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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季节工收入的相对提高、城镇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能力下降等因素，农业雇工规模将逐渐扩大。”
种藕人江之生来自安徽芜湖，脚下的土地却属于北京西南的琉璃河镇。历史上，琉璃河镇曾是连接河北涿州和下游的水陆码头，如今水系枯萎，繁华不再，只有一座古石桥悄悄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石桥下残存的河水在琉璃河高速路北侧形成了一块湿地，放眼望去，万亩荷塘翠绿一片，其中的100亩藕塘便属于江之生。
江之生的经历并非个案。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从家乡的土地到异乡的土地，从第一产业再到第一产业，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今天，有一群农民却固守着自己的身份及种地的把式，像江之生一样跨省份做起了农民。
他们中有人长期固守在城市边缘，成为外来务农者；有人做起了随季节迁徙的候鸟，成为规模化农业产区的一名“工人”。4月的春茶，5月的海带，6月的番茄，10月的棉花……看似辛苦的农活却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将他们从二、三产业拉回到了农业。
异乡务农者
6月上旬，采藕工人刚结了工钱离去，家里只剩下江之生、他的妻子和一名长工。他家在石桥东500米处的一块旱地上，北面两间简易房、西面一间仓库、南面一排盖了一半的宿舍，没有围墙，远离人群，看起来像一座孤岛。
1993年，20出头的江之生跟老乡到北京闯荡，除了手中的锄头和种藕的本事，没有任何劳动技能，也没想过像大多数走出农村的人那样做个“农民工”。
起初，他和老乡在朝阳区长店村租下几百亩土地，“当时日子过得很舒服，每亩地地租只有三四百元，水电费也不用缴，跟大队签好协议就行。”到了春秋收获季，江之生和妻子会亲自拉着一车藕到农贸市场卖掉，换取生活费。
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当初的长店村藕塘已不复存在，成了紧邻京城著名798艺术区的繁华闹市。
“越走越远。”江之生说。因为“城镇化”，他和种藕的老乡辗转到过海淀区的西北旺、房山区的坨头……2004年，他们来到了琉璃河镇，8户安徽人家共同承包了500亩土地，一呆就是10年。
与江之生一同在琉璃河承包藕塘的，还有他的表弟丁贵长。石桥西侧的一大片藕塘仅是丁贵长500亩藕塘的一部分，他还在天津武清、北京通州拥有几片藕塘。由于藕塘面积过大，丁贵长今年收藕较晚，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和10几位雇工刚从地里回来。
江之生的老家在安徽芜湖的一个乡村。由于土地稀少，迫于生计，20年前村民便陆续走出村子，或是打工，或是务农。其中，大部分人像江之生、丁贵长一样，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活——种藕，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省市。
而在未拆迁前，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土井村也聚集着大量如江之生一样的外来农民。2012年夏天，几名研究生在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炳耀的带领下，走访了这一以蔬菜种植闻名的京西北地区，逐步描绘出了来京务农家庭的生存面貌。
“北京外来务农人员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邻近北京的省市，也有一部分来自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其流出地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往往较差，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孙炳耀说。
在都市郊区务农人群中，绝大多数年龄介于35岁到60岁之间，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劳动技能，无法顺利被二、三产业吸纳。而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节省生活开支，在工作时间上较为自由灵活，还可身兼教育子女等多项工作。
在孙炳耀看来，外来务农者是當代中国急剧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规模不断扩大，“据上海市通过农业普查获得的详实可靠数据，2010年底全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外来人员约13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27.6%。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外来务农者在城郊农业中的重要地位。”
卖方市场
每天5点开始，江之生都要到自己的藕塘转转。今年春天的挖藕季，他打电话从老家唤来6名老乡帮忙。挖藕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忙碌近10个小时，每次下田都要穿上齐胸高的防水皮叉，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一会儿。
长者3个多月，短者20余天，一季下来，江之生要给这些老乡支付6万多元的报酬。与长期驻扎在北京的江之生不同，这些“季节工”犹如追寻温度线的候鸟，家里有地种的，就趁农闲出来打短工赚钱；家里没地的，还要比较一下种田和做工价格，择高而就。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蔡菲菲认为，“农民工”虽然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关注的热点，但“农业雇工”却少有人关注。
