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交流一直是兩岸交流的重要管道。從2010年以來，上海——台北雙城論壇輪流在兩個城市舉行，雙方圍繞交通建設、公共住宅、環保、市民服務等都市發展相關議題共同探討，既是借鑒，也是激發。
　　兩岸城市交流新起點
　　以2018年底在台北舉行的雙城論壇為例，就以城市的永續發展為主軸，聚焦「循環經濟」，共同針對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與再利用以及相關產業與資訊進行交流，不但為彼此的學習成長開一扇窗戶，也為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創建一個平台。然而即使是為市民福祉這樣一個明確而正當的目標，由於某些人不可言說的心態與排擠，也常常會出現各種酸言酸語以及意料之外的干擾，以致臺灣其他城市對於兩岸交流至今腳步遲疑。
　　2019年3月下旬，高雄市長韓國瑜先生以7天的時間參訪香港、澳門、深圳、廈門 4個城市，簽署高達13億人民幣的農漁產品出口訂單，並分別拜會代表性領導人，建立加強文化及產業交流，以及擴大旅遊合作、協助青年就業、就學等多項共識。韓流「旋風」過處，各地都聞到暖暖、甜甜的台灣瓜果香味，不僅圓滿推廣高雄達成「廣交朋友、貨出去、人進來」的初期目標，也標示著兩岸城市交流的新起點。
　　手拉手 向前走
　　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與思考的面向：
　　1. 對「一國兩制」的開放思維：
　　台灣人民對於「一國兩制」的認知來自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框架思維，自始就完全排斥。此次大批新聞媒體隨行韓市長訪問港、澳，大家深思香港、澳門過去身為英國、葡萄牙殖民地，倚洋自重也好，自力更生也罷，總之只是「二等公民」身份。而港、澳回歸後的「一國兩制」，除了從國家主權的觀點進行整體治理外，部分仍然延續各自原有體制，擁有區域自主性。台灣這幾十年來制度架構完整，所謂的「一國兩制」必然也需從現有體制延伸，起點不同、制度不同，不會等同港、澳，我們不必因自我憂疑而逃避，反而應該大膽思考如何在「一國兩制」中保持與延伸台灣的現有制度。
　　2.「區域經濟」的優勢只有在主權統一的情況下才能充分發揮：
　　此次韓國瑜市長訪問香港、澳門是經由港珠澳大橋進出，而港珠澳大橋若非在大陸主權統一、行政協調與財政投入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建成。更重要的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即是以此為基礎創造資源互補、聯合增長的經濟規模效益，這種「合則兩利」的優勢是任何城市閉關自守、單打獨鬥遠遠比不上的。
　　3.借重商會、協會的力量與當地接軌：
　　韓市場此行是應「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林龍安會長之邀訪問香港。林會長本身也經營房地產並擔任天津市港澳台政協委員，具有相當廣泛的人脈。而深圳台商協會陳忠和會長及廈門台商協會吳家瑩會長也為韓市長及市府與議會團隊走訪深圳、廈門的行前規劃及陪同接待、訂單落實等做了重大貢獻，並動員台商熱烈支持，使韓市長能夠即時與當地產業、媒體對接，擴大招商與宣傳效益。今後兩岸的城市交流如果能循此例積極運用台商及協會在大陸的產業連結和人脈，更可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4.以市場化機制整合生產到消費端：
　　高雄農漁生產品質優良，出口經驗也非常豐富，此次韓市長所簽署的訂單並非政府採購，完全是依民間形式以市場機制為依據，這也是未來長期合作的開端。於此期間，為深入了解由生產到消費端的每個環節，我投資的華銳全日冷鏈物流公司正好從高雄大樹鄉採購並試運一集裝箱的金鑽鳳梨到天津，驗證由台灣田間採收到華北客戶餐桌確實可於7天完成，且市場口碑良好。問題是農產品有季節、數量、保鮮的限制，特別需要台灣農、漁民積極參與，從品管、冷鏈運輸、品牌及市場通路等全過程做好系統整合，才能建立可長可久的市場化機制。
　　5.結合產業科技與自貿區，發展城市特色：
　　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特色和優勢。 以高雄為例，其港口先天條件優良，工業基礎穩固，擁有不少具科技含量和競爭力的產業與企業，可惜這些年進步緩慢，漸被超越。此次韓市長參觀深圳鹽田港及廈門港的自動化碼頭設施，以及通關便捷、關檢合一等配套作業都是高雄必須急起直追的具體方向；而深圳自貿區及前海開發區、廈門自貿區的蓬勃發展具有帶動產業群聚、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更是高雄推動自貿區及自貿港區的標杆。
　　城市交流的重點不在首長參訪帶來的短期旋風，而在建立可以溝通、合作的長效平台，互相學習改善市民服務效率，並不斷推動彼此連結，增進投資發展機會，成為共同向前的戰略夥伴。大陸各地台商協會願意牽線搭橋，協助兩岸城市聯繫，期望高雄之後，還有新北市、台中市等更多市縣接棒，兩岸城市手拉手，向前走，為台灣帶來更多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