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每年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因接种疫苗致死的案例也时有发生。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也许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对于单个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苦难。
　　一个婴儿的疫苗之殇
　　在孙子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的第10天，70岁的李南秀一个人的时候仍会不可抑制地失声痛哭。儿媳先天弱智，儿子在外打工。12月4日，是她一个人抱着孙子趟过泥泞的山路，挤班车，转小巴，辗转赶到县里的衡山二院去打疫苗。
　　孩子当晚出现异常之后，李南秀又是只身一人，天不亮就爬起来，再次出发求医问药。人来人往的县医院里，这个年迈的老人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没有人能告诉她孙子到底怎么了，也没人有耐心指点她该去哪里寻求更好的救治。
　　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只能抱着孩子一次次步履蹒跚地往衡山二院跑，挣扎着想为孙子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甚至没能及时发现，裹在厚厚棉被里的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一个小生命就此夭折，医院忙着撇清责任，社会更关注疫苗的安全，孩子的爸爸为生计所迫分身乏术，孩子的妈妈因先天的疾病对眼前的伤痛毫无感知。而他们只是这次“乙肝疫苗致死”事件中的一例。
　　最大疫苗消费国的“软肋”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但国产疫苗在产能和关键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
　　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介绍，国内的一类疫苗市场基本被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坛生物所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垄断。这些研究所原本都是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每年的招投标就是这六大研究所和卫生部、疾控中心的领导坐下来开个会，定下价格，按订单生产。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曾表示，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而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看法更悲观：“很多疫苗还在使用六十年代的技术”，“最主要的差距在人才。在免疫学领域我们给人才的待遇、空间都不行，人才流失非常严重。免疫学是基础学科，短期内是很难有产出的，中国在科研领域实行的是项目制，有项目才有钱，但有项目就要出成果……”而对于新技术的运用，人才的管理以及疫苗的生产保存工艺等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
　　艰难维权后的无奈“和解”
　　每一个家庭在承受着孩子伤残之苦的同时，还面临着给孩子做鉴定的各种困境，“偶合”、“排除”、“不能排除”、“无法确定与疫苗无关”等等似是而非的鉴定结论都使维权之路充满艰辛。比鉴定结论争议更大的是鉴定机制的设计。被列为鉴定机构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本身承担了大量的预防接种工作，由他们来牵头成立专家组，无异于让其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疫苗受害者家庭要拿到对自己有利的鉴定尚且如此困难，要拿到赔偿更是难上加难。山西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尚彩玲在打了三年官司之后不得不与厂家以10万元和解就是个最典型的案例，因为山西一直没出台补偿办法，最后只能“和解”。
　　近几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是根据各自情况相继出台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让疫苗受害家庭在维权索赔上的境况有了一定的改善。综合摘自《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