与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美国一家大企业的一名首席执行官伊凡·博斯基，在加州大学一家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曾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Greed isalight!(贪婪是可以接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商界的经典名言。当格林斯潘以及美国舆论批判“贪婪”是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事实上意味着对美国金融界指导性文化理念的根本和全面的颠覆。
对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研讨，还可以追溯到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亚洲价值观大加挞伐，甚至予以嘲弄，鼓吹亚洲价值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大卫，山格声称。“亚洲价值观的说法是自欺欺人，在亚洲繁荣的表象下，暗藏着官商勾结、秘密交易等腐败行为”，1998年11月4日的《爱尔兰时报》所刊文章认为，“亚洲价值观提倡的美德常常用于掩饰裙带关系和容忍滥用权力”。这些批判引起了李光耀先生的反驳。亚洲价值观的概念是李光耀先生提出的，用以指由儒家文明代表的亚洲人勤劳、亲和等文化传统，针对西方舆论的批判。李光耀多次发表讲话，指出“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上存在着朋党包庇现象，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与制度毛病造成的(缺乏政治伦理和中立的民事服务制度)，并不能归咎于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的许通美教授也指出：“贪污、勾结和搞裙带关系，与亚洲价值观无关，更准确是说与坏的亚洲价值观有关，却与好的亚洲价值观无关。”2001年9月，许通美教授再次强调，“金融危机说明亚洲价值观的某些方面应该被取消，如裙带关系；另一方面，儒家思想或者说是亚洲价值观的某些方面是非常好的，如家庭观念，尊师重教和勤奋，它们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并将成为东亚复苏推动力。”这场讨论也引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长期思考着文化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关系，200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我国《瞭望》杂志发表了《防范权贵资本祸害》的文章，指出“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西方舆论攻击亚洲价值观的时候，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曾经以“教师爷”的口吻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他在发表此番言论时可能没有料到的是，10余年后，面对美国本身发生的金融危机，他不得不承认“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存在着巨大的黑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确实呈现了螺旋轨迹。1997年起始的金融危机产生在东方的亚洲，2007年起始的金融危机发源于西方的美国。无论是东方的亚洲还是西方的美国，都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已经为美国经典经济学教材和著名经济学人士专门予以指出和论证。由美国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伯三人所著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据称其学术地位始终处在领先状态，至今已被全美440多所大学和学院采用作教科书，现在已是第六版印行。在此书中，有专门的一节指出，在金融市场中，特別在贷款领域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从而引发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其意思是说。当金融市场的有关链条不能相互了解、从而相互制约即出现信息不对称状态时，当事人就可能违背承诺采取非正当手段追求和获取利益，这就是道德风险导致的逆向选择。该书中有一句名言；“信息不对称，以及相关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金融市场上特别麻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也曾运用这种理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他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降低市场配置效率，损害金融稳定基础。”值得玩味的是，即使在美国经济理论界已经从学术上预警过“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即使在有着亚洲金融危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格林斯潘所称的“华尔街品行不端”引发的金融危机仍然爆发了。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上述引用的关于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所遭遇的文化危机的理论概括，但我们认为，在上述关于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和研讨中，有一条基本的主线，即都承认是文化原因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论这种文化原因被命名为“投机者的贪婪，还是“权贵资本主义”，或将其概括为“华尔街品行不端”、“亚洲价值观”。对这种文化原因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我们较同意上述《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所述，即道德风险形成人的逆向选择，从而引起金融界的震荡。这也是本课题报告把这场文化危机冠以“主体表现为道德危机”的前缀的原因所在。本课题报告希望从研究人的道德逆向选择引发金融危机这一现实过程人手，研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现象产生的深层文化因素，从而研讨如何加以防范和什么样的文化理念、文化形态才能保障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这无疑是学术界应当为民族和国家，进而为世界在当下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将对当下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做出比较，将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底蕴进行比较，因为我们认为，在研究当下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文化建设做出反思和研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强调“反躬自省”的态度。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不持“文明冲突论”的立论，而是站在世界不同文明应予交流和互补的立场上。由此我们希望，我们所得出的学术结论，将有益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以健康的文化心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第二部分