2013年，蔡菲菲和她的调研团队走访了福建、新疆、湖南、内蒙古的规模农业区，接触到了同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较具流动性的群体——农业雇工。
“农业雇工同为流动人口，却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从城市到农村，从二、三产业到农业；从农村到农村，从农业到农业。农业雇工的出现缓解了不同地区农村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所造成的压力。”蔡菲菲说。
虽然从事的是第一产业，但与自己在老家种地相比，农业雇工的收入比较可观，在劳动力市场可与部分二、三产业竞争。
江之生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的雇工里，技术较好且能干的工人，3个月收获季可赚到2万多元；以每位工人平均工作一个半月计算，也可拿到1万多元。
而据蔡菲菲调查，短期农业雇工一般一个工作季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以海带工人为例，日工资通常在500到600元，一年工作时间大致为2个月，实际工作时间约25天，这样下来，一个种植季结束，工人就能赚1万多元。”
蔡菲菲的家乡在福建霞浦县，那里以养殖海带、鲍鱼闻名。从她上高中开始，她家楼下就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前来务工的人来自天南海北，以四川、安徽、湖南等中部省份居多。
每年5月，前来赚“海带钱”的农民聚集到劳务市场，等待雇主的“垂青”。随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住在雇主家，每天劳作10个小时，通常要忙到十一二点。蔡菲菲说，霞浦本地人已经熟悉了这些“外来客”，“养鲍鱼的通常来自四川，收海带的一般来自安徽。” 与江之生当年闯北京一样，到霞浦采海带的农业雇工通常也是在老乡的带领下聚集于此，“老乡”也自然成为这一群体获知劳务信息的主要来源。
2013年海带采摘季，原本在福建石狮捕鱼的安徽人王强因为禁鱼而没了差事。经工友介绍，得知收海带工资高，他就到了霞浦。后来听说老板人手不够，又将舅舅、舅妈介绍了过来。
蔡菲菲认为，如果说二、三产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减少，并将之往产业外部推，那么农业规模化经营恰好对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一种“拉力”。
《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仅为25.6%，这部分群体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制造业外。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的2013年劳务用工需求数据显示，这一年，新疆兵团农业雇工的需求比2012年增加了10万人。
随着规模农业的兴起、本地务农人口的逐年流失，農业雇工的身价每年都在上涨，且重心逐步转向卖方市场。
近几年，江之生和丁贵长都明显感觉到，工人越来越难招，工钱每年都要上涨几十元。“现在种藕的地区很多，比如江浙一带，如果工钱给不上去，人家就不来了。”丁贵长说。
游离在保障外
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离开故土成为他乡的耕耘者，目前尚没有统计数据。蔡菲菲认为，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季节工收入的相对提高、城镇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能力下降等因素，农业雇工规模将逐渐扩大。
“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家庭农场数量达6万余户，其雇佣的长工（连续工作半年以上）数量约为160余万。如果再将季节工、短工的2亿多工时折算成100万人的劳动力，那么保守估计，我国农业雇工的数量可达到300万左右。”孙炳耀说。
农业雇工及城市外来务农者的数量尽管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他们同样面临着与流入地的融合问题。除普遍意义上的社保、子女升学、住房等公共服务无法充分享受外，外来务农者还要承担逐年上涨的地租、变幻莫测的拆迁政策、自然灾害等压力；季节性农业雇工则要承担一定的寻工成本和风险。
而在法律层面，农业雇工的权益难以通过现有劳动者保护法及社会保险体系获得保障。孙炳耀解释，因个体农户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受个体农户雇佣的农民无法寻求法律保护。
20年前，江之生在北京东四环租一亩地的地租为300元，如今，在距离河北涿州仅10分钟车程的琉璃河镇，他的地租已上涨到每亩近千元。
10年前刚到琉璃河时，江之生屋后的那片土地还是一片藕塘，如今藕塘已经干涸，取而代之的是享受政策性补贴的树苗。
“合同上签了也没用，土地到时该收还是要收上去。”江之生说。眼下，这100亩藕塘成了他全家四口人的全部收入来源。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升学，江之生在大女儿小升初时便将她送回了老家。目前，他的两个孩子都寄养在亲戚家，只有在过年时一家人才得以短暂团聚。
2012年北京大雨，江之生和老乡的藕塘遭遇大水侵袭，每亩藕塘直接减产1000斤，江之生直言这一年“赔了”。
丁贵长的损失更大，那一年他赔了数百万元，令他不解的是，他打听到当地受灾农民都领到了补贴，可他和老乡们却一分钱都没领到。“可能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吧。”丁贵长猜测。为了扩大藕塘影响力，丁贵长还曾试图联合老乡成立农业合作社，最后也因户籍问题未能如愿。
2012年8月，社科院研究生周亚楠进入海淀区土井村调查时，发现务农者同样因“7·21”大雨损失惨重。当时土井村的城市规划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大棚区即将面临拆迁的消息在外来务农人员间广为流传。“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外来务农人员的生产经营意愿也会受到影响。调查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如果这里拆迁，他们会放弃经营大棚甚至离开北京回老家。”周亚楠说。
