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的“考核”成为拦路虎

　　2016年8月15日，28岁的北京姑娘汪晓丽通过求职网站来到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应聘。此前，她做了多年文员，生完大宝在家待了两三年，她决定重新找份工作，让生活充实起来。
　　汪晓丽的谈吐和工作经验，让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十分满意，双方当即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一个月，即2016年9月1日至9月30日，過了试用期便可转正，合同有效期至2017年8月31日。随后，汪晓丽被公司派遣至用工单位，担任会议服务员。
　　汪晓丽在工作上不敢有半点马虎，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在例会上多次受到领导表扬。一次，用工单位要举办一场大型会议，考虑到汪晓丽心细，主管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汪晓丽生怕弄砸，提前做好各项准备，辛苦了一周，总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很快，试用期结束了。在此期间，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都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汪晓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是正式员工了。
　　试用期一过，刚好是国庆假期，汪晓丽正好可以休息几天。假期第二天，她早上起来觉得肚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得知，自己已怀孕一个多月了。
　　2016年10月8日，来到用工单位后，汪晓丽第一时间就去找了经理，向经理报告怀孕这事，并且表明不会因为怀孕而影响工作。经理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她先去工作。
　　当天下午，劳务派遣公司打来电话，通知汪晓丽回劳务派遣公司参加考核。在劳务派遣公司的小型会议室内，一位杨姓经理递给她一张试卷：“这个是试用期后的一个考核，你先把这份试卷做了。”汪晓丽看了看四周，只有她一个人，便说：“之前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更没听说过试用期结束后考核的事，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吗？”杨经理不耐烦地摆摆手：“每个人都要参加，这是对员工的一项基本考核，只有通过考核，才能正式上岗。”汪晓丽不敢多争执，拿起卷子开始答题。做完卷子后，杨经理让她回去等消息。

表现优异却被辞退

　　此后，汪晓丽又在用工单位工作了两天。这两天，不管是劳务派遣公司还是用工单位，都没有找她，汪晓丽悬着的心稍稍松懈。她觉得，让她继续上班应该算是考核通过了。哪知道，2016年10月13日，杨经理打来电话通知她去趟劳务派遣公司。到了之后，杨经理递给她一份解聘合同，让她去用工单位那边办交接手续，把门禁卡留下就可以走了。汪晓丽认为这事是因为怀孕而起，肯定是劳务派遣公司联合用工单位找机会把她赶走。
　　杨经理说：“根据综合考评和用工单位反馈的意见，你没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不能继续留下来。”汪晓丽不服气：“我想问下咱们这边考核的标准是什么？是我平时工作不到位，还是说那份试卷没有及格？”“除了试卷考核，还有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方面。”“可是在我入职前，我并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考评的通知，如果您对我不满意，为什么在试用期结束后还继续让我工作？”
　　杨经理说：“本来考核就是在试用期内进行的，可恰好遇到国庆假期，所以才拖延了，但不代表考核不作数。当初你来面试的时候，我就再三跟你确认过，你有没有怀孕？你说没有，现在又说你怀孕了，这是不是一种欺骗？”汪晓丽气得浑身发抖：“我来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但就算我怀孕了，也绝不会影响工作。”杨经理说：“不管怎么说，考核不通过，只能终止合同。”
　　离开经理办公室，汪晓丽并没有去办理离职手续，她愤愤不平地想，自己虽然才干了一个月，但一直兢兢业业，没出半点差错，难道因为怀孕就能抹杀这一切？如果各个都得这样，谁还敢怀孕。汪晓丽越想越难受，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事掰扯个明白。
　　之后，汪晓丽跟劳务派遣公司以及用工单位沟通过多次，但两家单位相互推卸责任，多方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汪晓丽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1.劳务派遣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支付生育津贴两万元。经过审理，房山区仲裁委驳回了汪晓丽的仲裁请求。汪晓丽不服，将劳务派遣公司告上了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用工单位作为第三人一起到庭。
　　为了搜集更多的证据，汪晓丽每天都在外奔波，她旁敲侧击，打听到劳务派遣公司从未对员工进行过类似的考核，所谓的考核只是针对她个人。同时，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怀孕，并且是在试用期结束后才知晓，汪晓丽在律师的陪同下，请求医生给她出具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诊断书。

劳务派遣不是责任转嫁

　　光有这些还不够，汪晓丽担心在法庭上劳务派遣公司抓住“考核不通过”这条理由不放，而不承认是因为她怀孕才辞退她。要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工作表现一直很优秀，汪晓丽请求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李燕帮她作证。
　　2016年11月22日，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汪晓丽陈述道：“我于2016年8月15日和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之后被派遣到用工单位担任会议服务员，约定好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为试用期。在此期间，用工单位对我的工作并未有质疑，不仅没有质疑，反而夸赞有加。而在知道我怀孕之后，劳务派遣公司则要求我参加从未组织过的考评，并以考核未通过为由单方面将我辞退。”
　　劳务派遣公司的代理律师辩称：“我单位与汪晓丽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定位定岗的。之前，我们约定好，如果汪晓丽不能达到用工单位的要求，合同自然解除。”汪晓丽的代理律师立即追问道：“如果当事人表现不好，为什么在这一个月的试用期内不通知？10月8日，汪晓丽继续到用工单位上班，而两家单位均默认了她来上班这一事实，这代表她已经通过了试用期成为正式员工。试用期在前，怀孕在后，这一事实推翻不了。”
　　随后，用工单位出具了《物业管理部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价办法》和《试用期员工考核评价表》，用这些来佐证汪晓丽没有通过他们的考核。
　　针对这些，汪晓丽的代理律师再次进行了反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企业的规章制度要具有法律效力、能有效地约束员工，应具备三个条件，即规章制度的内容具有合法性、制定和通过应经过民主程序、应向劳动者公示。而用工单位提交的《员工试用期考核评价办法》，全篇未出现任何单位名称及签章。很显然，在本案中，用工单位的这个考核评价办法，在内容及制定程序上与法律规定完全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已向汪晓丽公示或告知过，因此，该办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而无效的制度对员工来讲，当然不适用。”
　　2017年4月10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劳务派遣公司继续履行和汪晓丽签订的劳动合同，至于汪晓丽要求的生育津贴补偿，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和用人单位沟通。判决结束后，劳务派遣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30日，法院作出终审裁决，维持原判。
　　2018年年初，汪晓丽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劳务派遣公司赔偿她生育津贴、补发工资、产检费用等共计6.5万元。最终，经双方协商后，汪晓丽拿到3.1万元的赔偿金，她的维权之路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