道德，是指人根据和凭借自身精神世界，对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互利互惠关系做出判断、选择和处理的思想形态。我们所说的“道德他律”，是指人在外力帮助和推动下，做出的正确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我们所说的“道德自律”，是指人在无外力帮助和推动下，自身做出的正确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无论是“道德他律”还是“道德自律”，人在做出这种判断，选择和处理时，面对的都是是否可以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来增添自己利益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文所述的“道德风险”。就是指存在人做出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风险，上文所述的“逆向选择”，也是指人做出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自身利益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逆向”而不是“正向”的。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各种因素正是由于人的这种道德逆向选择而起始并引发的。
第一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金融链条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下。
在当下由美国发源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次贷过程创造了这种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所谓次贷，是由于美国政府放弃公益手段而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解决贫困人群住房问题产生的一种衍生金融产品。它首先由贷款人通过中介机构向银行申请房贷，银行则把这笔房贷转化为投资公司的债券。投资公司再将这筆债券分割后，在金融市场出售。这笔债券又由保险公司提供担保。保险公司的保单还可以到金融市场出售。其中每一个链条又可以产生出许多新的环节。由于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时13次降息，使这种衍生金融产品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使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衍生金融产品的链条也越拉越长，不要说终端与终端间已没有直接联系，相互间的环节也往往不能互相了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而，人如果做出损害他人以获取并增长自身利益的道德逆向选择，是可以暂时不为外界察觉而避免受惩的，从而在这一领域，许多人做出了逆向选择，使道德风险衍化为十分血腥的现实。曾在美国从事次资金融工作14年的理查德·比特纳在他出版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中描绘到，由于缺乏任何监管，所以引发了他所看到的一些衍生金融产品环节的欺诈，“经纪商、借款人、卖家全都假报信息，如贷款申请欺诈、虚假评估、伪造就业证明等。”由他所在的次贷公司向银行上报的贷款文件，“已经经过了揉、挤、推、拉的工序，被修剪成现有的模样”，这种欺诈的过程，被概括成是次贷行业“用鸡屎做鸡肉沙拉”，评级机构再将其做成“法国小牛排”，这被称为整个金融衍生产品的“真谛”。理查德，比特纳在书中透露，他们经手的借贷人的资料70％是弄虚作假凑成的，至少一半物业的估值被夸大了10％，就是利用这种方式，他所在的这家小型次贷公司，每年就可以获得2.5亿美元贷款的批复。在他经历的事件中，一些做借贷的骗子曾以14万美元买下一处物业，然后制造假买家以22万美元承接，假买家串通经纪人和估价官，将物业估值夸大到22万美元，成功骗取了8万美元差价。又例如，有一对夫妇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经纪人为了促成交易隐瞒两人离婚的现状。结果贷款下达后，已经离婚的妻子无力还息。由此，比特纳将次贷业务形容为毒品交易；将华尔街和投资银行比喻成哥伦比亚大毒梟，而他自己和经纪人们则像贩毒组织的中层成员，在街上兜售毒品。为了促成生意，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整个行业完全失去了理性，变得疯狂。理查德·比特纳所说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咨询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研究所于2006年4月对100笔次贷进行了跟踪调研，调研者将贷款人在申请贷款时申报的收入同其提交给国内税务署的税务申报比较，发现90％的贷款人高报个人收入5％或以上，其中60％借款人虚报收入超过实际收入一半以上。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而2001年比例为21％。
