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是土耳其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故乡，也是其诸多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其2016年发表的作品《红发女人》就以这座城市为背景，讲述了一口井、两种传说、四个男人和一位红发女人的故事。他在这部作品中所展现的紧张的“父子”关系，承袭了东西方古老神话中的“父子”关系的文学母题，同时也反映了土耳其所面临的文化困境。
　　一、傳说与真实：东西方神话中的“父子”关系母题
　　自古希腊神话以来，对于“父子”关系的探讨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文学主题，而以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戏剧《俄狄浦斯王》中谈及的“弑父”行为尤为典型，由此形成了不断被重复的文学母题，后世文学大多沿用这一主题模式，并结合所处时代和创作目的加以生发，赋予其独特的意义。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新作《红发女人》中就引入了这一西方神话中的“弑父”传说，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悲剧再一次在杰姆身上上演。不仅如此，帕慕克还融合了东方古老神话“杀子”的传说，即《列王纪》中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父子相争的故事。《列王纪》是古波斯诗人菲尔多西于11世纪创作而成的民族史诗，其中，苏赫拉布与父亲鲁斯塔姆的战争是整部史诗的高潮，最后以“父杀子”的悲剧而告终。这个古老的东方史诗同样贯穿于《红发女人》当中，杰姆与恩维尔“重复”着这一传说。
　　除了以东西方神话为写作“原型”，帕慕克还融合了自己的真实经历。1988年的夏天，帕慕克在小岛上创作《黑书》的最后一部分，结识了一位挖井人和他的徒弟，师徒二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帕慕克的注意。在干活时，挖井师傅常常怒斥、责骂徒弟，但在吃饭、娱乐时便亲切、和蔼地询问和关心自己的徒弟。相比于此，帕慕克则是在兼具热忱与疏离的父子关系中萌芽生长。一方面，他的父亲从不打骂他，并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另一方面，父亲也不会给予他细致入微的关心，他是一位常常不在身边的父亲。因此，帕慕克将挖井师傅身上所呈现的独断、威严的一面放大，与古老的神话相结合，塑造了马哈茂德师傅这一权威与慈爱并存的“父亲”形象;与此形成对照的，即开明的、具有现代化意味的父亲，在帕慕克笔下被刻画成杰姆这一深受西化影响的父亲形象。
　　二、对立与冲突：文化上疏离悖谬的“父子”关系
　　《红发女人》中共塑造了三对父子关系：阿肯与杰姆、马哈茂德师傅与杰姆、杰姆与恩维尔。围绕着这三对父子关系，帕慕克将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弑父”与古波斯《列王纪》的“杀子”主题穿插于其中，并反复言说。
　　杰姆的亲生父亲阿肯是一个“左”派，常常由于政治因素失踪，父亲的不在场使杰姆从小就缺失父爱，甚至父亲的形象也逐渐消失在其记忆之中。父亲的离开，无疑加剧了母亲的生活压力，为了缓解家里糟糕的经济状况，还是高中生的杰姆便跟随马哈茂德师傅学习挖井，杰姆第一次感觉到马哈茂德在他身上表现的权威，以及未曾在父亲身上见到过的慈爱和亲近，杰姆在挖井师傅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关怀。马哈茂德师傅也认为，师徒关系很像父子关系。可是，慢慢地，杰姆开始对师傅心生不满，面对师傅的责备，一边顺从听话，一边又心存怨气。这前后复杂的态度转变与杰姆的生活环境有关，杰姆受家庭环境影响，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同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分子，接受的是西方现代化的思想与生活方式，从小读的是弗洛伊德、爱伦坡等西方作家的书籍，几乎接触不到与宗教有关的书籍和思想。这与杰姆情同父子的马哈茂德师傅所信奉的理念大相径庭。马哈茂德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宗派主义者，信奉真主和《古兰经》。因此，马哈茂德师傅总是给杰姆讲宗教故事和《古兰经》典故，让他引以为戒。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先知尤索福因受父亲偏爱而招致兄弟们的妒忌，被丢到漆黑的井中。由于二人接受的文化存在差异，杰姆讲的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并做出了和故事主人公一样的举动，将马哈茂德师傅留在了井底。
　　此外，杰姆在恩格然挖井时曾与红发女人发生一夜情，而这位红发女人就是自己的父亲阿肯在参加革命活动时的旧情人。杰姆的种种行为都在一步步地陷入弗洛伊德所编织的陷阱—“每个男孩心里都存在着弑父的欲望”。杰姆与红发女人因一夜情有了私生子恩维尔，而恩维尔深受马哈茂德师傅的影响，接受的是伊斯兰宗教思想，使得作为欧派土耳其富人出现在恩维尔面前的杰姆遭到了来自于儿子的敌意，就如马哈茂德与杰姆一样，杰姆与恩维尔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对立和冲突。父亲在恩维尔看来是疏离的、遥远的。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一个中心和边界。因此，在作为父亲的杰姆拿出手枪指向自己时，出于自保，恩维尔失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英国《卫报》评论：“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