琉璃河的地也被收了怎么办？丁贵长说，自己是个农民，只会干农活，如果真到那么一天，就再找块地重新开始。而今年，他已年近半百。
（文中江之生、丁贵长、王强均为化名。）
种藕人江之生来自安徽芜湖，脚下的土地却属于北京西南的琉璃河镇。历史上，琉璃河镇曾是连接河北涿州和下游的水陆码头，如今水系枯萎，繁华不再，只有一座古石桥悄悄诉说着往日的辉煌。
石桥下残存的河水在琉璃河高速路北侧形成了一块湿地，放眼望去，万亩荷塘翠绿一片，其中的100亩藕塘便属于江之生。
江之生的经历并非个案。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从家乡的土地到异乡的土地，从第一产业再到第一产业，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今天，有一群农民却固守着自己的身份及种地的把式，像江之生一样跨省份做起了农民。
他们中有人长期固守在城市边缘，成为外来务农者；有人做起了随季节迁徙的候鸟，成为规模化农业产区的一名“工人”。4月的春茶，5月的海带，6月的番茄，10月的棉花……看似辛苦的农活却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将他们从二、三产业拉回到了农业。
异乡务农者
6月上旬，采藕工人刚结了工钱离去，家里只剩下江之生、他的妻子和一名长工。他家在石桥东500米处的一块旱地上，北面两间简易房、西面一间仓库、南面一排盖了一半的宿舍，没有围墙，远离人群，看起来像一座孤岛。
1993年，20出头的江之生跟老乡到北京闯荡，除了手中的锄头和种藕的本事，没有任何劳动技能，也没想过像大多数走出农村的人那样做个“农民工”。
起初，他和老乡在朝阳区长店村租下几百亩土地，“当时日子过得很舒服，每亩地地租只有三四百元，水电费也不用缴，跟大队签好协议就行。”到了春秋收获季，江之生和妻子会亲自拉着一车藕到农贸市场卖掉，换取生活费。
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当初的长店村藕塘已不复存在，成了紧邻京城著名798艺术区的繁华闹市。
“越走越远。”江之生说。因为“城镇化”，他和种藕的老乡辗转到过海淀区的西北旺、房山区的坨头……2004年，他们来到了琉璃河镇，8户安徽人家共同承包了500亩土地，一呆就是10年。
与江之生一同在琉璃河承包藕塘的，还有他的表弟丁贵长。石桥西侧的一大片藕塘仅是丁贵长500亩藕塘的一部分，他还在天津武清、北京通州拥有几片藕塘。由于藕塘面积过大，丁贵长今年收藕较晚，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和10几位雇工刚从地里回来。
江之生的老家在安徽芜湖的一个乡村。由于土地稀少，迫于生计，20年前村民便陆续走出村子，或是打工，或是务农。其中，大部分人像江之生、丁贵长一样，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活——种藕，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省市。
而在未拆迁前，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土井村也聚集着大量如江之生一样的外来农民。2012年夏天，几名研究生在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炳耀的带领下，走访了这一以蔬菜种植闻名的京西北地区，逐步描绘出了来京务农家庭的生存面貌。
“北京外来务农人员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邻近北京的省市，也有一部分来自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其流出地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往往较差，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孙炳耀说。
在都市郊区务农人群中，绝大多数年龄介于35岁到60岁之间，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劳动技能，无法顺利被二、三产业吸纳。而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节省生活开支，在工作时间上较为自由灵活，还可身兼教育子女等多项工作。
在孙炳耀看来，外来务农者是當代中国急剧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规模不断扩大，“据上海市通过农业普查获得的详实可靠数据，2010年底全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外来人员约13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27.6%。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外来务农者在城郊农业中的重要地位。”
卖方市场
每天5点开始，江之生都要到自己的藕塘转转。今年春天的挖藕季，他打电话从老家唤来6名老乡帮忙。挖藕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忙碌近10个小时，每次下田都要穿上齐胸高的防水皮叉，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一会儿。
长者3个多月，短者20余天，一季下来，江之生要给这些老乡支付6万多元的报酬。与长期驻扎在北京的江之生不同，这些“季节工”犹如追寻温度线的候鸟，家里有地种的，就趁农闲出来打短工赚钱；家里没地的，还要比较一下种田和做工价格，择高而就。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蔡菲菲认为，“农民工”虽然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关注的热点，但“农业雇工”却少有人关注。
2013年，蔡菲菲和她的调研团队走访了福建、新疆、湖南、内蒙古的规模农业区，接触到了同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较具流动性的群体——农业雇工。