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是权贵资本直接进入金融进程而创造了这种资讯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条件。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中，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始终很大。政客们经常为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银行和企业均根据这种隐性担保行事，从而使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由于政客们介入其中而被隔断了，造成了金融链条中的严重信息不对称。贷款者和受贷者完全不能互相了解并互相制约，这就同时为贷款者和受贷者做出道德逆向选择创造了条件，他们都可为讨好政客而忽视乃至有意损害整体利益，并为此说谎造假。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银行就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润输送给这些官员。由于对权贵资本长期实行“金融倾斜”和优惠利率政策，为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而忽视对贷款的风险管理。企业 “超借”和银行“超贷”导致信贷膨胀，信贷过度膨胀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造成低效益产业的过度扩张和股市房地产业的持续膨胀，加剧两极分化，危害社会稳定。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每年不良债权总额至少有7万亿韩元，约占政府年财政预算的70％。最大30家财团负债加总占全国财富的1/3。平均负债串高达31.7％，有近10家大企业负债比率超过500％。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已有1/5企业处于隐性倒闭状态，超借超贷导致信贷膨胀，诱发泡沫经济。⑩韩国的这种情况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存在。因此，当国外炒家对亚洲国家的货币进行炒作时，其内在脆弱性全面暴露，導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第二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资讯信息可能较为透明，但是权力无法对此予以制约的条件下。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集中表现在美国政府放弃对次贷市场监管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论辩中曾经指出：“4年来，白宫对华尔街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因为政治家和政治说客们一致认为这些最常用的市场管制是没必要的。”而在这方面，美国各界一致认为，格林斯潘应当负首要责任。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研究金融监理问题的帕特诺伊教授指出：“很显然，衍生性商品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格林斯潘是倡议放宽管制衍生性商品的急先锋。”1997年，时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博恩女士就提出，金融衍生品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损害市场，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细节。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表示强烈反对。2003年，格林斯潘告诉美国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衍生性商品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可让风险从不应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转移给愿意并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身上”。至于有人主张加强管制，“我们认为这将会是个错误”。格林斯潘始终坚持了这种立场。而这种放弃监管显然增大了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那么。格林斯潘主张设置妨碍金融市场各链条信息对称的壁垒，是否存在着他本人的道德问题及其逆向选择呢?今天，格林斯潘放弃监管的背后动机已经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格林斯潘并不是没有预见到次贷危机的发生，而是有意放弃监管以便在次贷危机发生时获利。2007年，格林斯潘以顾问身份加盟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次贷危机中大赚一笔。早在两年前，其首席执行官格罗斯就预测美国房价将逐渐下趺，经济衰退也会随之而来，于是，格罗斯开始撤离很多高风险工具，转而投向美国国库券等安全工具，获得收益。2008年1月，格林斯潘应聘担任美国对冲基金保尔森基金顾问一职，即经济事务和货币政策的顾问。保尔森基金主席约翰·保尔森对媒体表示，他将和公司团队分享格林斯潘对经济走向的预测，并评估经济衰退未来可能达到何种程度。而2007年，保尔森基金从资金次贷危机中大幅获利。它通过买入信贷违约掉期，然后抛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在次贷相关资产大跌中，陆续获利150亿美元。因此，格林斯潘加入从危机中得利的保尔森基金，引起了极大的非议。而格林斯潘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任主席的美联储是一个享受最高权力的机构。按照美联储自己的说法，它是一个政府部门内部的独立实体。美国国会给予美联储自治的权利以保证其独立于政治压力之外行使职责。美联储的三个部分中的每一个——联邦储备理事会、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都独立于联邦政府之外运作以行使其核心职能。美国的安迪森，维金指出：“美联储的中央银行体系权力巨大，对货币和信贷拥有垄断控制权。美联储主席甚至比美国总统权力还大，因为他对经济的控制力更强”。
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情况的突出案例是印尼苏哈托家族的贪腐。印尼苏哈托政权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倒台时暴露出其在金融领域的巨大腐败：
一是“提成夫人”的真实故事。苏哈托夫人婷，苏哈托利用各种名目为她控制的几个基金会募捐，募捐来的钱她都提成10％。这位夫人的名字“婷”的发音同英文的“10(ten)”相近，因此，她获得了“提成夫人”或“百分之十夫人”的称号。据说从70年代开始，印尼每出口一桶石油，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部门就可以获得一个美元的提成。
二是、”基金家族”的真实故事。苏哈托亲自建立和领导了7个基金会，总资产达到5.8亿美元。苏哈托通过颁布各种政令和法规，要求企业每年必须向这几个基金会交纳扶贫基金，同时要求国家公务员向基金会捐款。据报道，这些基金会的部分资金成了苏哈托家族的私人资产，另外一部分成为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的活动经费。
三是“20％家族”的真实故事。苏哈托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他们以及他们的配偶和亲属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大项目中都占有股份，一般在20％左右，因此，有人就把这个家族称为“20％家族”。根据印尼商业资料中心公布的数字，同苏哈托家族有关的企业总资产不低于20万亿盾(约合200亿美元)。