　　“父子”之间的疏离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与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有着极大的关联。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是连接多种文明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各地文化汇集于此。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也经历了多种变迁，铸就了现今的土耳其文明。在欧洲现代化的影响下，土耳其吸收文化上的精华，为我所用，将过去与现在、经典与时事、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使原本紧张的“父子”关系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杰姆将自己创立的公司命名为“苏赫拉布”，在世界各地寻找与“弑父杀子”有关的文学艺术，这都是帕慕克在借着人物之手，拯救已经毁灭或即将消逝的古老传说故事，使其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帕慕克让传说与历史共存，呼唤沉睡在人们头脑中的碎片化记忆，重新书写属于这个国家古老的传统文化。他用文学的力量冲破对立，化解冲突，走向共生，重拾被遗忘了的亲切慈爱的“父亲”形象。
　　帕慕克强调﹕“我们固然应该不断质问过去的记忆，但不能否定或埋葬它。历史—个人的、想象的、真实的—呼唤着我们去回忆、去更好地思考……多元复杂的记忆力量在这本书中吟唱。”
　　三、失明与复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土耳其文化语境
　　“不公平的父亲会让自己的孩子失明”，这是马哈茂德师傅在给杰姆讲述《古兰经》中的经典故事时对他说的话。先知尤索福的父亲叶尔孤白尤为疼爱他，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几个兄弟怒火中烧，将他丢到了井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环境中，尤索福“失明”了，后来被来往的客商救下而重见光明。马哈茂德则因徒弟失手而掉下去的桶留在井底，被红发女人及所在的剧团发现后，送进医院得救。二者都在一口井中“失明”，后经他人救助得以“复明”。“井”成为人类文化的表征，掉入井中的马哈茂德象征着文化的“失明”，而被象征着自由意志的红发女人从井中救起又意味着传统不会陨落，过去可以焕发出新的光芒。这也代表着土耳其曾经的传统文化并不会因为现代化的进程而消失殆尽，现代化与伊斯兰文化经典、古老的传说并不冲突，它们是可以共存的，通过在现代化中重述传统的方式，“复明”被土耳其人遗忘的历史。
　　除此之外，帕慕克也在杰姆身上隐喻了传统文化的“再生”与“复明”。在与马哈茂德师傅一同打井的间隙，杰姆在恩格然小镇的帐篷剧场外面看到有关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电影即将上映的消息;在成为地质工程师和建筑承包商以后，又把他的建筑公司命名为“苏赫拉布”;在一次聚会中，注意到墙上反映一位父亲抱着儿子哭泣的画，就是鲁斯塔姆在杀死自己的儿子苏赫拉布之后，抱着儿子哭泣的场景。种种细节蕴含其中，隐喻着过去的传统并不会消逝，它会一直留存于人们记忆中的某一角落。而且，在作品的末尾处，恩维尔正在完成他父亲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读他曾读过的书，了解他年轻时的想法。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文化上的交融。
　　帕慕克说：“如果你去问一个土耳其人‘苏赫拉布是谁’，他大概已经回答不上来了。可是，如果你给土耳其人讲苏赫拉布和鲁斯塔姆的故事，他们一定会说‘哦！我在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情节！’”由此看来，这些看似被遗忘的古老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深深植根于土耳其人的潜意识之中。帕慕克通过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方式，重新书写土耳其过去的经典，使这些故事具有现代性的意味。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拯救土耳其人的“遗忘”，让残存的文化重新“复明”。与此同时，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化的新鲜血液，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许多著作与访谈中，帕慕克也描绘过一个美好的文化杂合理想，“是的，两个灵魂，这就是我们的共同未来……两个灵魂是件好事，它是人们的本真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时是东方人，有时是西方人—实际上，永远是两者的结合”“我相信，杂合是新生活的模式”。
　　四、结语
　　“父子”关系这一母题在帕慕克笔下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其对立与冲突背后隐藏着土耳其民族的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固然存在着隔膜，但它们依旧能够共存共生，在西方文化进程中实现对文化经典的延续，就如帕慕克所言：“土耳其人忘记了这些故事，但它们仍然以荣格所说的‘原型’的方式，残存于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