“农业雇工同为流动人口，却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从城市到农村，从二、三产业到农业；从农村到农村，从农业到农业。农业雇工的出现缓解了不同地区农村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所造成的压力。”蔡菲菲说。
虽然从事的是第一产业，但与自己在老家种地相比，农业雇工的收入比较可观，在劳动力市场可与部分二、三产业竞争。
江之生告诉《民生周刊》记者，他的雇工里，技术较好且能干的工人，3个月收获季可赚到2万多元；以每位工人平均工作一个半月计算，也可拿到1万多元。
而据蔡菲菲调查，短期农业雇工一般一个工作季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以海带工人为例，日工资通常在500到600元，一年工作时间大致为2个月，实际工作时间约25天，这样下来，一个种植季结束，工人就能赚1万多元。”
蔡菲菲的家乡在福建霞浦县，那里以养殖海带、鲍鱼闻名。从她上高中开始，她家楼下就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前来务工的人来自天南海北，以四川、安徽、湖南等中部省份居多。
每年5月，前来赚“海带钱”的农民聚集到劳务市场，等待雇主的“垂青”。随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住在雇主家，每天劳作10个小时，通常要忙到十一二点。蔡菲菲说，霞浦本地人已经熟悉了这些“外来客”，“养鲍鱼的通常来自四川，收海带的一般来自安徽。” 与江之生当年闯北京一样，到霞浦采海带的农业雇工通常也是在老乡的带领下聚集于此，“老乡”也自然成为这一群体获知劳务信息的主要来源。
2013年海带采摘季，原本在福建石狮捕鱼的安徽人王强因为禁鱼而没了差事。经工友介绍，得知收海带工资高，他就到了霞浦。后来听说老板人手不够，又将舅舅、舅妈介绍了过来。
蔡菲菲认为，如果说二、三产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减少，并将之往产业外部推，那么农业规模化经营恰好对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一种“拉力”。
《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仅为25.6%，这部分群体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制造业外。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的2013年劳务用工需求数据显示，这一年，新疆兵团农业雇工的需求比2012年增加了10万人。
随着规模农业的兴起、本地务农人口的逐年流失，農业雇工的身价每年都在上涨，且重心逐步转向卖方市场。
近几年，江之生和丁贵长都明显感觉到，工人越来越难招，工钱每年都要上涨几十元。“现在种藕的地区很多，比如江浙一带，如果工钱给不上去，人家就不来了。”丁贵长说。
游离在保障外
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离开故土成为他乡的耕耘者，目前尚没有统计数据。蔡菲菲认为，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季节工收入的相对提高、城镇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能力下降等因素，农业雇工规模将逐渐扩大。
“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家庭农场数量达6万余户，其雇佣的长工（连续工作半年以上）数量约为160余万。如果再将季节工、短工的2亿多工时折算成100万人的劳动力，那么保守估计，我国农业雇工的数量可达到300万左右。”孙炳耀说。
农业雇工及城市外来务农者的数量尽管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他们同样面临着与流入地的融合问题。除普遍意义上的社保、子女升学、住房等公共服务无法充分享受外，外来务农者还要承担逐年上涨的地租、变幻莫测的拆迁政策、自然灾害等压力；季节性农业雇工则要承担一定的寻工成本和风险。
而在法律层面，农业雇工的权益难以通过现有劳动者保护法及社会保险体系获得保障。孙炳耀解释，因个体农户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受个体农户雇佣的农民无法寻求法律保护。
20年前，江之生在北京东四环租一亩地的地租为300元，如今，在距离河北涿州仅10分钟车程的琉璃河镇，他的地租已上涨到每亩近千元。
10年前刚到琉璃河时，江之生屋后的那片土地还是一片藕塘，如今藕塘已经干涸，取而代之的是享受政策性补贴的树苗。
“合同上签了也没用，土地到时该收还是要收上去。”江之生说。眼下，这100亩藕塘成了他全家四口人的全部收入来源。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升学，江之生在大女儿小升初时便将她送回了老家。目前，他的两个孩子都寄养在亲戚家，只有在过年时一家人才得以短暂团聚。
2012年北京大雨，江之生和老乡的藕塘遭遇大水侵袭，每亩藕塘直接减产1000斤，江之生直言这一年“赔了”。
丁贵长的损失更大，那一年他赔了数百万元，令他不解的是，他打听到当地受灾农民都领到了补贴，可他和老乡们却一分钱都没领到。“可能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吧。”丁贵长猜测。为了扩大藕塘影响力，丁贵长还曾试图联合老乡成立农业合作社，最后也因户籍问题未能如愿。
2012年8月，社科院研究生周亚楠进入海淀区土井村调查时，发现务农者同样因“7·21”大雨损失惨重。当时土井村的城市规划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大棚区即将面临拆迁的消息在外来务农人员间广为流传。“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外来务农人员的生产经营意愿也会受到影响。调查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表示，如果这里拆迁，他们会放弃经营大棚甚至离开北京回老家。”周亚楠说。
琉璃河的地也被收了怎么办？丁贵长说，自己是个农民，只会干农活，如果真到那么一天，就再找块地重新开始。而今年，他已年近半百。
（文中江之生、丁贵长、王强均为化名。）