而苏哈托家族之所以能够这样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无疑是因为苏哈托把持着印尼的最高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会导致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印尼是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
第三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发生在资讯信息可能较为透明，但是法律有所规定可以做或没有规定不可以做，完全依据人自身的道德选择能力的条件下。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企业界人士的行为上：
在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于次贷危机濒临倒闭时，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想出资17亿美元，收购已经亏损2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8名主管居然要求根据“金色降落伞”条款支付给他们25亿美元的红利才能答应。所谓“金色降落伞”条款，是指美国规定的金融制度中，一旦公司清盘或收购、高管面临失业时，可以允许他们带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钱。以利公司的顺利转型。如果在公司和股民都盈利的前提下，这种“金色降落伞”制度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当时雷曼公司的股价大趺、几乎为零，股民的损失已无法想象了，这3名高官还提出依据“金色降落伞”制度支付他们25亿美元的红利，只能说他们已彻底丧失了良心。我们应当指出的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有许多因素，但这些高管的道德逆向选择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美林公司是美国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它亏损极其严重，以至其持有的360亿美元的债券以6亿美元出售还鲜有人问津。但是，就在此时，美林CEO欧尼尔(Stan ONeal)却早已拿着高 达1.6亿美元的离职金拍拍屁股走人了。舆论猜想，他可能早已料到了公司的这种下场，早就为自己安排了在公司落难基础上获利的退路。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能这样做，但他的这种道德选择，却引起了美国舆论的一片哗然。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实行救市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暴露出极端腐败的丑闻。比如度假丑闻，美国国会议员在一次众议院听证会上披露，全球保险业巨头AIG2008年9月16日获政府提供的850亿美元“救命钱”后，其高层管理人员赴加利福尼亚州豪华海滩度假胜地疗养，花费超过4475美元，再比如高管奖金丑闻，美国《华尔街日报》2008年10月31日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称，截至2007年年底，接受美國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共欠高级管理人员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超过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可能直接流入高管腰包。可能美国的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不能这样做，但是用政府提供的救命钱来中饱个人私囊，在道德上是绝对受谴责的。
在1997年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情况最鲜明的表现在国际金融炒家炒作亚洲国家或地区货币的理论根据上。在亚洲金融危机进程中，炒作冲击亚洲国家或地区货币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就为自己的道德观做过这样长篇的辩护：“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是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則。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則，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則。我尊重那些规則，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索罗斯的这段话表明，他将道德等同于他奉行的金融规则。这是一种不讲道德的道德观，没有价值的价值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索罗斯所代表的这种西方金融文化与东方价值观的碰撞，无疑也是亚洲金融危机进程中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上述所有事实和过程中，需要做出道德判断、选择和处理的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为：
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美国次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金融过程各个链条中，所有做出道德逆向选择的参与者的内心深处可能都会明白，尽管存在着隐蔽性和严重信息不对称，但使用欺诈手段只能获取眼下的利益，在长远是会暴露的。
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关系。在上述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8名高管和美林公司前CEO等人做出道德逆向选择时，他们是置公司这一群体的利益而不顾，将个人利益放在了首位。
个人短期利益与造成社会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的关系，在上述各项事例中，最需要谴责的是那种明知个人的短期获益将建立在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基础上的行为，例如一些权贵利用权力获利和疯狂敛财，又如索罗斯面对即使造成亚洲国家或地区股民血本无归的深重灾难，也要奉行他的金融原则的选择。
在处理上述社会关系时，外部条件无疑对人的逆向道德选择产生重大的诱发作用，如上述资讯信息不透明、对绝对权力的制约不够强、法律规定的巨大空隙等。但是，最终做出道德判断和决定，毕竟依赖于人的选择。而在上述所有逆向道德选择中，我们看到，人的道德自律能力完全缺失了。而这种道德自律能力依赖于人自身的文化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把道德逆向选择整体称之为文化危机的缘由所在，我们应当进一步分析的是，这种道德自律能力缺失的文化原因何在?也就是说，这些真实的人，他们在文化层面上，究竟缺少了什么制约因素，从而完全丧失了道德自律的能力?
我们愿意在这一探讨过程中，在这方面对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土壤，特别是对美国和我国的文化土壤，作一些比较性的探讨。
第三部分
道德，是人的整个思想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除了对外部条件做出思考外，还依据其本身的素质，即依据其所具有的在文化层面上其他方面的素养，例如，其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其对人类本质的哲学理解，其对美学的爱好程度和对法律的尊重程度等等，由此，我们应当研究上述道德逆向选择之所以会产生的文化土壤。我们愿意在这种探讨中，对美国和我国的相关领域的文化底蕴做出一些粗略的描述。
当我们比较研究美国和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文化底蕴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美国人普遍借债搞超前过度消费，中国大多数民众则是以俭立身。过度储蓄，这方面流传的最为广泛的故事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一个中国老太太各自的金融经历。美国老太太说，我已先买了房子，现在攒了一辈子的钱，还没有把房贷还清。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在年老时买到了房子。如果由此对各自的金融消费方式加以概括的话，那么美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是“寅吃卯粮”，中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是“量入为出”。这两种金融消费方式都有其文化根源。
拿美国来说，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当美国人踏上自己土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个人的奋斗。《美国精神》一书这样概括：“在整个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万事顺利。每一个美国人都了解这一点。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自然条件如此优越，资源如此丰富，每一个有进取心和运气好的美国人都可以致富。由于大自然和经验都告诉他们应该保持乐观，美国人的乐观精神是异乎寻常的。就总体来说。他们从来不知道失败、贫困或是压迫，他们认为这些不幸是旧世界所特有的。对他们来说进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日常的经验，他们每天看到荒野变成良田，村庄变成城市，祖国和国家不断变得富有和强大。”从这段话中，作者概括出：第一，美国人是十分乐观并且敢于冒险的，第二，美国人是非常实际而希望致富的，“他们的文化也是物质性的，他们认为生活舒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且怀着优越感看待那些生活水准不如他们的人。”作者根据美国人的这种民族性格指出：“实用主义不仅同美国民族性一拍即合，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而实用主义的精髓就是：“在思想方面，只有得当就是真理，正如在行为方面，只有得当就是‘德行’一样。”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格林斯潘所崇奉的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实用主义，这种文化根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美国人的消费立场。第一，他们注重个人当下的物质生活，第二，由于他们的乐观，他们甘愿冒险；第三，他 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自身的追求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人借钱消费而导致超前过度消费的文化根源是与上述三点消费立场直接有关的。为此，次贷有利于他们的当下生活时，他们予以接受，并且认为他们是能够还清贷款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再说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深厚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这是中国人重亲情和重乡情的根源所在。这与美国移民国家的文化传统恰好形成对照。为此，中国人十分讲究群体关系，讲究个人对群体、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儒家文明概括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文化提升：第一，儒家文明强调以“仁”为核心，“仁”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即每个个人要对他人尽责，要对群体尽责，要对社会尽责，第二，由“仁者爱人”出发，儒家文明强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近到远，在提升自己德行的同时，首先要做到“孝”，同时要做到“忠”，通过“孝”来体现“忠”。这种文化根源，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人的消费立场。这用一点来概括，就是个人的消费和享乐不应给他人和社会造成负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的“量入为出”的消费风格。在实施这种消费风格的同时，中国人是讲亲情和乡情的，在对待朋友和老乡时，則必须出手大方，必须豪爽，这看起来与“量入为出”的风格相反，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就是对他人要好，对群体要好。这就是一方面中国人过度储蓄，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亲人、对朋友特别大方的缘故所在。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的创造，都是极其伟大的文化。但是，任何文化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范围去应用这种文化，就会在真理之外多跨出一步，从而成为谬误。
拿美国文化来说，注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如果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妨碍了他人和社会，最终也会导致个人物质生活的创伤，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这方面极其鲜明的例子。顺便要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并不同意将美国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归结为“贪婪”。曾经批判中国儒家文明同时又总结基督教文明是资本主义精神来源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既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我们认为。马克斯·韦伯说的“持续的、理性的”追求利润的方式，就是一种兼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意马克斯·韦伯观点的。所谓“贪婪”的欲望，历史上的封建主也具有，但封建主并不能形成金融危机。我们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不仅在于“投资者的贪婪”，而是由于投资者的贪婪，建立在践踏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因此，我们认为，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整体金融危机文化原因的准确概括，应当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抛弃社会责任从而也违背法治精神、违背游戏规则的反现代社会的精神。
拿中国文化来说，对他人、对社会尽责是完全应当的，但是，不能抛弃个人的权益，从而失去从个人权益出发监督社会运转的民主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将中国人对他人、对社会尽责的文化心理加以歪曲性延伸，并将封建帝王作为社会的代表，形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礼教，由此从思想上残害了中国人。中国的儒家文明及其被异化了的部分，在亚洲地区传播的结果，确实既形成了亚洲人民的美德，但其异化的部分，也确实为权贵资本的专制和贪腐形成了思想基础，上文所举苏哈托政权的专制腐败，就是这方面的一例。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将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归结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其基本理由是，儒家文明的出发点，是强调纯正的道德即“仁者爱人”的思想。违背这种出发点的异化部分，是不应由儒家文明本身来负责的。同时，我们也不完全同意亚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上文已经说到，权贵勾结、官商勾结的现象在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存在，只不过不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那样突出。同时，“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没有兼顾到亚洲的整个文化土壤。我们认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文化原因的准确概括，应当说是一种整个社会缺乏对“权贵资本主义”制约而形成的人治力量主导金融过程的文化。
尽管是非常粗略的比较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但是我们仅从这种比较中，就能够找到双方的文化侧重点，从而也能找到双方文化的互补点。一种文化体系，其形成了文化突出点和侧重点后，内部的其他部分就处于从属地位，很难对文化的突出点形成制衡，这也就是文化的突出点和侧重点往往容易被推向极端，从而走向谬误的原因所在。
拿美国文化来说，强调注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当把这种突出点和側重点推向极端时，就形成了非理性的抛弃社会责任从而也违背法治精神、违背游戏规则的反现代社会的精神。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文化原因中可以看出，所有做出道德逆向选择的人已经完全把社会责任抛到了一边。他们缺失的是中国道德文化中强调的利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防止这种突出点和侧重点被异化，美国的文化应当吸取中国人“仁者爱人”的精神，吸取中国以对他人和社会尽责为出发点的道德文化。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开创“一个强调责任感的时代”，呼吁美国人民“重建一个强调经济领域的责任感、人人为国家做贡献和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价值体系”。他说“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都负有义务。这义务并非我们勉强接受的，应是乐于承担的。”看得出，奥巴马希望对金融危机反映出的那种没有道德责任感的文化精神实行拨乱反正。
拿中国文化来说，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尽责是完全应当的。但是，我们必须把每個人的生活富裕作为基础工程来抓。这是我们可以对美国文化中注重个人物质生活的精神有所吸取的原因所在，海内外舆论都一直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将其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来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这个第一位的问题抓得更为突出了。我们认为，这也是对以往文化传统中忽视个人权益的异化部分实行的拨乱反正。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美国的文化应当吸取中华文化的利他精神，不要造成这方面的缺失；中华文化应继续弘扬“以人为本”的 理念，把民生问题持续稳定地抓下去。这就是从文化层面上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的最有力举措。中美双方如能持续进行这方面的文化举措，将会大大有助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道德正向选择，从而防范导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文化危机元素的再次出现和重演。
上述结论不仅是理论性的，而且有着现实的需求。美国在其次贷危机引发整个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借债搞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需实行转型，这种现实需求应当推动美国人吸取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在对他人和社会尽责的基础上，较为理性地开展消费；拿中国来说，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在于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基础点在于广大民众每个个人的生活富裕。这也需要我们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文化注重个人物质生活富裕的理念。
当前，舆论界、学术界在研讨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时，较为一致的声音是，中美应该携手而不应该对抗。一些学术界人士专门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有着众多的互补点，如美国有高科技，中国有最大的市场等等。我们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中美在文化上也是完全可以互补的，当然，这需要我们在深度层面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本课题报告只是提出这一观点来抛砖引玉。
第四部分
历史是螺旋型前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经济行为和文化行为往往是可以交互出现的。因此，除了以上所说的文化突出点的互补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东西方、中美双方都可以多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
拿美国来说，当美国布什政府宣布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美国政府实际上已改变了原有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准则，由政府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和调控；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评价说：“布什同志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评价说，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被彻底放弃，“金融社会主义”在全球流行。这些评价自然都带有某种调侃和玩笑的成分。但是应当说，当美国政府在主导经济时，官商勾结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美国舆论就直接议论了实施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这方面的嫌疑。保尔森曾担任过在次贷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盛公司的董事长，直至2006年才离开高盛公司。亲身参与了金融海啸过程的他，理应知道金融危机的根本弊端所在。但是，保尔森向国会提出的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对如何加强监管，以及如何对银行家的缺德行为做出惩罚，不仅只字不提，却同时要求他在实际执行任务中有绝对的权利，而且在事后有不受法院和行政机关追究的特权，这种要求出自“民主国家”的“公仆”之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联系到上文所述格林斯潘的有关嫌疑，我们认为，美国不应再把“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亚洲或亚洲价值观的专利，其本身也应在这方面提高防范能力。
中国人应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举措，最重要的一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面对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反躬自省，防范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我们认为，在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文化危机的元素，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首先，我们应当清醒看到，在经济领域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方面，我们正面临着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强，特别是国家拨出四万亿人民币拉动内需的举措实行时，反贪腐即反权贵勾结、官商勾结的任务十分重大，这就是说反对东方国家文化传统中“权贵资本主义”的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企业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道德逆向选择的行为已经大量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其中的突出案例。为追逐短期利益发生安全事故、环保事故的企业也比比皆是。温家宝总理在指斥这些企业“没有良心”的同时，要求企业家“血管中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说明美国次贷危机中那种道德逆向选择的文化并不是和我们绝缘的。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是近在咫尺了。我们一定要防范美国金融危机所体现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在中国的重演。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拉动内需方面，我们既要顺应文化传统，也有改革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从顺应文化传统的角度说，中国人有着“量入为出”的传统。目前广大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不敢轻易动用手中的钱，确实是因为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中国人的高储蓄是为了以备这方面的一旦需要。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是全面拉动内需的治本之策。从改革文化传统的角度说，中国人“量入为出”的传统，确实多了一些求稳思想，少了一些冒险精神。比起美国人敢于白手起家、一块钱创业的行为模式，确实有一定的距离。如果目前广大中国人不敢于自己创业，完全由政府安置，这将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因此，中国政府应当鼓励基层最广大的民众。敢于做个体户创业，并为这种创业设置最优惠的条件，给予最优惠的奖励。完全可以说，最广大民众的个体主动创业，是全面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并且，中国各级行政主管机构，如工商局、税务局、城管局、公安局等都应弘扬为民思想和亲民理念，主动积极为民众个体创业做好服务，只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为文化传统的推陈出新提供必要条件。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东西方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刻，彼此的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会交互在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因此，双方的文化完全可以实行互补，以共同解决面对的各种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元素，由此我们认为，东西方文明、中美文化应不断交流和对话，而不能持“我优彼劣”的“文明冲突论”观念。
第五部分
总结本课题报告的全部论述，可以有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处游荡的文化危机，其根本特点是，在道德和利益的博弈中，丧失道德自律，从而使产生的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产生。
第二，根治丧失道德自律的文化病症，其基础是制度的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努力消除金融链条及整个经济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其中，特别要加强资讯透明、权力制约、法治力度强力而细致的制度建设。
第三，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信息不对称现象不可能绝对的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治丧失道德自律的文化病症要靠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加强，其要点是使个体文化和群体文化、道德文化和法治文化，在其突出点和侧重点上都获得相应的制衡，而不至于被推向极端，走向沦落。因此，要分析人们的文化缺失部分，切实从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上加以补救；
第四，从文化層面上使各种文化的突出点和侧重点实现互补，关键是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具体说来，是实现东西方文明的互补，实现中美文化的互补，而不能持“文明冲突论”的立场。
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深处的文化危机，是一个面宽度深的课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因此，本课题报告只是一个粗略的导论，还需要许多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跟进，这也是我们将本报告仅作为课题第一部分发表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今后还应更细致地分析利益文化、金融文化等相关部分，将国际金融危机的文化成因分析推向深入。我们认为。只有这种文化理念的清醒和振兴才能推动国家经济的振兴和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